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浊上变去是汉语语音史上非常重要和普遍的一项声调演变。它指《切韵》系统的全浊声母群、匣、定、澄、並、奉、从、邪、崇、船、禅等的上声变成去声。本文主要参考前贤时俊的研究成果，认为全浊上声变去声与浊音清化、上去调值接近等因素有关。浊上变去的演变进程可分为三步：浊上变为浊去；浊母清化，浊去变阳去；阳去和阴去合并为去声。并认为浊上变去进程中出现的共时差异可以用词汇扩散理论来解释。
一、声母的清浊与声调的关系
讨论浊上变去的原因，必须联系浊音清化，浊上变去和浊音清化是两条相互作用的语音演变规律。上古时候，汉语声母是互相对立的清浊两套，清声母的声调和浊声母的声调在调型方面基本相似，在音高方面清声母声调稍高于浊声母声调。当时这种差异细微，不足以作为区别特征形成不同的调位。在长期的传承和模仿中，本不明显的清高浊低声调特征越来越明显了，差异大到无法忽视的时候，异母同调最终变为异母异调。以声母的清浊为条件，同一调类分化为阴调和阳调，清母字变成高的阴调，浊母字变成低的阳调。
清高浊低与发音原理有关。发清音时，声门松弛，声带处于舒张状态，除阻完成的同时，舌位移至适当的元音发音位置，声门才闭合、紧张，声带振动，发出能听见的声音来。在此过程中，语音易于保持一定的强度和较高的振动频率。发浊音时，在成阻、持阻阶段，声门即已闭合，声带即已振动；待到除阻阶段，舌位移至相应元音发音位置，发出可闻声音时，声带振动已渐渐减弱，难以维持均衡的音势和较高的振动频率，声音就变低了。
考察现代方言和民族语言，凡有清浊声母对立的，浊声母音节一般低于清声母音节；没有清浊声母对立而分别阴阳调的，阳调一般低于同调的阴调。例如吴方言的声母保持清浊对立，四声的阴调和阳调呈现出明显的高低来（潘悟云1982）：
藏语清声母读高调，只出现53、51、55三种调值；浊声母读低调，只出现35、31、13、131四种调值。很明显，清声母调值的起点都是五度标调法的最高点，而浊声母调值的起点则是最低点或出于中间。（瞿霭堂1979）有些地区藏语尽管浊母都已清化，但凭声调起点的高低就能推断出原来声母的清浊；阿里地区的噶尔昆沙话低调音节的清音声母都还带有明显的浊音色彩。纳西语有高平调、中平调、低降调、低升调四个声调，其中高平调很少出现在浊声母后。（姜竹仪1980）
阴调阳调形成后起初应在音高和调型方面很接近，所以它们主要作为音色的区别而不是作为音高的区别被感知，并和声母一起区别意义。这种状态持续时间很短。阴调阳调的高低差别越来越明显，最后能够独立区别意义了。语言经济原则不可能让清母浊母和阴调阳调两种方式共同行使同一作用，必须要舍弃一种。这一取舍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而是受发音机制的制约。发浊音时，气流在声带和口腔两次形成阻碍和摩擦，总不如发清音那样流利，浊音向清音转化，更符合用一次发音来代替两次发音和以方便发音代替困难发音这种省力律。①于是浊母越来越多地接近清母，声母音色的差别渐渐变小，最终发生浊音清化。声调阴阳取代声母清浊区别意义，具有了独立的音位价值，汉语形成同母异调的格局。
汉语声调因声母清浊不同而有高低之分时，浊声母上声调又有了新的变化，次浊声母（即现代的鼻音和边音、半元音）的上声仍为上声，全浊声母（包括塞音、塞擦音、擦音）的上声调渐渐归到浊去声中了（详见下文）。浊去声再和其他浊调类一样，进行浊母清化。
当然，这种演变是宏观的、理想化的，主要是以汉语强势方言——北方方言为依据，具体到其他方言中，演变步骤和演变程度又不一样。
二、 调值相似是浊上变去的决定因素
一般说来，调类合并最重要的原因，从音理角度说是调值的相似使然。调值越接近的调类越容易合并。浊上变去应该也符合这种规律。浊上和浊去的调值逐渐接近，直到其差别可以忽略不计时，调类发生了变化，浊上调归入了浊去调。
相对于调类来说，调值的研究比较困难，传统韵书大多只根据声韵调对字分门别类，很少清晰地描述声调调值，方块汉字也无法表现调值的真实状态，缺乏记载调值的文献资料。所以声调研究“只注意类别，忽视具体的表现形式，缺乏纯粹的描写研究的基础，一如罗常培先生所谓‘考古功多，审音功浅’”。（瞿霭堂1985）但是调值作为一种系统，仍有一定的规律性，仍在不同程度上保留古音的传统。研究调值主要有以下几种参考资料：一是域外佛经译音材料。被注汉字只有按指定的声调发音，才能如实反映梵文读音；今天我们又可以循梵文读音的线索，寻求汉语四声调值的真实面目。（尉迟治平1994）二是日本悉昙家的记录，他们把梵汉对音与汉语音韵学结合起来，对古汉语的调值作了描写。此外，反映《切韵》之前（或同时）的吴方言语音的日本“吴音”和反映唐（约八世纪）长安音的日本“汉音”，反映南方汉语语音情况的“汉越语”都是不可缺少的考察材料。通过对这些材料的比较、分析、甄别，可以大概探求上去声调值的特点和浊上变去的可能性。
调值包括声调的高低和声调的长短。
（一）声调的高低
悉昙家安然、释明觉、释了尊对声调高低有记录。
安然《悉昙藏》（公元880年）：
“我日本国元传二音：表则平声直低，有轻有重；上声直昂，有轻无重；去声稍引，无重无轻；入声径止，无内无外；平中怒声与重无别；上中重音与去不分。
金则声势低昂与表不殊，但以上声之重稍似相合平声轻重，始重终轻，呼之为异，唇舌之间亦有差异。
永和之末，正法师来；初习洛阳，中听太原，终学长安，声势大奇。四声之中，各有轻重。平有轻重，轻亦轻重，轻之重者，金怒声也。上有轻重，轻似相合金声平轻，上轻，始平终上呼之；重似金声上重，不呼突之。去有轻重，重长轻短。入有轻重，重低轻昂。
