１９９６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我和巡警卡森正在纽约市一条繁华的闹市区执行巡逻任务，突然，电台中传来警署的指令：第三大街Ｄ座大厦门前发生酗酒斗殴，要我们迅速前往支援。
　　 我们迅速启动警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向出事地点。不到十分钟，我们的警车就到达Ｄ座大厦。只见现场一片混乱，一群光头穿皮夹克的青年挥舞着球棒仍在继续厮打着，先期到达的警力根本无法控制这混乱的局面。
　　 我们来不及多想，迅速从车上拿出警棍，冲向混乱的人群。我们眼前首要的任务是制服那些持械伤人的危险分子，防止他们在人群中制造更大的伤害。
　　 我上前刚将一位举着球棒的高个子青年按在墙角，突然感到脑后猛然遭到一下撞击，瞬间便失去了知觉。
　　 我的妻子玛格丽特是一所小学的老师。结婚三年了，我们一直没有孩子，但是，妻子对我的关爱就如同对待一个调皮而任性的孩子。所以，当她获悉我受伤住院的消息后，她心急如焚地开车快速赶到医院。
　　 望着赶来的妻子，我强笑着对她说：“没什么，医生说是轻微脑震荡，过段时间就可以出院了！”
　　 二十多天后，妻子高兴地将我接出医院。医生说，在家休养一段后就可以上班了。
　　 但是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刚上班不久，我发现自己的感觉器官竟然在倾斜。譬如眼前的物体忽然变歪了；开始怕光怕风，最后连色彩的辨认能力也在逐步消失。
　　 可怕的后遗症再次将我击倒在病床上。住院期间，医生同样无奈地表示，这样的疑难病历，他们也无能为力。
　　 在百般求医无效的情况下，妻子玛格丽特只好将我接回家调养。
　　 回家后，我的情况变得更糟。各种症状在逐渐显露。譬如，听音乐我会感到头晕目眩；电话听筒里的声音在我听来是一声声可怕尖叫。最可怕的是，我的触觉和嗅觉器官也在逐步衰退，分不清洋葱和土豆，闻不出咖啡的香味。
　　 我几乎变成了一个废人，整天躺在床上看着外面的世界发呆。
　　 从我患病那天起，玛格丽特在我耳边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相信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虽然我的神志基本清醒，但身体大部分迟钝的感觉器官却让我倍加痛苦。
　　 妻子根据我的实际情况，亲自为我制定了一套康复课程，每天早晨，当太阳刚刚爬过院外的青藤，她便开始忙碌起来，帮我盥洗按摩头部，吃罢早餐，她就用轮椅将我推到户外去呼吸新鲜空气。在花园里，她时常让我的手去触摸一片叶子或是树干，然后不厌其烦地问我摸到的是什么？常常一问就是几十遍，直到在她的引导下回答正确为止。
　　 为了恢复我的嗅觉，玛格丽特特地在我的病床前点上几个火炉，然后用小锅炖上我最爱吃的几样菜，用餐时，她就将每样菜送到我的面前，亲切地问我闻到的是什么？如此反复，一顿饭常常要吃上两三个小时。有时为了喝一杯鲜橙汁，我们常常大声争吵一番。但是，妻子仍像老师那样继续进行她的课程。
　　 为了唤醒我逐渐失去的感觉记忆，除了保证我正常休息之外，妻子还给我安排了许多恢复感觉的课程。譬如，在我床前摆放了许多从前我的喜爱之物。像精美钥匙链、手帕和毛巾、警徽以及钢笔等零碎之物。
　　 有时，她会突然走过来，将警徽塞到我的手里，大声问我摸到的是什么？每次回答对了，她都会激动地亲吻我。
　　 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每天，妻子都不厌其烦地重复她的“呼唤课程”，一年又一年，从未有过间断。
　　 终于有一天，当她将一杯浅黄色的液体递到我的眼前时，我轻呷了一口脱口而出：“是啤酒！”我清楚地记得妻子略显苍老的脸颊上滚下激动的泪水。
　　 ２００３年，我丧失的所有感觉器官都已基本康复，虽然，我不能再如从前那样上街巡逻。但警署考虑我曾取得文学硕士，就特地安排我到“警官俱乐部”负责撰写“优秀警察的故事”。
　　 这是我为“警察俱乐部”撰写的第一篇文章。因为，我真切地感到，让我的生命重新开始的是妻子那一声声神圣的呼唤。这个声音足以感动每个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