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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徐志摩是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学大师，他的生活遭际和诗文成就向为人们所热议，时人和后人、友人与学人都有着自己的看法。港人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立足文学本位给他极高的评价，称其为“现代诗仙”。
[关键词]现代文学 诗歌 诗仙 徐志摩
一、“现代诗仙”的提出及依据
香港学者司马长风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是一部文字清丽、资料充实且敢于立论的“文学史”，向为人所称道。全书共三卷。一九七五年初版。上卷第十四章《重整步伐的新诗》中有“现代的诗圣与诗仙”一节。介绍评述格律派诗人闻一多和徐志摩：“格律派诗人一新月派诗人，闻一多和徐志摩是不争的领袖，也是中国现代诗坛的两个巨峰……”其后评价说：“在诗的成就上闻徐当然不能比拟李杜，但是在诗和人的风格上确是这般近似，近似得叫人惊奇!”
徐志摩是“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定影响的诗人，”作为“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人生和诗作都具有特殊的认识作用和美学价值，“最足供我的研究”。徐志摩生活的背景正是中国文化急剧变革和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的时期，五四运动、狂飙突进。国共和作，北伐战争、国内战争。共和光明。内战阴霾；在这种社会大舞台上演绎的人生代表着当时知识分子隐秘共通的灵魂。他在《猛虎集》自序中说：“你们不用提醒我这是什么日子，不用告诉我这遍地的灾荒。与现有的以及隐伏的更大的变乱。不用向我说今天就有千万人在大水里和身子浸者，或是有千千万万人在极度的饥饿中叫救命。更不用指点我说我的思想是落伍或是我的韵脚是根据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的……”除了新旧文化问、阶级矛盾间和司马长风认为徐志摩的诗，“缺少千锤百炼的功夫，多是灵感来时佳句天成，在人生方面他怀有真挚单纯的信仰——那便是美、爱和自由。他的诗和他的人。都明显的染淆西方的色彩——徐志摩的轻灵飘逸，身上带着牛油面包气味。使人想起诗人李白(李白也满身异国风情)。”
由此可见徐志摩作为“现代诗仙”，主要是指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地位、诗作风格和个人气质的叠加：一是其创作成就和地位高大。在诗坛里是“巨峰”，在新月诗格律诗乃至同期诗人中是“不争的领袖”，在“诗和人的风格上”和李白相似：二是诗风“轻灵飘逸”。多“灵感”且往往“佳句天成”。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倾向，可与诗仙李白的风情媲美；三是信仰“真挚单纯”，染淆西方自由主义、人道精神，个人主观色彩浓厚，极具人性亲和力和人格感染力。“使人想起诗人李白”。
二、“现代诗仙”的浪漫气质及文学特点
党争之斗中的各种主调下，还有其个人遭际中的特定个性：
留学美英，先学经济、后学哲学。终志文学：西方的自由主义、浪漫主义使其人其诗都带有牛油面包的气息，带有浓郁的异国情调，主张个性解放、追求爱的自由。抒写心性成为徐诗的主体价值。特别是他对爱情的认识和体验，也是绝大的冒险，所以胡适、郁达夫等人追念徐志摩的文字也有同类的描写，“他这个人原是一团火，一阵风、一首诗。”在徐志摩的爱情书信中也可以感知到这“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有爱：没有别的天才，就是爱：没有别的能耐，只是爱。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烈士殉国，教士殉道。情人徇情。说到底是一个意思。同一种率真。同一种壮烈。”“爱就是让人成为人。你懂得爱了。你成人的机缘到了”，徐志摩这些爱的誓言无不充溢着“爱、美与自由”的元素。燃烧着炽热而率性的火焰。若与其婚姻之路和逐爱之历相映，可以说徐志摩是一个有着西方浪漫才情和自由气息，融合东方仙风道骨的神异潇洒的风流文人。正如胡适先生说：“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偌大的世界之中。只有他有这信心，冒了绝大的危险，费了无数的麻烦，牺牲了一切平凡的安逸。牺牲了家庭的亲谊和人间的名誉，去追求去试验一个‘梦想之神圣境界’……”由此不难看出。“现代诗仙”的说法并非全由诗的成就而论，也缘其人生经历和个人气质。可以说。超凡脱俗的生活信念和坎坷变革的生命历程辅成了“诗仙”的盛誉。那么作为“现代诗仙”的文学风格主要表现又是什么呢?
