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2月20日,即清朝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二日,摄政王载沣以小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用一种既如释重负又颇为后怕的口吻称:“东三省时疫流行,……现在哈尔滨等处,成效渐著,日见轻减,著民政部、东三省、直隶、山东各督抚,督令各属赶速清理,务期及早扑灭,勿稍玩延。”朝廷的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的确是一次严峻的考验。1910年10月到1911年4月,中国东北爆发了一场20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流行性鼠疫。
　　这次夺走大量生命的鼠疫,导源于一种啮齿类小动物旱獭。20世纪初,獭皮的市场需求激增,猎捕旱獭成为有利可图之事。许多逃荒闯关东的苦力都加入了这个行列,其中大多是毫无经验的猎捕者,却又急于大发其财,以致连染疫的旱獭也不放过,而后又忙着春节返乡,结果使病菌愈传愈远。根据官方统计,在这次鼠疫的袭击中,仅东北三省便蔓延到69个县市,6万余人丧生。
　　当时的东北,正值日、俄两强南北分据之势。鼠疫发生后,双方为防止其他国家以“人道主义”为借口介入东北事务,纷纷采取行动维护各自既得利益。满洲里的鼠疫一经发现,俄国人便立即将在当地谋生的近3000名华人集中到几节火车瓦罐厢里,无衣无食,苦不堪言。其后,俄人又先后在满洲里和沈阳将一万多名难民驱逐出境,并用火车押往长春。为此,满洲里俄国庶务会还向中国商铺索取7万余元的拘留费。这些难民被送往长春后,日本人又以避免鼠疫传播为由,不许他们下车。许多人没有死于鼠疫,却死于寒冷和饥饿。
　　在近代外交过程中备受屈辱的清朝统治者,这一回难得地表现出了一点气概,决定独立自主地控制鼠疫。瘟疫发生后两个月,在东三省总督锡良的请求下,清廷指派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第一位在国外取得医学博士的中国人伍连德率领一支由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前往疫情最重的哈尔滨进行防治工作。而在整个防疫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正是以伍连德为首的一批中国人。
　　困难是巨大的。伍连德等人不仅要同恶劣的卫生和自然条件作斗争,还要与各种各样的偏见和陋俗打交道。例如,处理疫死尸体的最好方法是火化,但这极大地挑战了当地的传统观念。无可奈何之中,伍连德和锡良只得请求清廷颁旨准行。当然,最艰巨的工作还是彻底控制病源。伍连德会同当地官绅组成临时防疫会,采取措施隔离患病者。为保证检疫效果,又组成搜索队,分区分段、逐街逐户进行清查。搜索队在每个区都反复检查,直至确定疫情消失。艰苦的努力终于颇见成效。1911年3月1日,哈尔滨报告了最后一个鼠疫患者,而这场蔓延东北、华北地区的大瘟疫终于在4月底被控制住了。
　　1911年4月3日,在伍连德的建议下,清廷在沈阳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鼠疫会议,参加大会的有来自11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伍连德担任大会主席,并就此次鼠疫防治工作作长篇发言,提出了一系列有关鼠疫的理论与主张,得到广泛认同与赞扬。这次会议的召开,也成功地抵制了日俄的干涉,使其进一步侵略中国东北的企图未能得逞。
　　这次鼠疫对中国另外一个意义深远的影响,是西医在中国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面对致命的疫病,传统中医很快发现了自身的无能与局限。防治效果的巨大反差,不仅使中国政府认识到了现代公共卫生系统的重要性,许多普通民众也对西医西药有了更多的了解。1912年,清王朝在哈尔滨设立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较为健全的近代卫生防疫机构。正是有赖于此次防疫的经验教训,1917-1918年的山西鼠疫和1920-1921年东北再度爆发的鼠疫,都得到了比较有效地控制。应该说,虽然此时的清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在这次鼠疫中的一番作为,不仅较为成功地遏制了日俄侵略者的扩张野心,也推进了中国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近代化行程。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大约是清王朝走下历史舞台之前的一次回光返照吧!■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