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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座城市：论流亡、历史和想象力》（节选）
两本书
请从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作品集里找出第一卷，其中，有集中在“不成熟的解决方案”名下的四篇早期作品。在这里我们会发现，在他著名的随笔《亚瑟·叔本华，一个老师》之后，是一篇攻击历史和历史主义的、不太广为人知的文章（《历史的用途与滥用》）。
年轻的尼采强烈地谴责，历史主义是一种毫无创造性成分的立场。他转而主要反对德国人（也许很难找到一个哲学家，比尼采更反对德国人）。他还注意到本能的消失，本能被他称为“神圣的动物。”
我们会想起，尼采作为古典语言学者，接受过扎实的教育。他对历史主义的猛烈抨击似乎源于一种内在的矛盾，它属于这一专业独有的特点。尼采的老师，一副虬髯，沿着莱比锡的街道和公园若有所思漫步的大学教授，穿一身黑色的西装，和同样黑色的鞋子。他们熟知关于荷马、品达、希罗多德、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一切。晚上他们回到各自的公寓——挤满了家具——吃点德国酸菜。他们都是为人正直、节制的小资产阶级的范例。这种研究者本身与其研究对象之间的反差，不可能更强烈了。他们所研究的英雄人物——神奇的诗人、欧洲文化的立法者——好像一些巨人，而研究者不过一些靠字典、耐心和无限的时间武装起来的侏儒。他们就像研究火山的专家。但是，他们研究题目的火山性质，一点不减色。他们如何区别于莱比锡其余那些正直的市民？没有区别。在秋天的雾里，身穿双排扣的长礼服，缓缓地走动，就像一些又老又疲惫的大象。
年轻的尼采不能忍受这样的琐碎，不能忍受古典文献学教授惊人的博学与小地方存在的凡俗之间的反差。“生命，”他说，“需要起蹈，就像其他那些人一样舞蹈。”自然，这些呼吁都被忽视，未被引起注意。那些教授，笨拙、近视，不会变成希腊人。尼采也不会，他喜欢吞咽他的母亲打包送到面前的香肠，经历一次变形后，成为阿波罗。
但是尼采感到了，在系统的、实证主义的历史主义和充满幻想的雅典之间存在的惊人反差。他为生活辩护。后来这成为了他的哲学上的强迫症。然而，年轻的尼采，暂时对培植于实证主义精神、关于历史的迂腐见解，还能做出动人、健康的反应。
然而，尼采的随笔却走得更远，它几乎导致对历史主义的废弃、对记忆的贬低。历史记忆对他来说，似乎是创造性的对立面。一个生活于此时此地的人的创造冲动，在遭遇过去时代的伟大模式时可能被弱化。寻常、被用尽了的过去，成为一棵树，在它的阴影里，只有使天才枯萎的致病菌。历史显露着它充满恶意、破坏性的面貌。
现在，请取出另外一本书，兹比格涅夫·赫贝特[1]的《花园里的野蛮人》。它的作者也是一个年轻人，一个来自华沙的三十多岁的诗人，旅行于法国和意大利。这个漫游者，住便宜的旅馆，那么明显地满足于能够越过森严的边界——那时边界被戏剧化地、隐喻地形容为“铁幕”——他不知疲倦地参观意大利和法国的城市，仔细察看大教堂和博物馆、绘画和雕塑，然后草草记下他的印象。他从未有过不满于历史主义的念头。恰恰相反，他对历史——以及历史主义——的感情通常是温柔的。历史性的记忆，尤其是其可爱的组成部分（已被保存在艺术作品里），在他看来，就是某种最为生机勃勃的东西。
《花园里的野蛮人》的作者并没有这样直说，但是，敏锐的读者不禁会注意到，在锡耶纳和阿尔，他全心投入的兴趣，甚至会被一种政治-警察性质的环境所加强。一个从华沙新来的人，获得护照并非毫无困难。他的国家——比起意大利和法国，在拥有大教堂建筑和绘画方面，是多么贫乏啊——毁于残酷的战争和极权主义。更糟糕的是，极权主义宣布了对记忆的战争。由于对其新近宣布的乌托邦不够确信，极权主义就像一个疯子，将他最珍贵的财富从十五楼的窗户扔了出去。
无论谁，如果他没有经历过像这样的事情，就不能理解人们的蔑视，对于极权主义对待历史的所作所为，怀抱的难以置信的蔑视。古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在教科书里被描述成充满错误、胡说、误解和罪行的时代。这也许不能算是最坏的描述，如果它的目的和设想，不是为了对统治制度进行更具奴性的美化和赞颂。
赫贝特以最伟大的爱，谈论古老的绘画作品。这种爱延伸到记录人类工作、人类存在的整个客体的世界。过路人反复经过的石阶、侵蚀的精致的拱门。中世纪天使的微笑。锡耶纳的小咖啡馆、长椅、房屋、广场。
没有人可以指责赫贝特过于天真——他也写下过献给阿比尔派教徒[2]的章节，而且他们被消灭的事实表明，历史也不仅是艺术的领域，而是布满了刽子手。只可惜，即使是那样的残酷以及相应的痛苦，它们也不能借助绘画艺术或任何其他类型的表现形式，将他们自身呈现出来。那种残酷在编年史里被描写；痛苦却与最后一个牺牲者的叫喊一同消失了（除非我们信任画家，那些描述基督痛苦的绘画，相信他们体验的真实性）。
赫贝特接受历史的结构和痛苦的二元性；他知道一个记忆被清算或至少被大大切除的世界，而这就是为什么，《花园里的野蛮人》可以被解释成一个人复活的记录，因为他近距离接触那些灿烂的小城、那些历史的容器。
对于尼采，记忆的载体是那些穿黑色礼服的人，它已经成为某种畸形、麻痹、压抑的东西。赫贝特表达了一种现代的感性、一个来自极权主义国家的公民的敏感性，在那样的国度，红领带取代了黑色双排扣的长礼服、低级的谎言代替了基于实证主义的历史博学。
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历史可能是一种诅咒；在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回溯古代、近似神话般的时代的历史记忆，可能会给巡回的诗人带来兴奋。
