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前辈文化名人，我多半是先闻其名而后见其人。著名学者徐震堮先生即是一例。
　　1974年夏，我在上海《辞海》编辑室修订文学条目。一次午后，忽与章培恒先生谈起华东师范大学文史教授的学问。我一连提了三位，都是自以为很有学问的教授，他都没反应。结果李俊民在旁插了一句：“华东师大还有个徐震堮。”不料章培恒立刻說：“徐震堮先生是有学问的。”
　　从我当时的感受来说，在章培恒先生眼里，徐震堮先生应该比我提到的三位名教授更有学问。后来我到华东师大中文系师从万云骏先生读研究生，专攻唐宋诗词。出于好奇，我曾问万先生：“听说徐震堮先生很有学问，果真如此吗？”万先生一听，马上说：“有学问。一般人不及。”我知万先生是吴梅的弟子，擅填词，又问：“徐震堮先生填词也很好吗？”万先生又马上回答：“那当然好，一般人不及。”
　　不过，当时徐震堮先生不在中文系任教，而到华东师大古籍所任所长去了。不久我留校任教，当时学术空气逐渐恢复，老教授们正被重新起用，他们也敢于谈学问了。为了使中文系古典教研室的学术水平有所提升，一次下午的政治学习中，室里特地请徐震堮先生来谈中国古典文学。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年近八旬，身体微胖；手拄拐杖，走路偏慢；步态虽小，却有几分稳健；衣着十分简朴，就一身蓝布中山装。坐在教研室门口处，与我们侃侃而谈。我们教研室十几个人都围坐在他旁边，个个心怀敬佩，人人洗耳恭听。
　　徐先生是浙江人，说话带有浓重的浙江口音，但大家基本上都能听得懂。他先谈了自己小时候读闲书和小说的经历，然后再转到学术上。记得当时他举屈原的《离骚》为例，随口背诵一段并讲解一番，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把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征服了。之后王建定老师还深有感触地叹道：“看来我们这代人与徐先生这代人真没法比。我给学生讲《离骚》，备课都要许多时间，读起来还没有徐先生背得那么流利，惭愧啊！”
　　当时学校鼓励教师一边教学，一边搞科研。我那时在给学生讲古代文学作品课的同时，一边在编写《唐人七绝选》一书。书中有大量的注释工作，因古籍所的工具书特别多，所以有一阵我经常去古籍所查阅资料和工具书，有时我也会碰到徐震堮先生，他总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看书写字，或是慢悠悠地做他的事，我一般都不敢打扰，敬而远之，埋头做我的注释。不过，其中有几条注释一直解决不了，特别是班固《汉书》中的一段文字，啃了半年都未理解。
　　一次，我在学校的林荫道上散步，忽然看见徐震堮先生拄着拐杖，笃悠悠地迎面而来。我想这倒是向他请教疑难文字的好机会，但《汉书》上那段话我一时记不起来，回宿舍拿又根本来不及。我只得硬着头皮向他请教。徐先生当时并不认识我，恐怕至多也仅有点印象而已，见我发问，便停下步子，问是何问题。我只得先打招呼，然后说：“原文记不清了，只记得是《汉书·袁盎晁错传》中的一段，其中有一句是……”由于当时紧张，我连那个句子也背不出来，只说出了两个字。没想到徐先生就凭我说的两个字，立刻把那段文字都背了出来，令我大吃一惊。然后他又解释了一下，对我说：“这也难怪，这里的标点有问题。现在出版的标点本《汉书》，标点错误有三百多处，整个二十四史就更多了，看来还要修订。”
　　我见先生学问如此渊博，便说以后注释中有疑难仍想请教。他马上就把自己的住址告诉了我。数月以后，我集中了几个疑难点上门请教。他笑眯眯地对我说：“噢，我晓得了，你叫孙琴安，万先生的学生，现在在中文系任教。”原来那次路上邂逅，他已从侧面打听了我的情况。随后便为我排疑解惑。说来有趣，在别人那里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到了他那里，往往三言两语，轻轻松松就得到解决。真是神奇！由此我想到了章先生的那句话。
　　不久，我调上海社科院工作，数年后，我听说徐先生的老伴已去世，徐先生已双目失明，便去看望他。他仍住原来的老房子里，只是动作更加迟缓。我想这么些年过去，他也已85岁高龄，本以为他已记不起我，正想自报家门，没想到他一听我声音，便立刻说出了我的名字。又令我大吃一惊。后来我听他的高足朱友华说：“我们学生去看他，他只凭声音，能说出我们每个学生的名字，一个不错。”
　　徐震堮先生于1986年去世，终年86岁。
　　责任编辑 周峥嵘 张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