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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陵十三钗》是张艺谋拍摄的一部战争史诗巨作。该片展现了在南京沦陷后的一座教堂里，一群女性如何获得拯救的故事。该片向观众呈现了众多女性形象，对身体的表现亦很突出。
[关键词] 《金陵十三钗》 消费文化 女性身体 女性气质
《金陵十三钗》（The Flowers of War）是张艺谋的最新战争史诗力作。影片讲述了在沦陷后的南京，日军觊觎着中国女性的身体并使用卑劣的手段企图将躲在教堂的女学生变为慰安妇，幸而还有一群躲在地窖的未被发现的风尘女子，这些年长些的“特殊女性”用自己的身体拯救了女学生们。张艺谋将镜头锁定于身处极境中的女性来再现南京大屠杀的血腥残忍的一角。在战争中最痛苦的牺牲就是女人，她们是征服者的终极战利品和消费品。本文仅以电影《金陵十三钗》为例来探讨战争语境下女性身体的展示及女性身体成为商品且处于多重凝视的状态等方面来探讨女性处境的问题，并提出重新建构女性气质的问题。
一、战争语境中的女性身体
在战争中，女性是被侮辱与被损坏的对象，女性身体被视为征服者的终极战利品。侵略者通过侵占另一个民族的女性身体来实现其征服的野心。女性免遭侵略者蹂躏的方式之一是消解自身的女性身体特征（如剪短发、穿男装等）而冒充男性。一旦作为女性的性征外露，她们就难逃暴徒的魔爪。为了表现这残忍的一幕幕，战争场面一般都采用黑白色，如同题材电影《南京!南京!》就通篇采用黑白色。《金陵十三钗》则不然，大胆采用彩色，片头巧妙地运用迷雾将观众带回1937年12月13日的南京，设定了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在战火纷飞的逃命时刻，女主角们依然穿着艳丽的旗袍浓妆艳抹地登场。妓女们的身体在颜色艳丽的旗袍的包裹下，显得分外妖娆。
《金陵十三钗》人物活动的场域是教堂。对于战争中的神圣的避难之所，导演赋予其鲜艳的色彩。白色的教堂，窗子却装上马赛克玻璃，增添了教堂内的神秘。丹纳认为：“走进教堂的人内心很凄苦。他们忍受着苦难的生活，想象着地狱的煎熬，还有基督的受难，心中自然难过、恐惧，所以根本受不了白天那明朗的日光,为了不让明亮的日光射进屋子，教堂的窗子玻璃都换成了彩色玻璃，因此，整个屋子除了阴暗外便是五颜六色的色彩，使得整个屋子变得神秘而奇异。”[1]（P17）白色，对应着女学生们纯洁的身体，不谙世事，总穿着藏青色棉袄的朴素；艳丽的马赛克玻璃，呼应着妓女们艳丽的身体。
女学生们对战争有着极大的恐惧，对妓女们有着深深的鄙夷，妓女们窈窕的身材、扭动的腰肢是她们所不耻的。而妓女们浑然不顾，在这战乱年代几乎沦为亡国奴时，仍不忘装饰自己的身体，如穿着艳丽而紧身的旗袍、涂抹的浓烈的红唇。她们充分发挥着身体的作用。她们一开始用身体伺候老顾希望得以进入教堂避难，在受挫但成功进入教堂之后，又希望得到洋人约翰的拯救，其筹码之一就是美色之躯。“你的脸是一张通行证，日本人不敢惹西方人。如果你帮我们离开南京，我报答你的方式是无与伦比的，我们都是。”玉墨希望能通过美色来拯救众姐妹的生命。虽然心底并不乐意但她认为她们必须要靠约翰才能逃离南京。她们没有了主体而成为了屈从体。她们所屈从的并不是一种完全外在于自身的力量，这种力量中也有她们自己的一份力量，因此她们才能成为“主体”。所以，在意识形态中被压迫者永远是参与压迫者对他的压迫的。福柯在阐述知识话语的权力性和控制性的时候极其深刻地指出，一切知识都是权力形式，这种知识为控制者和被控制者所共有，因此思想被控制者实际上参与了对他自己的控制。然而女性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主体地位的丧失。
“女人躲在老鼠洞里保命是应该的，当兵的躲在这算什么东西。”妓女春花骂道，其他妓女也附和着。这话表明她们心安理得地接受社会为她们排定的位置。无知让她们只能为男人们提供“身体服务”，身为腕级妓女的玉墨竟也是同样的思维。她们就这样被叙述成愚昧无知的。在已知晓外面的凶险之后，豆蔻和香兰仍跑出教堂，惨遭日寇奸淫致死，此处构成了整部影片最残忍的叙事段落。豆蔻和香兰的出走是为了男性，她们甘愿为了男性而不顾自身，她们的行为被叙述成是受到了男性的启蒙之后才有的莫大的勇气。这表明：她们已经被安置于意识形态结构事先排定的位置上，无法逾越意识形态的藩篱。该片叙事始终将男性置于拯救者的位置，女性的命运始终处于不能自主的状态。
