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性学家张竞生，人们马上联想到的是他“性学博士”的戏谑称谓，在那个谈性色变的时代，张竞生成了一个文化异类，被人讥为“文妖”“淫虫”，饱受非议。而他在20世纪20年代与大文豪周作人的一场笔墨官司，更让后人唏嘘不已。
　　1921年，获得法国里昂大学博士学位的张竞生受聘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讲授《美的人生观》。此时年长其四岁的周作人也在北大任教，两人虽在同一所高校教书，但并沒有过多的交往。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周作人看到了《美的人生观》的讲义，十分欣赏，便在北京《晨报》的副刊发表了一篇赞许张竞生的文章。他说：“张先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的旗帜，大声惊诧，这是何等痛快的事。”对于周作人这位文坛大哥，张竞生是高山仰止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周作人在文坛的地位举足轻重。能得到周作人的赞许，张竞生受宠若惊，得到莫大的精神鼓励，两人的交往也日益密切。
　　后来张竞生又在社会上掀起了爱情定则大讨论，他指出“夫妻原是朋友的一种，爱情原是有条件的、比较的、可变迁的东西”，接着他又出版了《性史》一书，张竞生的这两个“离经叛道”的举动犹如重磅炸弹，在知识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被指玷污传统，宣传色情文化，不断有人对其进行挞伐围攻，张竞生的处境十分尴尬。对于众人对张竞生的批判，周作人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坚定地站在张竞生一边，对其表示了极大的支持，甚至在报刊上写文章进行声援，这对张竞生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他对周作人是倍加感激。
　　然而就是这样一对好朋友，后来却成了老死不相往来的文坛仇人。起因是1927年一个叫叶正亚的女子投书给周作人的《语丝》杂志，控告张竞生打骂妻子，抨击张竞生是“一个阴险、奸诈、凶恶的伪善男子”。周作人看完这封信后，不仅将这封信全文照发，而且还提笔写了按语，指责张竞生“是一个思想错乱、行为横暴、信奉旧礼教的男子……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这正是旧日男子的常态。我们只见其中满是旧礼教，不见一丝儿‘新文化’”。从这些按语，不难看出周作人对张竞生的失望之情。
　　张竞生从报纸上看到叶的信及周作人的按语后，对周的做法是大为不满，认为周作人是在帮外人挖自己的墙角，诋毁自己的声誉，马上提笔反击。他先后写了《打倒假装派》《周作人君真面目的讨论》等文章，对周作人是冷嘲热讽。他说：“我的情感是极热烈的，故可爱时真实爱，可恨时则真实恨，断不肯如叶及周作人一班人的阴险吞吐，半生半死的情感。”
　　张竞生丝毫不留情面甚至刻薄地写道：“周君的头好比太太们缠过的脚，虽自己努力解放，但终不免受旧日束缚的影响以致行起来终是不自然。周君终是抱守中庸之道的，说好点是稳健，说坏点是不彻底，不新不旧，非东非西，骑墙派的雄将，滑头家的代表。”
　　张竞生嘲讽周作人的文字柔弱无骨，缺乏大丈夫应有的阳刚之气，“周君那种师爷的态度，阴险狡猾，毫无特立独行的气概。……至于他的文章，其油滑无骨气一如其人。”不仅如此，张竞生还揭起了周作人的老底，比如娶日本老婆，订阅日本报纸，在家门前挂起日本旗，看到昔日的老师章太炎要倒霉了，便落井下石与老师绝交等。
　　这番讽刺挖苦，让周作人十分恼火，发表文章批驳张竞生，双方在报纸上唇枪舌剑，互不退让，最终闹得不欢而散成了死敌。其实张、周两人本无什么矛盾，只因一封信便撕破了脸皮实在让人惋惜。倘使两人能够心平气和地沟通消除误会，恐怕也不会陷入后来无法挽回的境地。
　　对于这件事，张竞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回忆录《十年情场》中曾不无懊悔地说道：“我往后极知自己那时的错误，可说是情感所燃烧到失却了全部理性的。”这场文坛官司无所谓对与错，只要两人各退一步便可冰释前嫌，不过直到两人离世，谁也没有向对方伸出橄榄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