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拨乱反正以后，电影界有两位前辈在大会上发言时，常常语锋犀利，给人印象很深。其中一位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大导演谢晋，另一位就是原海燕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石方禹老师，他后来官拜国务院文化部电影局局长，是我们电影圈的顶头上司。
五十年代石方禹老师曾撰一宏文，名曰《和平的最强音》，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里评价很高，后来也就成为他在文革中的一大罪名。因之当年的“修正主义”理论中，有所谓“三和两全”一说，讲的是“和平共存、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云云。石方禹老师先是被戴上了“修正主义分子”帽子，以后自动升级为“苏修特务”，帽子越戴越大，不过在此时此情，尺寸也还算是合适。好在除了再加上“死心塌地紧跟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一条以外，也的确没有什么可以抓他辫子的。当时上面定下的调子是“多年来顽固地贯彻执行了一条文艺黑线，又粗又长……”这一竿子打翻一条大船，船上的一众人等连船老大都一起泡在水里。解放这么多年，电影厂里除了偷懒的、捣蛋的、犯法的，全都在齐心协力积极贯彻这条黑线，是谓法不责众也。所以，方禹老师尽管被批斗，但他一脸正气，一副秀郎架眼镜戴得端端正正，头发纹丝不乱，立出身来，文人、学者、教授、革命知识分子、文艺界领导，集各种腔调一身。他跟老爷叔刘琼交关谈得来，无他，方禹老师也是上海某教会大学的高材生，学贯中西，当时厂中人称他为“假洋鬼子”，卖相交关好，挺括、儒雅。他们两人可谓英雄识英雄，惺惺惜惺惺，一对的的刮刮的上海老克勒，摆到今朝，也仍然十分体面。
记得文革刚结束不久，一次全厂大会，石方禹老师在台上发言说：“文革中抄我家抄去的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也不值几个钱。但是，其中有一本《圣经》，一定要还给我！”讲到这里，台下一片肃静，真是连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可以听得见。
我是听了十分震惊，一是文革才结束多久你就“反攻倒算”；二是此时此地竟然为了讨回一本《圣经》而慷慨陈词；三是当时大家对“宗教事宜”集体失语，在如此的政治氛围下提及《圣经》是极不合时宜的了。我心里不禁在想：石老师差矣。
想不到接下去方禹老师说：“因为里面讲到‘十诫’，‘十诫’当中有一条是不可作伪证陷害他人。”会场底下久久依然一片寂静。
我不知道当时底下有多少人读过《圣经》，我今天大大方方承认：幼年受家母影响似懂非懂地读过，到了中学，那是解放以后好几年了，我把《圣经》当作文化、历史、哲学的书籍又读过，还有在大学里上“西方文艺”时也重读过。我当然清楚“十诫”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方禹老师下面接着明白地讲出了“不可作伪证陷害他人”这句，我想会上的千把人应该也明白无误地知道了这点，因此会场上出现了长时间的静默，的确是死一般的寂静无声……
“十诫”又称“十条诫命”，源出《圣经》中的《出埃及记》，是讲大约公元前，希伯来一千二百五十年左右，为了不愿做埃及人的奴隶，希伯来人的杰出领袖摩西带领族群走出埃及，这是犹太人历史上意义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就在希伯来人西奈半岛的沙漠里流浪时，他们通过摩西与上帝订立了盟约，永远遵守“十诫”做上帝的良民，上帝答应庇佑他们，还许诺给他们一块沃土叫迦南地，让希伯来人繁衍子孙，过上幸福的日子。“十诫”的内容有“须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许奸淫，不准偷盗，不要贪婪他人财色”，还有，“不可作假证陷害他人”。