1、强烈的个人色彩和浪漫的元素。徐志摩的诗文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往往是个人色彩的汹涌：“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象山洪爆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颐间散作缤纷的花雨《志摩的诗》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减，但大部分还是情感无关拦的泛滥——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但我素性的落拓始终不容我追随一多他们在诗的理论方面下过任何细密的功夫《翡冷翠的一夜》可以说是我的生活上的又一个较大的波折的留痕……”由此可知。他的第一本诗集是“情感无关拦的泛滥”。第二本诗集是“生活上的又一个较大的波折的留痕”：他的第三本诗集是“性灵还在那里挣扎”，是“重压下透露出的一些声响”其中的诗歌都是个人自抒的生活“留痕”和情感的泛滥。是脉含浪漫气息和个人色彩的。《我不知道风向哪个方向吹》、《再别康桥》等代表作即是如此。
2、浓郁的异国情调和轻灵飘逸的韵致。“徐志摩早年留学英美，对当时欧美的各种思潮或流派均有涉猎，尤其他还接触或翻译了哈代，济慈、柯勒律治、华兹华斯以及泰戈尔等人的诗歌，这对他本人的诗歌创作无论是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内容上的异国情调自不多言。诗歌中的欧式文风和欧化诗句也随时随处可见。“我常以为文字无论韵散的圈点并非绝对的必要，我们口头上说笔上写的清利晓畅的时候，段落自然分明，何必多添枝叶去加点画——真好文字其实没有圈点的必要，就怕那些‘科学的’先生们倒有省事的必要。”由此可见徐志摩关注的是清利晓畅的文风。并不怎么看重标点符号，这种欧化的诗体或诗句不乏其例。这也正是司马长风所说其总有些句子和词语“青涩”。这种欧化所带来的“青涩”也正是徐诗的一个标志。再加上其浪漫的气质和深厚的国文功底，诗作自然轻灵飘逸，在当时的国人眼中煞是招摇。飘逸是“逍遥”的人格境界转化为诗学范畴的代名词，前者是指“一种安闲自得的精神自由状态”亦指“一种不累于物，超然自得的精神状态。”“飘”的本意是正举，“逸”的本意是远眺，这一组合词就含有潇洒超脱之意。在古代的诗评传说中成为“一种昭示着老庄人格理想的审美范畴”。李白的诗歌就有老庄的成分在，徐志摩的飘逸颇类李白。亦有庄老思想的因素。所以说李白是“谪仙人”，而徐志摩则是“舶仙人”。带着异国情调又有传统的意味，浮而不俗，艳而不媚。陆小曼曾夸其“写的东西比一般 人来得俏皮，他的诗有几首真是写的象活的一样，有的字用得别提多美呢!有的神仙似的句子看了真叫人神往，叫人忘却人间有烟火气。”
3、反叛现实传统。追求理想境界。徐志摩的人生如此，他的诗文更是如此，诗文与人生达到高度的融合谐调，其诗如人，其人如歌。虽说“宇宙本来是统一的，是神的实现，神无所不在，个人与宇宙是合一的，所以他(泰戈尔)说：“‘日夜在我血脉中流转，生活之流也在世界中流转，有着音节的跳舞’宇宙不是和我们为敌的”；但对现实的反叛不仅表现在徐志摩的做人上，更体现在诗作上。《爱的灵感》张扬爱、美与自由，《爱眉小札》里的情书写出真挚的情感和鲜活的人性。《自剖集》中《婴儿》一诗颇受推重，其主要原因就是反叛现实渴求新生。茅盾在《徐志摩论》中重点作了推介与赏评。对理想的追求作为反叛现实的另一种渠道。徐志摩的诗歌意象和情感王国使人神往：康桥的美丽，爱情的神圣。心性的自由，梦想的完满都表露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是带着镣铐跳舞的普罗米修斯，是敢和世俗挑战的堂吉诃德，直到舞尽人散——乘机羁难，其“轻轻的来”，“不带走一片云彩”的去《再别康桥》给我留下的永远是凌波飞渡的俊逸形象和心旌飘摇的康桥仙境。