出于类似的原因，我们时代的另一些作家，认为记忆高于所有其他文化的价值和优点；将一切尊重都归于记忆（以及那些赞美记忆的作家）——然而我想说，不应给予它这么高的地位。它显然配不上垄断或独裁的地位。记忆是创造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这是不是等于说，记忆比创造性的表达本身，更算是记录和保存了创造性活动？创造性元素的特征，通常与记忆很少有共同之处。比如，创新和反叛：两者都是敌视记忆的。在创造性活动里，也存在某种本质的、漠然的“我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它的特性并不借助自身来说明。也正是这个东西，将粘土转化成雕塑、词语转化成诗歌、自然的沙沙声转换成音乐。然后才是记忆，以及在想象的时刻之间建立起的桥梁。这是多么重要和必要。然而，一个人想要建造一座桥，他还必须首先——一个小细节——来到一条河跟前。 当然，每个人都知道，群众之前也走向过大街和广场，他们只是未能实现颠覆（由于显然的原因）。
七十年代后期在异见运动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也不太大）。我就属于那样一些人，根本不相信在一百年或二百年里，存在推翻极权主义的可能性。但是，反对这个虚假的神权政体，对于我和我的朋友来说，却是一个快乐的源泉；它具有提神之功，它要求持有常新的洞见。但是，除了一小部分的疯子之外，没有人真正指望运动会取得迅速、实际的成功。
在那之前，我已经相信极权主义就是“历史”。后来，我才分开这两个概念；我开始懂得，即使暴政存在，历史进程也会继续。然而现在，有一段时间了，我相信，即使历史不等于极权主义，但在历史里，仍然存在某种极权主义的东西。它强令有一个自称“时代精神”的最高指挥官。它迫使我们每天收听BBC。它使我们想到大群明星荟萃的好莱坞：科拉松·阿基诺[1]、乔治·布什、列赫·瓦文萨[2]、玛格丽特·撒切尔、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汉斯-迪特里希·根舍[3]。
好吧。我不是疯子（很幸运），而且我并不梦想逃离历史真实。为了活到一个成熟的高龄，且不被宣布为一个失语的诗人或作者，为了防止自己被“美”和“历史”粉碎（“美”常常导致谎言，而“历史”往往导致自然主义），我必须从“历史”的雪崩后退一步。这并不容易，在我的语言和文学里，历史真实就是上帝。
这场变化来得太迟。但是，对于我，想象它的巨大和意义还是太早。西方的人们只是这里的观察者。对于我，极权主义既是一个噩梦，也是我文学的主题，一个压迫者和一个玩具，是警察的监视，是讲述政治笑话时的狂喜。我并非想要假装成一个怀疑派的、睿智的、成熟的人士，我真的并不知道发生在东边的巨变意味着什么，或者它在我身上、在我的写作、我的思想、我的生活里，究竟会带来怎样的改变。一种使人反感的文明在衰退；但它确曾塑造了我，我反抗它，我试图逃离它，无论我喜欢与否，它已成为我身上最显著的标志。在我弄清发生了什么之前，也许还需要一些时间。
我不会哀悼那种令人厌恶的历史试验，那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我只是被它的骤然垮掉震惊了，我为欧洲的未来焦虑和担忧。在“美”和“诚实”之间，在许多问号之间，在美和历史之间，我感到踌躇。
译注：
[1]科拉松·阿基诺（1933-），全名为玛莉亚·科拉松柯莉"）·柯峻科·阿基诺，菲律宾第11任总统（1986-1992年）。
[2]莱赫·瓦文萨（1943-），波兰政治活动家、团结工会领导人。1967年在格但斯克造船厂当电工，在1980年代工潮期间，担任格但斯克联合罢工委员会主席。198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90-1995年任波兰总统。
[3]汉斯-迪特里希·根舍（1927-），德国自由民主党（FDP）的一名重要人物。1969-1974年曾担任德国内政部长，1974年-1992年曾担任德国外交部长、德国副总理。
司汤达
在《亨利·勃吕拉传》里，司汤达写道：
我到了西斯廷教堂，像一只十足的绵羊，也就是说，很不高兴，我的想象力就完全不能飞起来。
司汤达的说法表面看好像似是而非：在充满宝藏的西斯廷教堂，他却不能在那些艺术品中获得乐趣，因为1835年11月24日那天，他的想象力不知道如何“飞起来”。
哎呀——敏感的司汤达置身于西斯廷教堂，却一无所获，完全惨败。这就是说，任何人要想能够欣赏艺术品，还得选择一个好日子，要有顺畅、被唤醒的想象力。
那是十分显然的嘛，无趣的读者可能会说。
那么在想象力“飞起来”时会怎么样呢？当想象力滑翔在空中时，我们将自己完全交给了白日梦。这就是说，想象力的翱翔并不需要知道那激发飞行的艺术品。被一首奏鸣曲、一尊雕塑、一首诗或一幅画激活的白日梦，很快就将屈从于一个人的自我陶醉。我们对于那导致我们处于昏昏然状态的刺激，心里怀着感激——还有什么？但事实上，想象力常常从机场飞走，消失在太空里。
这是一个相当令人羞耻的现象：想象力的自我陶醉，它内在的力量。如果谁真能把它彻底想清楚，他可能不得不说，艺术既不是为了那些没有想象力的人（他们根本无兴趣），也不是为了那些被赋予了想象力的人，因为这些人使用艺术，就跟他们曾经使用鼻烟一样，就是为了打喷嚏的快乐。
只有一件事变得清楚了：批评家为什么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如果他们具有足够的想象力，他们就不会对具体的艺术作品说什么；他们就会沉浸于自己的白日梦。不过，还是得有人坐下来评判艺术的。
三种历史
至少有三种不同的人类历史，不止一种：暴力的历史，美的历史，和苦难的历史。只有前两种历史或多或少被编录和记载。它们各有其教科书和教授。但是，苦难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它是无声的。也就是，从历史学上来说，它是无声的。一声尖叫不会持续太久，没有任何记录的符号表现它，使其长久。
这也就是为什么理解奥斯维辛的本质是那么困难。从暴力的历史观来看，它只是一段不值得仔细研究的插曲。研究其他，如瓦格拉姆战役[1]，就有趣得多。就苦难的历史而言，奥斯维辛是最根本的。不幸的是，苦难的历史并不存在。艺术史家对奥斯维辛也不感兴趣。泥泞，营房，低沉的天空。尘雾和四棵枯杨树。俄耳甫斯[2]不会漫步到这里。奥菲莉娅[3]不会选择在此投河自尽。
译注：
[1]1809年7月拿破仑率领的法军与奥军在维也纳东北瓦格拉姆进行的一场决战。
[2]古希腊神话中的歌手，诗人的原型。
[3]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女主人公。
圣人彼得的报告