巧得很，佛教中也说到“十项罪业”，诸如：“杀生、偷盗、邪淫、恶口、贪欲、瞋恚（发怒）、邪见、离间语、杂秽语”，还有一种“妄语”，即讲一切虚诳的假话，作伪证当然是讲假话，属于佛教的“十罪业”（亦名“十不善道”）。看来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世界，早期阶段宗教犯罪和世俗犯罪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分。就是说，一个部落遵从这些盟约就会兴旺发达，大家都不服从就会遭遇逆境，也就是信仰和律法全都没有了的结果。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当年上海文艺界，主要是在电影话剧圈里，最严重的一桩无厘头伪证案，莫过于“中统沪中区敌特案”了。这桩残酷的事实是：沪上一家剧团的一位资料员，王姓女士，文革伊始就交代出这么一个敌特组织：“中统沪中区组”。据她供认，这个中统组织的头是她的丈夫（早在解放前就逃去了台湾。当年他俩的公开身份是某小报的文艺栏目记者，“中统沪中区组”由她和丈夫两人为正、副组长领导活动，还有一名工作人员就是她家的三轮车夫“阿三”。这个组的成员有某人、某人……当场，这位王姓女士就被隔离审查关在单位里了。
王姓女士供认出一个“中统”特务小组，而其中的成员都是解放前活跃在影剧圈里的头面人物（后来分析，她专门供出这些人来是跟她当年跑后台写小报新闻的经历有关），立即就在文艺界引起连锁反应，被她咬出的“中统特务”们的所在单位迅即纷纷成立专案组，也各自将本单位的涉案对象关起来进行隔离审查。这位王姓女士首当其冲，在强大的非理性压力下，她如挤牙膏般，今天一个，隔几天又一个，陆陆续续又供出了一批“沪中区组”的特务来。可悲的是这些被她咬出来的审查对象中，有的人在非理性的压力下崩溃了，熬勿牢屏勿过就承认了自己是这个组的成员。这样，就坐实了王姓女士的伪证供词，于是“沪中区组”“确有其事”的结论必然导致“加压升温”。不久，又有另外的人熬勿牢屏勿过承认了自己是“沪中区组”的特务。还有，此时被圈进来的审查对象中，有些人被迫彼此相互指认，使得原先坚守底线的人压力倍增，更多的人在伪证面前熬勿过去就承认了自己也是“沪中区组”的一员。这种“战果不断扩大”的虚火急剧上升，又带来了新一轮的“加压升温”，就更有人熬勿过去，除了承认自己是“中统特务”以外，开始“揭发检举”其他“埋藏得更深的成员”。可想而知，此时恶果螺旋上升，反复彼此挤压。王姓女士不断“交代”，被圈进来的审查对象不断“揭发”，连环套似反复运动，雪球越滚越大，最后有三十几位影剧界的头面人物被这个“沪中区组”专案圈了进来。
我不得不说，此时此刻，王姓女士是明白自己在作伪证的。老实说，专案组并不清楚她在作伪证，在那种政治态势下，专案组也不可能去想一想，哪怕有一丝怀疑这位王姓女士在作伪证。其他承认自己是“沪中区组”特务的几位，应该说是在高压下被迫承认的。但是，其中指证别人和揭发别人的，当是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作伪证。我不想指责任何当事人，只是就事论事在讲“作伪证”这件事。也许，有信仰，讲法律，应该不会有这么些人被伪证出来。大家都知道，作伪证就是陷害他人。可是，没有“如果、也许”这回事。总之，这个“沪中区组”案子，伪证套伪证，伪证加伪证，使得当时影剧圈里稍微有点名气的艺术家们倍感肃杀，人人自危，连各人家属都惶恐不可终日，无时不刻绷紧了神经，不知哪一天会在大会上一声叱喝点到自己的名字，立时三刻关起来隔离审查！看到这么多解放前在舞台上共同奋斗的战友、老同事被圈了进去，恐怕自己被圈进去也只不过是迟早的事。因此，有些前辈早早整理好一个衣物小包，时刻准备着，说不出哪天早上出门，晚上就有家归不得也。 被“沪中区组”圈进去的审查对象中，也有很多人拒不承认自己参加过这个中统特务组织，任你喊打喊杀，跟王姓女士当面对质，就是一个坚决的“不！”字，正气凛然。不幸的是有几位前辈悲愤之极，不惜以宝贵的生命来抗争。像著名老演员穆宏老师就是拼死一搏的一位，现在再来提及此事，我唯有无语问苍天。