4、诗骨奇高，诗象鲜明，诗魂永生。流沙河在《三柱论》中说诗是“三柱擎起平台，建筑空中花园”三柱就是情柱、智柱和象柱。分别构成诗魂，诗骨，诗貌。平台就是指语言文本，徐志摩的名诗佳句就象一座空中花园，让人目乱神迷。别的不说单是《再别康桥》一首的摇曳美，顾盼情，飘逸象。宇宙感。无不流露出作者(抒情诗人)移情入景，借景言情的含蓄和景由心造的自由以及“心为物役”的牵涉。和谐中的矛盾。矛盾中的和谐，由物及人乃至普遍共通的人性、人道。丝丝缕缕串起字字珠玉，编织出光彩夺目的人间胜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说：“作为一个人，他可以有一定的心情意志和个人目的，可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更高意义的人——他是一个‘集体的’人，一个具有人类无意识心理生活并使之具体化的人”徐志摩的诗往往给人一种共通的人性和人道的感觉，让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意象和灵魂，这是人性光辉的闪光和流露。
三、“现代诗仙”说法的合理性及局限性
徐志摩作为“现代诗仙”的说法是比较切合而公允的，但是至今并没能得到广泛的响应。其主要原因在于：
1、茅盾评述徐志摩为“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但“百年的布尔乔亚文学已经发展到最后一阶段，除了光滑的外形和神秘缥缈的内容而外，不能在开出新的花来了”。茅盾在《徐志摩论》里一方面承认“志摩是中国文坛上杰出的代表”，但同时又说他的诗“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无外乎感伤的情绪”，部分“诗篇里流露了颓唐和悲观”，“几乎全是颓唐失望的叹息”，最后流入“怀疑的颓废了”。茅盾对其“盖棺定论”的评价带有明显的阶级倾向和政治色彩。后学自然以茅盾的影响力消解了对徐志摩公正平等的认识。王遥在《中国新文学史稿》对徐志摩的文学成就一笔带过，评价“新月派”的诗“沿着徐志摩以来追求形式格律的老路”，“内容却很空虚，最好的也没有超出人道主义的范围”。显然和茅盾一脉相承。
2、胡适、周作人，梁实秋等人对徐志摩的追悼和评论。虽说比较真诚，但杂有私交的主观情感，显然有惺惺相惜的溢美之辞，并且主要针对人事方面而言的。再加上建国后文学阶级性论争的持续发展，徐志摩长期以来不但没有在这几位先生的荫护下走出，反而被圈定在这几位“友人立场”的壁垒中，以至后学者陷入了文学评论的畸角和盲区。新月诗的这位“领袖”和“巨峰”，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过分强调阶级性和政治化，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过分强调主旋律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3、中国历来倡导道德文章，非常看重人的操守而较少关注人的灵性，有着关注道德和责任而少关心人道和人性的习惯。徐志摩的出身、经历、才华、个性，在新旧交替时莫衷一是。在动荡年代里不合时运。其情爱历程婚姻变故横遭非议，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王国维曾说：“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徐志摩1931遭到飞来横祸，“万种风情无地着”，“留与人间一卷诗”。徐志摩的一个朋友曾批评他“思想之杂”和“感情之浮”。这种以人论文，以人格高下评艺术得失的做法非常有市场，且早已形成传统。“徐志摩去世几年来，赞美和攻讦始终如一对孪生兄弟跟随着他。”“但是他们每人手里拿的都不像纯文艺的天秤”，有的喜欢他的为人：有的疑问他私人的道德：有的单单尊崇他诗中所表现的思想哲学，有的仅喜欢那些软弱的细致的句子，有的每发议论必须牵扯到他的个人生活……眼看着徐志摩被误解、曲解乃至被谩骂，林徽因忍不住替他鸣不平，她说，“一个作家文艺的总成绩更需要一种就文论文，就艺术论艺术的和平判断。”沈从文先生认为“纪念志摩的唯一的方法，应当是扩大我们个人的人格。对世界多一分宽容，多一分爱。”郁达夫也说，“文人之中，有两种人最可以羡慕。一种是象高尔基一样，活到六七十岁，而能写许多有声有色的回忆文的老寿星，其他的一种是如叶赛宁一样的光芒还没有吐尽的天才夭折者。”遗憾的是徐志摩不能作为“前者可以写许多文学史上所不载的文坛起伏的经历，他个人就是一部纵的文学史”，欣慰的是徐志摩作为“后者则可以要求每个时代的文人都写一篇吊他哀他或评他赞他的文字，而成一部横的放大的文苑传。”在“徐志摩现象”的背后，我们亦隐约看见那张社会积淀和文学习惯的大网。
