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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初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顺利推进,有赖于农民对党和政府号召的响应与配合。农民的积极入社行为,并非理性思考之后的自觉行为,而是在崇拜心理、憧憬心理和从众心理三种心理支使下的有限理性行为。高级合作化实现以后,高级社的实际绩效低于农民高级社经营心理账户的参照点,农民特别是富裕中农感到失望,失望之后选择了退出高级社,于是出现了1956—1957年的退社风潮。退社风潮之后,党在农村开展了整社运动和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之后,原来闹退社的农民不再要求退社,已经退社的农民又强烈要求回到合作社,本来没有入社的单干户也纷纷要求入社。农民行为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并非出于对高级社的热爱,而是出于沉淀成本和机会成本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