这场浩劫，老爷叔刘琼当然不能幸免，可是他派头十足地对专案组说：“解放前头我刘琼臭名昭著，也算是一个电影皇帝，我真要参加‘中统’还勿是‘闲话一句，交关便当’。随便哪能讲，我哪会去参加迭种‘小报记者夫妻老婆店’，迭格男格解放前不过是个小报记者，‘兰心（大戏院）’、‘卡尔登（长江剧场）’后台窜进窜出，啥人看得起伊？省省吧，格种蹩脚角色会得领导介大介有名格特务组织？啥个‘沪中区组’听也呒没听见过，倷好相信？”
后来我还问过他：“老头子啊，伊拉呒没请侬吃生活？”刘琼颇自负地讲：“呒没，伊拉拨我一句闲话弹回去，响也勿响了。”
还有，硬汉张伐对这个专案组说：“我有哪个闲工夫陪他们玩儿？”也是一句话就把专案组给顶回去了。当然专案组清楚，他们此时也正在审查张伐的另一件案子，那可是比“小报记者”来头大得多了——
解放前，有一次在大光明电影院门口，当时的洋人经理和一个什么人争执起来，带了几名员工对人家拳脚相加。正好张伐走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跟洋人交上了手，恶斗一场之后大家去巡捕房（警察局）解决。正当张伐坐上一部三轮车要上路之际，边上跳上来一位中国青年，讲他看到明明是洋人一帮不对，自告奋勇要陪了去巡捕房作个见证。
到了巡捕房里，这位青年掏出一张派司朝台子上一丢（派司是PASS的音译，原是通行证，沪语“工作证”的统称），“三埭头”（沪语一排房子称“一埭房子”，三排就叫“三埭头”。警官袖标上有三道箍，沪人俗称他们为“三埭头”）一看这张派司，马上起身朝小青年敬礼。
“三埭头”问也勿问就把洋人一批人又训又骂，还低头哈腰将张伐和这位小青年礼送出巡捕房。原来这位青年人是个官二代，伪国民党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的公子是也。他谦虚地自称是上海某大学的学生，喜欢观看话剧电影，对张伐十分崇拜，今天有缘相识，真是三生有幸……
自此这位粉丝就追随张伐出入，剧场后台电影厂摄影棚常见他的身影。过去圈子里人讲起这位“小宣”，大家都知道的，“一个高高的年青人，开一部美国军用吉普卡，屁股后头吊一根四五（口径）的白朗宁手枪，人客气来兮……”格种腔调打扮在当时是学美国电影里的时髦派头，倒也不是什么国民党特务的贼头狗脑。
“小宣”的确是给过张伐一张“派司”。张伐讲：“有了这张派司省事多了，往‘兰心’后台桌上一放，国民党文化特务轻易不敢进来，就是上门例行检查，也是客客气气，打两句官腔就走了。我们演进步话剧少了许多阻碍，当年地下党领导于伶、戴耘几位都是知道的。还有，一些地痞流氓也规矩多了，不敢进来强拉女演员下场了去吃宵夜，太平清静得很。剧团拿这张派司当护身符，能说我是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吗？”
张伐又对我说过：“小宣是给过我一把手枪。当年佩一把自备手枪是时髦有面子的玩意儿，拿把手枪玩玩很神气。后来韩非和史原他们总爱拿出去出风头，我怕他们出事，就收回来把枪还给小宣了。这在当时都是公开的事儿，我张伐算得上反革命吗？”
张伐为人正直，从不跟乱七八糟的人同流合污，清高孤傲而不屑国民党的腐败黑暗，一直在“左联”领导的剧团里演进步话剧，拍进步电影，大家都是清楚的。专案组也明白如果张伐真要参加什么反动组织，一定早就通过“小宣”公子的人脉关系往上爬了，怎么会混到“沪中区组”“小报记者夫妻老婆店”里去作践自己呢？
