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菊杰/邹振先:见证1984年的狂喜与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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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是12亿人口的东方大国第一次以“中国人民共和国”身份参加奥运会。之后,奥运与这个国家的光荣与梦想开始了越来越紧密的纠结。
  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的所有尝试和成绩,也成为日后中国体育发展思路的基调
  
  “之前参加过好多国际大赛,但真正站在奥运会的赛场里,感觉还是太不一样了。”说起洛杉矶奥运会的经历,邹振先感慨道。
  1984年7月28日,美国当地时间下午4点15分,第23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在洛杉矶纪念体育场举行。10万人的体育馆座无虚席,美国总统里根携夫人出席了开幕式,这在历届奥运会上尚属首次。
  14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方队依次入场,观众报以热烈掌声。当中国代表团二百多名队员,统一着藏青色上装,奶白色裤子(裙子),胸前整齐地佩戴着国徽,踏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进行曲进场时,更是在全场掀起了一个高潮,观众纷纷起立鼓掌。
  在苏联等国家缺席的情况下,中国在奥运会的首次亮相显得格外声势浩荡。回忆起这一幕,53岁的邹振先,还是难掩激动心情。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新中国体育长久积蓄力量的总爆发。在兴奋和忐忑中初次亮相奥运,就意外收获15金。尝到了甜头的中国体育界,开始在竞技体育强国的道路上快马扬鞭。
  
  坎坷的奥运征途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时,他们都正值运动员的最佳年龄……
  当年的“亚洲飞人”——三级跳冠军邹振先,20多年前,邹振先是中国的刘翔。上中学时,看到高年级同学跳三级跳,邹振先上前一试,就打破了校队纪录。18岁开始学三级跳,21岁进国家队,23岁破亚洲纪录,“天赋过人”曾经是邹振先的代名词。
  几年之后,中国田径又有了朱建华。
  邹振先说他是个完全比赛型的选手,见了赛道就激动,见了外国人就“来气”。所以,对大赛的渴望也尤为强烈。
  邹振先的奥运备战从前一届就开始了,1979年底,中国在离开奥运大家庭20年后,重新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和许多年轻运动员一样,邹振先的生活进入了备战1980年奥运会周期。
  中国非常重视首次奥运之行。在没有任何赞助的情况下,国家送田径队到国外集训,邹振先所在的跳远队来到了美国洛杉矶集训,跳高、标枪等项目则去了德国。
  于是,邹振先提前4年体验了来到洛杉矶的兴奋和激动。“物质极大丰富,完全到了另一个世界”。
  此时的栾菊杰也正在国内紧张集训。
  1978年,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上,栾菊杰被对手的断剑刺穿持剑臂,鲜血染红白剑服。她却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比赛,最终夺得亚军。此事震动了国际剑坛。
  1978年作家理由将栾菊杰的事迹写成报告文学《扬眉剑出鞘》,在《新体育》上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中央领导号召全国青年向栾菊杰学习,在“女排热”到来之前,这位外貌清秀的姑娘,是青年人心中的偶像。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邹振先25岁,栾菊杰22岁,都正值运动员的最佳年龄。
  1980年5月,中国代表团得到上级通知,为了抗议前苏联公然出兵阿富汗的行为,中国政府决定和美、日等64个国家及地区一起抵制这届奥运会。失望之余,性格豁达的邹振先迅速转向四年后的洛杉矶备战;而栾菊杰却陷入了困境。
  因为训练过度,栾菊杰得了急性肾炎,“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撑到四年之后,觉得四年是好长的一段时间。”那段日子里,栾菊杰经常夜里辗转反侧,最后得出结论:“还是得苦练,虽然不敢确保结果,但只要自己练到最苦,就能在国家队里坚持久一点。”
  当时栾菊杰已蜚声国际剑坛,是中国击剑的唯一的金字招牌。但面临严重伤病,医生建议她立刻结束运动生涯。能走多久,栾菊杰心里没底。
  4年时光的确能改变许多。
  4年中,“病病怏怏”的栾菊杰每天靠吃中药、打吊针,撑了下来。到1984年之前,迎来了运动生涯新的高峰,仍是中国剑坛的一号人物。
  四年中,身体处于巅峰状态的邹振先,每次到欧洲参加大赛,从未出过前三。却恰在奥运前一个多月,遭遇运动生涯中最严重的伤病。
  为了支持法国《人道报》举办的、共产主义国家运动员参加的一项锦标赛,邹振先不顾奥运在即,坐飞机往返32个小时,参加了这场从未听说过的比赛。
  身体各方面正处在训练状态的邹振先,一到法国来不及倒时差,就匆忙上场,第一跳就伤了。当地没有治疗条件,脚已无法着地的邹振先,飞回了北京。因伤在右脚后跟的脂肪垫,队里用尽所有的方法治疗,都难见成效。奥运会前,邹振先再也没有进行过专项练习。
  法国回来后,再也没人提过那场比赛的重大意义,原本给邹振先下达的夺牌指标再也无人提起。
  说起受伤时的心情,神采飞扬、滔滔不绝的邹振先突然沉默了,视线移向一旁,摆摆手:“我现在是不堪回忆,只能回味了”。
  奥运会前一个月,邹振先随中国田径队一起,来到美国疗伤、训练。
  而4年期盼苦练,已近26岁的栾菊杰终于随中国代表团踏上了奥运征程。
  