元庆之初，聪法师来，久住长安，委搜进士，亦游南北，熟知风音，四声皆有轻重著力。平入轻重同正和上。上声之轻，似正和上上声之重，上声之重似正和上平轻之重。平轻之重，金怒声也，但呼著力为今别也。去之轻重，似自上重；但以角引为去声也。音响之终，妙有轻重；直止为轻，稍昂为重；此中著力，亦怒声也。”
释明觉《悉昙要诀》（公元1073年前后）：
“初昂后低为平声之轻，初后俱低为平声之重，初后俱昂为入声之轻，初后俱低为入声之重，当知重音者初低音也。初后俱昂名为上声，是六声之家义也。初低后昂之音可为上声之重。”
释了尊《悉昙轮略图抄》（公元1287年）：
“平声重初后俱低，平声（脱“轻”字）初昂后低，上声重初低后昂，上声轻初后俱昂，去声重初低后偃，去声轻初昂后偃，入声重初后俱低，入声轻初后俱昂。……四声各轻重八声。上重摄去声之重，轻摄上声之轻，除上重去轻六声。……吴汉音声互相博，平声重与上声轻，平声轻与去声重，上声重与去声轻，入声轻与同声重。
《悉昙要诀》是明觉“弘法家所传六声”而作，“法家”指于804—807年渡唐至长安求法的空海。空海所传汉语是六个声调，被称为“六声家”，了尊所传汉语是八个声调，被称为“八声家”。《悉昙藏》中的“元传二音”指流传于日本的两种汉字读音系统。“表”指表信公，他传到日本的汉字读音是“汉音”。“金”指朝鲜学者金礼信，他把“吴音”传到日本。“正”指惟正，承和十四年（847年）返回日本。“聪”指智聪，元庆元年（877年）返回日本。“低”“昂”即调值的高低。“轻”“重”指声调由于声母的清浊而分为阴阳两类。“怒声”指次浊。
下面主要根据《悉昙藏》的记载，参考六声家和八声家读音，考察中古上声去声调值情况。
1.关于上声
表信公所传的汉音里，上声已分化为轻重（清浊）两类，“上中重音与去不分“，浊上似乎已并入浊去；金、正、聪三家浊上自成一类。
上声轻（清上）在表的方言中是“直昂”，表示是个高调。“昂”如果作方位名词“高”解，则是个高平调，如果作动词“上升”解，则是个高升调。八声家和六声家所传的方言以“昂”和“低”对举来形容声调开始和结束的高低度，清上“初后直昂”，表示声调从头到尾都是高的，可见“昂”是“高”的意思，清上是个高平调。 （梅祖麟1982，尉迟治平1984，丁邦新1975）以浊母开头，无法读成高调，变为低调，调型徐徐上升。
金、正、聪有上声重（浊上）描写，其中金的浊上描写最难懂。“始重终轻，呼之为异，唇舌之间亦有差异”，梅祖麟（1982）认为它是升调。潘悟云（2000）则认为如果是升调，用“初低后昂”的描写就够了，不会如此转弯抹角，而且“呼之为异”、“唇舌之间亦有差升”也不是对一般升调的描写；他觉得浊上是两个高低不同的平调相加而成，汉越语用跌声对译汉语阳上调，跌声的调形就是从低平调一下子跳到稍高的平调，听起来像是两个音节。敦煌出土的藏汉对音佛经中，藏文往往用两个元音对译汉语上声字，说明藏族人听唐代的上声感觉就是“呼之为异”的调形。现代汉语某些方言的上声调也还保存这种调型，如黄岩上声带有明显的中喉塞，整个音节像拗成两个音节似的。
正法师的浊上像金的“上重”，不过“不突呼之”，是个从低到高徐缓上升的升调。
聪法师的阴上像正法师的浊上，浊上像正法师的平轻之重。八声家的阳上“初低后昂”，很明显是升调。
2.关于去声
去声各家说法不一。梅祖麟根据安然“去声稍引”，“重长清短”，“去之轻重，似自上重，但以角引为去声也”的描写，认为它是一个比较长的高升调②。金德平（1989）认为“引”的意思是在原音高基础上的延长，而不是音高的升降变化，因此从调型上说去声是个高平调，如果它是低调，就会和已是低平调的阴平接近，但去声实际和上声接近，所以去声应是略低于上声的高平调。丁邦新根据了尊“去声重初低后偃，去声轻初昂后偃”的描写，认为清去是高降调，浊去是低（或中）降调。尉迟治平则认为上述描写中“角”、“偃”是“曲折”的意思，因而去声是曲折调。邵荣芬（1982）根据空海《文镜秘府论》“秋，霜凝木落，去根离本，即去声之象”，释处忠《元和韵谱》“去声者清而远”的描写，认为去声是降调或是降升调。
金田一春彦（1983）认为明觉描写的空海所传声调是唐代的标准四声，他推测当时上声调值是前后皆高，去声调值是前低后高。日本真言宗里有“四座讲式”和“祭文”的佛教歌曲，上声唱高平，去声唱上升调，和他的推测吻合。
从上述各家分析可以得出清上是个高平调，去声是个升调，清上以高调开头，浊上声中浊母低沉，无法以高调开头，于是和前低后高的去声接近，最终和去声混同起来了。
（二）声调的长短
汉语一般用不同的声调表示梵文的长短对立。周法高（1948）认为中古的平声是长音，仄声是短音。玄应《一切经音义》和义净对译梵文中的梵文音节，长的都用平声字对译，短的用仄声字对译，仄声包括五个上声字（哀、塢、理、枳、矩）、两个去声字（计、告）、两个入声字（壹、脚），此外，义净对译梵文33个短音字母全用仄声字。
梅祖麟（1982）进一步认为真正的短调是上声，因为《悉昙藏》引义净《南海寄归内法》用来对译梵文短音的33个字母，义净注明“皆须上声读之”；日本的梵呗注明平声的调值平而且较低，用一、二、三（四）度唱，上声最高最短，用五、六度唱，去声是从四度到五度，或从五度到六度的延长开调，入声带辅音尾，短而有力，用六到五度或五到四度的降调唱。罗常培所列的19种梵汉对译字母中，有五种经文都是用上声表示短音。如短i，空海《悉昙字母释义》、慧琳的《一切经音义》、不空的《瑜珈金刚顶经释字母品》和《文殊问经》，都用“伊上”对译，智广《悉昙字记》译作“短伊”，并加注“上声”。《悉昙藏》记录正阳法师所传的阳上“不突呼之”，而其他各家所传的上声是“突呼之”的，“突呼之”应是短调。从现代声学分析可知，带清塞韵尾的音节总是高而短的。
