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正好是两个极端,有些人想让你遗忘,现在很多人也确实把他遗忘了;有些人想把他神化,但是神化的过程中他忘了,神化实际上是让人们忘却他的最好的办法。因为最后那个神的破灭是最快的。你只有把他还原成一个真实的人,人们才能记住他。”
　　
　　统论”已经被批判了,你们服气不服气?我说我们已经没有人再提这个对联了。他有点诧异,说你怎么会不同意这个“血统论”呢?我就跟他说,在1965年的时候,放过一个德国电影,叫《马门教授》,讲的是1933年德国法西斯崛起的时候,开始排挤犹太人,也是在学校里中学生打犹太族裔的中学生。“血统论”和德国的那个种族歧视有什么区别,只不过“血统论”就是改成你生在什么家庭,但这都是你先天不能决定的事情,我们不至于笨到支持这么一种观念和观点。
　　那次以后,我们聊的话题就多了起来。后来有一次聊天,我就问他,你为一篇文章栽进来,值不值?他说值啊,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属于弱势群体,没人能发出声音来,现在有这个机会那我就喊得声大点,喊得声大肯定会付出代价,付出什么代价我都值了。但我想当时他也没想到最后宣判为死刑。
　　那时候我跟他讲存在主义,讲我们那时看过的书,他不但没看过,他都没听说过那些书。实际上他整个的思想还是黑格尔辩证法,他的唯物主义还是从费尔巴哈那儿来的。他特别正统,觉得马列主义没有错,而且这个真理是对的。我试图给他讲存在主义,他不要听,他说你们就是吃饱了没事干,胡思乱想,某种意义上他是在批判我们走向了资产阶级自由思想。
　　
　　胸中有盘棋
　　
　　当时监狱里鱼龙混杂。遇罗克就跟预审员要纸和笔,说有重要东西要写,实际上他就把同一个牢房里的人(汇报上去),比如说谁是林彪的人,他在监狱里散布了什么?谁是刘少奇的人,他现在在牢房里跟谁好。他说得头头是道,其实故意扰乱视听。
　　看《风声》以后你就知道,人在高压之下,神经都特脆弱,所以这些人就互相猜忌,而且还分派,搞得特别复杂。我知道这后边的推手就是遇罗克。他呢,还分别找这些人聊天,然后把一个人的事情套出来给套另一方提供子弹。我说你这么弄你累不累啊?他说他得拿这练手,还有好处是这房间里越乱,我们就越能聊天,人家就不会关心我们的思想问题了。
　　他特适合搞政治,对这一套特熟。有一个原因是他一直在社会上不顺,这样他就得跟各方缠斗,研究对方的逻辑和它整个的制度。所以我们同样都关在监狱里,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个看守啊、队长啊、预审员叫什么,人家也不说,他就(对)每个人是谁,谁跟谁的关系摸得一清二楚。你如果去问他关于自己案子的事情,他就知道按照当时的思维程序,这种案子他应该怎么来审问你,展开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收,怎么样给你定罪,那你这个棋应该怎么下,才能尽可能减轻你的罪行,所以监狱里的那些人很崇拜他。
　　但是他跟那些监狱里老干部关系搞不到一块。当时在我们那间关了两个老干部,有一个当时是农科院的副院长,叫石厚刚。我很理解老干部,但遇罗克就逗他们,喜欢拿他们开涮,矛盾就越来越深。
　　石厚刚当时有一本延安的《毛泽东选集》,遇罗克就跟他借,他说不能借给他这种思想反动的人。遇罗克就求我去借。石厚刚一出去提讯或者不在,遇罗克就拿过书去看。他看得特别认真,对照文革里的《毛泽东选集》读,找出有改动的地方,为什么改?之后他跟我说,1949年以后,尤其这几年,毛泽东把自己的思想都改了很多。这实际上变成一种对思想史的研究,当时这就算特别反动。
　　当时一个预审员丁大个儿,就特恨遇罗克,说他这么反动,以为我们就判不了他,将来他要赶上点儿,他肯定也轻不了。他不幸言中。
　　
　　棋局变了
　　
　　那时候,我们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被判死刑。遇罗克跟我说,中央内部矛盾很多,他在等。他当时认为像陈毅、周恩来如果哪天占上风,他肯定就有希望了,因为他跟别的犯人不一样,他没有其他的罪行,他就是一个思想罪,所以他抱有着幻想。而且他以为我的处境反而更难,他说他出去以后会找陈毅帮我斡旋、救我。没想到最后我们都跑到“死刑号”里面去了。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我们那批被判死刑的,全都是思想犯,并不是就地枪决就完了,要拉出去游斗示众。
　　那时候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很痛苦,我们每天被批斗三场到四场,本来是一个卡车一个警察,那还得弄好几个凳子,警察把我们一节一节往上抬;后来他就省事了,就找两个壮点的警察把我们像生猪一样“嘭”的一声扔上去就完了
　　当时我就进“死刑号”的时候,就像老鼠碰见蛇,跑都不会跑了,脑子完全一片空白。
　　遇罗克因为比我们早一批,所以他是事先在那里的,听见有新犯人进来,就摁摁钮,找狱警。那人问什么事,遇罗克就大声说:“我们上一批的人他们都见马克思去了,就剩我一个人,因为我有重大问题要交代,怎么也不找我审讯啊?”实际上他用这个方法告诉我们,来到这不要有幻想,上一批就他一个人活下来,而且他之所以没枪毙是因为他有重大问题交代。
　　3月5日那天早上,让我们提前起床,我们就知道要枪毙人。刑警过来就叫名字,叫谁谁出去。那天我们叫的人最多,差不多都走完了,就没有叫我和另一个同伴,但遇罗克被叫到了。
