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曰：“兵者，诡道也。”曹孟道注：“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兵不厌诈，两军对垒、生死决战之刻能讲什么忠厚？除非是标榜“仁义之师”、其实迂腐蠢笨的宋襄公。
　　杂文家与军事家第一个相通处，就是都要行“诡道”。然而，我们的许多杂文作者却过于忠厚了。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论甲不敢环顾而言乙，说乙无胆出岔而议甲。看题即知结论，一览而无剩余，真个是人前尽抛一片心，为文全无智与谋，多的是直道，缺的是诡道。
　　鲁迅绝不是这样的。一次在鲁迅博物馆重睹先生应内山完造之邀摄于上海新月亭的照片，望着他斜睨的目光，我突然产生一个感觉：“这老头子好诡谲！”
　　看来是对先生的大不敬！然而，余崇拜鲁迅、苦读鲁迅凡二十年，方感到此时的感觉似乎接近先生的真性格。
　　有事实为证——
　　二十年代末冯乃超与梁实秋发生过一场笔战。冯称梁为“资本家的走狗”，梁则辩解道：“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于是，鲁迅立即写了一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指出：“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恰恰是走狗的“活写真”。他不知道主子是谁，“为确当计，还得添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而且从他想借主子的“恩惠”助一臂之力，以济“文艺批评”之穷来看，“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鲁迅写完这篇文章，自己高兴得笑起来说：“乃超这人真是忠厚，比起他来，我真要‘刻薄’得多了。可是，对付梁实秋这类人，就得这样。我帮乃超一手，以助他之不足。”后来，冯乃超回忆起这篇杂文，甚为叹服，称之为“奇文”。
　　尽管当时的是是非非，各家可有各家的看法，梁实秋自有他的文化地位，然而这事例充分说明鲁迅先生是不赞成所谓“忠厚”的。对待人民和同志，特别是青年，鲁迅是极其忠实的，几乎有些“呆气”，用许广平的话说是“其愚不可及”。然而在斗争中，在为文时，忠厚是无用的别名，鲁迅反其道而行之，是极有本领的智者与斗士。他的真性格中多的是一种高超的“刻薄”、“尖刻”、“狡猾”，也就是诡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