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
1903年,在日本东京弘文书院求学时的周树人,剪了留了23年的辫子。后来他这样回忆大清留学生的辫子:“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着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剪了之后,一身清爽的鲁迅照了张照片,并在照片上题诗,送给自己的挚友许寿裳: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阁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从日本留学归来的他没混到一张像样的文凭,所学专业是医学却发现根本于世无补,弃医从文后又不得门径。海归的他先在杭州城里的浙江一师担任助教,在著名的“一师风潮”中和老乡许寿裳们赶走了校长夏震武,自己也不得不卷铺盖回家。已年过而立的他谋到了绍兴府中学堂教员的饭碗,然而,等在家中的是无性无爱的妻子朱安,这是与他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
这时外面世界却让鲁迅心绪颇不宁静,武昌革命党人起义成功了,不久上海光复的消息传来,接着杭州巡抚衙门也被革命党人王金发攻破。
11月4日,作为老革命党人的鲁迅积极起来,他参加了绍兴本地新派人士举行的大会,并被公推为主席。据在场的周建人在《绍兴光复前鲁迅的一小段事情》回忆,这次会上鲁迅提议了几件事很快都通过了。“意见就是组织武装讲演队,宣传革命的意义,使大家了解。但须若干人组成一队,武装的,以防万一有反革命进行袭击时,可以抵挡。”
就在绍兴城内革命势力蠢蠢欲动之时,末任知府程赞清审时度势,决定宣布绍兴“反正”。树未倒猢狲先散,面对席卷而来的革命,各地官员如程赞清这般的“革命”,显然是见风使舵的自保行为。绍兴光复后,原来的知府改成了绍兴军政分府府长,但“老爷”还是那个程赞清。
鲁迅在《范爱农》中回忆,徐锡麟刺杀恩铭被铺的消息传来后,留学生群情激奋,这时鲁迅与徐锡麟的学生范爱农起了冲突。由于留学生们无力为烈士的死做点什么,又找不到恰当方式发泄情感,便谋划着要给皇太后打份电报,“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鲁迅是极力赞同这份电报的,而偏偏在他赞同声刚落后,出来反对的是范爱农。
“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鲁迅甚至想:“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
此时激进的鲁迅不仅表现在言论上,还参加了杨笃生组织的北方暗杀团,准备向徐锡麟学习以我血荐轩辕,摧毁腐朽的清廷唤醒国人。后来鲁迅却从未执行过暗杀任务,他的理由是家有老母需要奉养。
革命成功后的鲁迅短暂摆脱了郁闷之气,一度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山会初级师范学堂读书的孙伏园回忆说,鲁迅来校就职时穿了件灰色的棉袄,却戴了一顶陆军帽。这样的混搭或许也是一种革命的表现。
对鲁迅来说革命的唯一好处就是——头上可以没有辫子,从此可以昂首露顶,慢慢地在街上走,再也听不到什么嘲骂。剪辫子是鲁迅早年极具符号意义的一个革命行为。革命后辫子没了却再也没有非议之声,可鲁迅的革命理想却像辫子一样——没了。
革命潮奔潮涌,潮来潮去后,阿Q的头被砍了,夏瑜的血变成了人血馒头……那位在革命前夕常与鲁迅对饮说疯话的范爱农失了业,最终在1912年溺水而亡。在鲁迅看来, “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
这些乱象让鲁迅陷入了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他在《哀范君三章》中悲观地写下:“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在后来的《阿Q正传》里用“革命”“不准革命”“大团圆”几章笔墨,来思考革命前后的变与不变。
带着对现实的失望,鲁迅奔向蔡元培所在的南京教育部,从此对家乡的“仇恨”一生都没有消减。
刘师培:反复无常,为功名所累
让鲁迅失望之极的王金发,生于1882年,也是一位80后。孙中山曾称王金发为“东南一英杰”,黄兴也称之为“东南名士,英雄豪杰”。蔡元培为王金发撰写传记,称赞他“大节觥觥”“落拓妩媚”,33岁 时被浙江都督朱瑞所杀。他以前确是位枪法精准的锄奸义士,算是光复会的一条汉子。