尉迟治平也认为隋唐北方汉语的上声是一个短的高调，杜行顗、智通、阿地瞿多、菩提流志、阇那崛多等人翻译佛经时，一般在对译梵文短元音的汉字旁加注“上”或“上音”，菩提流志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姥陀罗尼身经》有段夹注“阿字是‘上’，迦字是长，缘此句内有阿字，更不须迦字上引声”，明确指出平声字“阿”加注上声，表示强调应该读短元音ɑ，和“迦”的元音合成长元音ā。
去声也有可能是短调。尉迟治平（1986）指出，日本悉昙家所传八声的上声重音即是所传六声的去声，二者的调型都是初低后昂，都是短调。梵文中的短音，八声家注作上声，而六声家注作去声，实际念法相同。但金德平（1989）认为“去声稍引，无轻无重”中的“引”是延长的意思，表明去声读得长，慧琳选用去声字对译梵文略长的元音e、o；而与短元音a、i、u 相配的长元音ã、ī、ū比e、o更长，于是用去声加“引”、“兼引”等字来表示。
中古的上声读短高调各家看法一致，去声是否读短调，则看法不同，这可能反映方言的分歧。但可以看出至少和上声相似。
以下史料也能证明上声与去声有密切的关系。
河野六郎发现朝鲜汉字音是各个新旧字音层的混合：“但这几个层次中有个被称为b层的基本语音层，它与如上所述的慧琳音义反切所显示的唐长安音体系相符合，再考虑朝鲜的中国文化摄取的时期，在朝鲜字音上盖的主要印迹是唐代长安音，这也就是极自然的了”{3}。汉语平声字以中期朝鲜语的平声表示，入声以中期朝鲜语的去声表示，上声和去声一起以中期朝鲜语的上声表示，朝鲜汉字音上去混一读法的状态很可能也表现了唐代汉语上去读音的接近。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顾齐之序慧琳《一切经音义》云：“又音虽南北，义无差别。秦人去声似上，吴人上声似去。”
京语中期借词是唐宋时期从汉语借入的，当时的全浊上声字、浊去声、浊入声都并入京语的“重声”（京语借用越南国语声调的名称），清上、次浊上声读“向声”、“跌声”。（王连清1983）可见当时浊上浊去非常接近了，甚至已读为一类。
综上可以推测，在发生浊上变去之前，上声调也许是高平调，去声可能是上升调，它们本来各自独立发展，其相似性不足以使二者发生合并。变化的契机就是浊音清化。高平调的上声，以清声母开头的字保持了原来的声调，以浊声母开头的字受浊母的影响，无法以高调开头，而是渐渐降低，调型变得前低后高，和去声的调型相似了。于是全浊上声逐步从上声中分化出来向去声靠拢，最后与去声合流。为什么次浊上声不和全浊上声一起变化呢？据郑张尚芳（2001）研究，次浊声母分为两类，一是紧的不带浊流的甲类，一是松的带浊流的乙类。次浊平去入一般读阳调，用乙类声母；次浊上声一般读阴调，用甲类声母。全浊上声读阳上，声母带浊流，跟乙类声母一样。上古时候，上声带有喉塞音尾，具有紧喉作用。从现代吴语提供的线索看，吴语浊母的浊流实际上是伴随整个韵母元音的气嗓音，上声带紧喉尾往往使元音也读紧元音，改变喉部发声状态，阻抗响音声母带浊流，促使它们读成不带浊流的甲类声母，从而使次浊上声读阴上。次浊上声和全浊上声就分道扬镳了。
古代声调调值的构拟见仁见智，桥本万太郎（1985）根据现代汉语方言各地（基本上以县为单位）调值的地理分布，归纳方言波浪（同类调值带）。其中第VI波阴平声33，阳平声24，（阴）上声53，去声31。桥氏认为，上声是高降调53，它的阳调应该是低降调，去声本来是个低降调，很难有更低的降调，因而浊上声和去声合并为一个调。汉语方言的音系从西北向东南，越往下保持古音越多，桥氏能同时考虑“纵”的历史发展和“横”的区域推移，从方言地理学的角度考察声调调值，就“能摆脱种种障碍和约束，看到在低处近处看不到的东西。”④他的推测结果虽然值得商榷，但至少从另一渠道证明浊上变去的原因与调值的相似有关。
我们可以用现代方言来验证调值相同或相似的声调有逐渐合流的可能性。
山西闻喜方言中，城关话阴平（53）和去声（42）都是降调，调型相同，调值接近。徐通锵、王洪君（1986）调查时发现这两个声调表现出合并的趋势，发音人大多认为它们是同音字。
遂安方言的入声韵母失去塞音尾之后，入声调也随之由原来的短促调延伸为一般的长调，如果这个延伸的结果正好跟舒声调里某个调类的调值相同或十分接近，那么这个入声调就很容易归入那个舒声调。否则这个入声调就保持独立的调类。遂安白马乡的清入声字是中升型的，舒声调阳上阳去正好是中升的24调，于是清入和阳上、阳去读为一调。而枫树岭、上坊、大墅、安漾、桐子坞、东亭、狮城等地方言的声调系统里没有相应的升调，清入字保持独立的阴入调。（曹志耘1998）
兰州方言阴平53，阳平51，都是降调，外地人听起来似乎是同一种调。⑤
粤方言的阳平调值为21或11，阳去调值为22，所以阳平的“炎霞忙摇”等字和阳去的“艳夏忘耀”等字相混。（杨世文2001）
现代的傣语读巴利语借词的时候，属低音组字母的阳上和阳去有交错。阳上调读得急促变成了阳去调，而阳去调读得慢一些则成了阳上调。（刀世勋1982）
以上方言调值读混的字，虽然还没有达到调类合并的地步。但是如果按照已有的演变趋势继续发展，浊上变去的今天就是它们的明天，它们的今天再现了浊上变去的昨天。
三、浊上变去的演变进程