此外，影片中的女性几乎处于无名的状态。除了玉墨、红菱、美花、豆蔻、香兰、小蚊子，金陵十三钗还有七钗是无名的。对于女学生，观众只知道书娟和一开始就已死去的小珍。和书娟吵架又和妓女们吵过架的那个她，多次出场都是无名的。无论是女学生还是妓女，她们都处于社会的底层，其身体都成了战争叙事中被征服的对象。
二、消费文化下的女性身体
作为机械复制艺术时代的消费品，电影，自然追求高票房。“中国的‘大片’从它出现之初，主要是以资本和市场为导向的，即它主要强调大投入——以保证大明星阵容、精良的制作水平、震撼的视听效果和高回报” [2] (P258) ，《金陵十三钗》就是典型的代表。此片斥资6亿，好莱坞著名演员克里斯蒂安?贝尔饰演本片男主角，影片使用了来自24个国家的演职人员和工作人员。这样的大手笔开创了华语大片投资的新时代，也开创了张艺谋电影国际化的新篇章。
《金陵十三钗》延续了张导一贯的对女性命运关注的主题，展现了一群风尘女子的妖娆多姿。影片中的女性人物始终处于被凝视的地位，而男性人物通常是观看者。女性所到之处都有男性目光的包围。以玉墨为代表的众多女性从一开始出现，就有李教官透过步枪的瞄准镜的远观，进门之后又有洋人约翰的观看。在第一次与洋人遥远的会面，玉墨就用飞吻（确切的说是红唇）魅惑了约翰。她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引得约翰饱含欲望的注视。在欲望未得到满足的时候，约翰总想着玉墨的身体，“愿上帝保佑你这样的女人，保佑你的唇、你的眼、你的臀……”玉墨极其夸张的扭动的臀部镜头打过去是约翰的视线，是男主角饱含色情的注视。同样在场的还有摄影机/导演的注视，在黑暗的观众席里，还有众多男性观众的观看。影片对女性身体带有色情意味的展示就这样吸引着众多的目光，同时激起了观众的窥视欲望从而增加了影片的票房。 “消费文化的多元性、游走性/流动性,为女性的身体建构/表演提供了新的空间。”[3] (P143)人们在窥视着具有女性特质的身体。妓女们呈现出来的是一副衣衫不整、坦胸露乳的放荡样子。女学生们穿着蓝色长衫棉袄身体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但她们似乎并未认识到自己的女性身份。当学生在与妓女产生矛盾时，妓女春花说：“我今天非得扒了你的裤子，看看你到底长了个什么东西。”语虽粗俗，但表明妓女们想要强迫女学生认识她们相同的身份。可见，“在当代女性气质的建构中，女性的身体被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对身体的表现已经成为对女性气质表现的重要内容” [4] (P232)。影片在表现妓女时着力渲染她们苗条的身材、扭动的臀部等。“当代女性身体已经在摄影机前被有意识地建构为视觉奇观，成为视觉呈现的重要对象。”[5] (P233)
影片还未上映，张伟平就口出豪言，说他在中国的票房预期是10亿，并认为不是什么难题。因为这部片子具备了商业片的三个元素：性（含爱情）、犯罪（含战争）、救赎（含立志）。为了确保刷新华语票房纪录的豪言的实现，投资方更是大规模地有效宣传。2011年11月21日，出品方新画面公司突然发布一篇名为《我与贝尔演床戏》的新闻稿，文中通过女主角“玉墨”扮演者的笔触，回忆了与男主角拍摄床戏的幕后故事。此文讲到原来的剧本没那么直接地表现情欲，但导演觉得之前的戏缺少了一点激情所以临时加戏。这大大增加了大众对该片的关注度，吸引并刺激着观影人的身体消费。2011年12月25日，上海东方卫视《可凡倾听》播出《〈金陵十三钗〉主创访谈》，采访了张艺谋和男主角贝尔。在谈到结尾的床戏时，张导认为那并不是所谓的床戏，而是在生死关头，两个人有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一种生离死别的东西。两个人情不自禁地有了那种亲热的关系，是人性的自然流露。同样，贝尔也认为当死神逼近，人与人之间太需要粘合在一起了。主创们都认为床戏很有必要，正如波德里亚所说：“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这便是身体。”[6] (P138)影片中女性的身体化呈现，成为一种让人触目惊心又司空见惯的文化景观。女性身体显然被商业利润和大众欲望异化了，已经与物品构成了一个同质的符号网供人们来消费。
