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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我在甘肃任团省委书记时结识了胡耀邦，并在其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里，与胡耀邦有过多次交往。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境遇下，我亲身感受到胡耀邦活跃、真实、谦逊、大度和光明磊落等多方面的人格魅力。在我的眼里，胡耀邦既是位充满活力和正义感的政治家，又是一位亲切、和蔼、富有人情味的兄长。如今，胡耀邦已离我们而去快20年了，但他永远活在我心里。
经打听得知，胡耀邦这时被邓小平点名“解放”出来，在中国科学院主持党委工作。
听说胡耀邦还住在团中央家属院，地址是富强胡同5号。我就绕来绕去地找到了那个极普通的小四合院。小四合院很窄，前院住的是胡耀邦家，后院住的是胡克实家。
敲门后，是胡耀邦的大儿子德平来开的门。我脚刚迈进门，胡耀邦就迎了出来。他穿着普通的蓝色中山装，灰色的布裤，神情还是当年那样爽朗和热情，但额头和眼角已有了许多皱纹，也有了白发，显得憔悴了许多。想到他和自己一样刚刚经过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劫难，我立刻一阵心酸。胡耀邦紧紧握住我的手，摇了又摇，笑着说：“老共青团员大难不死，又相见了。”
胡耀邦让我在狭窄的小客厅里坐下后，就拉抽屉、翻柜子，满屋子找东西。我问他：“您找什么？”胡耀邦指了指随我一同来的亲戚家的小女孩说：“我们喝茶，给娃娃找点儿吃的。”他后来终于从别的屋子里找到一个小罐，高兴地从里面倒出几个桂圆，对小女孩说：“小娃娃，吃这个，这个比牛奶糖好吃！”
这时，胡耀邦才坐下来，关切地问我是不是也受到了批斗，现在出来工作没有，还有身体、家庭情况等等，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问这问那，关怀备至。他还问到他认识的甘肃的其他一些人的情况，还有甘肃的经济形势。在我回答的过程中，他听着，沉思着，很少插话，能感觉出他心中对国家形势的担忧。听我说完，胡耀邦沉思着说：“党的干部，要在有很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看到一种转机，要做这种转机的推动者，党的干部应当做这样的人。”
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但对当时北京的各种传言，如“四人帮”、“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的身后事及科学院的事，胡耀邦却只字不提。看得出，他没有一点怨恨和不平，更没有激愤的言辞，是那样坦然、平和，甚至没有谈到他受过怎样的磨难以及我后来才知道的腰伤。大难过后，他那种宁静致远、受辱不怨的风度，让我非常感慨和敬佩。我想，只有胸怀宽广、不计恩怨得失、品格高尚的人，才会这样心静如水，我心里对胡耀邦越发多了几分崇敬。
在告别的时候，胡耀邦一直把我送到了小院的大门口，拉着手好久不放，说以后有机会到北京来，一定来家里坐等等。回来的路上，我想，胡耀邦率真、和气、一腔热情的性格一点儿都没变。
身居高位，与“老共青团员”喜相聚
在这次拜访过胡耀邦之后几个月，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粉碎，国家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2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78年，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0年，他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这一段时间，中央高层变动很大，胡耀邦成为一颗耀眼的新星在迅速上升。国家变革，拨乱反正，他充当了中坚，非常忙碌。