我想提请最高当局注意一个事实，乍一看它似乎没有意义：通过观察（只有很少的人有机会这么做），人的多种类型（多么丰富的类型啊！但是，在此现象之下，也许只有三、四种基本的变体而已），我发现某些异常奇特的东西。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在我们的领域，我们将人分为道德家和虚无主义者。近来我不无怀疑地检视了这种划分；我虽然不敢公开地提出异议，因为我知道与此相关的意义重大；我们的整个机制几乎都建立在这个区别上。 只有一个人真正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一个看门人，正是这个人。道德家，哦，他们往往乘出租车而来。他们是很富足的，身上散发着古龙香水的味道，他们带着文凭和剪报、评论文章，常常还有自己与教皇在一起的照片。虚无主义者往往步行而来，累得要死的样子，不修边幅，愁眉苦脸，通常身无分文。他们没有什么好炫耀的。
道德家装得像是来此出席另一个国际会议的样子。他们会问给他们预定了什么房间；他们很在意地询问他们的朋友住在什么地方。他们说话的语气，像是在说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这都是些容易发怒的人，习惯于奢侈。
虚无主义者不要求任何东西，他们来了很快就睡。情绪低落，他们知道他们只是在从一个地域转移到另一个地狱。
我必须承认，有时候，我会有意调换他们的房间，将一个虚无主义者送进预先留给一个道德势利眼的房间。
历史想象力
当我还是一名渴望知识的高中生时，我经常去听那些来到我们偏远城市的著名人物的讲座。
他们通常都是某个专门领域的专家：一个讲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另一个讲荷兰绘画的黄金时代，还有一个讲斯坦尼斯拉夫·维斯皮安斯基[1]的戏剧。
听众往往都是一些像我一样的高中生和退休的老人。第一类听众想要知道那等待他们的生活会是怎样；第二类听众却想试着理解生活曾经是怎样的。
甚至最成功的讲座——举例来说，由一个来自华沙的高个子、鬓发灰白的嘉宾所做的关于中世纪建筑的讲座，他讲得那么热情四溢，听者不由得想，他是在提出一个未来城市的规划——而这使我们两类听众都不免有些失望，因为他完全没有给我们两边的基本问题带来答案。
有一天将要举办一个关于历史想象力的讲座。我们这些来听讲座的常客，便询问主管人谁来做嘉宾。这一次我们被告知，既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也不是科学家，而是一个诗人，而且他很有才华，却不是很有名。很多年里他在当局都不受待见，但是其时他的处境至少有所改善，所以他可以公开发表作品并会见公众了。（“那又怎么样，”我的一个高中朋友叹息道。“如果公众根本都不知道他，那会怎样？不受当局待见，跟着就是不受读者待见。”）
终于他出现了。他和以前演讲的人很不一样，安静，几乎没什么确信，好像他也不相信会有什么人理解他。听众席里不多不少只有五个人。
“我们知道得那样少，”他强调说，“我们把一切都交给了历史。我们用历史解释一切。上一场战争，”他说，“是一场悲惨的灾难，不只是因为数百万无辜的人们死于战争。那是主要方面。而是因为在那场战争中，我们失去的，不仅是那些被讯问、再被判决而遭谋杀的人的尊严，还有更多的人的尊严，他们生活着，作为一种非历史的、永久的存在，无助地纠缠于历史之中，这样的人更多。”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是否注意到，”他问我们——五个人：三个高中生和两个年纪更大的妇女，其中一个听了几分钟后就像一个印第安人安静地睡着了——“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是否注意到，现在写下的诗歌、小说、电影剧本都把一切归咎于历史？你们是否注意到，我们已不再存在？也就是，作为意志和思想之心脏的人，透视个体命运的眼球，不再存在？
“只有充斥、租用、摧毁、全面而彻底地限定我们的历史，留了下来。历史想象力，如你们肯定知道的那样，这个后来发展出来却已过度的东西，怪兽一样，寄生虫一样地吞噬一切别的事物，一切别的类型的想象力和思想，甚至剥夺的不是它们的自由，不，而是它们最小的尊严的痕迹也剥夺了。很久以前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作为旅者，只是偶然地遇到暴力的场景、死亡、战斗。有人合上眼睛，有人试图跑开，其他的人仍然受到保护。
“我们不一样，我们来自另外的地方，邪恶使我们异常惊讶。我们不能理解苦难了。现在一切都被改变了：我们成了历史的存在。某个斯大林或希特勒站在我们的摇篮边，制服的破布条已被缝进我们的套装；我们必须一直找某个复仇，或拯救某个人，而当它发生时，我们自己就犯下一个错误或罪过，历史想象力成了我们的律师。我们会说，啊，不是我，是这个时代。我们做的全都一样，我们说，历史想象力是我们的提词员。
“我们变得亲昵于历史，经验与无经验、黑夜与白昼、音乐和统计学之间的边界。但是我永远都不会同意这一点。我宁愿相信我是受造的，也不愿相信我是历史的产物，我宁愿我是可笑的，也不愿我是普通的，我宁愿一无所知，也不愿无所不知。”
他累了。他停了下来并很快离开大礼堂，没有等谁提问或表示不同意见。我们被独自留了下来，五个年龄不同的人。我们什么也没说，我们中谁也没有勇气去唤醒那个睡着的妇女。那是夜晚，十一月；我们的手表，安静地滴答、滴答响。
译注：
[1]斯坦尼斯拉夫·维斯皮安基（Stanislaw Wyspianski 1869-1906），波兰著名剧作家、诗人和画家。
来自另一个世界
诗歌来自于另一个世界。来自怎样一个世界？来自内心生活所在的世界。那样一个世界存在于何处？我无法说出。思想，隐喻，以及情绪，来自另一个世界。有时它们充满崇高的信任，在另外的时候却显露出轻蔑和讽刺。它们出现在奇怪的时间里，未经邀请，突然到来。然而，当它们被邀请的时候，它们却宁可不露面。
在巴黎的街上，哑剧艺人取悦众人的方法，常常是模仿某些庄重的过路人的步伐，他们赶着上班，手提沉重的公文包，大脑里是沉重的想法。哑剧艺人像这样跟在某个人后，煞有介事地模仿其走路的样子、表情、姿态、一本正经、急切、全神贯注。一旦过路人意识到他身后跟着一个活动的效颦者，正在模仿他，戏谑游戏就终止了，人们放声大笑，被开玩笑的人加紧他的步伐，消失于小巷；然后，表演者鞠躬，一点一点收钱。
