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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旧物，无意中发现诗人蒋锡金先生的一篇“追记”，题为《南京解放时的荊有麟》。这是锡金先生1977年11月14日访问孔罗荪的追记，谈话地点在上海淮海中路1610弄5号孔罗荪家中。“追记”全文是：
武汉第三厅时期好像大家都不觉得有这个荊有麟。
以后到了重庆，在郭老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中荊有麟便出现了。由于他的行踪诡秘，文艺界对他都怀有警惕性。
南京解放的时候我正在南京，那时还有陈瘦竹和方光焘。大军刚过江，国民党匪帮逃散，人民政权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候，南京的街头上贴出了“维持会”的布告，下有三人具名，其中有一个是荊有麟，会址设在中央饭店。我纳闷，是不是就是那个荊有麟呢？恰巧我要路过中央饭店，就悄悄地进去转了一转，看到有些人在那里开会，而站着讲话的正是荊有麟，就赶紧退了出来。把这事对朋友们说了，大家都很纳罕。这个维持会可能很快就解散了。
过不了几天，在新街口又出现了一个剧团，有一帮男男女女出出入入，而其团长又是荊有麟。
这时，北京传来了要召开第一届文代大会的消息，我们在南京的一些朋友正在合计，怎样和北京联系，产生代表。荊有麟忽然找到我，还带了一个女的，说是他的秘书。文艺界的人带着女秘书找人的事是从来未有过的。他说，他想打听一下，怎样和北京联系，产生文代会的代表，他也想参加这个会。我们合计了一下，决定不睬他。
而夏衍从上海来联系，要商量产生文代会的南方代表的问题。我们去了上海。正商议间，荊有麟又给上海去了信，表示了他的愿望。我把他的情况说了，大家覺得代表团中不能搁上这样的人。所以又没有睬他。
听说他还给北京写过信或打过电报，详情不知道。
不久之后，就听得南京的公安部门抄查了这个剧团，抄出了电台，还有许多其他的罪证。以后经过审查、核实，正式宣判，就把荊有麟镇压了。
蒋锡金追记，1977年12月
蒋锡金先生是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十分活跃的一位诗人，同时还是萧红的朋友，电影《黄金时代》中就有这个角色。他为什么在1977年会写这样一篇追记呢？原因是：1977年4月，我刚调到新成立的鲁迅研究室工作，跟从《光明日报》调来的金涛共同编辑《鲁迅研究资料》。金涛有一位朋友，就是当今知名的比较文学研究专家孟庆枢。他当时也在东北师大工作，到北京出差时常来看望金涛。有一次，孟庆枢带来一沓文稿，上面是对鲁迅1912年日记的注释，包括人物、事件、机构、书刊、典故……显示出注释者知识的广博和治学态度的严谨。我感到很惊讶，不解“文革”后期居然还会有人做这种烦琐的考据工作，而鲁迅研究室承担着注释《鲁迅日记》的任务，正缺少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孟庆枢告诉我们，注释者就是该校的蒋锡金教授，不过还没有摘掉“右派”帽子。我当即向鲁迅研究室的李何林主任汇报了这一情况。李主任思贤若渴，当即就给东北师大发去了商调蒋锡金的函件。很快，蒋先生就来到了鲁迅研究室的所在地——北京西皇城根北街二号，全身心地投入到鲁迅日记的注释工作。在《鲁迅日记》中，鲁迅跟荊有麟交往的记载有321次，仅在北京时期的交往就多达218次。因此，蒋先生之所以调查荊有麟的情况就不难理解了。