“生产、传播消费文化的大众传媒不断地创造、刺激和再生产着人们的消费需求与消费欲望，人们对商品的消费被转换成了对欲望本身的消费，而男性中心意识与消费文化结盟，使得女性成为欲望的最直接的客体，在具体的叙事情境中能转换成各种欲望的能指。”[7] (P208)《金陵十三钗》中妓女性感迷人的身材和床戏卖点，已然成为一种满足男性窥视快感的欲望客体。因此，在电影与现实中正确构建女性气质是促进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必要之举。
结语
《金陵十三钗》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延续了张艺谋电影的一贯风格，但巨大的票房预期导致影片陷入商业片的藩篱而使艺术性薄弱，最终与奥斯卡失之交臂。该片将战争语境下女性身体的呈现作为商业电影的卖点，片中妓女们的视觉形象已然成为大众消费的文化景观。从电影到现实，女性始终处于被看的状态和不能自主的位置上。因此，在消费文化下，如何改变此现状和重新建构“女性气质”当引起学界的关注。
参考文献
[1] [法]丹纳.艺术哲学[M].彭笑远编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
[2] [4] [5] [2][4][5]陈犀禾.华语电影：理论、历史和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3]林树明.消费文化中的女性身体[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6).
[6] [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吴菁.消费文化时代的性别想象[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
梁莎（1987-）女，安徽宿州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外文学关系。
[关键词] 《金陵十三钗》 消费文化 女性身体 女性气质
《金陵十三钗》（The Flowers of War）是张艺谋的最新战争史诗力作。影片讲述了在沦陷后的南京，日军觊觎着中国女性的身体并使用卑劣的手段企图将躲在教堂的女学生变为慰安妇，幸而还有一群躲在地窖的未被发现的风尘女子，这些年长些的“特殊女性”用自己的身体拯救了女学生们。张艺谋将镜头锁定于身处极境中的女性来再现南京大屠杀的血腥残忍的一角。在战争中最痛苦的牺牲就是女人，她们是征服者的终极战利品和消费品。本文仅以电影《金陵十三钗》为例来探讨战争语境下女性身体的展示及女性身体成为商品且处于多重凝视的状态等方面来探讨女性处境的问题，并提出重新建构女性气质的问题。
一、战争语境中的女性身体
在战争中，女性是被侮辱与被损坏的对象，女性身体被视为征服者的终极战利品。侵略者通过侵占另一个民族的女性身体来实现其征服的野心。女性免遭侵略者蹂躏的方式之一是消解自身的女性身体特征（如剪短发、穿男装等）而冒充男性。一旦作为女性的性征外露，她们就难逃暴徒的魔爪。为了表现这残忍的一幕幕，战争场面一般都采用黑白色，如同题材电影《南京!南京!》就通篇采用黑白色。《金陵十三钗》则不然，大胆采用彩色，片头巧妙地运用迷雾将观众带回1937年12月13日的南京，设定了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在战火纷飞的逃命时刻，女主角们依然穿着艳丽的旗袍浓妆艳抹地登场。妓女们的身体在颜色艳丽的旗袍的包裹下，显得分外妖娆。
《金陵十三钗》人物活动的场域是教堂。对于战争中的神圣的避难之所，导演赋予其鲜艳的色彩。白色的教堂，窗子却装上马赛克玻璃，增添了教堂内的神秘。丹纳认为：“走进教堂的人内心很凄苦。他们忍受着苦难的生活，想象着地狱的煎熬，还有基督的受难，心中自然难过、恐惧，所以根本受不了白天那明朗的日光,为了不让明亮的日光射进屋子，教堂的窗子玻璃都换成了彩色玻璃，因此，整个屋子除了阴暗外便是五颜六色的色彩，使得整个屋子变得神秘而奇异。”[1]（P17）白色，对应着女学生们纯洁的身体，不谙世事，总穿着藏青色棉袄的朴素；艳丽的马赛克玻璃，呼应着妓女们艳丽的身体。