精神生命也在类似地模仿这个政治、历史和经济的严肃世界。它就跟在后后，一步一步，或悲哀或高兴。它跟在真实的世界之后，像一个狂热的、红头发的守护天使，并且大哭或大笑，演奏着小提琴或背诵着诗歌。当现实终于意识到它并不是独自存在时，那个幻影的影子朝公众鞠一躬，就消失了。 诗歌来自于另一个世界。来自何处？我不知道。
自我中心主义
莉迪亚·楚可夫斯基[1]，她与索尔仁尼琴相熟，在其回忆录中，谈到《古拉格群岛》是如何写成的。索尔仁尼琴将全部空闲时间都倾注在了这部作品上。他没有用于闲谈。午饭一吃完，他就匆忙离开饭桌投入工作。他不再拜访朋友。朋友们强烈地指责他自我中心主义。
译注：
[1]莉迪亚·楚可夫斯基（1907-1996），俄国诗人、作家。著有《日记 1936-1976》《公开的词》《在死亡这边》等。她的父亲是著名儿童作家柯内·伊万诺维奇·楚可夫斯基（1882-1969）。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找到了一种对付受难的方法——他将它纳入科学的视角之中。从那以后，他和地球这颗行星及其轨道卫星上不计其数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就可以安然酣睡了。
空 虚
一个诗人去见一位扎迪茨[1]。这位扎迪茨给诗人上了茶和杏仁，并指给他看城市的风景。他的住所在20层；整个城市的河流和运河都如花岗岩中云母的纹理在闪烁。这是一个和煦的秋日，拖船与满载谷物的庞大货船眉来眼去。
“你在想什么？”扎迪茨终于问道。“我看有什么事情折磨着你。”
“是的，”诗人回答道，“我需要你的帮助，那烦扰我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很难找到准确的词语……”
扎迪茨安静地坐在扶手椅上，仔细看着他那修剪匀整的指甲。
“我被空虚折磨着，”过了一会儿诗人说道。“虚无。有很多天我不能写作，甚至不能思考。有许多美妙的日子，富于发现和梦想，那样的日子是宝藏。但是，在那之后，是数周的沉默，绝望。”
扎迪茨笑了，以一种相当职业的方式—就像医生、精神分析师、登山向导的微笑。
“你是一个幸运的人，”他停了片刻后说，“上帝不时造访你。想象一下有一间房子，里面有许多件沉重的家具、屏幕和帘子，古董箱紧邻着中国花瓶—永远不会有一道光进入这间房子—你就像是一个宽敞的房子，其中只有一把椅子。这把椅子立在屋中央，等待着。它有的是时间。空虚就是无限的忍耐。虚无在等待充满。绝望在安静地歌唱，就像知更鸟，那鸟儿即便十一月，在下雪之前也会啭鸣。”
————
译注：
[1] 扎迪茨，希伯来语里指犹太教会的圣贤之人。
捍卫形容词
我们经常被告知要删掉形容词。好的风格，据说，没有形容词会更好；有如弓一般坚固的名词，和迅速、普适的箭一般的动词，就足够了。然而，一个没有形容词的世界，就像星期日的外科诊所一样令人忧伤。蓝色灯光从冷冷的窗口漏出，荧光灯发出安静的低语。
名词和动词对极权主义国家的士兵与领导者来说是足够了。而对个人和事物的独立性而言，形容词是不可缺少的保证。我看到水果摊上一堆甜瓜。对于反对形容词的人来说，表达毫无困难：“甜瓜堆在水果摊上。”其时，一只甜瓜气色不佳，就如塔列朗[1]在维也纳国会上致辞时的脸色；而另一只是绿的，没有成熟，充满青春的傲慢；还有一只，有着凹陷的脸颊，深深迷失在酸楚的沉默里，仿佛还难以忍受离开普罗旺斯的田野。没有两只甜瓜是相同的。有些是椭圆的，有些是矮胖的。或硬或软。带着乡村和落日的味道，或者干燥，顺从，因一路的奔波、雨水、陌生的手、巴黎郊区灰暗的天空，而显得无精打采。
形容词之于语言，犹如颜色之于绘画。地铁里坐在我身边那个年纪更大的人：整个就是一份形容词的清单。他假装在打瞌睡，但是，通过半张半闭的眼睛，他也在观察同行的乘客。他的嘴角突起一丝微笑，时而具有一层讽刺意味，我不知道那是否表明在他内心深处驻留有一种绝望，或疲惫，或因无惧于时间流逝而持有一份坚忍的幽默感。
军队限制形容词的数量。只有一个形容词，“一样的”，在那些没有光彩的眼里具有特别的价值。一样的制服，一样的步枪。任何一个从军训回来的人，换上平民的服装，走向平民的城市，在迈出第一步时就会记住，一次难以置信的形容词、颜色、色调、形状的爆炸，会记住世界的差异性，它们以各种鲜明的个性迎面涌来。
万岁，形容词！大的或小的，忘却或流行的形容词。“我们需要你，灵活的，小巧的形容词，轻轻存在于事物或人们身上，确保我们注意，以使每个个体生动的味道不被错失。浸没于无情、苍白阳光下，背阴的的城市和街道。鸽翅一样颜色的云，和乌黑的、充满狂怒的云：如果没有多变的形容词游荡在你们身后，你们会是什么？
伦理是另一个离开形容词一天也不能存在的领域。善的，恶的，狡诈的，慷慨的，满心报复的，激情的，高贵的——这些形容词，就像断头台锋利的刀口，闪着光芒。
如果没有形容词，记忆也不会存在。记忆是由形容词形成的。一条悠长的街道，一个酷热的八月天，一扇通向花园的咯吱作响的门，就在那里，在被夏日的尘土覆盖的醋栗树中间，是无限丰富的、你们的手指（没错，“你们的”也是一个形容词性的物主代词）。
译注：
[1]塔列朗（1754-1838），法国外交家。修士出生，历经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时期和波旁王朝复辟，历史学家对其评价争议很大。
天真与经验
我们要感谢威廉姆·布莱克著名的《天真与经验之歌》。我们本能地倾向于依照时间顺序阅读解布莱克的诗歌：首先是天真，然后，受苦受难的补偿，经验。果真如此吗？天真果真就是某个我们失去的东西吗，像童年，一旦失去就永远失去？难道经验不是也可能失去吗？经验是一种知识，而且没有什么像知识一样容易解体。这同样也发生于伦理知识方面，也就是，智慧。有的人从集中营里活过了来，尊严和道德感都能未被损害，但在后来可能变成一个自大的利己主义者，可能伤害一个孩子。如果他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感到后悔，他会重新回到一种天真的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最后到来的不一定是经验。天真跟在经验之后，而不是反过来。天真因经验变得更加丰富，因自我确信而显得更为贫乏。我们知道得如此之少。我们在某一深刻理解了，然后随即忘了，或者，我们背叛了我们那个理解的时刻。到头来，有的只是天真，苦涩的无知的天真、绝望、好奇。