他先是在中央党校发起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后在中组部顶着压力挑战禁区，亲自接待上访者，平反冤假错案，解救了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紧接着又在中宣部大搞“解放思想”运动。担任政治局高层职务后，他又领导全党搞改革开放，抓经济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我只在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时见过他一次，当时是去北京开会，顺便捎去省里几位老同志的申诉材料给胡耀邦。胡耀邦当时还住在富强胡同，屋子里到处堆着各地来的上诉信函，客厅里坐着好多上访的老干部。因为见胡耀邦那么忙，见面后，与他简单寒暄了几句，转交了材料，我就告辞了。
又过了3年，1981年我去中央党校学习，这时胡耀邦已是党中央主席了。在学习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一同在党校学习的当年的几位老团省委书记，很想看望一下胡耀邦，但知道他特别忙，不便打扰，就联名写了封问候信，托也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胡耀邦的夫人李昭转递给胡耀邦。
没想到第二天，胡耀邦的秘书打电话到学校，让我们几个人不要出去，马上有车来接，胡耀邦要接见我们。
我记得那天是7月26日，北京的天很热，一辆小面包车接我们来到中南海。
大家刚在一个小会议室里落座，胡耀邦就推门进来了。他笑呵呵地叫着每一个人的名字，一一和大家握手，还是那样有力地摇着，好久才松手，大家一下子仿佛又回到了在共青团工作的当年。
坐定后，互相寒暄了一阵儿，胡耀邦指着湖南的同志说：“湖南上访人员最多，政策落实迟了，‘左’的东西消除得不够，思想扭转不快，落实政策阻力很大，给大家平反总要留个小尾巴，说人家‘你总还是有错误嘛’。我去年去了一次，说你把人家搞过头了，两相抵消吧！今年还不错，农业政策落实了，这样就好，对中央的精神不要打折扣。”
接着，胡耀邦又谈到解决河北问题，说他专门去讲了一个话，搞了民意测验，走群众路线，决定了主要负责同志的去留。
大家后来问到全国的形势，胡耀邦高兴地说：农业不错，工业不太理想，宁夏生产尤其不好，减产20%，他准备明年要去那里。他说，抓经济的事发了紧急电报，要求各省委书记亲自动手写3000字的报告，谈明年计划的安排，并要求抓好今年最后的四个月。接着胡耀邦掰着指头说各省的升降幅度，说得很快，数字、百分比记得清清楚楚，令大家十分惊讶。胡耀邦还郑重地说：“生产搞不上去，我们站不住脚。”又说：“我在六中全会上就讲两件事，一是要搞好经济生产建设，一是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治安，一年不懈地抓几次，人民群众就会满意。”
胡耀邦那天谈话兴致很高，最后谈到农业土地承包问题，他神情有点严肃地说：“阻力很大，进度不快，很多地方包不下去，主要是有些同志思想转不过弯子。”他端起杯子喝了口水又说：“我们要求每个省的主要负责同志对这件事要下大力气抓，胆子放大，出了问题是中央的，你们只要包下去，很快就会看到成效的。”
听到这里，我问胡耀邦：“我回去后可否向省委汇报这个意见？”胡耀邦马上说：“可以呀！你就这样对宋平同志讲，你当通讯员。”
不觉之间三个小时过去，到吃午饭的时候了。胡耀邦看了一下表说：“一早上就接你们来了，我们这里星期天也是三顿饭，我请你们几位吃午饭。”于是大家跟胡耀邦来到一个简陋的小餐厅。坐定后，胡耀邦在服务员递过来的单子上用笔画了一个勾，一会儿服务员就端上来一个盘子，里面是四盘菜一盆汤。胡耀邦笑着对大家说：“四菜一汤，米饭管够，吃馒头也可以，来，大家动筷子。”菜是两荤两素，一盘红烧肉，一盘芹菜炒肉、一盘虾米炒萝卜，还有一盘素炒油菜，汤是西红杮鸡蛋汤。菜可能是大锅菜，比较面，但很好吃。五个人吃这么几个菜，勉强够。胡耀邦一边吃饭，一边和大家说笑，像几个好朋友聚在一起，一点儿也看不出他身在高位。吃完饭，服务员收我们每人半斤粮票，钱由胡耀邦付。中央机关后勤管理的严谨和廉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吃完饭，胡耀邦让我们到中南海四处转一转。我们都是第一次到中南海，乐得胡耀邦如此体恤，就在中南海走了走，参观了毛泽东办公和住过的丰泽园，还有光绪皇帝被软禁过的阁楼等。之后，我们就去与胡耀邦告别，胡耀邦正在与人谈话，急忙从会客室出来送我们，在与我握手时，他说：“甘肃，我还是西征时去的，以后一定要再去的。”