浊上演变为去声，不是一蹴而就的，。杨耐思（1958）对比《刊误》和邵雍（1011—1077）《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后指出，浊上变去的过程分两步：第一步，浊上声变同浊去声，浊去声又进而变成阳去调；第二步，阳去调和阴去调合为一调。《刊误》举的例子都是浊上声和浊去声混用，没有清音字混进去。而时隔不久的《皇极经世》， 声母俱分清浊，这里的清浊表示声调的阴阳，说明以声母清浊区分音位转换为以声调区分音位。图中次浊声母的清音（阴调）全收上声，浊音（阳调）全收非上声，说明次浊声母的上声有些特别，属于阴调，和清上合流了，这也进一步说明，全浊上声已经变成去声的阳调了。所以《刊误》记载和邵图音系都是浊上变去的第一步。李涪时代在浊音清化之前，同纽同韵的浊上与浊去混同；邵图表明浊音已清化，浊上变同去声的阳调。他们一个在唐末一个在宋初，时代相隔不算太远，所以把他们提供的材料都归入浊上变去的早期形态。第二步演变，乃是将原来的去声阴阳二调合为一调，成为“簿”音“步”，“弟”音“帝”，“舅”音“究”的局面，这是宋以后的事。
浊上变去过程中存在着以声母清浊区分音位和以声调阴阳区分音位的转换问题，杨耐思将二者合并起来，都属于第一步。李思敬（1995）则认为将二者分开，更能说明问题。因为李涪的材料和邵雍的材料都有一个“父”字，李涪明确表明《切韵》不该列入上声，可见在那时“父”已读为浊去声，而邵雍把“父”字排入阳调类，表示这时“父”已经从李涪时代的浊去变成阳去了。李邵二人反映同一地区（东都洛阳）两个时代一脉相承的音韵变化，所以杨文中的“第一步”可以一分为二。这样浊上变去进程分为三步：浊上变为浊去；浊母清化，浊去变阳去；阳去和阴去合并为去声。
两种说法的分歧只在于是否将浊上变成浊去和浊母清化看作同时发生的。其实在浊上声向去声靠拢的同时，浊音清化的演变已在进行，但为了清晰再现浊上变去的过程，我们采用李说。浊音清化的主要标志是浊音声调变成阳调。李新魁认为浊声清化“以平声始，去声终”，中古时期北方地区平声中的全浊音已经清化，形成事实上的阳调；上声中的全浊音正变向全浊去；去声中的全浊音还没有清化。现代大多数汉语方言的上声没有阴阳之分，这说明浊上变去其实就是上声分阴阳的表现，全浊上声变成全浊去声，然后二者一起清化，变成阳去。
现代汉语方言由南向北，全浊上声依次大体读为阳上、阳去、去声{6}，如果将语音演变理想化，全浊上声——浊去声——阳去——去声的三个步骤完整概括了浊上变去的演变进程。可以看出在这个长期的历时演变中，浊上并不是一步到位变为去声（阴去）的，浊上经历了浊去、阳去阶段，最终变为去声，这是一个渐变的、连续的过程。
笔者根据前贤时俊对历代诗文押韵，韵书、异文、文人笔记等材料的研究，考察其中浊上变去的记载情况{7}，可以明显看出：同一时代不同文献关于全浊上声是否变去声的记载并不一致，有的书中全浊上声字已经变为去声，有的书中全浊上声读音和去声仍有区别。从这种现象我们可以推测：浊上变去存在共时差异：全浊上声字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变作去声，变化速度有快有慢。说浊上变去是有规律的渐变过程，主要着眼于声调演变的宏观历时趋势而言。具体到同一时代，则出现共时变异。共时变异下的全浊上声字，有的读上声，有的读阳去，有的最终完成了变化，读阴去。这种共时差异可以用词汇扩散理论（王士元1979，1982）解释。“一个音变在发生时，所有符合音变条件的词是在时间推移中逐个地变化的，这也就是说，整个音变是一个在时间上以变化词汇的多寡为标志的一个连续过程。”{8}按传统的新语法学派观点，全部全浊上声字一下子全部变为去声，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否则同时代文献关于浊上是否变去的记载就不会有如此大的差异。浊上变去应该是以一个一个的字（浊上声字）为单位进行，以一批批字音的变化反映出来，并从少数到多数，从个别到一般，新音逐渐排除旧音，最后完成质的飞跃。有些全浊上声字变得较快，例如“杜”字，很早就和去声字“度”押韵，有些变得较慢。所以在浊上变去的演变过程中，总会出现未变的、变化中的、已经变了的三种全浊上声字，新旧音并行不悖、交错使用。这就像向去声转化方向前进的队伍，各成员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并不一样，有先有后。
浊上变去演变进程的特点，可用徐通锵的话概括“两头整齐中间乱，即变化前的阶段和变化完成后的阶段，其语言状态是整齐的，有规律的，但在音变过程中却是杂乱的，好像没有规律，有点类似‘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的样子。”{9}官话浊上变去已经完成，全浊上声高度一致地读为去声。南方方言全浊上字仍在变化，在阳上、阳去、阴去里都有归并，有的字甚至有几读。
浊上变去是因为全浊上声和全浊去声的调值相似而使然，那为什么是全浊上声变成浊去声而不是浊去声变成全浊上声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仍和浊音清化有关，浊去声字和浊入声字的清化时间是最晚的，当全浊上声字蠢蠢欲动要发生变化的时候，浊去声字还是比较稳定的，很明显，语言的变化只能是摇摆不定的一群依附于稳定的一群，而不是相反。如果全浊上声字摆脱了浊去声字的诱惑，坚定地进行清化，字音不再低沉，那么全浊上声字就不可能混同于浊去声字了。第二，从汉语声调的来源看，去声也是最晚形成的，由上声和入声变来，数量较少，《易经》、《尚书》、《论语》、《颜氏家训》等书平上去入用字，去声比例明显最小。（俞敏1981）“前一时期（秦汉以前——引者注）去声字少，魏晋以后则去声转多。”{10}为求四声数量平衡，去声更能来者不拒地接纳对方，壮大自己的力量。现代普通话中，全浊去声变成上声的屈指可数，如“导蹈（定母）署曙薯豉（禅母）哺捕（并母）仅瑾馑（群母）”等。