注：标题“《两座城市：论流亡、历史和想象力》（节选）”为编者加
两本书
请从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作品集里找出第一卷，其中，有集中在“不成熟的解决方案”名下的四篇早期作品。在这里我们会发现，在他著名的随笔《亚瑟·叔本华，一个老师》之后，是一篇攻击历史和历史主义的、不太广为人知的文章（《历史的用途与滥用》）。
年轻的尼采强烈地谴责，历史主义是一种毫无创造性成分的立场。他转而主要反对德国人（也许很难找到一个哲学家，比尼采更反对德国人）。他还注意到本能的消失，本能被他称为“神圣的动物。”
我们会想起，尼采作为古典语言学者，接受过扎实的教育。他对历史主义的猛烈抨击似乎源于一种内在的矛盾，它属于这一专业独有的特点。尼采的老师，一副虬髯，沿着莱比锡的街道和公园若有所思漫步的大学教授，穿一身黑色的西装，和同样黑色的鞋子。他们熟知关于荷马、品达、希罗多德、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一切。晚上他们回到各自的公寓——挤满了家具——吃点德国酸菜。他们都是为人正直、节制的小资产阶级的范例。这种研究者本身与其研究对象之间的反差，不可能更强烈了。他们所研究的英雄人物——神奇的诗人、欧洲文化的立法者——好像一些巨人，而研究者不过一些靠字典、耐心和无限的时间武装起来的侏儒。他们就像研究火山的专家。但是，他们研究题目的火山性质，一点不减色。他们如何区别于莱比锡其余那些正直的市民？没有区别。在秋天的雾里，身穿双排扣的长礼服，缓缓地走动，就像一些又老又疲惫的大象。
年轻的尼采不能忍受这样的琐碎，不能忍受古典文献学教授惊人的博学与小地方存在的凡俗之间的反差。“生命，”他说，“需要起蹈，就像其他那些人一样舞蹈。”自然，这些呼吁都被忽视，未被引起注意。那些教授，笨拙、近视，不会变成希腊人。尼采也不会，他喜欢吞咽他的母亲打包送到面前的香肠，经历一次变形后，成为阿波罗。
但是尼采感到了，在系统的、实证主义的历史主义和充满幻想的雅典之间存在的惊人反差。他为生活辩护。后来这成为了他的哲学上的强迫症。然而，年轻的尼采，暂时对培植于实证主义精神、关于历史的迂腐见解，还能做出动人、健康的反应。
然而，尼采的随笔却走得更远，它几乎导致对历史主义的废弃、对记忆的贬低。历史记忆对他来说，似乎是创造性的对立面。一个生活于此时此地的人的创造冲动，在遭遇过去时代的伟大模式时可能被弱化。寻常、被用尽了的过去，成为一棵树，在它的阴影里，只有使天才枯萎的致病菌。历史显露着它充满恶意、破坏性的面貌。
现在，请取出另外一本书，兹比格涅夫·赫贝特[1]的《花园里的野蛮人》。它的作者也是一个年轻人，一个来自华沙的三十多岁的诗人，旅行于法国和意大利。这个漫游者，住便宜的旅馆，那么明显地满足于能够越过森严的边界——那时边界被戏剧化地、隐喻地形容为“铁幕”——他不知疲倦地参观意大利和法国的城市，仔细察看大教堂和博物馆、绘画和雕塑，然后草草记下他的印象。他从未有过不满于历史主义的念头。恰恰相反，他对历史——以及历史主义——的感情通常是温柔的。历史性的记忆，尤其是其可爱的组成部分（已被保存在艺术作品里），在他看来，就是某种最为生机勃勃的东西。
《花园里的野蛮人》的作者并没有这样直说，但是，敏锐的读者不禁会注意到，在锡耶纳和阿尔，他全心投入的兴趣，甚至会被一种政治-警察性质的环境所加强。一个从华沙新来的人，获得护照并非毫无困难。他的国家——比起意大利和法国，在拥有大教堂建筑和绘画方面，是多么贫乏啊——毁于残酷的战争和极权主义。更糟糕的是，极权主义宣布了对记忆的战争。由于对其新近宣布的乌托邦不够确信，极权主义就像一个疯子，将他最珍贵的财富从十五楼的窗户扔了出去。
无论谁，如果他没有经历过像这样的事情，就不能理解人们的蔑视，对于极权主义对待历史的所作所为，怀抱的难以置信的蔑视。古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在教科书里被描述成充满错误、胡说、误解和罪行的时代。这也许不能算是最坏的描述，如果它的目的和设想，不是为了对统治制度进行更具奴性的美化和赞颂。
赫贝特以最伟大的爱，谈论古老的绘画作品。这种爱延伸到记录人类工作、人类存在的整个客体的世界。过路人反复经过的石阶、侵蚀的精致的拱门。中世纪天使的微笑。锡耶纳的小咖啡馆、长椅、房屋、广场。
没有人可以指责赫贝特过于天真——他也写下过献给阿比尔派教徒[2]的章节，而且他们被消灭的事实表明，历史也不仅是艺术的领域，而是布满了刽子手。只可惜，即使是那样的残酷以及相应的痛苦，它们也不能借助绘画艺术或任何其他类型的表现形式，将他们自身呈现出来。那种残酷在编年史里被描写；痛苦却与最后一个牺牲者的叫喊一同消失了（除非我们信任画家，那些描述基督痛苦的绘画，相信他们体验的真实性）。
赫贝特接受历史的结构和痛苦的二元性；他知道一个记忆被清算或至少被大大切除的世界，而这就是为什么，《花园里的野蛮人》可以被解释成一个人复活的记录，因为他近距离接触那些灿烂的小城、那些历史的容器。
对于尼采，记忆的载体是那些穿黑色礼服的人，它已经成为某种畸形、麻痹、压抑的东西。赫贝特表达了一种现代的感性、一个来自极权主义国家的公民的敏感性，在那样的国度，红领带取代了黑色双排扣的长礼服、低级的谎言代替了基于实证主义的历史博学。
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历史可能是一种诅咒；在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回溯古代、近似神话般的时代的历史记忆，可能会给巡回的诗人带来兴奋。
出于类似的原因，我们时代的另一些作家，认为记忆高于所有其他文化的价值和优点；将一切尊重都归于记忆（以及那些赞美记忆的作家）——然而我想说，不应给予它这么高的地位。它显然配不上垄断或独裁的地位。记忆是创造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这是不是等于说，记忆比创造性的表达本身，更算是记录和保存了创造性活动？创造性元素的特征，通常与记忆很少有共同之处。比如，创新和反叛：两者都是敌视记忆的。在创造性活动里，也存在某种本质的、漠然的“我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它的特性并不借助自身来说明。也正是这个东西，将粘土转化成雕塑、词语转化成诗歌、自然的沙沙声转换成音乐。然后才是记忆，以及在想象的时刻之间建立起的桥梁。这是多么重要和必要。然而，一个人想要建造一座桥，他还必须首先——一个小细节——来到一条河跟前。 当然，每个人都知道，群众之前也走向过大街和广场，他们只是未能实现颠覆（由于显然的原因）。