回到甘肃，我把胡耀邦接见我们时的谈话向宋平书记和省委作了汇报，甘肃按照胡耀邦对土地承包政策的意见加大了工作力度，取得了突破，这方面工作在全国走在了前头。
台上台下，活在人心便是永生
1982年9月，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后几次视察西北，也特意重点走访了甘肃。他来到许多贫困山区，坐在田头和农民们亲切交谈，了解土地承包后的生产生活情况。特别是1983年7月，他西去甘肃、青海基层走访视察长达20天，行程近万里。当时我任甘肃省人大副主任。记得已经68岁的胡耀邦，在甘肃期间，不辞辛苦，早出晚归，满满当当地视察了7天，先后访问了陇南、陇东、陇中许多县、乡和田野山村。所到之处，他非常动感情地拉着穷苦农民的泥手嘘寒问暖，了解情况。经过在基层的走访调查和听取农民的意见，最后他向甘肃省委明确提出甘肃治穷致富的战略思路应该是：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造山河，治穷致富。他还提出了种草种树的十条具体办法和措施，要求甘肃“反弹琵琶”（借用敦煌壁画的启发），“动员群众大造声势，地动山摇地去搞”。他为此而郑重地为甘肃题了词：“种草种树，治穷致富！”“种草种树、发展牧业，是改变甘肃面貌的根本大计。”
其实，早在1956年3月，当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就主持发起过陕、甘、晋、豫和内蒙古五省（区）青年造林运动，后来扩展到全国，拉开了大规模植树造林的群众运动。任总书记之后，他在甘肃再次倡导植树种草，引导农民治穷致富，使甘肃大地迅速掀起一场绿化运动，并坚持了20多年，取得很大成果。甘肃人民为感激胡耀邦，在兰州北山徐家山专为他立了一座碑，上面刻上了他当年的亲笔题词：“种草种树，治穷致富”。
1988年秋，我去北京开会。这时胡耀邦已辞了总书记职务一年多了。我很想念他，不知道他心情可好，身体怎么样，于是想到再去看他。我约了国家计委办公厅主任、当年的“老共青团员”任景德一同去看他。
胡耀邦任总书记后，从富强胡同搬到了中南海东侧的会计司胡同，辞了总书记后仍住在那里。这是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院子不大，但整洁有致，有很多绿色的花草植物。
胡耀邦一听有客人来访，很快从书房里出来迎接：“噢，是李文辉你啊。”胡耀邦快人快语地说，显得很高兴。我发现，这时的胡耀邦明显地瘦了，头上已有了不少白发，但看上去精神还好。台上台下一个样，胡耀邦任何时候给我的感觉都是一样的，一见面，一样的握手方式，一样的亲切热情，一样的见老朋友式的问长问短。
胡耀邦发现我手里的小纸箱，问：“这是干啥？”我急忙说：“百合，兰州的百合，刚上市的，给你补补身体……”他感叹着说：“好远的路，不容易带啊！”随后把我们让进了客厅坐下。
面对我们的问候，胡耀邦轻松开朗地说：“身体还好，没有什么大毛病，就是这个腿……”他轻轻地拍打了两下膝盖说，“估计还是关节炎呢，骨质增生可能也有一点。”我说：“还有‘文革’中挨斗受的腰伤呢！现在怎么样？”胡耀邦无所谓地说：“也没大问题，每天在按摩，不要紧。”他告诉我们，他已向政治局请了假，准备去湖南休养一段时间，顺便搞点调查研究，后天就要动身。“接到你们的电话，我就说，要来快来，不然就见不到了。”说完这句话，胡耀邦庆幸地向我们微笑着。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我发现胡耀邦和过去有些不同了，他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永远年轻活跃、思维敏捷和十分健谈的胡耀邦，他说话不多了，也不太像过去那样一见面就问这问那，更多的是静静地听对方说，还时常不自觉地出现凝眉思索的表情。对个人际遇，他还是缄口不谈。见他这样，我心里有点难过，知道他不能继续工作，心里不快乐。对一个生性活泼外向、精力才华过人、责任感极强的人来说，不能工作，成天赋闲在家，是多么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啊！思索一定带给了他沉重的压力，他心中的煎熬和忧郁，从他的一颦一笑中淡淡地透露出来，让我看着心中十分伤感。