荊有麟（1903—1951），又名李林，笔名艾云、织芳、金林，山西猗氏县人。曾在李大钊主编的《哈哈报》任编辑。1924年，荊有麟在北平世界语专门学校读书，听鲁迅讲授日本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论著《苦闷的象征》。同年11月16日，荊有麟为北平劳动文艺研究会的出版物《火球周刊》写了一篇文章，特意前往阜成门宫门口西三条21号向鲁迅请教。鲁迅热情地替他修改，并鼓励说：“要多看书，多动笔，慢慢就会进步。”荊有麟备受鼓舞，此后，荊有麟无论创作，还是翻译，都会主动向鲁迅请教。
同年12月9日，荊有麟跟胡也频、项拙、江震亚、陆士钰共同编辑的《民众文艺周刊》创刊，附《京报》发行。宗旨是提倡表现民众思想，并以民众生活为题材的文艺，为被压迫人民代言。鲁迅将杂文《战士和苍蝇》《夏三虫》等交该刊发表，以示支持，并为该刊义务校对至第十七号止。
1924年至1926年这两年间，荊有麟是鲁迅寓所的常客，经常听鲁迅发表各种精彩议论，而且熟知鲁迅家庭生活内情。“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曾到荊有麟的住处避难，被特务发现之后又送鲁迅至山本医院，并护送鲁迅家属至东安饭店。1927年底，荊有麟到上海拜访鲁迅，请为之修书致蔡元培，向南京政府推荐他往江北整顿北洋军阀旧部。不久荆有麟任国民党第二十二独立师秘书长。1939年，即鲁迅去世三年后，荊有麟加入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组织，于1951年5月被镇压。
鲁迅曾跟友人感叹：“我这个人的社交圈太复杂了。”他跟荊有麟的关系即证明了这一点，但鲁迅对荊有麟也并非毫无警觉。1927年春，荊有麟替冯玉祥办报，特向鲁迅约稿，承诺刊登在该报创刊号，并说非要有鲁迅文章不出报，但并不向鲁迅说明这家报纸的政治背景。后来由于时局变化，鲁迅文稿一到，荊有麟就逃跑了。鲁迅因为荊有麟不向他说出实情，怀疑荊有麟可能在冯玉祥面前又是打着他的旗号办报。同年7月28日，鲁迅在致章廷谦的信中说出了他的以上怀疑。1928年3月，荊有麟在国民党改组派的刊物《贡献》上把林风眠的绘画作品《人类的历史》跟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相媲美，鲁迅阅后感到过于“肉麻”。此后，荊有麟为了往上爬，多次请求鲁迅把他引荐给留日时期的老友、国民党第十九军军长陈仪。鲁迅怀有戒心，多次拒绝。1929年6月29日，鲁迅致许寿裳信中说：“前几天有麟来，要我介绍他于公洽（按：即陈仪），我复绝他了……因为他虽和我认识有年，而我终于不明白他的底细，倘与以保证，偾事亦不可知也。”“偾事”即坏事。鲁迅在此信中，明确承认他终于不明白荊有麟的底细。
那么，荊有麟究竟犯下了什么罪行呢？据1951年4月30日《新华日报》公开报道，荊有麟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为北洋军阀吴佩孚做情报。1939年先后参加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组织。1940年6月混进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暗中监视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邓颖超等中共人士和沈钧儒、章伯钧、史良、王昆仑、曹靖华等民主人士的活动。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保密局任命为南京站少将文化组长，并由中统局任命为南京实验区专员。淮海战役结束后，荊有麟以“左”倾文化人为伪装，潜伏于南京，任第一分站少将站长，以剧团为掩护，搜集解放军和苏联使馆情报。荊有麟被捕时，从他那里发现了C.S.M电台一部，密码六本，活动经费大宗……显然，荊有麟的特务身份确凿无疑。 荊有麟既然是一个已被镇压的文化特务，那时隔六十余年之后为什么还要提及他呢？原因之一是他毕竟跟鲁迅有一段绕不开、抹不掉的交往史。原因之二是1940年冬，他在孙伏园的鼓励之下，用了一年半时间，写了一本《鲁迅回忆断片》，于1943年11月11日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然而，由于荊有麟的政治身份，他撰写的这本书多年来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如果我们不因人废言，应该承认他的回忆录的确提供了鲁迅生平——特别是北京时期的若干重要史实。