七十年代后期在异见运动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也不太大）。我就属于那样一些人，根本不相信在一百年或二百年里，存在推翻极权主义的可能性。但是，反对这个虚假的神权政体，对于我和我的朋友来说，却是一个快乐的源泉；它具有提神之功，它要求持有常新的洞见。但是，除了一小部分的疯子之外，没有人真正指望运动会取得迅速、实际的成功。
在那之前，我已经相信极权主义就是“历史”。后来，我才分开这两个概念；我开始懂得，即使暴政存在，历史进程也会继续。然而现在，有一段时间了，我相信，即使历史不等于极权主义，但在历史里，仍然存在某种极权主义的东西。它强令有一个自称“时代精神”的最高指挥官。它迫使我们每天收听BBC。它使我们想到大群明星荟萃的好莱坞：科拉松·阿基诺[1]、乔治·布什、列赫·瓦文萨[2]、玛格丽特·撒切尔、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汉斯-迪特里希·根舍[3]。
好吧。我不是疯子（很幸运），而且我并不梦想逃离历史真实。为了活到一个成熟的高龄，且不被宣布为一个失语的诗人或作者，为了防止自己被“美”和“历史”粉碎（“美”常常导致谎言，而“历史”往往导致自然主义），我必须从“历史”的雪崩后退一步。这并不容易，在我的语言和文学里，历史真实就是上帝。
这场变化来得太迟。但是，对于我，想象它的巨大和意义还是太早。西方的人们只是这里的观察者。对于我，极权主义既是一个噩梦，也是我文学的主题，一个压迫者和一个玩具，是警察的监视，是讲述政治笑话时的狂喜。我并非想要假装成一个怀疑派的、睿智的、成熟的人士，我真的并不知道发生在东边的巨变意味着什么，或者它在我身上、在我的写作、我的思想、我的生活里，究竟会带来怎样的改变。一种使人反感的文明在衰退；但它确曾塑造了我，我反抗它，我试图逃离它，无论我喜欢与否，它已成为我身上最显著的标志。在我弄清发生了什么之前，也许还需要一些时间。
我不会哀悼那种令人厌恶的历史试验，那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我只是被它的骤然垮掉震惊了，我为欧洲的未来焦虑和担忧。在“美”和“诚实”之间，在许多问号之间，在美和历史之间，我感到踌躇。
译注：
[1]科拉松·阿基诺（1933-），全名为玛莉亚·科拉松柯莉"）·柯峻科·阿基诺，菲律宾第11任总统（1986-1992年）。
[2]莱赫·瓦文萨（1943-），波兰政治活动家、团结工会领导人。1967年在格但斯克造船厂当电工，在1980年代工潮期间，担任格但斯克联合罢工委员会主席。198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90-1995年任波兰总统。
[3]汉斯-迪特里希·根舍（1927-），德国自由民主党（FDP）的一名重要人物。1969-1974年曾担任德国内政部长，1974年-1992年曾担任德国外交部长、德国副总理。
司汤达
在《亨利·勃吕拉传》里，司汤达写道：
我到了西斯廷教堂，像一只十足的绵羊，也就是说，很不高兴，我的想象力就完全不能飞起来。
司汤达的说法表面看好像似是而非：在充满宝藏的西斯廷教堂，他却不能在那些艺术品中获得乐趣，因为1835年11月24日那天，他的想象力不知道如何“飞起来”。
哎呀——敏感的司汤达置身于西斯廷教堂，却一无所获，完全惨败。这就是说，任何人要想能够欣赏艺术品，还得选择一个好日子，要有顺畅、被唤醒的想象力。
那是十分显然的嘛，无趣的读者可能会说。
那么在想象力“飞起来”时会怎么样呢？当想象力滑翔在空中时，我们将自己完全交给了白日梦。这就是说，想象力的翱翔并不需要知道那激发飞行的艺术品。被一首奏鸣曲、一尊雕塑、一首诗或一幅画激活的白日梦，很快就将屈从于一个人的自我陶醉。我们对于那导致我们处于昏昏然状态的刺激，心里怀着感激——还有什么？但事实上，想象力常常从机场飞走，消失在太空里。
这是一个相当令人羞耻的现象：想象力的自我陶醉，它内在的力量。如果谁真能把它彻底想清楚，他可能不得不说，艺术既不是为了那些没有想象力的人（他们根本无兴趣），也不是为了那些被赋予了想象力的人，因为这些人使用艺术，就跟他们曾经使用鼻烟一样，就是为了打喷嚏的快乐。
只有一件事变得清楚了：批评家为什么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如果他们具有足够的想象力，他们就不会对具体的艺术作品说什么；他们就会沉浸于自己的白日梦。不过，还是得有人坐下来评判艺术的。
三种历史
至少有三种不同的人类历史，不止一种：暴力的历史，美的历史，和苦难的历史。只有前两种历史或多或少被编录和记载。它们各有其教科书和教授。但是，苦难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它是无声的。也就是，从历史学上来说，它是无声的。一声尖叫不会持续太久，没有任何记录的符号表现它，使其长久。
这也就是为什么理解奥斯维辛的本质是那么困难。从暴力的历史观来看，它只是一段不值得仔细研究的插曲。研究其他，如瓦格拉姆战役[1]，就有趣得多。就苦难的历史而言，奥斯维辛是最根本的。不幸的是，苦难的历史并不存在。艺术史家对奥斯维辛也不感兴趣。泥泞，营房，低沉的天空。尘雾和四棵枯杨树。俄耳甫斯[2]不会漫步到这里。奥菲莉娅[3]不会选择在此投河自尽。
译注：
[1]1809年7月拿破仑率领的法军与奥军在维也纳东北瓦格拉姆进行的一场决战。
[2]古希腊神话中的歌手，诗人的原型。
[3]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女主人公。
圣人彼得的报告