  所有都是“第一次”
  
  “这应该是竞技体育的最高舞台了”
  就在中国代表团抵达洛杉矶的前几天,领导突然通知邹振先去参加奥运村的开村仪式,爱凑热闹的邹振先按照领导要求,换上崭新的西装西裤,来到了洛杉矶。
  “到那之后,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为了表达对中国首次参赛的祝贺,组委会特意选择中国运动员,作为进入奥运村的第一人,当时已在世界田坛小有名气的邹振先被选中。
  接过大大的金钥匙,象征性打开奥运村的门;和组委会主席尤布罗斯、洛杉矶市长、奥运村村长一一握手、合影,并且代表全世界运动员讲了一段话。第二天,邹振先和洛杉矶市长的合影,上了美国报纸的头条。
  这段经历,成了邹振先的奥运记忆中最美好的片段。“后来,等心里平息下来,我心想,这么光荣了一把,奥运会即使得不到奖牌,也心满意足了。”做了多年运动员,邹振先明白,拖着这样一只伤脚,自己的奥运经历,注定了不完满的结局。
  作为击剑队唯一的希望,早在1984年上半年,栾菊杰已经认领了指标——“保二争一,至少拿块牌”。尽管击剑队有20名队员同行,但领导明确指示,“中国击剑的任务,就压在你——栾菊杰一个人身上”。
  承载着中国击剑界几代人的期望,心里的压力可想而知。
  按照团里的安排,有夺金指标的运动员都坐在头等舱,以示优待。栾菊杰一听,当时就急了:“不坐,本来人家不紧张,非搞得人紧张。”领导也不含糊:“这是命令。”于是,在“大腕”云集的头等舱里,她独自代表着一个项目。
  “去之前,对奥运会究竟怎么样,一点都不了解,到了赛场才知道奥运会原来这么隆重,这么大”。大家处在从未有过的兴奋感中:“楼好高”“人好多”“美国警察好高大、帅气”。从规模上栾菊杰断定:“这应该是竞技体育的最高舞台了”。
  接下来的开幕式,栾菊杰激动的心情仍在延续:“看台上全是人,走在场里,根本听不到任何声音”。开幕式上,她到处找美国田径界的大腕们签字,入场服的里面,签得密密麻麻。
  在栾菊杰看来,美国人对中国运动员的态度也“出乎意外”的好,“见了我们都喊‘China……’”中国代表团的纪念章一推出即告售罄,最后,一个纪念章的市价竟被炒到了80美金。
  初到“资本主义国家”
  许多队员对那届奥运会的记忆,只限于奥运村内部
  为了确保中国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的成功亮相,中国代表团提前几年就开始了详细的部署。出国前,代表团对开幕式的服装等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在一位香港商人的赞助下,特地量体裁衣,为每位成员订做了入场服。
  有趣的是,按照魏纪中的回忆,中国代表团在开幕式前,向组委会提供的入场曲是《歌唱祖国》,但进场时,响起的却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美国人为何换歌,又从何得到这首曲子,成了谁也解释不清的谜。
  而重中之重是安全问题。
  