在浊上变去的过程中，如果个别的全浊上声字走得太慢，脱离音变队伍太远，它就可能迷失方向，这样会出现音变的例外；如果遇到另外的音变力量的干扰或别的原因，那么就可能出现中断的变化。这种没有变成去声的全浊上声字被称为浊上变去例外字。大部分例外字仍保持上声，可能它们没有向去声发展而读上声，是受到浊音清化的影响，在浊上变去之前就由全浊音声纽变到同发音部位的清音。浊音清化其实早在中古之前已经就出现。（周长楫1991）这些全浊上声字早早清化，声调不再低沉，不再和浊去声的调值相似，失去了变为去声的条件，当其他全浊上声字变为去声的时候，它们仍然读上声。另有个别浊上变去例外字是由偶然的、非规律性的原因造成的。例如“窕”，《广韵》“徒了切”，按照浊上变去和浊音清化的规律，应读为diào，“窕”的同音字“掉”就读diào。“窕”今读tiǎo，大概是误读反切造成的，徒了切，取t-声母，-iǎo韵上声，拼合成tiǎo。（李荣1965）
四、小结
浊上变去最重要的原因是调值的相似。汉语本为清浊两套，清上声调值是高平调，浊上声声母为浊音，浊音有低沉声调的作用，无法保持高调开头，被迫降低起始音高，于是形成升调。全浊上声调值与去声相似，于是全浊上声渐渐归并到去声中。全浊上声不是一步到位变成去声的，它先和浊去声合并，浊音清化过程中，浊去声变为阳去，阳去再和阴去结合变为去声。
浊上变去的演变并不是在某个时期，全部全浊上声字都念成去声。浊上变去以字为单位，一个一个进行变化。在演变进程中的任何阶段，浊上字有三种状态：已变为去声的，正在变化的，还未变化的。现代官话中有少数全浊上声字没有变为去声，仍读上声，或上去两读，其中部分例外字可能是先行进行浊音清化，全浊上声不再是低调，调值不再和浊去声相似，失去了合并的条件。
注释
①见兰州大学祁文英硕士学位论文《中古汉语浊音清化研究》22页。
②见丁邦新（1975）《平仄新考》，《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64—82页，商务印书馆，1998。
③见金德平《唐代长安方言声调状况试探》，《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4期。
④见桥本万太郎（1983）《语言地理类型学》朱德熙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⑤导师张文轩教授提供兰州方言资料。
{6}笔者《汉语声调浊上变去研究》第三章考察浊上变去在现代方言中的分布格局。
{7}笔者《汉语声调浊上变去研究》第二章考察了历代文献中关于浊上变去的记载。
{8}王士元、沈钟伟《词汇扩散的动态描写》，《语言研究》1991年第20期。
{9}见徐通锵（1986）《历史语言学》291页，商务印书馆，2001。
{10}见周祖谟（1979）《汉语发展的历史》，《文字音韵训诂论集》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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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母的清浊与声调的关系
讨论浊上变去的原因，必须联系浊音清化，浊上变去和浊音清化是两条相互作用的语音演变规律。上古时候，汉语声母是互相对立的清浊两套，清声母的声调和浊声母的声调在调型方面基本相似，在音高方面清声母声调稍高于浊声母声调。当时这种差异细微，不足以作为区别特征形成不同的调位。在长期的传承和模仿中，本不明显的清高浊低声调特征越来越明显了，差异大到无法忽视的时候，异母同调最终变为异母异调。以声母的清浊为条件，同一调类分化为阴调和阳调，清母字变成高的阴调，浊母字变成低的阳调。
清高浊低与发音原理有关。发清音时，声门松弛，声带处于舒张状态，除阻完成的同时，舌位移至适当的元音发音位置，声门才闭合、紧张，声带振动，发出能听见的声音来。在此过程中，语音易于保持一定的强度和较高的振动频率。发浊音时，在成阻、持阻阶段，声门即已闭合，声带即已振动；待到除阻阶段，舌位移至相应元音发音位置，发出可闻声音时，声带振动已渐渐减弱，难以维持均衡的音势和较高的振动频率，声音就变低了。
考察现代方言和民族语言，凡有清浊声母对立的，浊声母音节一般低于清声母音节；没有清浊声母对立而分别阴阳调的，阳调一般低于同调的阴调。例如吴方言的声母保持清浊对立，四声的阴调和阳调呈现出明显的高低来（潘悟云1982）：
藏语清声母读高调，只出现53、51、55三种调值；浊声母读低调，只出现35、31、13、131四种调值。很明显，清声母调值的起点都是五度标调法的最高点，而浊声母调值的起点则是最低点或出于中间。（瞿霭堂1979）有些地区藏语尽管浊母都已清化，但凭声调起点的高低就能推断出原来声母的清浊；阿里地区的噶尔昆沙话低调音节的清音声母都还带有明显的浊音色彩。纳西语有高平调、中平调、低降调、低升调四个声调，其中高平调很少出现在浊声母后。（姜竹仪1980）
阴调阳调形成后起初应在音高和调型方面很接近，所以它们主要作为音色的区别而不是作为音高的区别被感知，并和声母一起区别意义。这种状态持续时间很短。阴调阳调的高低差别越来越明显，最后能够独立区别意义了。语言经济原则不可能让清母浊母和阴调阳调两种方式共同行使同一作用，必须要舍弃一种。这一取舍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而是受发音机制的制约。发浊音时，气流在声带和口腔两次形成阻碍和摩擦，总不如发清音那样流利，浊音向清音转化，更符合用一次发音来代替两次发音和以方便发音代替困难发音这种省力律。①于是浊母越来越多地接近清母，声母音色的差别渐渐变小，最终发生浊音清化。声调阴阳取代声母清浊区别意义，具有了独立的音位价值，汉语形成同母异调的格局。