刘师培因叛变革命投靠清廷,被王金发用枪堵在床上差点要了命,而刘的姻弟、同谋汪公权就是这样被一下解决掉。
刘师培因求饶恳切命是保住了,但自此在上海无法容身,便公开投在了端方的幕下。刘师培的变节让很多人痛惜,他一生为功名所累,幸好得益于其非凡的才华,才得以苟全性命于乱世。让人眼花缭乱的刘师培不是三言二语能说清,他是近代学术史上绕不过的闻人,同样也以政治上善变而闻名,不过剥去浮华其实他骨子里是个书生。
江苏仪征刘家是以《春秋左氏传》行世,家学渊源可追溯到其曾祖父刘文淇,三代都是恪守乾嘉汉学的学者。浓厚的治学氛围,使得刘师培赢在起跑线上,8岁熟读《周易》,12岁四书五经已倒背如流,稍长便遍读家中藏书。
1901年,17岁的刘师培考取秀才,次年中举人。准备一鼓作气登上金銮殿,没想到在关键时候掉链子,他在会试时意外落第。落榜后的刘师培结识了章太炎,从此人生的轨迹发生变化。彼时章太炎在上海办《苏报》,其中反清反满的思想吸引了文青小刘。小刘开始有点崇拜老章,而老章素慕仪征刘家家学,于是两人一见如故。
《苏报》案发,章太炎、邹容锒铛入狱,却没吓退刘师培。年轻气盛的他以“光汉子”(光复汉族)为名,出版发行《中国民族志》;与蔡元培等人创办了《俄事警闻》,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实现民主共和。刘师培与那个时代很多知识青年一样,走上从旧学到新学、从读书到革命的路子。
然而,1908年初,与同盟会貌合神离已久的刘师培,受到章太炎曾致信张之洞示好,与清廷错综复杂的关系启发。他密信清朝具有革新思想的端方,自报家门,忏悔自己参加革命的心路历程,并中肯地向朝廷陈述了他的意见,开列了十条“弭乱之策”。有才有学的端方号称清末四大能臣,对刘师培这样“回归主流”的“失足青年”当然是欢迎的。
刘师培这封信并不是刻意检举揭发革命党的,而是自己对中国现实的看法和思考,但此种向清廷献媚献策是革命党难以容忍,所以才出现了王金发行刺一幕。刘师培此番被革命党人一吓唬,只得眼睛一闭与清廷穿一条裤子了,成为端方的暗探。1909年4月,因为刘师培的告密,革命党人张恭被捕。
11月17日,武昌首义不久后,四川各地纷纷响应。清军溃不成兵,端方在资州死于乱军中,刘师培也成为阶下之囚。章太炎闻讯立即营救,章发文以方孝孺比刘师培,将其喻为“读书种子”,以为他追随端方、出卖张恭只是“小疵”。民国初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章太炎、蔡元培等人便电请南京政府,从而保全刘师培的性命。
刘师培获释后,并未吸取这次“小疵”的教训就此消停。他不久出川投奔阎锡山,后来又与杨度等人发起筹安会,主张拥立袁世凯称帝。1916年,袁世凯称帝百日后一命呜呼,接下对帝制祸首进行清算。然而在要严惩的名单中,筹安会最早核心成员却少了刘师培与严复。由于具体督办的李经羲以爱惜人才为由,他们获得了特批而赦免。
蔡元培为北大校长随即向刘师培抛出绣球,北大成了刘最后的栖身之所。1919年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刘师培因肺结核病逝,走完了他充满争议的35年人生。身后萧条,历二日始入殓,由蔡元培经纪其丧,陈独秀代理其殓资。次年2月由刘文典等抚棺归葬。
妻子何震是刘师培变节的关键。何震美艳而强悍,常常向他做“河东狮吼”。何震在当时是有名的交际花,而且常常与其表弟汪公权出双入对,作为老师辈的章太炎有点看不下去,便私下告诉了弟子刘师培。没想到刘非但不信,反而嫉恨章“挑拨离间”,便公开反污章与清政府关系暧昧,这让章实在大为光火。
刘、章出现难以弥补的裂痕,这竟成了刘变节的导火索。师徒两人自1903年初识,在一见倾心后很快进入了“蜜月期”,到如今却分道扬镳,让刘师培感到谁也靠不住,革命更是不靠谱。因为彼时革命起义屡次失败,清廷开始进行宪政改良,加上何震与汪公权的挟持,刘师培开始向“体制”靠拢。事实上这一切只能算是刘师培变节的诱因,他离心革命最关键是政治的变化,此时刘师培已成为无政府主义的粉丝,成为这一理论的拥趸者,他与同盟会的分裂是迟早的事。
黄侃:高楼撒尿识大师
当众痛骂和痛哭刘师培的黄侃也是80后中的一位奇人,他与章太炎、刘师培并称为清末民初三大狂士,关乎他的段子真真假假广泛流传。黄侃因狂狷和才学闻名,由于后世之人对其生平事迹不甚了了,也很少有人读过他什么著作,都只是人云亦云称之为“国学大师”。正如有论者感叹:“诚哉斯言,而革命之黄季刚,于今知之者谁?