首先是鲁迅北京时期与报刊的关系。荊有麟是《民众文艺周刊》的编者之一，又是鲁迅主编的《莽原》周刊的发起人之一。莽原社对外公布的社址就是荊有麟在北京西城锦什坊街96号的寓所。对于《语丝》周刊、《京报副刊》的创办过程，荊有麟都十分了解，所以他撰写的《〈京报〉的崛起》《〈语丝〉的发刊》《〈莽原〉时代》都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值得参考。
对于鲁迅与同时代人的关系，荊有麟也提供了一些重要而有趣的史料。比如《“金心异”考》一文，不仅解释了鲁迅戏称钱玄同为“金心异”的原因，而且还追忆了鲁迅跟钱玄同互开玩笑：“在北大教员休息室里，钱玄同有一天对鲁迅说，他的儿子那样小，居然也会耍滑头闹恋爱。鲁迅就开玩笑说：这叫有其父必有其子呵！而钱玄同马上就向当时还不曾生儿子的鲁迅反攻，说：有的人是将这套把戏永远保持着，留给自己用，连后都不想传呢。”这就是历史人物的鲜活之躯。
在《鲁迅的个性》一文中，荊有麟还追叙了1927年鲁迅在广州跟孔祥熙的一次会见。当时孔祥熙为鲁迅设家宴，席间多有吹捧之词，鲁迅并不领情。孔祥熙特别推荐一道菜，称道其好处，并说这是某前辈名流所赏识的，这次烹调者正是这位名流过去的厨子。但鲁迅根本不动筷子，竟说：“我就是不喜欢吃这道菜。”同文又寫到鲁迅的老友陈仪做了大官，有次特意到上海拜访鲁迅，鲁迅竟从后门溜走，避而不见。陈仪在大门口等了半个多小时，后来发现鲁迅回来了，便冲进门，说：“哈哈，我晓得你在家呢！”鲁迅有点窘，即刻说：“你不是当了官么？”陈仪回答道：“做官归做官，朋友归朋友。”这些都表现出鲁迅身上的魏晋遗脉。
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中有一个名篇——《立论》。作品通过梦境中立论的艰难，揭露了以“瞒”和“骗”为表征之一的中国国民性的弊病。《鲁迅回忆断片》中有一篇《哈哈论的形成》，提供了鲁迅本人的说法：1924年暑假，鲁迅应陕西教育厅之邀赴西安讲学，讲师团中有一位《京报》“显微镜”专栏的编者王小隐。此人一见人面总是先拱手，然后就是发出“哈哈哈”的声音。无论你讲的是好还是坏，美还是丑，是还是非，王小隐绝不表示赞成与否定，总是哈哈大笑蒙混过去。鲁迅说：“我想不到，世界上竟有以哈哈论过生活的人。他的哈哈是赞成，又是否定。似不赞成，也似不否定。让同他讲话的人，如入无人之境。”像这样的回忆资料，对于读者理解《立论》的人物原型和构思过程极有裨益。荊有麟还提及《野草》中的《过客》因为找不出合适的表现形式，整整酝酿了十年。像这种极富启示意义的说法，我也只在荊有麟的回忆中读到过。
荊有麟跟鲁迅曾经是师生关系，在北京大学和世界语专门学校聆听过鲁迅授课，所以他提供的关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北平教育界的情况特别值得珍视。在鲁迅1924年5月至6月的日记中，曾出现往“集成国际语言学校”讲课的记载，但我在编写《鲁迅年谱》北京部分时，没有发现该校的有关记载，其他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也从未涉及这所学校。但荊有麟《鲁迅回忆断片》中写道：“先生当时担任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这学校里的学生，完全笼罩在政治活动中，记得当时学生中分三派：国民党、共产党与无政府党。