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有没有价值,事物价值大小既不取决于单独的事物本身,也不能只凭主体决定,价值只能在一定的主客体关系中进行确认,它是作为客体的对象、事物,与作为需要者的主体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马克思曾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①。目前,学术界对于从主客体关系来探讨行政价值、将行政价值定位于关系范畴不存异议,但对于行政价值主客体的区分未达成基本共识,这就使得行政价值的内蕴有所差异。
　　颜佳华教授认为行政价值主体是指“行政活动中拥有相应权力、处于支配地位的人”,行政价值客体是“社会公共事物、人、财、物、信息、组织、时间、环境等诸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行政价值是“行政客体对行政主体需要的满足,或者说是行政客体的属性与功能可以满足行政主体的需要”②。此外,一些研究者将行政价值主体确定为社会,如刘祖云教授认为“政府是行政价值客体,而社会是当然的行政价值主体”③,袁洪英认为公共行政价值是“公共行政价值主体(社会或个体)和公共行政价值客体(公共行政)之间需要与满足属性的统一”④。张富认为行政价值“是公共行政(客体)对人类社会(主体)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它是公共行政所追求的应然状态,反映了人们关于公共行政的希望和理想、信仰和依托”⑤。 从行政价值的特征进行考察,本文倾向于颜佳华教授对行政价值主客体的把握及其对行政价值概念的界定。其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作为人类对象性活动中两个既相对立又相联系的实体性要素,“主体是指实践者、认识者,或任何对象性活动的行为者本身;而客体则相应地指实践的对象、认识的对象,或任何主体行为的对象本身”⑥。价值总是某一事物对相应主体的价值,价值的具体内容取决于价值与相应主体之间的特殊本质联系,取决于主体自身的结构、特性。阮青教授亦认为主客体关系具体表现为实践关系、认识关系和价值关系,这决定着主体“至少可以具有三种身份:在实践关系中是实践主体,在认识关系中是认识主体,在价值关系中是价值主体”⑦。行政价值取决于行政价值主体独特的实践经验、生活阅历,通过行政价值主体的特殊利益和需要、特定能力和习惯、特定的兴趣和偏好表现出来。行政价值的主体性特征决定和确证了行政价值主体的身份,即作为行政价值主体应当是能动地从事行政实践和行政认识活动的人。行政价值主体的行政活动的创造性是价值主体性的最突出表现,行政价值关系产生的基础是行政价值主体的创造性的实践关系。因为行政价值关系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在根本上是行政价值主体的实践创造的。在实践中,主体性尺度是行政价值关系的特质。行政价值首先表现和反映的是人与对象、主体与客体关系中的主体尺度。这种主体尺度作为人所固有的规定性规律,确定着行政价值主体改造行政环境的范围、方向、方式,也是衡量行政价值主体的活动结果效应的准绳和尺度。
　　其次,将“社会”作为行政价值主体,从这一主体出发来考察客体属性对主体需要的满足,这实质上是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着眼,从行政价值评价主体的角度出发,认为政府行政活动目的的达成满足了社会的需要,因此就实现了行政价值。但事实上,价值评价主体与价值主体并不是完全等同的。一般说来,当价值主体在进行价值评价活动时便自然成为评价主体。在某些情况下,价值主体与评价主体有可能是分离的。当一个行政主体既是行政价值主体又是行政价值评价主体时,由于行政价值主体和行政价值评价主体各自所特有的规定性,会导致同一行政主体在不同的行政价值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或扮演的角色不同。最常见的是,行政价值主体在行政价值评价活动中实际上就转换成了行政价值评价的客体。因此,不能浅显的从行政价值评价主体的角度出发来确证行政价值主体。
　　再次,行政价值是社会主体价值的创造途径和实现形式之一。“作为主体价值的社会价值,实即人作为主体的价值。但是,人作为主体,通常又存在并被划分为个体主体、群体主体和社会主体三种不同的形态”⑧。从某种意义而言,行政价值主体即为群体主体的一部分,它与社会主体既区别又相互联系。从社会的需求出发考察的行政价值只能称作社会价值的一种形式,它是将社会作为主体同客体之间发生的关系,是以整个社会的利益和需要为尺度来衡量的一定现象或行为的价值,就如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满足社会主体的需要所实现的价值一样具有同一层次。此外,社会价值是通过个体主体和群体主体(如政府组织及其行政价值主体、非政府组织及其成员)对他们的个人价值和群体价值(如行政价值、组织价值)的追求和创造的途径和形式来创造和实现的。
　　因此,基于行政的视角分析行政价值,展现行政价值主体的存在价值和生活意义,就应当将行政主体与行政价值主体统一归属于行政活动中拥有相应权力、处于支配地位的人,从群体价值的层面出发来探讨行政价值主体的行政活动、行政价值的创制以及行政价值体系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