革命的黄侃生于1886年,少时读书艰苦,1903年入湖北文普通学堂学习,遇到了蓟春同乡田桐。同学田桐是黄兴和宋教仁的莫逆之交,黄侃与田桐对时事英雄所见略同,同学少年志同道合,他们并肩用一切机会宣传革命思想,终日在一起密谋“造反”。
纸包不住火,终于事情败露,黄侃不仅被学校开除,还遭当局通缉。1905黄东渡日本留学,同年8月同盟会成立,黄侃即加盟成为元老。留日第二年黄侃遇到章太炎,黄成为章门弟子还有段轶事。在日本时某日黄侃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夜黄因内急便从楼窗中解裤洋洋直泻,此时夜读正酣的章见尿水飞溅便破口大骂,黄侃也报以回骂。不骂不相识,待双方互通姓名后,两人越谈越投机,黄侃便折节称弟子。
留日期间的黄侃成为反清的热血青年,他在《民报》等报刊上写下大量鼓吹革命文字。他1910年秋回国归里,筹设孝义会组织反清活动。 辛亥年7月,黄侃回到汉口,刚创刊的《大江报》社长詹大悲25日宴请黄侃。席间黄借酒痛骂立宪派,趁性写下了《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由铁路国有政策引申到政治变革,质疑清廷自以为是的立宪变革,号召在这没有一点点希望的中国来一次大乱以唤醒国人。
这则短评被视为2个多月后爆发的武昌首义的战斗檄文。不久詹大悲被捕、《大江报》被封,获得舆论的一片同情之声,革命已是呼之欲出。也正是因这篇时评,黄侃几乎一夜之间暴得大名,成为鼓吹革命的风云人物。
黄侃曾两次修改孙中山的挽联,当年孙中山逝世后,他建议改挽联为“同志尚未成功,革命仍需努力”;4年后奉安大典时看到国民党官员腐败,他愤然改成“革命尚未努力,同志仍需成功”。对革命失望的黄侃开始专心学术,成为学有所长的一代大家,而他的革命往事渐渐湮没无闻。作为其师的章太炎深感遗憾,在为黄侃逝世后撰写墓志铭时,十分详尽地描写道黄侃的革命事件:
“世多知季刚之学,其志行世莫得闻也。……既冠,东游学日本,慨然有光复之志。尝归,集孝义会于蕲春,就深山废社,说种族大义及中国危机状,听者累千人,环蕲春八县皆向之,众至数万,称曰黄十公子。清宣统三年,武昌倡义,季刚与善化黄兴、广济居正往视……”
熊十力:少年从军革命
与黄侃同样以“国学大师”之名鸣于世的熊十力,早年也是抛头颅洒热血的老革命党人。他老家黄冈离黄侃不远,生于1885年的他比黄侃大一岁。其幼年家贫随兄在家耕读,17岁后开始投军武昌从戎,后入湖北陆军特别学堂。
少年熊十力好力尚武,认为“军溃则清亡”,决计从军队内部着手运动。1904年,他在同乡何自新介绍下,认识了宋教仁、刘静庵、胡瑛等志士,并共同创建湖北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1906年武昌最重要的革命团体日知会正式成立,熊十力加入了日知会并成为骨干。
1906年5月萍醴起义爆发后,孙中山派胡瑛等人来湖北策应,熊十力积极奔走联络,策动军中士兵准备起事。然而事情很快败露,鄂军统制张彪悬赏五百金要熊的人头,他只得逃离武汉回到黄冈。
回到黄冈的熊十力隐姓埋名,在白石书院教书直至辛亥革命爆发。武昌首义成功,湖北各地迅速光复。熊十力在直接参与了黄冈光复后,立刻赴武昌参与临时湖北革命都督府的组建工作并任都督府参谋。