听我们谈当时的抢购风和飞涨的物价，还有银行的银根紧缩引起的人心浮动，以及担心经济形势恶化等，胡耀邦时常陷入沉默。停一了会儿，胡耀邦弹了弹手上的烟灰，平静地说：“形势会好的，十三大确定的路线是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只要这一条不变，经济会走出低谷的，其他方面……”
听胡耀邦说身体没什么大的毛病，我就建议他每天多在院儿里活动活动，注意健身和保养。胡耀邦说：“闲下来也好，可以静下心来多读点书。马列全集‘文革’时就在读，后来挑起担子就撂下了，现在又可以读了……重新读，又有了新的体会。”胡耀邦还告诉我们，他还读点史学著作和文艺作品什么的，还有《周恩来传》，有时他还练练书法，写写诗，感觉对静思养心很有好处。
要告别的时候，胡耀邦要我等一下，急忙跑到别的屋子里拿来两筒茶叶，硬塞给我：“你一定要拿着，我们都是老共青团员，我吃你的百合，你喝我的茶，大家都保重，这样就好……”
从胡耀邦家回来的路上，我忽然想今天怎么没和胡耀邦合个影，觉得有点遗憾。同行的任景德说：“是啊……下回吧，等他从湖南疗养回来以后，你再来北京时。”但没想到这成了我见胡耀邦的最后一面，合个影的愿望也成了一个永远的遗憾。因为胡耀邦从湖南回到北京后一个月，也就是1989年4月15日，因心脏病突发而不幸去世。我从电视新闻里得知这个噩耗，难过得几天都吃不下饭，人像大病了一场。如今想起最后一次在胡耀邦家听他说的“要来快来，不然就见不到了”那句话，恍然觉得那简直就是一个可怕的谶语。
胡耀邦去世后，我到北京去看望过李昭两次。每每谈起胡耀邦，李昭缱绻之情难已。她曾对我说：“你知道的，耀邦自认为他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但他为党为人民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而且他实实在在是一个好人，一个极其真实、善良、无私而心地透亮的人……他是我的丈夫，更是我敬爱的老师！”
（责任编辑李树泉）
经打听得知，胡耀邦这时被邓小平点名“解放”出来，在中国科学院主持党委工作。
听说胡耀邦还住在团中央家属院，地址是富强胡同5号。我就绕来绕去地找到了那个极普通的小四合院。小四合院很窄，前院住的是胡耀邦家，后院住的是胡克实家。
敲门后，是胡耀邦的大儿子德平来开的门。我脚刚迈进门，胡耀邦就迎了出来。他穿着普通的蓝色中山装，灰色的布裤，神情还是当年那样爽朗和热情，但额头和眼角已有了许多皱纹，也有了白发，显得憔悴了许多。想到他和自己一样刚刚经过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劫难，我立刻一阵心酸。胡耀邦紧紧握住我的手，摇了又摇，笑着说：“老共青团员大难不死，又相见了。”
胡耀邦让我在狭窄的小客厅里坐下后，就拉抽屉、翻柜子，满屋子找东西。我问他：“您找什么？”胡耀邦指了指随我一同来的亲戚家的小女孩说：“我们喝茶，给娃娃找点儿吃的。”他后来终于从别的屋子里找到一个小罐，高兴地从里面倒出几个桂圆，对小女孩说：“小娃娃，吃这个，这个比牛奶糖好吃！”
这时，胡耀邦才坐下来，关切地问我是不是也受到了批斗，现在出来工作没有，还有身体、家庭情况等等，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问这问那，关怀备至。他还问到他认识的甘肃的其他一些人的情况，还有甘肃的经济形势。在我回答的过程中，他听着，沉思着，很少插话，能感觉出他心中对国家形势的担忧。听我说完，胡耀邦沉思着说：“党的干部，要在有很多不利因素的情况下，看到一种转机，要做这种转机的推动者，党的干部应当做这样的人。”
