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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以后，我国电信监管的外部宏观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政府更加重视发展质量，注意发展过程中的效率、协调和公平，政府职能也转向宏观调控，减少微观干预，以营造良好环境。在运作过程方面，一方面强化法制规范，推出《反垄断法》，加快《电信法》的制定；另一方面强化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监督主体和监管水平分别表现出多元化和不断提高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