因为有这些党派关系，在第二学年，便发生了不可收拾的学潮，整整闹了半年，学校还是无法上课，于是有些人，便找代理校长谭熙鸿，预备另外成立一处外国语专门学校，以结束其风潮，当时曾邀请与学校有关之董事、教授等，在中央公园开会商决。先生为教授之一，自亦参与其会，会议中，多数以为为解决风潮起见，还是另改一学校名称，学生重新举行登记。此主张，以马夷初主张最力，后来李石曾提出：为防止再有风潮起见，学生中，凡系某党某党，一律不予接受。先生以此，有失教育青年之旨，便激烈发对，始遭打销。”据笔者理解，李石曾是国民党元老之一，学世界语的学生又大多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所以荊有麟回忆中的“某党某党”，显然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所谓“集成国际语言学校”，即是风潮中筹备新成立的学校，后改组为外国语专门学校，校址设在骑河楼蒙福禄馆，是一座洋楼，以英语和世界语为必修课，同时选修法、俄、德、日等语种。像这样的回忆材料，的确填补了鲁迅生平研究的空白。
《鲁迅回忆断片》中最珍贵的部分是谈及鲁迅北京时期的家庭生活。最了解鲁迅家庭生活的当然是鲁迅的家人，但鲁迅的母亲和原配都不会写文章，只提供了一点零星的口述史料；周作人撰写的回忆录最多，有自身优势，也有自身局限，对一些问题避而不谈。当今学者研究鲁迅北京时期的家庭生活，多参考俞芳撰写的《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俞芳是鲁迅1923年在北京砖塔胡同居住时的小房东之一，当年只有十二岁，年龄给她带来的局限也是不言而喻的。荊有麟的回忆则写到了《母亲的影响》《鲁迅的婚姻同家庭》，其中有一些极为生动的细节。
比如书中写到鲁迅到处为母亲搜集中国旧式小说以供消遣，而且自己必先看一遍，怕母亲因情节悲惨而太动感情；又写到吴曙天女士曾经将《故乡》一文推荐给鲁迅母亲读。鲁迅母亲不知道这是她儿子的作品，便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样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这些生活细节，既表现了鲁迅恪守的孝道，也写出了母子之间的精神隔膜。
《鲁迅的婚姻同家庭》一文更真实披露了鲁迅跟原配夫人朱安的关系。朱安曾对荊有麟的妻子说：“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鲁迅当年的婚姻生活，由此可见一斑。鲁迅跟朱安到底有没有性生活，这也是有猎奇心理的读者常提出的问题。据我所知，正面解答这一问题的只有荊有麟。我感到，鲁迅在青年面前是最无伪饰的，所以致李秉中、欧阳山等人的信中都涉及了有关性的问题。鲁迅对荊有麟亦如此。鲁迅告诉荊有麟：“Wife，多年中，也仅仅一两次。”这个资料，现在已被引述进鲁迅和朱安的传记，真实再现了“人间鲁迅”的私人空间。
关于荊有麟的家庭情况，山西老作家董大中进行了几十年的跟踪调查。董老介绍说，荊有麟出生于一个大家庭，有五弟二妹。弟荆森林1949年以后在台湾军队服役；小妹荆鸣鹤留居大陆，二人年龄相差三十多岁。荊有麟之妻莫瑛，亦名莫仙瑛，因其母姓金，笔名为“金仲芸”，画家，在《鲁迅日记》中多次出现。荊有麟有一子二女：长女奥特华，自幼有绘画天赋，经其叔介绍，嫁台湾军官刘自然为妻，以在照相馆修照片为职业；次女奥特利，留居大陆，在湖南长沙机床厂当车工；儿子维也纳，后改名荆良，在长沙湖南煤建器材公司做化验员。