汉语声调因声母清浊不同而有高低之分时，浊声母上声调又有了新的变化，次浊声母（即现代的鼻音和边音、半元音）的上声仍为上声，全浊声母（包括塞音、塞擦音、擦音）的上声调渐渐归到浊去声中了（详见下文）。浊去声再和其他浊调类一样，进行浊母清化。
当然，这种演变是宏观的、理想化的，主要是以汉语强势方言——北方方言为依据，具体到其他方言中，演变步骤和演变程度又不一样。
二、 调值相似是浊上变去的决定因素
一般说来，调类合并最重要的原因，从音理角度说是调值的相似使然。调值越接近的调类越容易合并。浊上变去应该也符合这种规律。浊上和浊去的调值逐渐接近，直到其差别可以忽略不计时，调类发生了变化，浊上调归入了浊去调。
相对于调类来说，调值的研究比较困难，传统韵书大多只根据声韵调对字分门别类，很少清晰地描述声调调值，方块汉字也无法表现调值的真实状态，缺乏记载调值的文献资料。所以声调研究“只注意类别，忽视具体的表现形式，缺乏纯粹的描写研究的基础，一如罗常培先生所谓‘考古功多，审音功浅’”。（瞿霭堂1985）但是调值作为一种系统，仍有一定的规律性，仍在不同程度上保留古音的传统。研究调值主要有以下几种参考资料：一是域外佛经译音材料。被注汉字只有按指定的声调发音，才能如实反映梵文读音；今天我们又可以循梵文读音的线索，寻求汉语四声调值的真实面目。（尉迟治平1994）二是日本悉昙家的记录，他们把梵汉对音与汉语音韵学结合起来，对古汉语的调值作了描写。此外，反映《切韵》之前（或同时）的吴方言语音的日本“吴音”和反映唐（约八世纪）长安音的日本“汉音”，反映南方汉语语音情况的“汉越语”都是不可缺少的考察材料。通过对这些材料的比较、分析、甄别，可以大概探求上去声调值的特点和浊上变去的可能性。
调值包括声调的高低和声调的长短。
（一）声调的高低
悉昙家安然、释明觉、释了尊对声调高低有记录。
安然《悉昙藏》（公元880年）：
“我日本国元传二音：表则平声直低，有轻有重；上声直昂，有轻无重；去声稍引，无重无轻；入声径止，无内无外；平中怒声与重无别；上中重音与去不分。
金则声势低昂与表不殊，但以上声之重稍似相合平声轻重，始重终轻，呼之为异，唇舌之间亦有差异。
永和之末，正法师来；初习洛阳，中听太原，终学长安，声势大奇。四声之中，各有轻重。平有轻重，轻亦轻重，轻之重者，金怒声也。上有轻重，轻似相合金声平轻，上轻，始平终上呼之；重似金声上重，不呼突之。去有轻重，重长轻短。入有轻重，重低轻昂。
元庆之初，聪法师来，久住长安，委搜进士，亦游南北，熟知风音，四声皆有轻重著力。平入轻重同正和上。上声之轻，似正和上上声之重，上声之重似正和上平轻之重。平轻之重，金怒声也，但呼著力为今别也。去之轻重，似自上重；但以角引为去声也。音响之终，妙有轻重；直止为轻，稍昂为重；此中著力，亦怒声也。”
释明觉《悉昙要诀》（公元1073年前后）：
“初昂后低为平声之轻，初后俱低为平声之重，初后俱昂为入声之轻，初后俱低为入声之重，当知重音者初低音也。初后俱昂名为上声，是六声之家义也。初低后昂之音可为上声之重。”
释了尊《悉昙轮略图抄》（公元1287年）：
“平声重初后俱低，平声（脱“轻”字）初昂后低，上声重初低后昂，上声轻初后俱昂，去声重初低后偃，去声轻初昂后偃，入声重初后俱低，入声轻初后俱昂。……四声各轻重八声。上重摄去声之重，轻摄上声之轻，除上重去轻六声。……吴汉音声互相博，平声重与上声轻，平声轻与去声重，上声重与去声轻，入声轻与同声重。
《悉昙要诀》是明觉“弘法家所传六声”而作，“法家”指于804—807年渡唐至长安求法的空海。空海所传汉语是六个声调，被称为“六声家”，了尊所传汉语是八个声调，被称为“八声家”。《悉昙藏》中的“元传二音”指流传于日本的两种汉字读音系统。“表”指表信公，他传到日本的汉字读音是“汉音”。“金”指朝鲜学者金礼信，他把“吴音”传到日本。“正”指惟正，承和十四年（847年）返回日本。“聪”指智聪，元庆元年（877年）返回日本。“低”“昂”即调值的高低。“轻”“重”指声调由于声母的清浊而分为阴阳两类。“怒声”指次浊。
下面主要根据《悉昙藏》的记载，参考六声家和八声家读音，考察中古上声去声调值情况。
1.关于上声
表信公所传的汉音里，上声已分化为轻重（清浊）两类，“上中重音与去不分“，浊上似乎已并入浊去；金、正、聪三家浊上自成一类。
上声轻（清上）在表的方言中是“直昂”，表示是个高调。“昂”如果作方位名词“高”解，则是个高平调，如果作动词“上升”解，则是个高升调。八声家和六声家所传的方言以“昂”和“低”对举来形容声调开始和结束的高低度，清上“初后直昂”，表示声调从头到尾都是高的，可见“昂”是“高”的意思，清上是个高平调。 （梅祖麟1982，尉迟治平1984，丁邦新1975）以浊母开头，无法读成高调，变为低调，调型徐徐上升。
金、正、聪有上声重（浊上）描写，其中金的浊上描写最难懂。“始重终轻，呼之为异，唇舌之间亦有差异”，梅祖麟（1982）认为它是升调。潘悟云（2000）则认为如果是升调，用“初低后昂”的描写就够了，不会如此转弯抹角，而且“呼之为异”、“唇舌之间亦有差升”也不是对一般升调的描写；他觉得浊上是两个高低不同的平调相加而成，汉越语用跌声对译汉语阳上调，跌声的调形就是从低平调一下子跳到稍高的平调，听起来像是两个音节。敦煌出土的藏汉对音佛经中，藏文往往用两个元音对译汉语上声字，说明藏族人听唐代的上声感觉就是“呼之为异”的调形。现代汉语某些方言的上声调也还保存这种调型，如黄岩上声带有明显的中喉塞，整个音节像拗成两个音节似的。
