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化品应用于工业生产的各个领域，一个国家对危化品的需求与这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密切相关。危化品的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给氰化钠之类的危化品戴上安全帽，防止此类事故的发生，是摆在社会面前的一道难题。
　　根据海关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氰化钠出口量达到5.08万吨，出口金额1.23亿美元。
　　一份登载于2009年7月《化学工业》杂志上的论文《国内氰化钠产业现状及展望》显示，我国氰化钠进口量从2001年到2008年呈现下降趋势，同时出口不断上升。而到了2014年出口达到5.08万吨，进口萎缩到328吨。
　　上述论文作者王军、蒋敏正是就职于国内最大的氰化钠生产企业安徽安庆曙光化工集团。同样是该集团工作人员陈长斌的研究显示，到2011年底，我国氰化钠总产能达到38万吨，產量约35万吨，其中固体氰化钠总产能为11.5万吨，其余为液体氰化钠。
　　我国氰化钠的产能飞快增长，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氰化钠净出口国。目前国内主要的氰化钠生产企业包括安徽曙光化工集团、上海石化、天德化工、河北诚信化工公司、重庆紫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工德固赛三征（营口）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等。
　　我国之所以会从一个氰化钠进口国，变成世界上生产、存储和出口氰化钠最多的国家，似乎与黄金有关。近十几年来，用于提炼黄金的氰化钠价格，从21世纪初的1600美元/吨，增长到了2800美元/吨。
　　在黄金开采的过程中，氰化物的使用量十分惊人。《中国黄金报》曾详细报道过内蒙古一家黄金生产公司的情况。2014年，该公司完成采矿量2310万吨，生产黄金5.1吨。为支撑产能，公司每月须消耗氰化钠2000多吨。粗略计算，相当于生产1千克黄金须耗费4.7吨氰化钠。并且这家公司还是非常强调成本管理的大公司，其他小公司恐怕用得更多。
　　“由于我国的金矿品位较低，所以用氰化钠来冶金是很普遍的现象。”华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汪晓军指出，尽管这种方法最简单，但对环境的污染也最大，很多人觉得成本低是因为没有把环境污染的成本计算进去。“国外一百多年前就开始使用这种冶金技术，现在已被淘汰。”
　　除了冶金，电镀行业也是氰化钠的主要用武之地。“有氰电镀能使金属变得光亮，但这也容易出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魏复盛表示，尽管目前国家提倡无氰电镀，但很多地方仍未落实。
　　有媒体统计了近几年所建设的大型氰化钠项目。
　　2003年，上海石化1.8万吨/年氰化钠装置技改项目申报，在2007年一季度国家环保总局军工保护验收合格。
　　2007年，甲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资质单位可继续完成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项目清单中，可以看到安徽曙光化工股份2.4万吨/年氰化钠装置扩能改造达5万吨/年生产能力项目。2009年8月，黔西南金州化工有限公司1.5万吨/年液体氰化钠项目批准建设。工程总投资2160万元，环保投资310万元。2013年4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2010年8月，河北铸合集团4万吨固体氰化钠项目在新疆沙湾县开工，该项目总投资6亿元，2011年11月投产后，将填补新疆无固体氰化钠制造产业的空白。
　　2010年11月23日，库车县与重庆紫光化工签订50亿元项目合作大单，其中包括5万吨/年液体氰化钠装置。该项目于2012年申报环评。在2012年8月曾被环保部退回，在2013年5月才再次申报获批。
　　2013年9月，潍坊滨海石油化工有限公司4万吨/年（折100%）液体氰化钠搬迁改造项目申报。
　　2014年10月，安徽曙光化工集团改造升级工程安庆市曙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精细化工产品项目申报。拟建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9.93万吨/年氢氰酸（折100%氰化钠18.0万吨/年）生产装置、40万吨/年液体氰化钠（12万吨/年，折100%）生产装置、3万吨乙二胺四乙酸（EDTA）及其钠盐生产装置、5万吨/年己二腈生产装置、10万吨/年固体氰化钠生产装置等主体工程。
　　2015年3月，晋城市鸿生化工有限公司工艺技术自动化改造项目申报，主要建设内容为6.67万吨/年液体氰化钠（30%）生产装置、1万吨/年固体氰化钠生产装置、2条封闭式包装生产线等主体工程，以及公用辅助工程、储运工程、环保工程。工程总投资0.29亿元，其中环保投资535万元，占总投资的18.32%。
　　从重庆紫光化工近年来的发展速度也能看出氰化钠的扩张。2001年至2010年，紫光化工销售收入年均增长44.1%，利税年均增长27.8%，资产年均增长67.6%，2010年公司销售收入25亿元、利税1.88亿元。