女学生们对战争有着极大的恐惧，对妓女们有着深深的鄙夷，妓女们窈窕的身材、扭动的腰肢是她们所不耻的。而妓女们浑然不顾，在这战乱年代几乎沦为亡国奴时，仍不忘装饰自己的身体，如穿着艳丽而紧身的旗袍、涂抹的浓烈的红唇。她们充分发挥着身体的作用。她们一开始用身体伺候老顾希望得以进入教堂避难，在受挫但成功进入教堂之后，又希望得到洋人约翰的拯救，其筹码之一就是美色之躯。“你的脸是一张通行证，日本人不敢惹西方人。如果你帮我们离开南京，我报答你的方式是无与伦比的，我们都是。”玉墨希望能通过美色来拯救众姐妹的生命。虽然心底并不乐意但她认为她们必须要靠约翰才能逃离南京。她们没有了主体而成为了屈从体。她们所屈从的并不是一种完全外在于自身的力量，这种力量中也有她们自己的一份力量，因此她们才能成为“主体”。所以，在意识形态中被压迫者永远是参与压迫者对他的压迫的。福柯在阐述知识话语的权力性和控制性的时候极其深刻地指出，一切知识都是权力形式，这种知识为控制者和被控制者所共有，因此思想被控制者实际上参与了对他自己的控制。然而女性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主体地位的丧失。
“女人躲在老鼠洞里保命是应该的，当兵的躲在这算什么东西。”妓女春花骂道，其他妓女也附和着。这话表明她们心安理得地接受社会为她们排定的位置。无知让她们只能为男人们提供“身体服务”，身为腕级妓女的玉墨竟也是同样的思维。她们就这样被叙述成愚昧无知的。在已知晓外面的凶险之后，豆蔻和香兰仍跑出教堂，惨遭日寇奸淫致死，此处构成了整部影片最残忍的叙事段落。豆蔻和香兰的出走是为了男性，她们甘愿为了男性而不顾自身，她们的行为被叙述成是受到了男性的启蒙之后才有的莫大的勇气。这表明：她们已经被安置于意识形态结构事先排定的位置上，无法逾越意识形态的藩篱。该片叙事始终将男性置于拯救者的位置，女性的命运始终处于不能自主的状态。
此外，影片中的女性几乎处于无名的状态。除了玉墨、红菱、美花、豆蔻、香兰、小蚊子，金陵十三钗还有七钗是无名的。对于女学生，观众只知道书娟和一开始就已死去的小珍。和书娟吵架又和妓女们吵过架的那个她，多次出场都是无名的。无论是女学生还是妓女，她们都处于社会的底层，其身体都成了战争叙事中被征服的对象。
二、消费文化下的女性身体
作为机械复制艺术时代的消费品，电影，自然追求高票房。“中国的‘大片’从它出现之初，主要是以资本和市场为导向的，即它主要强调大投入——以保证大明星阵容、精良的制作水平、震撼的视听效果和高回报” [2] (P258) ，《金陵十三钗》就是典型的代表。此片斥资6亿，好莱坞著名演员克里斯蒂安?贝尔饰演本片男主角，影片使用了来自24个国家的演职人员和工作人员。这样的大手笔开创了华语大片投资的新时代，也开创了张艺谋电影国际化的新篇章。
《金陵十三钗》延续了张导一贯的对女性命运关注的主题，展现了一群风尘女子的妖娆多姿。影片中的女性人物始终处于被凝视的地位，而男性人物通常是观看者。女性所到之处都有男性目光的包围。以玉墨为代表的众多女性从一开始出现，就有李教官透过步枪的瞄准镜的远观，进门之后又有洋人约翰的观看。在第一次与洋人遥远的会面，玉墨就用飞吻（确切的说是红唇）魅惑了约翰。她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引得约翰饱含欲望的注视。在欲望未得到满足的时候，约翰总想着玉墨的身体，“愿上帝保佑你这样的女人，保佑你的唇、你的眼、你的臀……”玉墨极其夸张的扭动的臀部镜头打过去是约翰的视线，是男主角饱含色情的注视。同样在场的还有摄影机/导演的注视，在黑暗的观众席里，还有众多男性观众的观看。影片对女性身体带有色情意味的展示就这样吸引着众多的目光，同时激起了观众的窥视欲望从而增加了影片的票房。 “消费文化的多元性、游走性/流动性,为女性的身体建构/表演提供了新的空间。”[3] (P143)人们在窥视着具有女性特质的身体。妓女们呈现出来的是一副衣衫不整、坦胸露乳的放荡样子。女学生们穿着蓝色长衫棉袄身体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但她们似乎并未认识到自己的女性身份。当学生在与妓女产生矛盾时，妓女春花说：“我今天非得扒了你的裤子，看看你到底长了个什么东西。”语虽粗俗，但表明妓女们想要强迫女学生认识她们相同的身份。可见，“在当代女性气质的建构中，女性的身体被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对身体的表现已经成为对女性气质表现的重要内容” [4] (P232)。影片在表现妓女时着力渲染她们苗条的身材、扭动的臀部等。“当代女性身体已经在摄影机前被有意识地建构为视觉奇观，成为视觉呈现的重要对象。”[5] (P233)