年轻的熊十力有着高昂的革命热情,任尔东南西北风,坚持民主共和理想岿然不动。他发表讨袁檄文反对帝制,参与护法运动讨伐北洋政府,奔走湘桂间以期支持桂军北伐,甚至去广州入孙中山护法军政府当幕僚。直至1917年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失败,他才顿悟所谓革命党人“绝无在身心上作工作者”。他在《与子非武》书中言,自己“目击万里朱殷,时或登高望远,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内心极度痛苦。
熊十力看到革命过程中党人倾轧、争权夺利,让其极度不满,认为祸乱起于大众的昏聩无知。他主动远离纷争烦扰的军政,开始默默地发奋读书,越读越认为自己之前于学问方面是一无所知,所以遇到人都不敢仰首伸眉,就像张岱《夜航船》中描述的僧人一样不敢伸脚。痛定思痛的他意欲专心学术,导人正见,从此不作革命行动,而虚心探中印两方文学。
熊十力在《十力语要》中记述自己这次转变时说:“于是始悟我生来一大事,实有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悔以往随俗浮沉无真志,誓绝世缘,而为求己之学。”他三十岁后完成了人生一大转折,此后潜心治学,建构社会的道统和人心,不遗余力地著文呼吁文化复兴,为国家和民族寻找医弊良方,终成一代新儒家的大师。
“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化大家,没想到年轻时都是反清的热血青年。这些100年前的80后们,投身于辛亥革命的激流,在翻天覆地的政治军事旋涡中腾挪起伏。可惜世人只知道他们的学问,“其志行世莫得闻也”。
1903年,在日本东京弘文书院求学时的周树人,剪了留了23年的辫子。后来他这样回忆大清留学生的辫子:“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着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剪了之后,一身清爽的鲁迅照了张照片,并在照片上题诗,送给自己的挚友许寿裳: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阁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从日本留学归来的他没混到一张像样的文凭,所学专业是医学却发现根本于世无补,弃医从文后又不得门径。海归的他先在杭州城里的浙江一师担任助教,在著名的“一师风潮”中和老乡许寿裳们赶走了校长夏震武,自己也不得不卷铺盖回家。已年过而立的他谋到了绍兴府中学堂教员的饭碗,然而,等在家中的是无性无爱的妻子朱安,这是与他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
这时外面世界却让鲁迅心绪颇不宁静,武昌革命党人起义成功了,不久上海光复的消息传来,接着杭州巡抚衙门也被革命党人王金发攻破。
11月4日,作为老革命党人的鲁迅积极起来,他参加了绍兴本地新派人士举行的大会,并被公推为主席。据在场的周建人在《绍兴光复前鲁迅的一小段事情》回忆,这次会上鲁迅提议了几件事很快都通过了。“意见就是组织武装讲演队,宣传革命的意义,使大家了解。但须若干人组成一队,武装的,以防万一有反革命进行袭击时,可以抵挡。”
就在绍兴城内革命势力蠢蠢欲动之时,末任知府程赞清审时度势,决定宣布绍兴“反正”。树未倒猢狲先散,面对席卷而来的革命,各地官员如程赞清这般的“革命”,显然是见风使舵的自保行为。绍兴光复后,原来的知府改成了绍兴军政分府府长,但“老爷”还是那个程赞清。