　　随着经济发展，氰化钠的使用已延展为一个较长产业链条。上游氰化钠产量增长迅速，主要得益于下游产业黄金提取、电镀行业的发展。但在膨胀的产能面前，运输以及存储环节显得乏力与落后。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危化品的生产、运输和使用每年增速都超过10%。”中国物流与采购协会危化品物流分会秘书长刘宇航说，危化品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埋下了诸多隐患。 　　比如由于规划不当，很多化工厂和危化品仓库与居民区距离过近，有的甚至突破了1公里的安全底线。“化工产业拉动GDP的能力较强，不仅自身有市场需求，还可以形成上下游产业链，这也是很多地区对化工产业情有独钟的原因。”NGO组织公共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表示，包括天津在内的很多沿海、沿江地区，已经形成了化工产业聚集的局面。“我们的产业规模已经非常巨大，风险在不断积累，但监管却没有同步跟上。”
　　以危化品运输为例，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协会危化品运输分会在2015年初的统计，中国每年通过道路运输的危化品超过3亿吨，占公路年运输总量的30%以上。现有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1万余家，运输车辆超过30万辆，驾驶、押运和装卸从业人员超过120万。
　　一位山东地区危化品运输司机张先生坦言：“主要是在山东、河北、安徽、浙江地区跑，以前开普通货车，但没这个来钱快，而且考核并不严，法规也都会念，老板也是挂靠在其他大型运输队下面的。”
　　“纵观近几年发生的特大危化品运输事故，大多数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刘宇航说，由于驾驶员缺乏安全意识、忽视驾驶中的隐患造成的事故不胜枚举，甚至有时驾驶员根本不知道自己运输的货物是危化品。
　　除了氰化钠之外，危化品种类繁多，货物的生产、仓储、运输、使用现已涉及各種行业，比如化工、生物医药、民爆、食品、农业、电子电器、邮政等产业。刘宇航表示，各行业的性质、经营方式以及监管部门又各不相同，这都让危化品的管理和运营更加复杂。
　　“我国针对危化品的管理，涉及法律层面的规定比较少。”北京市北江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文学说，从现有法律来看，仅在《安全生产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有针对危化品生产和运输的相关规定，而对其经营、储存以及使用等更广泛的领域，却没有专门的法律去规范。
　　事实上，在针对危化品的一系列环节的监管中，涉及包括交通、民航、铁路、公安、质监等十余个部门，几乎每家都各自有针对性的规范和办法。
　　“但这些法律法规、条例、标准政出多门，管理的角度和要求不同，一些地方性政策法规与其他地方无法衔接甚至相互冲突。”刘宇航说，我国针对危化品物流缺少综合的法律和实施细则，这也导致了政府部门在监管过程中的混乱局面。
　　“各部门之间管理职能相互交叉而工作中又缺乏协调，使政策执行不统一。这不仅降低了效率，也使企业无所适从。”刘宇航介绍，比如公安交巡警部门对危化品物流车辆采取分段式管理，也就是在车辆注册、检验、报废等环节对其进行相应管理，但在车辆行驶过程中及两次年检间的时间段，对危化品物流车辆非法改型、拼装、超载等行为，缺乏有效监管。
　　“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工业化大发展的阶段，也经历过类似的混乱。”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教授钱大琳指出。
　　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前后，美国危化品运输的事故比例超过20%，仅在1971年至1980年的10年间，就发生了11万余起危化品运输事故。
　　这个时间段的欧洲同样教训深刻。1976年7月，意大利北部靠近塞韦索的梅达市发生了一起二噁英泄漏事故，这起因为压力阀失灵而导致的事故，造成约2吨化学物品扩散到周围区域，大量居民出现头痛、腹泻和呕吐等症状。由于缺乏对危化品危害的认识和处理经验，两星期后人们才被安排撤出这一区域。此次事故共造成2000多人中毒，几十名孕妇被建议堕胎。
　　在付出巨大代价后，西方国家纷纷立法加强对危化品的监管。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颁布了《联邦法典49号——危险物质规则》。
　　“近年来，美国危险货物运输引起的事故越来越少。”钱大琳说，这与相关法规和监管体制的完善密切相关。
　　而意大利在发生塞韦索泄漏事件6年后，欧盟前身欧共体颁布《工业活动中重大事故危险法令》，又被称作《塞韦索法令》，列出了180种危险化学品，还详细规定了临界量标准。
　　“安全生产的底线不能突破，仅以《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进行监管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主任杨伟程说，危化品在生产、管理、储存以及运输的所有环节，都必须有强有力的法律来约束，而国务院颁布的条例在权威上低于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所以对行政机关和相关企业的约束有限。
　　近年来各地危化品管理事故频发，国家应加紧危化品立法，通过法律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这已迫在眉睫。一部有针对性的法律，可以更有效地统筹有关部门。
　　此外，企业也应该把安全生产放到重要地位。杨伟程说，危化品一旦出现问题，不仅企业要承担责任，相关的审批部门、监管部门等整个链条都应该被追责，“现在处罚力度远远不足以引起企业以及社会对危险物品肇事犯罪的重视，还没有把危化品的安全看作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本刊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