1967年，荊有麟的女婿刘自然被美军顾问枪杀，美国军事法庭竟宣布凶手无罪。荊有麟的长女奥特华只身到台北“美国驻台使馆”门前静坐抗议，引起广泛社会同情，酿成了台湾爱国民众打砸“美国驻台大使馆”的事件，成为轰动一时的国际新闻。当年5月31日，荆良到《新湖南报》控诉美军杀害他姐夫刘自然的暴行，对他的姐姐奥特华表示支持。《人民日报》为此发表报道，题为《刘自然妻弟写信鼓励他姐姐奥特华，坚持爱国反美斗争到底》。
武汉第三厅时期好像大家都不觉得有这个荊有麟。
以后到了重庆，在郭老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中荊有麟便出现了。由于他的行踪诡秘，文艺界对他都怀有警惕性。
南京解放的时候我正在南京，那时还有陈瘦竹和方光焘。大军刚过江，国民党匪帮逃散，人民政权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候，南京的街头上贴出了“维持会”的布告，下有三人具名，其中有一个是荊有麟，会址设在中央饭店。我纳闷，是不是就是那个荊有麟呢？恰巧我要路过中央饭店，就悄悄地进去转了一转，看到有些人在那里开会，而站着讲话的正是荊有麟，就赶紧退了出来。把这事对朋友们说了，大家都很纳罕。这个维持会可能很快就解散了。
过不了几天，在新街口又出现了一个剧团，有一帮男男女女出出入入，而其团长又是荊有麟。
这时，北京传来了要召开第一届文代大会的消息，我们在南京的一些朋友正在合计，怎样和北京联系，产生代表。荊有麟忽然找到我，还带了一个女的，说是他的秘书。文艺界的人带着女秘书找人的事是从来未有过的。他说，他想打听一下，怎样和北京联系，产生文代会的代表，他也想参加这个会。我们合计了一下，决定不睬他。
而夏衍从上海来联系，要商量产生文代会的南方代表的问题。我们去了上海。正商议间，荊有麟又给上海去了信，表示了他的愿望。我把他的情况说了，大家覺得代表团中不能搁上这样的人。所以又没有睬他。
听说他还给北京写过信或打过电报，详情不知道。
不久之后，就听得南京的公安部门抄查了这个剧团，抄出了电台，还有许多其他的罪证。以后经过审查、核实，正式宣判，就把荊有麟镇压了。
蒋锡金追记，1977年12月
蒋锡金先生是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十分活跃的一位诗人，同时还是萧红的朋友，电影《黄金时代》中就有这个角色。他为什么在1977年会写这样一篇追记呢？原因是：1977年4月，我刚调到新成立的鲁迅研究室工作，跟从《光明日报》调来的金涛共同编辑《鲁迅研究资料》。金涛有一位朋友，就是当今知名的比较文学研究专家孟庆枢。他当时也在东北师大工作，到北京出差时常来看望金涛。有一次，孟庆枢带来一沓文稿，上面是对鲁迅1912年日记的注释，包括人物、事件、机构、书刊、典故……显示出注释者知识的广博和治学态度的严谨。我感到很惊讶，不解“文革”后期居然还会有人做这种烦琐的考据工作，而鲁迅研究室承担着注释《鲁迅日记》的任务，正缺少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孟庆枢告诉我们，注释者就是该校的蒋锡金教授，不过还没有摘掉“右派”帽子。我当即向鲁迅研究室的李何林主任汇报了这一情况。李主任思贤若渴，当即就给东北师大发去了商调蒋锡金的函件。很快，蒋先生就来到了鲁迅研究室的所在地——北京西皇城根北街二号，全身心地投入到鲁迅日记的注释工作。在《鲁迅日记》中，鲁迅跟荊有麟交往的记载有321次，仅在北京时期的交往就多达218次。因此，蒋先生之所以调查荊有麟的情况就不难理解了。
荊有麟（1903—1951），又名李林，笔名艾云、织芳、金林，山西猗氏县人。曾在李大钊主编的《哈哈报》任编辑。1924年，荊有麟在北平世界语专门学校读书，听鲁迅讲授日本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论著《苦闷的象征》。同年11月16日，荊有麟为北平劳动文艺研究会的出版物《火球周刊》写了一篇文章，特意前往阜成门宫门口西三条21号向鲁迅请教。鲁迅热情地替他修改，并鼓励说：“要多看书，多动笔，慢慢就会进步。”荊有麟备受鼓舞，此后，荊有麟无论创作，还是翻译，都会主动向鲁迅请教。