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但对当时北京的各种传言，如“四人帮”、“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的身后事及科学院的事，胡耀邦却只字不提。看得出，他没有一点怨恨和不平，更没有激愤的言辞，是那样坦然、平和，甚至没有谈到他受过怎样的磨难以及我后来才知道的腰伤。大难过后，他那种宁静致远、受辱不怨的风度，让我非常感慨和敬佩。我想，只有胸怀宽广、不计恩怨得失、品格高尚的人，才会这样心静如水，我心里对胡耀邦越发多了几分崇敬。
在告别的时候，胡耀邦一直把我送到了小院的大门口，拉着手好久不放，说以后有机会到北京来，一定来家里坐等等。回来的路上，我想，胡耀邦率真、和气、一腔热情的性格一点儿都没变。
身居高位，与“老共青团员”喜相聚
在这次拜访过胡耀邦之后几个月，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粉碎，国家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2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78年，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80年，他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这一段时间，中央高层变动很大，胡耀邦成为一颗耀眼的新星在迅速上升。国家变革，拨乱反正，他充当了中坚，非常忙碌。他先是在中央党校发起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后在中组部顶着压力挑战禁区，亲自接待上访者，平反冤假错案，解救了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紧接着又在中宣部大搞“解放思想”运动。担任政治局高层职务后，他又领导全党搞改革开放，抓经济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我只在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时见过他一次，当时是去北京开会，顺便捎去省里几位老同志的申诉材料给胡耀邦。胡耀邦当时还住在富强胡同，屋子里到处堆着各地来的上诉信函，客厅里坐着好多上访的老干部。因为见胡耀邦那么忙，见面后，与他简单寒暄了几句，转交了材料，我就告辞了。
又过了3年，1981年我去中央党校学习，这时胡耀邦已是党中央主席了。在学习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一同在党校学习的当年的几位老团省委书记，很想看望一下胡耀邦，但知道他特别忙，不便打扰，就联名写了封问候信，托也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胡耀邦的夫人李昭转递给胡耀邦。
没想到第二天，胡耀邦的秘书打电话到学校，让我们几个人不要出去，马上有车来接，胡耀邦要接见我们。
我记得那天是7月26日，北京的天很热，一辆小面包车接我们来到中南海。
大家刚在一个小会议室里落座，胡耀邦就推门进来了。他笑呵呵地叫着每一个人的名字，一一和大家握手，还是那样有力地摇着，好久才松手，大家一下子仿佛又回到了在共青团工作的当年。
坐定后，互相寒暄了一阵儿，胡耀邦指着湖南的同志说：“湖南上访人员最多，政策落实迟了，‘左’的东西消除得不够，思想扭转不快，落实政策阻力很大，给大家平反总要留个小尾巴，说人家‘你总还是有错误嘛’。我去年去了一次，说你把人家搞过头了，两相抵消吧！今年还不错，农业政策落实了，这样就好，对中央的精神不要打折扣。”
接着，胡耀邦又谈到解决河北问题，说他专门去讲了一个话，搞了民意测验，走群众路线，决定了主要负责同志的去留。