  当时的国际局势尚不稳定。1983年4月7日,中国曾就“胡娜出逃事件”单方面终止同美国的体育交往。这次赴美参赛之前,中美双方事先达成了“安全协议”——美国人保证中国运动员的人身安全,中国代表团管好自己的人,防止“出逃事件”再次上演。
  一到洛杉矶,中国队就成了重点保护的对象。“美国人最害怕的是前苏联趁机伤害中国人,然后嫁祸给他们,所以非常重视。”魏纪中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当时他就在代表团办公室工作,主管安全。
  尽管,有安全协议,但初到“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令许多人惊恐万分。
  一天,魏纪中突然接到报告:一个运动队去体育馆的路上,发生了枪击案。据队员们讲,一声枪响,然车后窗玻璃上就打出了一个洞,幸无人员伤亡。魏纪中赶紧联系当地警察,到现场勘察。车窗上,的确有一个小洞,但车内找不到弹壳,也没有其他痕迹。队员们的说法也不一。
  警察局调来弹道专家到现场勘察,最终认定小洞并非弹孔,可能是飞驰的车轮卷起路边的石子,砸到了玻璃所致。
  虚惊一场之后,代表团对纪律的要求更加严格,没有比赛训练,不允许中国运动员随意活动。因此,至今回想,许多人对那届奥运会的记忆,只限于奥运村内部。
  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拥有了两个赞助商——健力宝集团和天津海鸥手表。这些赞助全部是出于爱国热情,不要回报。
  狂喜与失落
  当时听说许海峰夺冠,就惊了“他也能拿冠军?”
  但魏纪中说,那届奥运会时的金牌意识远没有现在浓,“安全来回,没有闪失地完成亮相”是主要目标。
  1984年7月29日,奥运会首日,洛杉矶普拉多射击场上,许海峰的一声枪响,击落了中国奥运历史上的首枚金牌;也为中国人的“奥运狂想”开了个头。
  邹振先说,当时听说许海峰夺冠之后,就惊了:“他也能拿冠军?”在此之前,争夺奥运首金的任务一直压在王义夫的头上。而貌不惊人的许海峰,接受正规射击训练还不到两年。事实上,直到最后一枪,摄像机镜头还是一直对着王义夫。
  “看到人家拿冠军,咱心里也急啊!”邹振先说。到美国之后,尽管有良好的医疗条件,但右脚的伤势恢复得很慢。但三级跳落地平均的冲击力高达800公斤,每一次着地,都是钻心的疼。
  赛前三天,邹振先在脚上打了六针封闭。“后来,队医告诉我,打完针后,我的脚就像是从水里捞上来似的”——疼得全是汗。打完针后,卧床静养,使药水慢慢吸收。“就等最后那一下子了”。
  几天后田径场上,面对熟悉的老对手,邹振先拼尽全力,只跳到16米83,仅4厘米的差距与铜牌擦肩。用邹振先的话说,脚受伤前,跑过去就能达到这个成绩。29岁的老将就这样遗憾地结束了他的奥运旅程。
  同时,栾菊杰在击剑馆里,开始了另一种抗争。
  由于击剑是欧洲的传统项目,欧洲人对这块地盘的“守护”到了疯狂的地步。从中国人站在国际舞台的那一刻起,就一直饱受裁判“欺负”——错判、反判,暗中帮欧洲选手取胜。
  许多年之后,栾菊杰再出去比赛,当初的裁判会跟她说:很抱歉,当时太累了,判错了。一句轻易的抱歉,运动员要承受的却是多少年的屈辱。
  中国曾无数次尝试过罢赛、申诉,但亚洲人在国际剑联里根本没有发言权,“申诉到最后,裁判承认是自己的错判,但比分已成事实,就不能改了”。
  到了后期,中国运动员对错判已经习以为常。“去之前,就知道裁判要错判。”栾菊杰说,“参加国际大赛,不仅要和对手较量,更多的是和裁判斗。”
  早在1981年世锦赛上,栾菊杰在绝对优势情况下,因裁判的“帮忙”,屈居亚军。“如果不是裁判问题,当时的世界冠军就是我。”
  当时初入国际体坛,中国许多项目运动员都受到种种排挤。想胜出必须要有绝对的实力。“所以,队里要求我们出去比赛要做好思想准备,人家打10 分,我们必须要打15分,才可能赢。”
  作为本届奥运会该项上亚洲唯一的夺冠希望,栾菊杰从小组赛起,就成为裁判“围攻”的重点。“越到关键场次整得越厉害,险些没有进入半决赛”。和之前历次大赛一样,中国队抗议、罢赛,都没有起到作用。
  栾菊杰在场上唯一的反抗,就是大叫,用叫声发泄自己的愤怒和怨气。“至少让别人知道我的愤怒,知道我们是不好欺负的”。
  每刺中对手一剑,击剑馆里就回荡起栾菊杰愤怒的叫声。“经常是一场比赛下来,好几天都说不出话来”。
  1984年8月3日,洛杉矶长滩大剧院,栾菊杰终于站在了奥运会女子花剑决赛场上,对手是德国老将汉尼斯。为了避免再因器材被罚分,栾菊杰准备了八支剑。
  这一战她没有给对手和裁判任何机会,关键时刻连赢五分,以绝对优势获胜。
  长久郁积的怨气,在这最后一句叫声里酣畅淋漓地发泄出来。“拿了冠军,我觉得自己终于被承认了,你再想错判我,也没有办法了,我终于拿到冠军了。”这是中国第一个,也是亚洲第一个击剑冠军。
  回国后,每位奥运冠军的人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体委首次发给冠军8000元奖金,奥运奖牌奖金制度也由此成传统,并且数额递增。而更多的人则如邹振先一样,在聚光灯外独自品尝失落。
  而国家和民众对奥运的追逐,从这一届开始,进入了新阶段。
  奥运会之后,两人都结束了自己的体育生涯。邹振先当了国家队的一名助理教练,每逢大赛,自己的队员顶不住时,他又会忘记年龄,穿上跑鞋,上去拼一把。27年后,他仍是三级跳亚洲纪录保持者。
  栾菊杰远赴加拿大学习语言,想为中国人在国际剑联争取一个位子。但由于肾病的影响,未能如愿。24年过去,她依然是中国唯一的一个击剑奥运冠军。
  2008年8月,50岁的栾菊杰将代表加拿大队再次出现在北京奥运的剑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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