　　那天是在工人体育馆作最后宣判,他就是那一批执行死刑的,而且是立即执行。
　　
　　反思《出身论》
　　
　　遇罗克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思想、很聪明、很有历史意义的人,但他同时是一个普通人。后来给他平反的时候,旁边很多其他的干部子弟就觉得把他神话化了。
　　现在要不就是很多人就把他忘却,要么就是把他给神化。神化达不到目的,把他神化的时候,别人会想是因为你们思想的局限才这么做。现在把《出身论》重印了,年轻人一看这《出身论》里面写得什么啊?他根本不知道里边有思想。
　　真正要了解遇罗克,应该分析他的人和思想,还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出身论》影响大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上千万上亿的人被压抑,这个东西让他们觉得是说出了心里话。
　　当时遇罗克也承认他那篇(文章)并不是理论上特别完美的。遇罗克说他出去还要继续研究这些马列主义理论,他一直觉得自己研究这个比别人研究的都透。那个时代的人跟现在不一样,想跑官想挣钱,他那时候就想追寻真理。
　　《出身论》的现实意义是它对于贵族血统的一种反讽。“血统论”实际上没有那么严重,以血统来决定社会地位这是免不了的,但是必然存在着新贵和老贵之间的斗争,这是个永恒现象。只不过遇罗克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想把它倒过来,这个想象,在任何社会中都实现不了的。像奥巴马这种在中国就等于是个临时工,后来经过刻苦学习当了一号首长,哪天中国要真突然这样,那大家伙就傻了。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现在年轻人问我遇罗克是谁?我就说他当年就是因为写一篇文章被枪毙了,当年有思想的人就会有危险性,而且当年他作为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的形象,他本身是一个行为艺术,不管这个社会的主流是什么,他可以在任何一个瞬间的机会呐喊出他自己认为的真理。他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个震撼性的后果。
　　现在有人提议把3月5日设成遇罗克日,这是很好的想法,但坏处是容易符号化。
　　研究遇罗克现象要研究中国现在缺什么?他的精神里面哪些还有现实意义?这方面还有有很多工作可做。得有人做实在的工作,要不的话就等于什么也没做。★
　　
　　编者按:
　　1968年1月,《出身论》作者遇罗克被捕,并于1970年3月5日被执行枪决。这一年,遇罗克27岁;这一天,是学习雷锋的纪念日。40年过去了,雷锋依然是榜样,知道遇罗克的青年人却越来越少。2009年清明节,遇罗克雕像在北京通州宋庄美术馆落成,学者于建嵘曾陪同一位名校毕业的年轻法学博士参观,博士指着新落成的雕像问于建嵘:遇罗克是什么人,人们为什么要为他献花? 于建嵘有感于此,撰写了文章《请记住那些曾仰望星空的人》。
　　遇罗克,1942年生于北京,父亲遇崇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土木工程系,母亲王秋琳也曾留学日本,归国后创办“理研铁工厂”,后来均被划成右派。因为出身资产阶级、右派家庭,遇罗克长期受歧视,虽然成绩优异,但两次被大学拒之门外。他先后当过农民、科技资料员、小学代课老师等,被捕前是北京人民机器厂的一名学徒工。
　　1966年7月,遇罗克完成了《出身论》初稿,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出身歧视曾长期成为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依据阶级成分被实际划分为三六九等,影响其就业、升学、入党、入团、参军等几乎所有与个人前途攸关的机会。遇罗克曾尖锐地质疑:“‘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围绕出身问题,遇罗克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他提出“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出身论》于1967年1月18日发表在《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原本印刷的三万份报纸在北京街头被抢售一空,不得不临时加印六万份。《出身论》在当时触动了全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为当时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人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精神解放的理论依据,在社会上引发了轰动。
　　遇罗克终因思考而获罪,并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青年诗人北岛目睹了北京工人体育场里万人欢呼下的最后审判,用诗记录下了自己的感受:
　　“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