鲁迅在《范爱农》中回忆,徐锡麟刺杀恩铭被铺的消息传来后,留学生群情激奋,这时鲁迅与徐锡麟的学生范爱农起了冲突。由于留学生们无力为烈士的死做点什么,又找不到恰当方式发泄情感,便谋划着要给皇太后打份电报,“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鲁迅是极力赞同这份电报的,而偏偏在他赞同声刚落后,出来反对的是范爱农。
“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鲁迅甚至想:“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
此时激进的鲁迅不仅表现在言论上,还参加了杨笃生组织的北方暗杀团,准备向徐锡麟学习以我血荐轩辕,摧毁腐朽的清廷唤醒国人。后来鲁迅却从未执行过暗杀任务,他的理由是家有老母需要奉养。
革命成功后的鲁迅短暂摆脱了郁闷之气,一度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山会初级师范学堂读书的孙伏园回忆说,鲁迅来校就职时穿了件灰色的棉袄,却戴了一顶陆军帽。这样的混搭或许也是一种革命的表现。
对鲁迅来说革命的唯一好处就是——头上可以没有辫子,从此可以昂首露顶,慢慢地在街上走,再也听不到什么嘲骂。剪辫子是鲁迅早年极具符号意义的一个革命行为。革命后辫子没了却再也没有非议之声,可鲁迅的革命理想却像辫子一样——没了。
革命潮奔潮涌,潮来潮去后,阿Q的头被砍了,夏瑜的血变成了人血馒头……那位在革命前夕常与鲁迅对饮说疯话的范爱农失了业,最终在1912年溺水而亡。在鲁迅看来, “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
这些乱象让鲁迅陷入了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他在《哀范君三章》中悲观地写下:“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在后来的《阿Q正传》里用“革命”“不准革命”“大团圆”几章笔墨,来思考革命前后的变与不变。
带着对现实的失望,鲁迅奔向蔡元培所在的南京教育部,从此对家乡的“仇恨”一生都没有消减。
刘师培:反复无常,为功名所累
让鲁迅失望之极的王金发,生于1882年,也是一位80后。孙中山曾称王金发为“东南一英杰”,黄兴也称之为“东南名士,英雄豪杰”。蔡元培为王金发撰写传记,称赞他“大节觥觥”“落拓妩媚”,33岁 时被浙江都督朱瑞所杀。他以前确是位枪法精准的锄奸义士,算是光复会的一条汉子。
刘师培因叛变革命投靠清廷,被王金发用枪堵在床上差点要了命,而刘的姻弟、同谋汪公权就是这样被一下解决掉。
刘师培因求饶恳切命是保住了,但自此在上海无法容身,便公开投在了端方的幕下。刘师培的变节让很多人痛惜,他一生为功名所累,幸好得益于其非凡的才华,才得以苟全性命于乱世。让人眼花缭乱的刘师培不是三言二语能说清,他是近代学术史上绕不过的闻人,同样也以政治上善变而闻名,不过剥去浮华其实他骨子里是个书生。
江苏仪征刘家是以《春秋左氏传》行世,家学渊源可追溯到其曾祖父刘文淇,三代都是恪守乾嘉汉学的学者。浓厚的治学氛围,使得刘师培赢在起跑线上,8岁熟读《周易》,12岁四书五经已倒背如流,稍长便遍读家中藏书。
1901年,17岁的刘师培考取秀才,次年中举人。准备一鼓作气登上金銮殿,没想到在关键时候掉链子,他在会试时意外落第。落榜后的刘师培结识了章太炎,从此人生的轨迹发生变化。彼时章太炎在上海办《苏报》,其中反清反满的思想吸引了文青小刘。小刘开始有点崇拜老章,而老章素慕仪征刘家家学,于是两人一见如故。