我想提请最高当局注意一个事实，乍一看它似乎没有意义：通过观察（只有很少的人有机会这么做），人的多种类型（多么丰富的类型啊！但是，在此现象之下，也许只有三、四种基本的变体而已），我发现某些异常奇特的东西。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在我们的领域，我们将人分为道德家和虚无主义者。近来我不无怀疑地检视了这种划分；我虽然不敢公开地提出异议，因为我知道与此相关的意义重大；我们的整个机制几乎都建立在这个区别上。 只有一个人真正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一个看门人，正是这个人。道德家，哦，他们往往乘出租车而来。他们是很富足的，身上散发着古龙香水的味道，他们带着文凭和剪报、评论文章，常常还有自己与教皇在一起的照片。虚无主义者往往步行而来，累得要死的样子，不修边幅，愁眉苦脸，通常身无分文。他们没有什么好炫耀的。
道德家装得像是来此出席另一个国际会议的样子。他们会问给他们预定了什么房间；他们很在意地询问他们的朋友住在什么地方。他们说话的语气，像是在说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这都是些容易发怒的人，习惯于奢侈。
虚无主义者不要求任何东西，他们来了很快就睡。情绪低落，他们知道他们只是在从一个地域转移到另一个地狱。
我必须承认，有时候，我会有意调换他们的房间，将一个虚无主义者送进预先留给一个道德势利眼的房间。
历史想象力
当我还是一名渴望知识的高中生时，我经常去听那些来到我们偏远城市的著名人物的讲座。
他们通常都是某个专门领域的专家：一个讲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另一个讲荷兰绘画的黄金时代，还有一个讲斯坦尼斯拉夫·维斯皮安斯基[1]的戏剧。
听众往往都是一些像我一样的高中生和退休的老人。第一类听众想要知道那等待他们的生活会是怎样；第二类听众却想试着理解生活曾经是怎样的。
甚至最成功的讲座——举例来说，由一个来自华沙的高个子、鬓发灰白的嘉宾所做的关于中世纪建筑的讲座，他讲得那么热情四溢，听者不由得想，他是在提出一个未来城市的规划——而这使我们两类听众都不免有些失望，因为他完全没有给我们两边的基本问题带来答案。
有一天将要举办一个关于历史想象力的讲座。我们这些来听讲座的常客，便询问主管人谁来做嘉宾。这一次我们被告知，既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也不是科学家，而是一个诗人，而且他很有才华，却不是很有名。很多年里他在当局都不受待见，但是其时他的处境至少有所改善，所以他可以公开发表作品并会见公众了。（“那又怎么样，”我的一个高中朋友叹息道。“如果公众根本都不知道他，那会怎样？不受当局待见，跟着就是不受读者待见。”）
终于他出现了。他和以前演讲的人很不一样，安静，几乎没什么确信，好像他也不相信会有什么人理解他。听众席里不多不少只有五个人。
“我们知道得那样少，”他强调说，“我们把一切都交给了历史。我们用历史解释一切。上一场战争，”他说，“是一场悲惨的灾难，不只是因为数百万无辜的人们死于战争。那是主要方面。而是因为在那场战争中，我们失去的，不仅是那些被讯问、再被判决而遭谋杀的人的尊严，还有更多的人的尊严，他们生活着，作为一种非历史的、永久的存在，无助地纠缠于历史之中，这样的人更多。”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是否注意到，”他问我们——五个人：三个高中生和两个年纪更大的妇女，其中一个听了几分钟后就像一个印第安人安静地睡着了——“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是否注意到，现在写下的诗歌、小说、电影剧本都把一切归咎于历史？你们是否注意到，我们已不再存在？也就是，作为意志和思想之心脏的人，透视个体命运的眼球，不再存在？
“只有充斥、租用、摧毁、全面而彻底地限定我们的历史，留了下来。历史想象力，如你们肯定知道的那样，这个后来发展出来却已过度的东西，怪兽一样，寄生虫一样地吞噬一切别的事物，一切别的类型的想象力和思想，甚至剥夺的不是它们的自由，不，而是它们最小的尊严的痕迹也剥夺了。很久以前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作为旅者，只是偶然地遇到暴力的场景、死亡、战斗。有人合上眼睛，有人试图跑开，其他的人仍然受到保护。
“我们不一样，我们来自另外的地方，邪恶使我们异常惊讶。我们不能理解苦难了。现在一切都被改变了：我们成了历史的存在。某个斯大林或希特勒站在我们的摇篮边，制服的破布条已被缝进我们的套装；我们必须一直找某个复仇，或拯救某个人，而当它发生时，我们自己就犯下一个错误或罪过，历史想象力成了我们的律师。我们会说，啊，不是我，是这个时代。我们做的全都一样，我们说，历史想象力是我们的提词员。
“我们变得亲昵于历史，经验与无经验、黑夜与白昼、音乐和统计学之间的边界。但是我永远都不会同意这一点。我宁愿相信我是受造的，也不愿相信我是历史的产物，我宁愿我是可笑的，也不愿我是普通的，我宁愿一无所知，也不愿无所不知。”
他累了。他停了下来并很快离开大礼堂，没有等谁提问或表示不同意见。我们被独自留了下来，五个年龄不同的人。我们什么也没说，我们中谁也没有勇气去唤醒那个睡着的妇女。那是夜晚，十一月；我们的手表，安静地滴答、滴答响。
译注：
[1]斯坦尼斯拉夫·维斯皮安基（Stanislaw Wyspianski 1869-1906），波兰著名剧作家、诗人和画家。
来自另一个世界
诗歌来自于另一个世界。来自怎样一个世界？来自内心生活所在的世界。那样一个世界存在于何处？我无法说出。思想，隐喻，以及情绪，来自另一个世界。有时它们充满崇高的信任，在另外的时候却显露出轻蔑和讽刺。它们出现在奇怪的时间里，未经邀请，突然到来。然而，当它们被邀请的时候，它们却宁可不露面。
在巴黎的街上，哑剧艺人取悦众人的方法，常常是模仿某些庄重的过路人的步伐，他们赶着上班，手提沉重的公文包，大脑里是沉重的想法。哑剧艺人像这样跟在某个人后，煞有介事地模仿其走路的样子、表情、姿态、一本正经、急切、全神贯注。一旦过路人意识到他身后跟着一个活动的效颦者，正在模仿他，戏谑游戏就终止了，人们放声大笑，被开玩笑的人加紧他的步伐，消失于小巷；然后，表演者鞠躬，一点一点收钱。