至于那个国民党警察局长宣铁吾的宝贝儿子官二代，当年大家觉得这个青年大学生不讨厌、不可恶，不见他仗势欺人也不见他热心政治。当然时代不同，这位小宣衙内没有公路飙车恶习，也没有挟女车震秽行，就是“呒没事体来白相相咯”。大家公认他跟张伐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粉丝与偶像的关系，当然查是一定要查清楚的。所以，“沪中区组”专案组也没能拿张伐怎么样。在我亲眼看到的这个敌特专案组的材料中，就数刘琼、张伐两个人的最少了，也不过是各人一张纸而已。他们坚决不承认自己参加过任何国民党特务组织，也根本不知道任何人参加过。“没有参加，没有揭发”。在当时的压力下，两位不愧是血性男儿，铮铮铁汉，彰显英雄本色。写到这里，我肃然起敬，仍然能够感受到天地间一股浩然正气，在我周围氤氲（老头子刘琼最喜欢念文天祥的《正气歌》。电影《国魂》里他演文天祥，大段大段念，平时也常常上口念两句）。
这个案子的终结则有点像电影里的老套头，不知是谁想出了一个主意，拿一张厂里的这个专案组头头的学生照，去给隔离审查的这位王姓女士辨认。这张照片是当年这位头头报考北京某艺术院校时的报名照，一副典型的浪漫主义文艺青年模样，跟赵丹当年拍摄《十字街头》的甫士有得一比。这位王姓女士一看相片就肯定地说：“这个是某某，他也是‘沪中区组’的。”她咬牢的这位某人当年早就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有充分的不在现场证明。专案组就再次喝问她：“看看清楚，这个人到底是谁？”可她还是死口咬定：“这是某某，是‘沪中区组’的。”
专案组头头大怒，就喝令她“抬起头来看看。”王姓女士一抬头，看到这位被她指证为“某某”的“沪中区组”特务、专案组的头头就站在面前时，她一下彻底崩溃了，当场扑通跪倒在地，痛哭流涕说：“倷枪毙我吧，迭格“沪中区组”侪是我一家头瞎编出来格，呒没一句是真格……”
她的撕心裂肺的哀号，能召回“沪中区组”一案的冤死孤魂吗？魂兮归来！
在西方文化中，因为人的祖先不听上帝的话，偷吃了智慧果而负有原罪。不过这点与我们中华文化相反，我们的文化认为：“人之初，性本善”。石方禹老师受过西方教育，他认定人性本恶，要加强外在制度的约束，念念不忘《圣经》里的“十诫”：“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奸淫、偷盗，不可作假证陷害他人……”这些基于人与上帝之间的盟约，就是今天西方律法的基础。可是我们中国人传统上认为人性本善，因此是否就重视道德教化、忽视了外在法治的约束呢？德治和法治能否殊途同归合二而一呢？恕我不是专门家，说不出什么子丑寅卯来。
我只是：谨以此文纪念演员穆宏老师等几位前辈……
五十年代石方禹老师曾撰一宏文，名曰《和平的最强音》，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里评价很高，后来也就成为他在文革中的一大罪名。因之当年的“修正主义”理论中，有所谓“三和两全”一说，讲的是“和平共存、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云云。石方禹老师先是被戴上了“修正主义分子”帽子，以后自动升级为“苏修特务”，帽子越戴越大，不过在此时此情，尺寸也还算是合适。好在除了再加上“死心塌地紧跟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一条以外，也的确没有什么可以抓他辫子的。当时上面定下的调子是“多年来顽固地贯彻执行了一条文艺黑线，又粗又长……”这一竿子打翻一条大船，船上的一众人等连船老大都一起泡在水里。解放这么多年，电影厂里除了偷懒的、捣蛋的、犯法的，全都在齐心协力积极贯彻这条黑线，是谓法不责众也。所以，方禹老师尽管被批斗，但他一脸正气，一副秀郎架眼镜戴得端端正正，头发纹丝不乱，立出身来，文人、学者、教授、革命知识分子、文艺界领导，集各种腔调一身。他跟老爷叔刘琼交关谈得来，无他，方禹老师也是上海某教会大学的高材生，学贯中西，当时厂中人称他为“假洋鬼子”，卖相交关好，挺括、儒雅。他们两人可谓英雄识英雄，惺惺惜惺惺，一对的的刮刮的上海老克勒，摆到今朝，也仍然十分体面。
记得文革刚结束不久，一次全厂大会，石方禹老师在台上发言说：“文革中抄我家抄去的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也不值几个钱。但是，其中有一本《圣经》，一定要还给我！”讲到这里，台下一片肃静，真是连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可以听得见。