同年12月9日，荊有麟跟胡也频、项拙、江震亚、陆士钰共同编辑的《民众文艺周刊》创刊，附《京报》发行。宗旨是提倡表现民众思想，并以民众生活为题材的文艺，为被压迫人民代言。鲁迅将杂文《战士和苍蝇》《夏三虫》等交该刊发表，以示支持，并为该刊义务校对至第十七号止。
1924年至1926年这两年间，荊有麟是鲁迅寓所的常客，经常听鲁迅发表各种精彩议论，而且熟知鲁迅家庭生活内情。“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曾到荊有麟的住处避难，被特务发现之后又送鲁迅至山本医院，并护送鲁迅家属至东安饭店。1927年底，荊有麟到上海拜访鲁迅，请为之修书致蔡元培，向南京政府推荐他往江北整顿北洋军阀旧部。不久荆有麟任国民党第二十二独立师秘书长。1939年，即鲁迅去世三年后，荊有麟加入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组织，于1951年5月被镇压。
鲁迅曾跟友人感叹：“我这个人的社交圈太复杂了。”他跟荊有麟的关系即证明了这一点，但鲁迅对荊有麟也并非毫无警觉。1927年春，荊有麟替冯玉祥办报，特向鲁迅约稿，承诺刊登在该报创刊号，并说非要有鲁迅文章不出报，但并不向鲁迅说明这家报纸的政治背景。后来由于时局变化，鲁迅文稿一到，荊有麟就逃跑了。鲁迅因为荊有麟不向他说出实情，怀疑荊有麟可能在冯玉祥面前又是打着他的旗号办报。同年7月28日，鲁迅在致章廷谦的信中说出了他的以上怀疑。1928年3月，荊有麟在国民党改组派的刊物《贡献》上把林风眠的绘画作品《人类的历史》跟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相媲美，鲁迅阅后感到过于“肉麻”。此后，荊有麟为了往上爬，多次请求鲁迅把他引荐给留日时期的老友、国民党第十九军军长陈仪。鲁迅怀有戒心，多次拒绝。1929年6月29日，鲁迅致许寿裳信中说：“前几天有麟来，要我介绍他于公洽（按：即陈仪），我复绝他了……因为他虽和我认识有年，而我终于不明白他的底细，倘与以保证，偾事亦不可知也。”“偾事”即坏事。鲁迅在此信中，明确承认他终于不明白荊有麟的底细。
那么，荊有麟究竟犯下了什么罪行呢？据1951年4月30日《新华日报》公开报道，荊有麟在20世纪20年代就曾为北洋军阀吴佩孚做情报。1939年先后参加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组织。1940年6月混进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暗中监视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邓颖超等中共人士和沈钧儒、章伯钧、史良、王昆仑、曹靖华等民主人士的活动。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保密局任命为南京站少将文化组长，并由中统局任命为南京实验区专员。淮海战役结束后，荊有麟以“左”倾文化人为伪装，潜伏于南京，任第一分站少将站长，以剧团为掩护，搜集解放军和苏联使馆情报。荊有麟被捕时，从他那里发现了C.S.M电台一部，密码六本，活动经费大宗……显然，荊有麟的特务身份确凿无疑。 荊有麟既然是一个已被镇压的文化特务，那时隔六十余年之后为什么还要提及他呢？原因之一是他毕竟跟鲁迅有一段绕不开、抹不掉的交往史。原因之二是1940年冬，他在孙伏园的鼓励之下，用了一年半时间，写了一本《鲁迅回忆断片》，于1943年11月11日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然而，由于荊有麟的政治身份，他撰写的这本书多年来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如果我们不因人废言，应该承认他的回忆录的确提供了鲁迅生平——特别是北京时期的若干重要史实。