4、香港学者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上卷初版于1975年，1976年再版，正值文革之中：三版于1980年，当是国内常见的版本。此前国内历次文学运动均和政治斗争如影相随，缺乏文学评论的公允和平，再加上十年动乱中文学的荒漠衰草，大家、名师被扭曲甚至遗忘的很多，对徐志摩的正确评价自然无从谈起。国人编写的《现代文学史》或《新文学诗稿》均在文学流派上，阶级纷争上涂抹色素，似乎缺少了文学的宽厚和评论的中肯。这都是我们所能感知到的。
高教社“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立足文学本位，辟出较大的篇幅介绍了徐志摩的生平和作品，对他在文坛上的地位依例表述为“徐志摩是‘新月’诗派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仍然是拘泥于“流派”之中：“快乐是志摩的本色。但从《志摩的诗》开始就不时有幽思呈现，因此诗人有‘诗哲’之称。”很明显“诗哲”仅就其部分诗作的思想深度来说的，并不能完全涵盖他在“诗和人的风格上”给人的全面感受。因此司马长风称徐志摩为“现代诗仙”是名副其实的，但这一说法受到时空局限，在加上我们固有的文学传统和此前的文学倾向尚存惯性，所以没有真正引起应有的重视。好在现在正在向正确的方向逼近：文学的阶级性，文学的政治化已得到较大的改观且还在继续改观：欣赏的多元化和批评的中和性渐为人称道，还徐志摩一个真正的评价早在情理之中。随着影视作品《人间四月天》的热播和徐志摩文集与传记文学的畅销，对他的学术评价和公众形象也趋向公允和本真，透过这些放大了的文苑传奇和爱情故事，我们蓦然发现：“徐志摩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上的一颗巨星。他在短暂的生命里，活跃于中外文化界，为中国新文学新文化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关键词]现代文学 诗歌 诗仙 徐志摩
一、“现代诗仙”的提出及依据
香港学者司马长风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是一部文字清丽、资料充实且敢于立论的“文学史”，向为人所称道。全书共三卷。一九七五年初版。上卷第十四章《重整步伐的新诗》中有“现代的诗圣与诗仙”一节。介绍评述格律派诗人闻一多和徐志摩：“格律派诗人一新月派诗人，闻一多和徐志摩是不争的领袖，也是中国现代诗坛的两个巨峰……”其后评价说：“在诗的成就上闻徐当然不能比拟李杜，但是在诗和人的风格上确是这般近似，近似得叫人惊奇!”
徐志摩是“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定影响的诗人，”作为“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人生和诗作都具有特殊的认识作用和美学价值，“最足供我的研究”。徐志摩生活的背景正是中国文化急剧变革和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的时期，五四运动、狂飙突进。国共和作，北伐战争、国内战争。共和光明。内战阴霾；在这种社会大舞台上演绎的人生代表着当时知识分子隐秘共通的灵魂。他在《猛虎集》自序中说：“你们不用提醒我这是什么日子，不用告诉我这遍地的灾荒。与现有的以及隐伏的更大的变乱。不用向我说今天就有千万人在大水里和身子浸者，或是有千千万万人在极度的饥饿中叫救命。更不用指点我说我的思想是落伍或是我的韵脚是根据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的……”除了新旧文化问、阶级矛盾间和司马长风认为徐志摩的诗，“缺少千锤百炼的功夫，多是灵感来时佳句天成，在人生方面他怀有真挚单纯的信仰——那便是美、爱和自由。他的诗和他的人。都明显的染淆西方的色彩——徐志摩的轻灵飘逸，身上带着牛油面包气味。使人想起诗人李白(李白也满身异国风情)。”