我是听了十分震惊，一是文革才结束多久你就“反攻倒算”；二是此时此地竟然为了讨回一本《圣经》而慷慨陈词；三是当时大家对“宗教事宜”集体失语，在如此的政治氛围下提及《圣经》是极不合时宜的了。我心里不禁在想：石老师差矣。
想不到接下去方禹老师说：“因为里面讲到‘十诫’，‘十诫’当中有一条是不可作伪证陷害他人。”会场底下久久依然一片寂静。
我不知道当时底下有多少人读过《圣经》，我今天大大方方承认：幼年受家母影响似懂非懂地读过，到了中学，那是解放以后好几年了，我把《圣经》当作文化、历史、哲学的书籍又读过，还有在大学里上“西方文艺”时也重读过。我当然清楚“十诫”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方禹老师下面接着明白地讲出了“不可作伪证陷害他人”这句，我想会上的千把人应该也明白无误地知道了这点，因此会场上出现了长时间的静默，的确是死一般的寂静无声……
“十诫”又称“十条诫命”，源出《圣经》中的《出埃及记》，是讲大约公元前，希伯来一千二百五十年左右，为了不愿做埃及人的奴隶，希伯来人的杰出领袖摩西带领族群走出埃及，这是犹太人历史上意义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就在希伯来人西奈半岛的沙漠里流浪时，他们通过摩西与上帝订立了盟约，永远遵守“十诫”做上帝的良民，上帝答应庇佑他们，还许诺给他们一块沃土叫迦南地，让希伯来人繁衍子孙，过上幸福的日子。“十诫”的内容有“须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许奸淫，不准偷盗，不要贪婪他人财色”，还有，“不可作假证陷害他人”。
巧得很，佛教中也说到“十项罪业”，诸如：“杀生、偷盗、邪淫、恶口、贪欲、瞋恚（发怒）、邪见、离间语、杂秽语”，还有一种“妄语”，即讲一切虚诳的假话，作伪证当然是讲假话，属于佛教的“十罪业”（亦名“十不善道”）。看来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世界，早期阶段宗教犯罪和世俗犯罪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分。就是说，一个部落遵从这些盟约就会兴旺发达，大家都不服从就会遭遇逆境，也就是信仰和律法全都没有了的结果。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当年上海文艺界，主要是在电影话剧圈里，最严重的一桩无厘头伪证案，莫过于“中统沪中区敌特案”了。这桩残酷的事实是：沪上一家剧团的一位资料员，王姓女士，文革伊始就交代出这么一个敌特组织：“中统沪中区组”。据她供认，这个中统组织的头是她的丈夫（早在解放前就逃去了台湾。当年他俩的公开身份是某小报的文艺栏目记者，“中统沪中区组”由她和丈夫两人为正、副组长领导活动，还有一名工作人员就是她家的三轮车夫“阿三”。这个组的成员有某人、某人……当场，这位王姓女士就被隔离审查关在单位里了。
王姓女士供认出一个“中统”特务小组，而其中的成员都是解放前活跃在影剧圈里的头面人物（后来分析，她专门供出这些人来是跟她当年跑后台写小报新闻的经历有关），立即就在文艺界引起连锁反应，被她咬出的“中统特务”们的所在单位迅即纷纷成立专案组，也各自将本单位的涉案对象关起来进行隔离审查。这位王姓女士首当其冲，在强大的非理性压力下，她如挤牙膏般，今天一个，隔几天又一个，陆陆续续又供出了一批“沪中区组”的特务来。可悲的是这些被她咬出来的审查对象中，有的人在非理性的压力下崩溃了，熬勿牢屏勿过就承认了自己是这个组的成员。这样，就坐实了王姓女士的伪证供词，于是“沪中区组”“确有其事”的结论必然导致“加压升温”。不久，又有另外的人熬勿牢屏勿过承认了自己是“沪中区组”的特务。还有，此时被圈进来的审查对象中，有些人被迫彼此相互指认，使得原先坚守底线的人压力倍增，更多的人在伪证面前熬勿过去就承认了自己也是“沪中区组”的一员。这种“战果不断扩大”的虚火急剧上升，又带来了新一轮的“加压升温”，就更有人熬勿过去，除了承认自己是“中统特务”以外，开始“揭发检举”其他“埋藏得更深的成员”。可想而知，此时恶果螺旋上升，反复彼此挤压。王姓女士不断“交代”，被圈进来的审查对象不断“揭发”，连环套似反复运动，雪球越滚越大，最后有三十几位影剧界的头面人物被这个“沪中区组”专案圈了进来。