精神生命也在类似地模仿这个政治、历史和经济的严肃世界。它就跟在后后，一步一步，或悲哀或高兴。它跟在真实的世界之后，像一个狂热的、红头发的守护天使，并且大哭或大笑，演奏着小提琴或背诵着诗歌。当现实终于意识到它并不是独自存在时，那个幻影的影子朝公众鞠一躬，就消失了。 诗歌来自于另一个世界。来自何处？我不知道。
自我中心主义
莉迪亚·楚可夫斯基[1]，她与索尔仁尼琴相熟，在其回忆录中，谈到《古拉格群岛》是如何写成的。索尔仁尼琴将全部空闲时间都倾注在了这部作品上。他没有用于闲谈。午饭一吃完，他就匆忙离开饭桌投入工作。他不再拜访朋友。朋友们强烈地指责他自我中心主义。
译注：
[1]莉迪亚·楚可夫斯基（1907-1996），俄国诗人、作家。著有《日记 1936-1976》《公开的词》《在死亡这边》等。她的父亲是著名儿童作家柯内·伊万诺维奇·楚可夫斯基（1882-1969）。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找到了一种对付受难的方法——他将它纳入科学的视角之中。从那以后，他和地球这颗行星及其轨道卫星上不计其数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就可以安然酣睡了。
空 虚
一个诗人去见一位扎迪茨[1]。这位扎迪茨给诗人上了茶和杏仁，并指给他看城市的风景。他的住所在20层；整个城市的河流和运河都如花岗岩中云母的纹理在闪烁。这是一个和煦的秋日，拖船与满载谷物的庞大货船眉来眼去。
“你在想什么？”扎迪茨终于问道。“我看有什么事情折磨着你。”
“是的，”诗人回答道，“我需要你的帮助，那烦扰我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很难找到准确的词语……”
扎迪茨安静地坐在扶手椅上，仔细看着他那修剪匀整的指甲。
“我被空虚折磨着，”过了一会儿诗人说道。“虚无。有很多天我不能写作，甚至不能思考。有许多美妙的日子，富于发现和梦想，那样的日子是宝藏。但是，在那之后，是数周的沉默，绝望。”
扎迪茨笑了，以一种相当职业的方式—就像医生、精神分析师、登山向导的微笑。
“你是一个幸运的人，”他停了片刻后说，“上帝不时造访你。想象一下有一间房子，里面有许多件沉重的家具、屏幕和帘子，古董箱紧邻着中国花瓶—永远不会有一道光进入这间房子—你就像是一个宽敞的房子，其中只有一把椅子。这把椅子立在屋中央，等待着。它有的是时间。空虚就是无限的忍耐。虚无在等待充满。绝望在安静地歌唱，就像知更鸟，那鸟儿即便十一月，在下雪之前也会啭鸣。”
————
译注：
[1] 扎迪茨，希伯来语里指犹太教会的圣贤之人。
捍卫形容词
我们经常被告知要删掉形容词。好的风格，据说，没有形容词会更好；有如弓一般坚固的名词，和迅速、普适的箭一般的动词，就足够了。然而，一个没有形容词的世界，就像星期日的外科诊所一样令人忧伤。蓝色灯光从冷冷的窗口漏出，荧光灯发出安静的低语。
名词和动词对极权主义国家的士兵与领导者来说是足够了。而对个人和事物的独立性而言，形容词是不可缺少的保证。我看到水果摊上一堆甜瓜。对于反对形容词的人来说，表达毫无困难：“甜瓜堆在水果摊上。”其时，一只甜瓜气色不佳，就如塔列朗[1]在维也纳国会上致辞时的脸色；而另一只是绿的，没有成熟，充满青春的傲慢；还有一只，有着凹陷的脸颊，深深迷失在酸楚的沉默里，仿佛还难以忍受离开普罗旺斯的田野。没有两只甜瓜是相同的。有些是椭圆的，有些是矮胖的。或硬或软。带着乡村和落日的味道，或者干燥，顺从，因一路的奔波、雨水、陌生的手、巴黎郊区灰暗的天空，而显得无精打采。
形容词之于语言，犹如颜色之于绘画。地铁里坐在我身边那个年纪更大的人：整个就是一份形容词的清单。他假装在打瞌睡，但是，通过半张半闭的眼睛，他也在观察同行的乘客。他的嘴角突起一丝微笑，时而具有一层讽刺意味，我不知道那是否表明在他内心深处驻留有一种绝望，或疲惫，或因无惧于时间流逝而持有一份坚忍的幽默感。
军队限制形容词的数量。只有一个形容词，“一样的”，在那些没有光彩的眼里具有特别的价值。一样的制服，一样的步枪。任何一个从军训回来的人，换上平民的服装，走向平民的城市，在迈出第一步时就会记住，一次难以置信的形容词、颜色、色调、形状的爆炸，会记住世界的差异性，它们以各种鲜明的个性迎面涌来。
万岁，形容词！大的或小的，忘却或流行的形容词。“我们需要你，灵活的，小巧的形容词，轻轻存在于事物或人们身上，确保我们注意，以使每个个体生动的味道不被错失。浸没于无情、苍白阳光下，背阴的的城市和街道。鸽翅一样颜色的云，和乌黑的、充满狂怒的云：如果没有多变的形容词游荡在你们身后，你们会是什么？
伦理是另一个离开形容词一天也不能存在的领域。善的，恶的，狡诈的，慷慨的，满心报复的，激情的，高贵的——这些形容词，就像断头台锋利的刀口，闪着光芒。
如果没有形容词，记忆也不会存在。记忆是由形容词形成的。一条悠长的街道，一个酷热的八月天，一扇通向花园的咯吱作响的门，就在那里，在被夏日的尘土覆盖的醋栗树中间，是无限丰富的、你们的手指（没错，“你们的”也是一个形容词性的物主代词）。
译注：
[1]塔列朗（1754-1838），法国外交家。修士出生，历经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时期和波旁王朝复辟，历史学家对其评价争议很大。
天真与经验
我们要感谢威廉姆·布莱克著名的《天真与经验之歌》。我们本能地倾向于依照时间顺序阅读解布莱克的诗歌：首先是天真，然后，受苦受难的补偿，经验。果真如此吗？天真果真就是某个我们失去的东西吗，像童年，一旦失去就永远失去？难道经验不是也可能失去吗？经验是一种知识，而且没有什么像知识一样容易解体。这同样也发生于伦理知识方面，也就是，智慧。有的人从集中营里活过了来，尊严和道德感都能未被损害，但在后来可能变成一个自大的利己主义者，可能伤害一个孩子。如果他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感到后悔，他会重新回到一种天真的状态。
这就是为什么最后到来的不一定是经验。天真跟在经验之后，而不是反过来。天真因经验变得更加丰富，因自我确信而显得更为贫乏。我们知道得如此之少。我们在某一深刻理解了，然后随即忘了，或者，我们背叛了我们那个理解的时刻。到头来，有的只是天真，苦涩的无知的天真、绝望、好奇。
注：标题“《两座城市：论流亡、历史和想象力》（节选）”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