由此可见徐志摩作为“现代诗仙”，主要是指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地位、诗作风格和个人气质的叠加：一是其创作成就和地位高大。在诗坛里是“巨峰”，在新月诗格律诗乃至同期诗人中是“不争的领袖”，在“诗和人的风格上”和李白相似：二是诗风“轻灵飘逸”。多“灵感”且往往“佳句天成”。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倾向，可与诗仙李白的风情媲美；三是信仰“真挚单纯”，染淆西方自由主义、人道精神，个人主观色彩浓厚，极具人性亲和力和人格感染力。“使人想起诗人李白”。
二、“现代诗仙”的浪漫气质及文学特点
党争之斗中的各种主调下，还有其个人遭际中的特定个性：
留学美英，先学经济、后学哲学。终志文学：西方的自由主义、浪漫主义使其人其诗都带有牛油面包的气息，带有浓郁的异国情调，主张个性解放、追求爱的自由。抒写心性成为徐诗的主体价值。特别是他对爱情的认识和体验，也是绝大的冒险，所以胡适、郁达夫等人追念徐志摩的文字也有同类的描写，“他这个人原是一团火，一阵风、一首诗。”在徐志摩的爱情书信中也可以感知到这“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有爱：没有别的天才，就是爱：没有别的能耐，只是爱。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烈士殉国，教士殉道。情人徇情。说到底是一个意思。同一种率真。同一种壮烈。”“爱就是让人成为人。你懂得爱了。你成人的机缘到了”，徐志摩这些爱的誓言无不充溢着“爱、美与自由”的元素。燃烧着炽热而率性的火焰。若与其婚姻之路和逐爱之历相映，可以说徐志摩是一个有着西方浪漫才情和自由气息，融合东方仙风道骨的神异潇洒的风流文人。正如胡适先生说：“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偌大的世界之中。只有他有这信心，冒了绝大的危险，费了无数的麻烦，牺牲了一切平凡的安逸。牺牲了家庭的亲谊和人间的名誉，去追求去试验一个‘梦想之神圣境界’……”由此不难看出。“现代诗仙”的说法并非全由诗的成就而论，也缘其人生经历和个人气质。可以说。超凡脱俗的生活信念和坎坷变革的生命历程辅成了“诗仙”的盛誉。那么作为“现代诗仙”的文学风格主要表现又是什么呢?
1、强烈的个人色彩和浪漫的元素。徐志摩的诗文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往往是个人色彩的汹涌：“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象山洪爆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颐间散作缤纷的花雨《志摩的诗》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减，但大部分还是情感无关拦的泛滥——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但我素性的落拓始终不容我追随一多他们在诗的理论方面下过任何细密的功夫《翡冷翠的一夜》可以说是我的生活上的又一个较大的波折的留痕……”由此可知。他的第一本诗集是“情感无关拦的泛滥”。第二本诗集是“生活上的又一个较大的波折的留痕”：他的第三本诗集是“性灵还在那里挣扎”，是“重压下透露出的一些声响”其中的诗歌都是个人自抒的生活“留痕”和情感的泛滥。是脉含浪漫气息和个人色彩的。《我不知道风向哪个方向吹》、《再别康桥》等代表作即是如此。
2、浓郁的异国情调和轻灵飘逸的韵致。“徐志摩早年留学英美，对当时欧美的各种思潮或流派均有涉猎，尤其他还接触或翻译了哈代，济慈、柯勒律治、华兹华斯以及泰戈尔等人的诗歌，这对他本人的诗歌创作无论是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内容上的异国情调自不多言。诗歌中的欧式文风和欧化诗句也随时随处可见。“我常以为文字无论韵散的圈点并非绝对的必要，我们口头上说笔上写的清利晓畅的时候，段落自然分明，何必多添枝叶去加点画——真好文字其实没有圈点的必要，就怕那些‘科学的’先生们倒有省事的必要。”由此可见徐志摩关注的是清利晓畅的文风。并不怎么看重标点符号，这种欧化的诗体或诗句不乏其例。这也正是司马长风所说其总有些句子和词语“青涩”。这种欧化所带来的“青涩”也正是徐诗的一个标志。