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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十九世纪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和中国清代女作家丘心如的弹词《笔生花》，都不约而同地塑造出遭到父权制家庭残酷镇压的“疯女人”形象——伯莎与沃良规。在人物关系和情节结构上，“疯女人”们与独立女性同处于一个婚姻家庭，兼具“情敌”与”同谋”的双重作用。这种矛盾的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表现出十九世纪女作家们在传统内打破传统的“诡辩法”：她们一方面依然摹仿着男权中心话语丑化“疯女人”，另一方面暗中借助“疯女人”表达对父权制婚姻家庭的批判与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