正法师的浊上像金的“上重”，不过“不突呼之”，是个从低到高徐缓上升的升调。
聪法师的阴上像正法师的浊上，浊上像正法师的平轻之重。八声家的阳上“初低后昂”，很明显是升调。
2.关于去声
去声各家说法不一。梅祖麟根据安然“去声稍引”，“重长清短”，“去之轻重，似自上重，但以角引为去声也”的描写，认为它是一个比较长的高升调②。金德平（1989）认为“引”的意思是在原音高基础上的延长，而不是音高的升降变化，因此从调型上说去声是个高平调，如果它是低调，就会和已是低平调的阴平接近，但去声实际和上声接近，所以去声应是略低于上声的高平调。丁邦新根据了尊“去声重初低后偃，去声轻初昂后偃”的描写，认为清去是高降调，浊去是低（或中）降调。尉迟治平则认为上述描写中“角”、“偃”是“曲折”的意思，因而去声是曲折调。邵荣芬（1982）根据空海《文镜秘府论》“秋，霜凝木落，去根离本，即去声之象”，释处忠《元和韵谱》“去声者清而远”的描写，认为去声是降调或是降升调。
金田一春彦（1983）认为明觉描写的空海所传声调是唐代的标准四声，他推测当时上声调值是前后皆高，去声调值是前低后高。日本真言宗里有“四座讲式”和“祭文”的佛教歌曲，上声唱高平，去声唱上升调，和他的推测吻合。
从上述各家分析可以得出清上是个高平调，去声是个升调，清上以高调开头，浊上声中浊母低沉，无法以高调开头，于是和前低后高的去声接近，最终和去声混同起来了。
（二）声调的长短
汉语一般用不同的声调表示梵文的长短对立。周法高（1948）认为中古的平声是长音，仄声是短音。玄应《一切经音义》和义净对译梵文中的梵文音节，长的都用平声字对译，短的用仄声字对译，仄声包括五个上声字（哀、塢、理、枳、矩）、两个去声字（计、告）、两个入声字（壹、脚），此外，义净对译梵文33个短音字母全用仄声字。
梅祖麟（1982）进一步认为真正的短调是上声，因为《悉昙藏》引义净《南海寄归内法》用来对译梵文短音的33个字母，义净注明“皆须上声读之”；日本的梵呗注明平声的调值平而且较低，用一、二、三（四）度唱，上声最高最短，用五、六度唱，去声是从四度到五度，或从五度到六度的延长开调，入声带辅音尾，短而有力，用六到五度或五到四度的降调唱。罗常培所列的19种梵汉对译字母中，有五种经文都是用上声表示短音。如短i，空海《悉昙字母释义》、慧琳的《一切经音义》、不空的《瑜珈金刚顶经释字母品》和《文殊问经》，都用“伊上”对译，智广《悉昙字记》译作“短伊”，并加注“上声”。《悉昙藏》记录正阳法师所传的阳上“不突呼之”，而其他各家所传的上声是“突呼之”的，“突呼之”应是短调。从现代声学分析可知，带清塞韵尾的音节总是高而短的。
尉迟治平也认为隋唐北方汉语的上声是一个短的高调，杜行顗、智通、阿地瞿多、菩提流志、阇那崛多等人翻译佛经时，一般在对译梵文短元音的汉字旁加注“上”或“上音”，菩提流志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姥陀罗尼身经》有段夹注“阿字是‘上’，迦字是长，缘此句内有阿字，更不须迦字上引声”，明确指出平声字“阿”加注上声，表示强调应该读短元音ɑ，和“迦”的元音合成长元音ā。
去声也有可能是短调。尉迟治平（1986）指出，日本悉昙家所传八声的上声重音即是所传六声的去声，二者的调型都是初低后昂，都是短调。梵文中的短音，八声家注作上声，而六声家注作去声，实际念法相同。但金德平（1989）认为“去声稍引，无轻无重”中的“引”是延长的意思，表明去声读得长，慧琳选用去声字对译梵文略长的元音e、o；而与短元音a、i、u 相配的长元音ã、ī、ū比e、o更长，于是用去声加“引”、“兼引”等字来表示。
中古的上声读短高调各家看法一致，去声是否读短调，则看法不同，这可能反映方言的分歧。但可以看出至少和上声相似。
以下史料也能证明上声与去声有密切的关系。
河野六郎发现朝鲜汉字音是各个新旧字音层的混合：“但这几个层次中有个被称为b层的基本语音层，它与如上所述的慧琳音义反切所显示的唐长安音体系相符合，再考虑朝鲜的中国文化摄取的时期，在朝鲜字音上盖的主要印迹是唐代长安音，这也就是极自然的了”{3}。汉语平声字以中期朝鲜语的平声表示，入声以中期朝鲜语的去声表示，上声和去声一起以中期朝鲜语的上声表示，朝鲜汉字音上去混一读法的状态很可能也表现了唐代汉语上去读音的接近。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顾齐之序慧琳《一切经音义》云：“又音虽南北，义无差别。秦人去声似上，吴人上声似去。”
京语中期借词是唐宋时期从汉语借入的，当时的全浊上声字、浊去声、浊入声都并入京语的“重声”（京语借用越南国语声调的名称），清上、次浊上声读“向声”、“跌声”。（王连清1983）可见当时浊上浊去非常接近了，甚至已读为一类。
综上可以推测，在发生浊上变去之前，上声调也许是高平调，去声可能是上升调，它们本来各自独立发展，其相似性不足以使二者发生合并。变化的契机就是浊音清化。高平调的上声，以清声母开头的字保持了原来的声调，以浊声母开头的字受浊母的影响，无法以高调开头，而是渐渐降低，调型变得前低后高，和去声的调型相似了。于是全浊上声逐步从上声中分化出来向去声靠拢，最后与去声合流。为什么次浊上声不和全浊上声一起变化呢？据郑张尚芳（2001）研究，次浊声母分为两类，一是紧的不带浊流的甲类，一是松的带浊流的乙类。次浊平去入一般读阳调，用乙类声母；次浊上声一般读阴调，用甲类声母。全浊上声读阳上，声母带浊流，跟乙类声母一样。上古时候，上声带有喉塞音尾，具有紧喉作用。从现代吴语提供的线索看，吴语浊母的浊流实际上是伴随整个韵母元音的气嗓音，上声带紧喉尾往往使元音也读紧元音，改变喉部发声状态，阻抗响音声母带浊流，促使它们读成不带浊流的甲类声母，从而使次浊上声读阴上。次浊上声和全浊上声就分道扬镳了。