再加上其浪漫的气质和深厚的国文功底，诗作自然轻灵飘逸，在当时的国人眼中煞是招摇。飘逸是“逍遥”的人格境界转化为诗学范畴的代名词，前者是指“一种安闲自得的精神自由状态”亦指“一种不累于物，超然自得的精神状态。”“飘”的本意是正举，“逸”的本意是远眺，这一组合词就含有潇洒超脱之意。在古代的诗评传说中成为“一种昭示着老庄人格理想的审美范畴”。李白的诗歌就有老庄的成分在，徐志摩的飘逸颇类李白。亦有庄老思想的因素。所以说李白是“谪仙人”，而徐志摩则是“舶仙人”。带着异国情调又有传统的意味，浮而不俗，艳而不媚。陆小曼曾夸其“写的东西比一般 人来得俏皮，他的诗有几首真是写的象活的一样，有的字用得别提多美呢!有的神仙似的句子看了真叫人神往，叫人忘却人间有烟火气。”
3、反叛现实传统。追求理想境界。徐志摩的人生如此，他的诗文更是如此，诗文与人生达到高度的融合谐调，其诗如人，其人如歌。虽说“宇宙本来是统一的，是神的实现，神无所不在，个人与宇宙是合一的，所以他(泰戈尔)说：“‘日夜在我血脉中流转，生活之流也在世界中流转，有着音节的跳舞’宇宙不是和我们为敌的”；但对现实的反叛不仅表现在徐志摩的做人上，更体现在诗作上。《爱的灵感》张扬爱、美与自由，《爱眉小札》里的情书写出真挚的情感和鲜活的人性。《自剖集》中《婴儿》一诗颇受推重，其主要原因就是反叛现实渴求新生。茅盾在《徐志摩论》中重点作了推介与赏评。对理想的追求作为反叛现实的另一种渠道。徐志摩的诗歌意象和情感王国使人神往：康桥的美丽，爱情的神圣。心性的自由，梦想的完满都表露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是带着镣铐跳舞的普罗米修斯，是敢和世俗挑战的堂吉诃德，直到舞尽人散——乘机羁难，其“轻轻的来”，“不带走一片云彩”的去《再别康桥》给我留下的永远是凌波飞渡的俊逸形象和心旌飘摇的康桥仙境。
4、诗骨奇高，诗象鲜明，诗魂永生。流沙河在《三柱论》中说诗是“三柱擎起平台，建筑空中花园”三柱就是情柱、智柱和象柱。分别构成诗魂，诗骨，诗貌。平台就是指语言文本，徐志摩的名诗佳句就象一座空中花园，让人目乱神迷。别的不说单是《再别康桥》一首的摇曳美，顾盼情，飘逸象。宇宙感。无不流露出作者(抒情诗人)移情入景，借景言情的含蓄和景由心造的自由以及“心为物役”的牵涉。和谐中的矛盾。矛盾中的和谐，由物及人乃至普遍共通的人性、人道。丝丝缕缕串起字字珠玉，编织出光彩夺目的人间胜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说：“作为一个人，他可以有一定的心情意志和个人目的，可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更高意义的人——他是一个‘集体的’人，一个具有人类无意识心理生活并使之具体化的人”徐志摩的诗往往给人一种共通的人性和人道的感觉，让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意象和灵魂，这是人性光辉的闪光和流露。
三、“现代诗仙”说法的合理性及局限性
徐志摩作为“现代诗仙”的说法是比较切合而公允的，但是至今并没能得到广泛的响应。其主要原因在于：
1、茅盾评述徐志摩为“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但“百年的布尔乔亚文学已经发展到最后一阶段，除了光滑的外形和神秘缥缈的内容而外，不能在开出新的花来了”。茅盾在《徐志摩论》里一方面承认“志摩是中国文坛上杰出的代表”，但同时又说他的诗“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无外乎感伤的情绪”，部分“诗篇里流露了颓唐和悲观”，“几乎全是颓唐失望的叹息”，最后流入“怀疑的颓废了”。茅盾对其“盖棺定论”的评价带有明显的阶级倾向和政治色彩。后学自然以茅盾的影响力消解了对徐志摩公正平等的认识。王遥在《中国新文学史稿》对徐志摩的文学成就一笔带过，评价“新月派”的诗“沿着徐志摩以来追求形式格律的老路”，“内容却很空虚，最好的也没有超出人道主义的范围”。显然和茅盾一脉相承。