影片还未上映，张伟平就口出豪言，说他在中国的票房预期是10亿，并认为不是什么难题。因为这部片子具备了商业片的三个元素：性（含爱情）、犯罪（含战争）、救赎（含立志）。为了确保刷新华语票房纪录的豪言的实现，投资方更是大规模地有效宣传。2011年11月21日，出品方新画面公司突然发布一篇名为《我与贝尔演床戏》的新闻稿，文中通过女主角“玉墨”扮演者的笔触，回忆了与男主角拍摄床戏的幕后故事。此文讲到原来的剧本没那么直接地表现情欲，但导演觉得之前的戏缺少了一点激情所以临时加戏。这大大增加了大众对该片的关注度，吸引并刺激着观影人的身体消费。2011年12月25日，上海东方卫视《可凡倾听》播出《〈金陵十三钗〉主创访谈》，采访了张艺谋和男主角贝尔。在谈到结尾的床戏时，张导认为那并不是所谓的床戏，而是在生死关头，两个人有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一种生离死别的东西。两个人情不自禁地有了那种亲热的关系，是人性的自然流露。同样，贝尔也认为当死神逼近，人与人之间太需要粘合在一起了。主创们都认为床戏很有必要，正如波德里亚所说：“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这便是身体。”[6] (P138)影片中女性的身体化呈现，成为一种让人触目惊心又司空见惯的文化景观。女性身体显然被商业利润和大众欲望异化了，已经与物品构成了一个同质的符号网供人们来消费。
“生产、传播消费文化的大众传媒不断地创造、刺激和再生产着人们的消费需求与消费欲望，人们对商品的消费被转换成了对欲望本身的消费，而男性中心意识与消费文化结盟，使得女性成为欲望的最直接的客体，在具体的叙事情境中能转换成各种欲望的能指。”[7] (P208)《金陵十三钗》中妓女性感迷人的身材和床戏卖点，已然成为一种满足男性窥视快感的欲望客体。因此，在电影与现实中正确构建女性气质是促进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必要之举。
结语
《金陵十三钗》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延续了张艺谋电影的一贯风格，但巨大的票房预期导致影片陷入商业片的藩篱而使艺术性薄弱，最终与奥斯卡失之交臂。该片将战争语境下女性身体的呈现作为商业电影的卖点，片中妓女们的视觉形象已然成为大众消费的文化景观。从电影到现实，女性始终处于被看的状态和不能自主的位置上。因此，在消费文化下，如何改变此现状和重新建构“女性气质”当引起学界的关注。
参考文献
[1] [法]丹纳.艺术哲学[M].彭笑远编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
[2] [4] [5] [2][4][5]陈犀禾.华语电影：理论、历史和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3]林树明.消费文化中的女性身体[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6).
[6] [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吴菁.消费文化时代的性别想象[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
梁莎（1987-）女，安徽宿州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外文学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