《苏报》案发,章太炎、邹容锒铛入狱,却没吓退刘师培。年轻气盛的他以“光汉子”(光复汉族)为名,出版发行《中国民族志》;与蔡元培等人创办了《俄事警闻》,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实现民主共和。刘师培与那个时代很多知识青年一样,走上从旧学到新学、从读书到革命的路子。
然而,1908年初,与同盟会貌合神离已久的刘师培,受到章太炎曾致信张之洞示好,与清廷错综复杂的关系启发。他密信清朝具有革新思想的端方,自报家门,忏悔自己参加革命的心路历程,并中肯地向朝廷陈述了他的意见,开列了十条“弭乱之策”。有才有学的端方号称清末四大能臣,对刘师培这样“回归主流”的“失足青年”当然是欢迎的。
刘师培这封信并不是刻意检举揭发革命党的,而是自己对中国现实的看法和思考,但此种向清廷献媚献策是革命党难以容忍,所以才出现了王金发行刺一幕。刘师培此番被革命党人一吓唬,只得眼睛一闭与清廷穿一条裤子了,成为端方的暗探。1909年4月,因为刘师培的告密,革命党人张恭被捕。
11月17日,武昌首义不久后,四川各地纷纷响应。清军溃不成兵,端方在资州死于乱军中,刘师培也成为阶下之囚。章太炎闻讯立即营救,章发文以方孝孺比刘师培,将其喻为“读书种子”,以为他追随端方、出卖张恭只是“小疵”。民国初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章太炎、蔡元培等人便电请南京政府,从而保全刘师培的性命。
刘师培获释后,并未吸取这次“小疵”的教训就此消停。他不久出川投奔阎锡山,后来又与杨度等人发起筹安会,主张拥立袁世凯称帝。1916年,袁世凯称帝百日后一命呜呼,接下对帝制祸首进行清算。然而在要严惩的名单中,筹安会最早核心成员却少了刘师培与严复。由于具体督办的李经羲以爱惜人才为由,他们获得了特批而赦免。
蔡元培为北大校长随即向刘师培抛出绣球,北大成了刘最后的栖身之所。1919年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刘师培因肺结核病逝,走完了他充满争议的35年人生。身后萧条,历二日始入殓,由蔡元培经纪其丧,陈独秀代理其殓资。次年2月由刘文典等抚棺归葬。
妻子何震是刘师培变节的关键。何震美艳而强悍,常常向他做“河东狮吼”。何震在当时是有名的交际花,而且常常与其表弟汪公权出双入对,作为老师辈的章太炎有点看不下去,便私下告诉了弟子刘师培。没想到刘非但不信,反而嫉恨章“挑拨离间”,便公开反污章与清政府关系暧昧,这让章实在大为光火。
刘、章出现难以弥补的裂痕,这竟成了刘变节的导火索。师徒两人自1903年初识,在一见倾心后很快进入了“蜜月期”,到如今却分道扬镳,让刘师培感到谁也靠不住,革命更是不靠谱。因为彼时革命起义屡次失败,清廷开始进行宪政改良,加上何震与汪公权的挟持,刘师培开始向“体制”靠拢。事实上这一切只能算是刘师培变节的诱因,他离心革命最关键是政治的变化,此时刘师培已成为无政府主义的粉丝,成为这一理论的拥趸者,他与同盟会的分裂是迟早的事。
黄侃:高楼撒尿识大师
当众痛骂和痛哭刘师培的黄侃也是80后中的一位奇人,他与章太炎、刘师培并称为清末民初三大狂士,关乎他的段子真真假假广泛流传。黄侃因狂狷和才学闻名,由于后世之人对其生平事迹不甚了了,也很少有人读过他什么著作,都只是人云亦云称之为“国学大师”。正如有论者感叹:“诚哉斯言,而革命之黄季刚,于今知之者谁?