2、胡适、周作人，梁实秋等人对徐志摩的追悼和评论。虽说比较真诚，但杂有私交的主观情感，显然有惺惺相惜的溢美之辞，并且主要针对人事方面而言的。再加上建国后文学阶级性论争的持续发展，徐志摩长期以来不但没有在这几位先生的荫护下走出，反而被圈定在这几位“友人立场”的壁垒中，以至后学者陷入了文学评论的畸角和盲区。新月诗的这位“领袖”和“巨峰”，显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过分强调阶级性和政治化，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过分强调主旋律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3、中国历来倡导道德文章，非常看重人的操守而较少关注人的灵性，有着关注道德和责任而少关心人道和人性的习惯。徐志摩的出身、经历、才华、个性，在新旧交替时莫衷一是。在动荡年代里不合时运。其情爱历程婚姻变故横遭非议，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王国维曾说：“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徐志摩1931遭到飞来横祸，“万种风情无地着”，“留与人间一卷诗”。徐志摩的一个朋友曾批评他“思想之杂”和“感情之浮”。这种以人论文，以人格高下评艺术得失的做法非常有市场，且早已形成传统。“徐志摩去世几年来，赞美和攻讦始终如一对孪生兄弟跟随着他。”“但是他们每人手里拿的都不像纯文艺的天秤”，有的喜欢他的为人：有的疑问他私人的道德：有的单单尊崇他诗中所表现的思想哲学，有的仅喜欢那些软弱的细致的句子，有的每发议论必须牵扯到他的个人生活……眼看着徐志摩被误解、曲解乃至被谩骂，林徽因忍不住替他鸣不平，她说，“一个作家文艺的总成绩更需要一种就文论文，就艺术论艺术的和平判断。”沈从文先生认为“纪念志摩的唯一的方法，应当是扩大我们个人的人格。对世界多一分宽容，多一分爱。”郁达夫也说，“文人之中，有两种人最可以羡慕。一种是象高尔基一样，活到六七十岁，而能写许多有声有色的回忆文的老寿星，其他的一种是如叶赛宁一样的光芒还没有吐尽的天才夭折者。”遗憾的是徐志摩不能作为“前者可以写许多文学史上所不载的文坛起伏的经历，他个人就是一部纵的文学史”，欣慰的是徐志摩作为“后者则可以要求每个时代的文人都写一篇吊他哀他或评他赞他的文字，而成一部横的放大的文苑传。”在“徐志摩现象”的背后，我们亦隐约看见那张社会积淀和文学习惯的大网。
4、香港学者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上卷初版于1975年，1976年再版，正值文革之中：三版于1980年，当是国内常见的版本。此前国内历次文学运动均和政治斗争如影相随，缺乏文学评论的公允和平，再加上十年动乱中文学的荒漠衰草，大家、名师被扭曲甚至遗忘的很多，对徐志摩的正确评价自然无从谈起。国人编写的《现代文学史》或《新文学诗稿》均在文学流派上，阶级纷争上涂抹色素，似乎缺少了文学的宽厚和评论的中肯。这都是我们所能感知到的。
高教社“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立足文学本位，辟出较大的篇幅介绍了徐志摩的生平和作品，对他在文坛上的地位依例表述为“徐志摩是‘新月’诗派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仍然是拘泥于“流派”之中：“快乐是志摩的本色。但从《志摩的诗》开始就不时有幽思呈现，因此诗人有‘诗哲’之称。”很明显“诗哲”仅就其部分诗作的思想深度来说的，并不能完全涵盖他在“诗和人的风格上”给人的全面感受。因此司马长风称徐志摩为“现代诗仙”是名副其实的，但这一说法受到时空局限，在加上我们固有的文学传统和此前的文学倾向尚存惯性，所以没有真正引起应有的重视。好在现在正在向正确的方向逼近：文学的阶级性，文学的政治化已得到较大的改观且还在继续改观：欣赏的多元化和批评的中和性渐为人称道，还徐志摩一个真正的评价早在情理之中。随着影视作品《人间四月天》的热播和徐志摩文集与传记文学的畅销，对他的学术评价和公众形象也趋向公允和本真，透过这些放大了的文苑传奇和爱情故事，我们蓦然发现：“徐志摩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上的一颗巨星。他在短暂的生命里，活跃于中外文化界，为中国新文学新文化的开创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