我不得不说，此时此刻，王姓女士是明白自己在作伪证的。老实说，专案组并不清楚她在作伪证，在那种政治态势下，专案组也不可能去想一想，哪怕有一丝怀疑这位王姓女士在作伪证。其他承认自己是“沪中区组”特务的几位，应该说是在高压下被迫承认的。但是，其中指证别人和揭发别人的，当是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作伪证。我不想指责任何当事人，只是就事论事在讲“作伪证”这件事。也许，有信仰，讲法律，应该不会有这么些人被伪证出来。大家都知道，作伪证就是陷害他人。可是，没有“如果、也许”这回事。总之，这个“沪中区组”案子，伪证套伪证，伪证加伪证，使得当时影剧圈里稍微有点名气的艺术家们倍感肃杀，人人自危，连各人家属都惶恐不可终日，无时不刻绷紧了神经，不知哪一天会在大会上一声叱喝点到自己的名字，立时三刻关起来隔离审查！看到这么多解放前在舞台上共同奋斗的战友、老同事被圈了进去，恐怕自己被圈进去也只不过是迟早的事。因此，有些前辈早早整理好一个衣物小包，时刻准备着，说不出哪天早上出门，晚上就有家归不得也。 被“沪中区组”圈进去的审查对象中，也有很多人拒不承认自己参加过这个中统特务组织，任你喊打喊杀，跟王姓女士当面对质，就是一个坚决的“不！”字，正气凛然。不幸的是有几位前辈悲愤之极，不惜以宝贵的生命来抗争。像著名老演员穆宏老师就是拼死一搏的一位，现在再来提及此事，我唯有无语问苍天。
这场浩劫，老爷叔刘琼当然不能幸免，可是他派头十足地对专案组说：“解放前头我刘琼臭名昭著，也算是一个电影皇帝，我真要参加‘中统’还勿是‘闲话一句，交关便当’。随便哪能讲，我哪会去参加迭种‘小报记者夫妻老婆店’，迭格男格解放前不过是个小报记者，‘兰心（大戏院）’、‘卡尔登（长江剧场）’后台窜进窜出，啥人看得起伊？省省吧，格种蹩脚角色会得领导介大介有名格特务组织？啥个‘沪中区组’听也呒没听见过，倷好相信？”
后来我还问过他：“老头子啊，伊拉呒没请侬吃生活？”刘琼颇自负地讲：“呒没，伊拉拨我一句闲话弹回去，响也勿响了。”
还有，硬汉张伐对这个专案组说：“我有哪个闲工夫陪他们玩儿？”也是一句话就把专案组给顶回去了。当然专案组清楚，他们此时也正在审查张伐的另一件案子，那可是比“小报记者”来头大得多了——
解放前，有一次在大光明电影院门口，当时的洋人经理和一个什么人争执起来，带了几名员工对人家拳脚相加。正好张伐走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跟洋人交上了手，恶斗一场之后大家去巡捕房（警察局）解决。正当张伐坐上一部三轮车要上路之际，边上跳上来一位中国青年，讲他看到明明是洋人一帮不对，自告奋勇要陪了去巡捕房作个见证。
到了巡捕房里，这位青年掏出一张派司朝台子上一丢（派司是PASS的音译，原是通行证，沪语“工作证”的统称），“三埭头”（沪语一排房子称“一埭房子”，三排就叫“三埭头”。警官袖标上有三道箍，沪人俗称他们为“三埭头”）一看这张派司，马上起身朝小青年敬礼。
“三埭头”问也勿问就把洋人一批人又训又骂，还低头哈腰将张伐和这位小青年礼送出巡捕房。原来这位青年人是个官二代，伪国民党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的公子是也。他谦虚地自称是上海某大学的学生，喜欢观看话剧电影，对张伐十分崇拜，今天有缘相识，真是三生有幸……
自此这位粉丝就追随张伐出入，剧场后台电影厂摄影棚常见他的身影。过去圈子里人讲起这位“小宣”，大家都知道的，“一个高高的年青人，开一部美国军用吉普卡，屁股后头吊一根四五（口径）的白朗宁手枪，人客气来兮……”格种腔调打扮在当时是学美国电影里的时髦派头，倒也不是什么国民党特务的贼头狗脑。