首先是鲁迅北京时期与报刊的关系。荊有麟是《民众文艺周刊》的编者之一，又是鲁迅主编的《莽原》周刊的发起人之一。莽原社对外公布的社址就是荊有麟在北京西城锦什坊街96号的寓所。对于《语丝》周刊、《京报副刊》的创办过程，荊有麟都十分了解，所以他撰写的《〈京报〉的崛起》《〈语丝〉的发刊》《〈莽原〉时代》都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值得参考。
对于鲁迅与同时代人的关系，荊有麟也提供了一些重要而有趣的史料。比如《“金心异”考》一文，不仅解释了鲁迅戏称钱玄同为“金心异”的原因，而且还追忆了鲁迅跟钱玄同互开玩笑：“在北大教员休息室里，钱玄同有一天对鲁迅说，他的儿子那样小，居然也会耍滑头闹恋爱。鲁迅就开玩笑说：这叫有其父必有其子呵！而钱玄同马上就向当时还不曾生儿子的鲁迅反攻，说：有的人是将这套把戏永远保持着，留给自己用，连后都不想传呢。”这就是历史人物的鲜活之躯。
在《鲁迅的个性》一文中，荊有麟还追叙了1927年鲁迅在广州跟孔祥熙的一次会见。当时孔祥熙为鲁迅设家宴，席间多有吹捧之词，鲁迅并不领情。孔祥熙特别推荐一道菜，称道其好处，并说这是某前辈名流所赏识的，这次烹调者正是这位名流过去的厨子。但鲁迅根本不动筷子，竟说：“我就是不喜欢吃这道菜。”同文又寫到鲁迅的老友陈仪做了大官，有次特意到上海拜访鲁迅，鲁迅竟从后门溜走，避而不见。陈仪在大门口等了半个多小时，后来发现鲁迅回来了，便冲进门，说：“哈哈，我晓得你在家呢！”鲁迅有点窘，即刻说：“你不是当了官么？”陈仪回答道：“做官归做官，朋友归朋友。”这些都表现出鲁迅身上的魏晋遗脉。
鲁迅散文诗集《野草》中有一个名篇——《立论》。作品通过梦境中立论的艰难，揭露了以“瞒”和“骗”为表征之一的中国国民性的弊病。《鲁迅回忆断片》中有一篇《哈哈论的形成》，提供了鲁迅本人的说法：1924年暑假，鲁迅应陕西教育厅之邀赴西安讲学，讲师团中有一位《京报》“显微镜”专栏的编者王小隐。此人一见人面总是先拱手，然后就是发出“哈哈哈”的声音。无论你讲的是好还是坏，美还是丑，是还是非，王小隐绝不表示赞成与否定，总是哈哈大笑蒙混过去。鲁迅说：“我想不到，世界上竟有以哈哈论过生活的人。他的哈哈是赞成，又是否定。似不赞成，也似不否定。让同他讲话的人，如入无人之境。”像这样的回忆资料，对于读者理解《立论》的人物原型和构思过程极有裨益。荊有麟还提及《野草》中的《过客》因为找不出合适的表现形式，整整酝酿了十年。像这种极富启示意义的说法，我也只在荊有麟的回忆中读到过。
荊有麟跟鲁迅曾经是师生关系，在北京大学和世界语专门学校聆听过鲁迅授课，所以他提供的关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北平教育界的情况特别值得珍视。在鲁迅1924年5月至6月的日记中，曾出现往“集成国际语言学校”讲课的记载，但我在编写《鲁迅年谱》北京部分时，没有发现该校的有关记载，其他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也从未涉及这所学校。但荊有麟《鲁迅回忆断片》中写道：“先生当时担任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这学校里的学生，完全笼罩在政治活动中，记得当时学生中分三派：国民党、共产党与无政府党。因为有这些党派关系，在第二学年，便发生了不可收拾的学潮，整整闹了半年，学校还是无法上课，于是有些人，便找代理校长谭熙鸿，预备另外成立一处外国语专门学校，以结束其风潮，当时曾邀请与学校有关之董事、教授等，在中央公园开会商决。