大家后来问到全国的形势，胡耀邦高兴地说：农业不错，工业不太理想，宁夏生产尤其不好，减产20%，他准备明年要去那里。他说，抓经济的事发了紧急电报，要求各省委书记亲自动手写3000字的报告，谈明年计划的安排，并要求抓好今年最后的四个月。接着胡耀邦掰着指头说各省的升降幅度，说得很快，数字、百分比记得清清楚楚，令大家十分惊讶。胡耀邦还郑重地说：“生产搞不上去，我们站不住脚。”又说：“我在六中全会上就讲两件事，一是要搞好经济生产建设，一是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治安，一年不懈地抓几次，人民群众就会满意。”
胡耀邦那天谈话兴致很高，最后谈到农业土地承包问题，他神情有点严肃地说：“阻力很大，进度不快，很多地方包不下去，主要是有些同志思想转不过弯子。”他端起杯子喝了口水又说：“我们要求每个省的主要负责同志对这件事要下大力气抓，胆子放大，出了问题是中央的，你们只要包下去，很快就会看到成效的。”
听到这里，我问胡耀邦：“我回去后可否向省委汇报这个意见？”胡耀邦马上说：“可以呀！你就这样对宋平同志讲，你当通讯员。”
不觉之间三个小时过去，到吃午饭的时候了。胡耀邦看了一下表说：“一早上就接你们来了，我们这里星期天也是三顿饭，我请你们几位吃午饭。”于是大家跟胡耀邦来到一个简陋的小餐厅。坐定后，胡耀邦在服务员递过来的单子上用笔画了一个勾，一会儿服务员就端上来一个盘子，里面是四盘菜一盆汤。胡耀邦笑着对大家说：“四菜一汤，米饭管够，吃馒头也可以，来，大家动筷子。”菜是两荤两素，一盘红烧肉，一盘芹菜炒肉、一盘虾米炒萝卜，还有一盘素炒油菜，汤是西红杮鸡蛋汤。菜可能是大锅菜，比较面，但很好吃。五个人吃这么几个菜，勉强够。胡耀邦一边吃饭，一边和大家说笑，像几个好朋友聚在一起，一点儿也看不出他身在高位。吃完饭，服务员收我们每人半斤粮票，钱由胡耀邦付。中央机关后勤管理的严谨和廉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吃完饭，胡耀邦让我们到中南海四处转一转。我们都是第一次到中南海，乐得胡耀邦如此体恤，就在中南海走了走，参观了毛泽东办公和住过的丰泽园，还有光绪皇帝被软禁过的阁楼等。之后，我们就去与胡耀邦告别，胡耀邦正在与人谈话，急忙从会客室出来送我们，在与我握手时，他说：“甘肃，我还是西征时去的，以后一定要再去的。”
回到甘肃，我把胡耀邦接见我们时的谈话向宋平书记和省委作了汇报，甘肃按照胡耀邦对土地承包政策的意见加大了工作力度，取得了突破，这方面工作在全国走在了前头。
台上台下，活在人心便是永生
1982年9月，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后几次视察西北，也特意重点走访了甘肃。他来到许多贫困山区，坐在田头和农民们亲切交谈，了解土地承包后的生产生活情况。特别是1983年7月，他西去甘肃、青海基层走访视察长达20天，行程近万里。当时我任甘肃省人大副主任。记得已经68岁的胡耀邦，在甘肃期间，不辞辛苦，早出晚归，满满当当地视察了7天，先后访问了陇南、陇东、陇中许多县、乡和田野山村。所到之处，他非常动感情地拉着穷苦农民的泥手嘘寒问暖，了解情况。经过在基层的走访调查和听取农民的意见，最后他向甘肃省委明确提出甘肃治穷致富的战略思路应该是：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造山河，治穷致富。他还提出了种草种树的十条具体办法和措施，要求甘肃“反弹琵琶”（借用敦煌壁画的启发），“动员群众大造声势，地动山摇地去搞”。他为此而郑重地为甘肃题了词：“种草种树，治穷致富！”“种草种树、发展牧业，是改变甘肃面貌的根本大计。”
其实，早在1956年3月，当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就主持发起过陕、甘、晋、豫和内蒙古五省（区）青年造林运动，后来扩展到全国，拉开了大规模植树造林的群众运动。任总书记之后，他在甘肃再次倡导植树种草，引导农民治穷致富，使甘肃大地迅速掀起一场绿化运动，并坚持了20多年，取得很大成果。甘肃人民为感激胡耀邦，在兰州北山徐家山专为他立了一座碑，上面刻上了他当年的亲笔题词：“种草种树，治穷致富”。
1988年秋，我去北京开会。这时胡耀邦已辞了总书记职务一年多了。我很想念他，不知道他心情可好，身体怎么样，于是想到再去看他。我约了国家计委办公厅主任、当年的“老共青团员”任景德一同去看他。