“小宣”的确是给过张伐一张“派司”。张伐讲：“有了这张派司省事多了，往‘兰心’后台桌上一放，国民党文化特务轻易不敢进来，就是上门例行检查，也是客客气气，打两句官腔就走了。我们演进步话剧少了许多阻碍，当年地下党领导于伶、戴耘几位都是知道的。还有，一些地痞流氓也规矩多了，不敢进来强拉女演员下场了去吃宵夜，太平清静得很。剧团拿这张派司当护身符，能说我是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吗？”
张伐又对我说过：“小宣是给过我一把手枪。当年佩一把自备手枪是时髦有面子的玩意儿，拿把手枪玩玩很神气。后来韩非和史原他们总爱拿出去出风头，我怕他们出事，就收回来把枪还给小宣了。这在当时都是公开的事儿，我张伐算得上反革命吗？”
张伐为人正直，从不跟乱七八糟的人同流合污，清高孤傲而不屑国民党的腐败黑暗，一直在“左联”领导的剧团里演进步话剧，拍进步电影，大家都是清楚的。专案组也明白如果张伐真要参加什么反动组织，一定早就通过“小宣”公子的人脉关系往上爬了，怎么会混到“沪中区组”“小报记者夫妻老婆店”里去作践自己呢？
至于那个国民党警察局长宣铁吾的宝贝儿子官二代，当年大家觉得这个青年大学生不讨厌、不可恶，不见他仗势欺人也不见他热心政治。当然时代不同，这位小宣衙内没有公路飙车恶习，也没有挟女车震秽行，就是“呒没事体来白相相咯”。大家公认他跟张伐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粉丝与偶像的关系，当然查是一定要查清楚的。所以，“沪中区组”专案组也没能拿张伐怎么样。在我亲眼看到的这个敌特专案组的材料中，就数刘琼、张伐两个人的最少了，也不过是各人一张纸而已。他们坚决不承认自己参加过任何国民党特务组织，也根本不知道任何人参加过。“没有参加，没有揭发”。在当时的压力下，两位不愧是血性男儿，铮铮铁汉，彰显英雄本色。写到这里，我肃然起敬，仍然能够感受到天地间一股浩然正气，在我周围氤氲（老头子刘琼最喜欢念文天祥的《正气歌》。电影《国魂》里他演文天祥，大段大段念，平时也常常上口念两句）。
这个案子的终结则有点像电影里的老套头，不知是谁想出了一个主意，拿一张厂里的这个专案组头头的学生照，去给隔离审查的这位王姓女士辨认。这张照片是当年这位头头报考北京某艺术院校时的报名照，一副典型的浪漫主义文艺青年模样，跟赵丹当年拍摄《十字街头》的甫士有得一比。这位王姓女士一看相片就肯定地说：“这个是某某，他也是‘沪中区组’的。”她咬牢的这位某人当年早就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有充分的不在现场证明。专案组就再次喝问她：“看看清楚，这个人到底是谁？”可她还是死口咬定：“这是某某，是‘沪中区组’的。”
专案组头头大怒，就喝令她“抬起头来看看。”王姓女士一抬头，看到这位被她指证为“某某”的“沪中区组”特务、专案组的头头就站在面前时，她一下彻底崩溃了，当场扑通跪倒在地，痛哭流涕说：“倷枪毙我吧，迭格“沪中区组”侪是我一家头瞎编出来格，呒没一句是真格……”
她的撕心裂肺的哀号，能召回“沪中区组”一案的冤死孤魂吗？魂兮归来！
在西方文化中，因为人的祖先不听上帝的话，偷吃了智慧果而负有原罪。不过这点与我们中华文化相反，我们的文化认为：“人之初，性本善”。石方禹老师受过西方教育，他认定人性本恶，要加强外在制度的约束，念念不忘《圣经》里的“十诫”：“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奸淫、偷盗，不可作假证陷害他人……”这些基于人与上帝之间的盟约，就是今天西方律法的基础。可是我们中国人传统上认为人性本善，因此是否就重视道德教化、忽视了外在法治的约束呢？德治和法治能否殊途同归合二而一呢？恕我不是专门家，说不出什么子丑寅卯来。
我只是：谨以此文纪念演员穆宏老师等几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