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时，中国和世界经济面临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这是经济学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
　　“新元素”会引发新的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
　　中国经济进入的新常态是经济发展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进而向高收入迈进的一个长时期的状态。伴随这种新常态的是经济结构调整，发展目标多元化，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创新驱动。不过，一个国家和地区进入中等收入并从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本身并不是新问题，德国、日本等国家早就做到了。在我看来，中国经济新常态带来的两个不同于以往这些例子的“新元素”是中国的规模和中国的制度。这两个“新元素”会引发新的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并且有可能产生具有思想性和一般性的研究结果。
　　第一是中国的规模导致的中国作为崛起的经济大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影响。中国进入人均中等收入与之前的一些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比如韩国）都不一样的原因是中国的总量：近14亿人口使得中国在只有接近美国人均GDP的1/4（PPP，即购买力平价）之时就已经同美国的经济总量相当（PPP），占到全球GDP总量的16%。尽管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以及受其影响的全球经济都有可能出现“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的状况，中国相对较高的增速使得中国经济增量占全球经济增量的1/3左右或以上的时间，有可能并不短。
　　中国的规模会引发出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如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商品市场和贸易的影响，中国改革和市场变化对全球货币、资本和人才市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崛起引发全球游戏规则的改变，都是新的具有全球意义的大问题。中国的市场规模和人才规模也有可能改变技术创新和商业创新模式。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背景下，中国近14亿人口的巨大规模和中等收入水平不仅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也提供了巨大的创新供给，这类情况在过去是没有过的。回顾历史，美国经济在20世纪初超越英国经济的时候全国人口只有7000多万。
　　第二是中国的制度引发的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制度中的最大特点或最显著的“中国特色”就反映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与商的关系中。在过去30多年中，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包括东亚高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像中国这样，政府如此重视经济发展，政府有如此强烈地激励去实现经济增长。一方面，这种政商关系成就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30多年，政府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帮助之手”。另一方面，这种政商关系也造成了一些政府官员以权谋私的腐败。如果经济新常态意味着这种政商关系的终结，那么未来政商关系的变化将如何影响政府官员的激励，如何影响企业和企业家，如何影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都是经济新常态中新的重要问题。
　　比较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将会出现新的生机
　　政商关系对经济的影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方面。政治经济学的另一方面则是反过来的关系，即经济发展对政治和政府的影响。这是现代化理论的核心问题。而中国的制度演变，特别是经济发展与制度发展的互动，提供了验证已有理论假说和发展新理论的机会。从实证的角度来看，用比较的方法研究新常态下经济和市场的发展对政治和政府的影响会引发经济学的创新。因此，很有可能比较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将会由此出现新的生机。
　　对于以上这两类由中国的规模和中国的制度引发的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学者有一定的优势。不过，要使得研究兼具思想性和学术性，既抓住大问题，又符合技术严谨性，同时又达到一般性，非有创新不可。
　　世界经济学家对中国相关问题的兴趣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随着中国经济更加开放，经济研究也应该更加开放。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和方式，让世界经济学家与中国经济学家一起研究那些由新常态引发的新问题，共同驱动经济学的创新。我们期待中国经济学家在这个历史的机会中，对重大问题做出既有思想性又有一般性的经济学创新。
　　（作者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