胡耀邦任总书记后，从富强胡同搬到了中南海东侧的会计司胡同，辞了总书记后仍住在那里。这是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院子不大，但整洁有致，有很多绿色的花草植物。
胡耀邦一听有客人来访，很快从书房里出来迎接：“噢，是李文辉你啊。”胡耀邦快人快语地说，显得很高兴。我发现，这时的胡耀邦明显地瘦了，头上已有了不少白发，但看上去精神还好。台上台下一个样，胡耀邦任何时候给我的感觉都是一样的，一见面，一样的握手方式，一样的亲切热情，一样的见老朋友式的问长问短。
胡耀邦发现我手里的小纸箱，问：“这是干啥？”我急忙说：“百合，兰州的百合，刚上市的，给你补补身体……”他感叹着说：“好远的路，不容易带啊！”随后把我们让进了客厅坐下。
面对我们的问候，胡耀邦轻松开朗地说：“身体还好，没有什么大毛病，就是这个腿……”他轻轻地拍打了两下膝盖说，“估计还是关节炎呢，骨质增生可能也有一点。”我说：“还有‘文革’中挨斗受的腰伤呢！现在怎么样？”胡耀邦无所谓地说：“也没大问题，每天在按摩，不要紧。”他告诉我们，他已向政治局请了假，准备去湖南休养一段时间，顺便搞点调查研究，后天就要动身。“接到你们的电话，我就说，要来快来，不然就见不到了。”说完这句话，胡耀邦庆幸地向我们微笑着。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我发现胡耀邦和过去有些不同了，他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永远年轻活跃、思维敏捷和十分健谈的胡耀邦，他说话不多了，也不太像过去那样一见面就问这问那，更多的是静静地听对方说，还时常不自觉地出现凝眉思索的表情。对个人际遇，他还是缄口不谈。见他这样，我心里有点难过，知道他不能继续工作，心里不快乐。对一个生性活泼外向、精力才华过人、责任感极强的人来说，不能工作，成天赋闲在家，是多么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啊！思索一定带给了他沉重的压力，他心中的煎熬和忧郁，从他的一颦一笑中淡淡地透露出来，让我看着心中十分伤感。
听我们谈当时的抢购风和飞涨的物价，还有银行的银根紧缩引起的人心浮动，以及担心经济形势恶化等，胡耀邦时常陷入沉默。停一了会儿，胡耀邦弹了弹手上的烟灰，平静地说：“形势会好的，十三大确定的路线是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只要这一条不变，经济会走出低谷的，其他方面……”
听胡耀邦说身体没什么大的毛病，我就建议他每天多在院儿里活动活动，注意健身和保养。胡耀邦说：“闲下来也好，可以静下心来多读点书。马列全集‘文革’时就在读，后来挑起担子就撂下了，现在又可以读了……重新读，又有了新的体会。”胡耀邦还告诉我们，他还读点史学著作和文艺作品什么的，还有《周恩来传》，有时他还练练书法，写写诗，感觉对静思养心很有好处。
要告别的时候，胡耀邦要我等一下，急忙跑到别的屋子里拿来两筒茶叶，硬塞给我：“你一定要拿着，我们都是老共青团员，我吃你的百合，你喝我的茶，大家都保重，这样就好……”
从胡耀邦家回来的路上，我忽然想今天怎么没和胡耀邦合个影，觉得有点遗憾。同行的任景德说：“是啊……下回吧，等他从湖南疗养回来以后，你再来北京时。”但没想到这成了我见胡耀邦的最后一面，合个影的愿望也成了一个永远的遗憾。因为胡耀邦从湖南回到北京后一个月，也就是1989年4月15日，因心脏病突发而不幸去世。我从电视新闻里得知这个噩耗，难过得几天都吃不下饭，人像大病了一场。如今想起最后一次在胡耀邦家听他说的“要来快来，不然就见不到了”那句话，恍然觉得那简直就是一个可怕的谶语。
胡耀邦去世后，我到北京去看望过李昭两次。每每谈起胡耀邦，李昭缱绻之情难已。她曾对我说：“你知道的，耀邦自认为他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但他为党为人民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而且他实实在在是一个好人，一个极其真实、善良、无私而心地透亮的人……他是我的丈夫，更是我敬爱的老师！”
（责任编辑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