先生为教授之一，自亦参与其会，会议中，多数以为为解决风潮起见，还是另改一学校名称，学生重新举行登记。此主张，以马夷初主张最力，后来李石曾提出：为防止再有风潮起见，学生中，凡系某党某党，一律不予接受。先生以此，有失教育青年之旨，便激烈发对，始遭打销。”据笔者理解，李石曾是国民党元老之一，学世界语的学生又大多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所以荊有麟回忆中的“某党某党”，显然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所谓“集成国际语言学校”，即是风潮中筹备新成立的学校，后改组为外国语专门学校，校址设在骑河楼蒙福禄馆，是一座洋楼，以英语和世界语为必修课，同时选修法、俄、德、日等语种。像这样的回忆材料，的确填补了鲁迅生平研究的空白。
《鲁迅回忆断片》中最珍贵的部分是谈及鲁迅北京时期的家庭生活。最了解鲁迅家庭生活的当然是鲁迅的家人，但鲁迅的母亲和原配都不会写文章，只提供了一点零星的口述史料；周作人撰写的回忆录最多，有自身优势，也有自身局限，对一些问题避而不谈。当今学者研究鲁迅北京时期的家庭生活，多参考俞芳撰写的《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俞芳是鲁迅1923年在北京砖塔胡同居住时的小房东之一，当年只有十二岁，年龄给她带来的局限也是不言而喻的。荊有麟的回忆则写到了《母亲的影响》《鲁迅的婚姻同家庭》，其中有一些极为生动的细节。
比如书中写到鲁迅到处为母亲搜集中国旧式小说以供消遣，而且自己必先看一遍，怕母亲因情节悲惨而太动感情；又写到吴曙天女士曾经将《故乡》一文推荐给鲁迅母亲读。鲁迅母亲不知道这是她儿子的作品，便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样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这些生活细节，既表现了鲁迅恪守的孝道，也写出了母子之间的精神隔膜。
《鲁迅的婚姻同家庭》一文更真实披露了鲁迅跟原配夫人朱安的关系。朱安曾对荊有麟的妻子说：“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鲁迅当年的婚姻生活，由此可见一斑。鲁迅跟朱安到底有没有性生活，这也是有猎奇心理的读者常提出的问题。据我所知，正面解答这一问题的只有荊有麟。我感到，鲁迅在青年面前是最无伪饰的，所以致李秉中、欧阳山等人的信中都涉及了有关性的问题。鲁迅对荊有麟亦如此。鲁迅告诉荊有麟：“Wife，多年中，也仅仅一两次。”这个资料，现在已被引述进鲁迅和朱安的传记，真实再现了“人间鲁迅”的私人空间。
关于荊有麟的家庭情况，山西老作家董大中进行了几十年的跟踪调查。董老介绍说，荊有麟出生于一个大家庭，有五弟二妹。弟荆森林1949年以后在台湾军队服役；小妹荆鸣鹤留居大陆，二人年龄相差三十多岁。荊有麟之妻莫瑛，亦名莫仙瑛，因其母姓金，笔名为“金仲芸”，画家，在《鲁迅日记》中多次出现。荊有麟有一子二女：长女奥特华，自幼有绘画天赋，经其叔介绍，嫁台湾军官刘自然为妻，以在照相馆修照片为职业；次女奥特利，留居大陆，在湖南长沙机床厂当车工；儿子维也纳，后改名荆良，在长沙湖南煤建器材公司做化验员。
1967年，荊有麟的女婿刘自然被美军顾问枪杀，美国军事法庭竟宣布凶手无罪。荊有麟的长女奥特华只身到台北“美国驻台使馆”门前静坐抗议，引起广泛社会同情，酿成了台湾爱国民众打砸“美国驻台大使馆”的事件，成为轰动一时的国际新闻。当年5月31日，荆良到《新湖南报》控诉美军杀害他姐夫刘自然的暴行，对他的姐姐奥特华表示支持。《人民日报》为此发表报道，题为《刘自然妻弟写信鼓励他姐姐奥特华，坚持爱国反美斗争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