革命的黄侃生于1886年,少时读书艰苦,1903年入湖北文普通学堂学习,遇到了蓟春同乡田桐。同学田桐是黄兴和宋教仁的莫逆之交,黄侃与田桐对时事英雄所见略同,同学少年志同道合,他们并肩用一切机会宣传革命思想,终日在一起密谋“造反”。
纸包不住火,终于事情败露,黄侃不仅被学校开除,还遭当局通缉。1905黄东渡日本留学,同年8月同盟会成立,黄侃即加盟成为元老。留日第二年黄侃遇到章太炎,黄成为章门弟子还有段轶事。在日本时某日黄侃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夜黄因内急便从楼窗中解裤洋洋直泻,此时夜读正酣的章见尿水飞溅便破口大骂,黄侃也报以回骂。不骂不相识,待双方互通姓名后,两人越谈越投机,黄侃便折节称弟子。
留日期间的黄侃成为反清的热血青年,他在《民报》等报刊上写下大量鼓吹革命文字。他1910年秋回国归里,筹设孝义会组织反清活动。 辛亥年7月,黄侃回到汉口,刚创刊的《大江报》社长詹大悲25日宴请黄侃。席间黄借酒痛骂立宪派,趁性写下了《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由铁路国有政策引申到政治变革,质疑清廷自以为是的立宪变革,号召在这没有一点点希望的中国来一次大乱以唤醒国人。
这则短评被视为2个多月后爆发的武昌首义的战斗檄文。不久詹大悲被捕、《大江报》被封,获得舆论的一片同情之声,革命已是呼之欲出。也正是因这篇时评,黄侃几乎一夜之间暴得大名,成为鼓吹革命的风云人物。
黄侃曾两次修改孙中山的挽联,当年孙中山逝世后,他建议改挽联为“同志尚未成功,革命仍需努力”;4年后奉安大典时看到国民党官员腐败,他愤然改成“革命尚未努力,同志仍需成功”。对革命失望的黄侃开始专心学术,成为学有所长的一代大家,而他的革命往事渐渐湮没无闻。作为其师的章太炎深感遗憾,在为黄侃逝世后撰写墓志铭时,十分详尽地描写道黄侃的革命事件:
“世多知季刚之学,其志行世莫得闻也。……既冠,东游学日本,慨然有光复之志。尝归,集孝义会于蕲春,就深山废社,说种族大义及中国危机状,听者累千人,环蕲春八县皆向之,众至数万,称曰黄十公子。清宣统三年,武昌倡义,季刚与善化黄兴、广济居正往视……”
熊十力:少年从军革命
与黄侃同样以“国学大师”之名鸣于世的熊十力,早年也是抛头颅洒热血的老革命党人。他老家黄冈离黄侃不远,生于1885年的他比黄侃大一岁。其幼年家贫随兄在家耕读,17岁后开始投军武昌从戎,后入湖北陆军特别学堂。
少年熊十力好力尚武,认为“军溃则清亡”,决计从军队内部着手运动。1904年,他在同乡何自新介绍下,认识了宋教仁、刘静庵、胡瑛等志士,并共同创建湖北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1906年武昌最重要的革命团体日知会正式成立,熊十力加入了日知会并成为骨干。
1906年5月萍醴起义爆发后,孙中山派胡瑛等人来湖北策应,熊十力积极奔走联络,策动军中士兵准备起事。然而事情很快败露,鄂军统制张彪悬赏五百金要熊的人头,他只得逃离武汉回到黄冈。
回到黄冈的熊十力隐姓埋名,在白石书院教书直至辛亥革命爆发。武昌首义成功,湖北各地迅速光复。熊十力在直接参与了黄冈光复后,立刻赴武昌参与临时湖北革命都督府的组建工作并任都督府参谋。
年轻的熊十力有着高昂的革命热情,任尔东南西北风,坚持民主共和理想岿然不动。他发表讨袁檄文反对帝制,参与护法运动讨伐北洋政府,奔走湘桂间以期支持桂军北伐,甚至去广州入孙中山护法军政府当幕僚。直至1917年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失败,他才顿悟所谓革命党人“绝无在身心上作工作者”。他在《与子非武》书中言,自己“目击万里朱殷,时或登高望远,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内心极度痛苦。
熊十力看到革命过程中党人倾轧、争权夺利,让其极度不满,认为祸乱起于大众的昏聩无知。他主动远离纷争烦扰的军政,开始默默地发奋读书,越读越认为自己之前于学问方面是一无所知,所以遇到人都不敢仰首伸眉,就像张岱《夜航船》中描述的僧人一样不敢伸脚。痛定思痛的他意欲专心学术,导人正见,从此不作革命行动,而虚心探中印两方文学。
熊十力在《十力语要》中记述自己这次转变时说:“于是始悟我生来一大事,实有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悔以往随俗浮沉无真志,誓绝世缘,而为求己之学。”他三十岁后完成了人生一大转折,此后潜心治学,建构社会的道统和人心,不遗余力地著文呼吁文化复兴,为国家和民族寻找医弊良方,终成一代新儒家的大师。
“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化大家,没想到年轻时都是反清的热血青年。这些100年前的80后们,投身于辛亥革命的激流,在翻天覆地的政治军事旋涡中腾挪起伏。可惜世人只知道他们的学问,“其志行世莫得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