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凌晨，睡前照例查一下电邮，收到爱沙尼亚朋友的来信：“我记得你曾经采访过我们国家的歌手Silvi Vrait。她昨天去世了。”震惊到睡意全无，脑子里全是那天傍晚分别后的情景。4月20日的塔林气温还很低，天色渐暗，我隔着Palace Hotel大堂的玻璃窗，看她裹着大衣一个人在街对面站了很久，要等的6路电车还没来。
　　4月21日就要离开，Silvi是我在爱沙尼亚最后一个采访对象。我关注的是“歌唱革命”（The Singing Revolution），国人大都知道捷克天鹅绒革命，但对同一时间发生在波罗的海三国、同样是非暴力的歌唱革命却了解不多。我给Silvi写邮件，她回信告诉我她的手机号码，但加了一句：手机不太好用，我希望它明天能接听电话。过了几个小时，她又发来一封电邮：我的手机用不了了，也许我该直接去你的酒店？

　　我们最终在Palace Hotel大堂见面，我提前5分钟到，她已经在那儿了，窝在最边上的椅子里，看着有点憔悴。我们点了橙汁，年轻的服务员没认出这位曾经非常著名的歌手（Silvi走后，她才反应过来：“原来是她！我说怎么看着有点面熟！”）。Silvi从1972年开始唱歌，那会儿还是苏联，她去集体农庄唱丰收，也去club唱爵士，“当时的club和现在的night club（夜店）没有一点关系，更像是一个文化活动站。”Silvi跟我解释，她大概忘了我也来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都记得工人俱乐部。
　　她们唱得最多的是爱沙尼亚语和英语，有时一些干部会到俱乐部来，要求她们多唱苏联歌曲，“但基本上，我们想唱什么都行。当然，俄罗斯甚至苏联歌曲里也有一些旋律很好的。”这正是爱沙尼亚让人着迷的地方：用音乐保存着自己的民族认同，即便唱的是苏联歌曲。从1987年开始，爱沙尼亚人以歌唱传统带动抗议运动，最终赢得国家的独立，“我没有参与保卫电视塔的行动，也没有在地下室私藏爱沙尼亚国旗（苏联时代被禁止），”Silvi说，“但当你有机会在自己的人民面前唱爱国歌曲，你一定会这么做的。你以身为爱沙尼亚人自豪，那是非常动情的时刻。”
　　“现在一些人不再考虑自豪的问题，他们正在离开这个国家。”她对我感叹，“统计数据说，年轻的女性离开得最多。”尽管爱沙尼亚在前共产主义国家里经济领先，但还是落后于西欧与北欧。“如果我离开了，将靠什么为生？我教过很多年的英语，也许哪里都需要英语老师。”Silvi说她自己也想过离开的问题。一位同事告诉她，毛里求斯非常美丽，你得去那儿看看。这位同事上个冬天不慎在结冰的路上摔倒，去世了，“也许我今年冬天该去那里看看。”
　　革命以后，Silvi继续唱歌、教英语，有时参加一些表演，也曾短暂参与政治，但坐在市议会（town council）的麦克风前，她说自己“就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说自己眼下在塔林一个艺术学校教孩子们唱歌，4月30日学校会上演根据《简爱》改编的音乐剧，Silvi在剧中扮演里德夫人，“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女人，是吧？”她笑着说，“但是你有机会和年轻人一起上台演出，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儿吗？”
　　实际上她过得不好，“曾经的名气不代表任何东西，没人会一直为你付钱。”她说，“有一些音乐会、表演，但他们给得不多，我得开口向他们要。”说到这时她尴尬地笑了笑，“他们给的不常是我期望的数字，但我还过得去，虽然不总是开心，但还过得去。也许我该过得稍微好一点儿，不必为第二天如何挣钱操心，很不幸，我没做到。”
　　她说她打算今年退休，也许就在4月28日——62岁生日那天。“从那以后我就要靠养老金，我就是一个pensioner了。”她又一次笑了。一周后，4月28日那天，她被送进医院，诊断出脑瘤，再也没有恢复。
　　Silvi前年写过一本名为saatus的自传，翻译过来就是“命运”，我们聊天时，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you never know。你不知道6路车什么时候才来，你也不知道生活到底会被吹向哪里。分别时Silvi和我拥抱，“Write to me.”她说。22日我回到北京，随后辗转广州、云南，5月上旬再次回京才给她写信，她没有回复。想来那时她已卧病在床，不知意识是否还清醒。“如果我离开了，比如，去了毛里求斯，谁会在那里等我？”我记得采访临近结束，她边说边陷入沉思，“谁会在那里等我？”
　　Silvi Vrai（1951-2013），毕业于塔尔图大学英国哲学专业，爱沙尼亚最著名的独唱家之一，擅长爵士与民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