古代声调调值的构拟见仁见智，桥本万太郎（1985）根据现代汉语方言各地（基本上以县为单位）调值的地理分布，归纳方言波浪（同类调值带）。其中第VI波阴平声33，阳平声24，（阴）上声53，去声31。桥氏认为，上声是高降调53，它的阳调应该是低降调，去声本来是个低降调，很难有更低的降调，因而浊上声和去声合并为一个调。汉语方言的音系从西北向东南，越往下保持古音越多，桥氏能同时考虑“纵”的历史发展和“横”的区域推移，从方言地理学的角度考察声调调值，就“能摆脱种种障碍和约束，看到在低处近处看不到的东西。”④他的推测结果虽然值得商榷，但至少从另一渠道证明浊上变去的原因与调值的相似有关。
我们可以用现代方言来验证调值相同或相似的声调有逐渐合流的可能性。
山西闻喜方言中，城关话阴平（53）和去声（42）都是降调，调型相同，调值接近。徐通锵、王洪君（1986）调查时发现这两个声调表现出合并的趋势，发音人大多认为它们是同音字。
遂安方言的入声韵母失去塞音尾之后，入声调也随之由原来的短促调延伸为一般的长调，如果这个延伸的结果正好跟舒声调里某个调类的调值相同或十分接近，那么这个入声调就很容易归入那个舒声调。否则这个入声调就保持独立的调类。遂安白马乡的清入声字是中升型的，舒声调阳上阳去正好是中升的24调，于是清入和阳上、阳去读为一调。而枫树岭、上坊、大墅、安漾、桐子坞、东亭、狮城等地方言的声调系统里没有相应的升调，清入字保持独立的阴入调。（曹志耘1998）
兰州方言阴平53，阳平51，都是降调，外地人听起来似乎是同一种调。⑤
粤方言的阳平调值为21或11，阳去调值为22，所以阳平的“炎霞忙摇”等字和阳去的“艳夏忘耀”等字相混。（杨世文2001）
现代的傣语读巴利语借词的时候，属低音组字母的阳上和阳去有交错。阳上调读得急促变成了阳去调，而阳去调读得慢一些则成了阳上调。（刀世勋1982）
以上方言调值读混的字，虽然还没有达到调类合并的地步。但是如果按照已有的演变趋势继续发展，浊上变去的今天就是它们的明天，它们的今天再现了浊上变去的昨天。
三、浊上变去的演变进程
浊上演变为去声，不是一蹴而就的，。杨耐思（1958）对比《刊误》和邵雍（1011—1077）《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后指出，浊上变去的过程分两步：第一步，浊上声变同浊去声，浊去声又进而变成阳去调；第二步，阳去调和阴去调合为一调。《刊误》举的例子都是浊上声和浊去声混用，没有清音字混进去。而时隔不久的《皇极经世》， 声母俱分清浊，这里的清浊表示声调的阴阳，说明以声母清浊区分音位转换为以声调区分音位。图中次浊声母的清音（阴调）全收上声，浊音（阳调）全收非上声，说明次浊声母的上声有些特别，属于阴调，和清上合流了，这也进一步说明，全浊上声已经变成去声的阳调了。所以《刊误》记载和邵图音系都是浊上变去的第一步。李涪时代在浊音清化之前，同纽同韵的浊上与浊去混同；邵图表明浊音已清化，浊上变同去声的阳调。他们一个在唐末一个在宋初，时代相隔不算太远，所以把他们提供的材料都归入浊上变去的早期形态。第二步演变，乃是将原来的去声阴阳二调合为一调，成为“簿”音“步”，“弟”音“帝”，“舅”音“究”的局面，这是宋以后的事。
浊上变去过程中存在着以声母清浊区分音位和以声调阴阳区分音位的转换问题，杨耐思将二者合并起来，都属于第一步。李思敬（1995）则认为将二者分开，更能说明问题。因为李涪的材料和邵雍的材料都有一个“父”字，李涪明确表明《切韵》不该列入上声，可见在那时“父”已读为浊去声，而邵雍把“父”字排入阳调类，表示这时“父”已经从李涪时代的浊去变成阳去了。李邵二人反映同一地区（东都洛阳）两个时代一脉相承的音韵变化，所以杨文中的“第一步”可以一分为二。这样浊上变去进程分为三步：浊上变为浊去；浊母清化，浊去变阳去；阳去和阴去合并为去声。
两种说法的分歧只在于是否将浊上变成浊去和浊母清化看作同时发生的。其实在浊上声向去声靠拢的同时，浊音清化的演变已在进行，但为了清晰再现浊上变去的过程，我们采用李说。浊音清化的主要标志是浊音声调变成阳调。李新魁认为浊声清化“以平声始，去声终”，中古时期北方地区平声中的全浊音已经清化，形成事实上的阳调；上声中的全浊音正变向全浊去；去声中的全浊音还没有清化。现代大多数汉语方言的上声没有阴阳之分，这说明浊上变去其实就是上声分阴阳的表现，全浊上声变成全浊去声，然后二者一起清化，变成阳去。
现代汉语方言由南向北，全浊上声依次大体读为阳上、阳去、去声{6}，如果将语音演变理想化，全浊上声——浊去声——阳去——去声的三个步骤完整概括了浊上变去的演变进程。可以看出在这个长期的历时演变中，浊上并不是一步到位变为去声（阴去）的，浊上经历了浊去、阳去阶段，最终变为去声，这是一个渐变的、连续的过程。
笔者根据前贤时俊对历代诗文押韵，韵书、异文、文人笔记等材料的研究，考察其中浊上变去的记载情况{7}，可以明显看出：同一时代不同文献关于全浊上声是否变去声的记载并不一致，有的书中全浊上声字已经变为去声，有的书中全浊上声读音和去声仍有区别。从这种现象我们可以推测：浊上变去存在共时差异：全浊上声字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变作去声，变化速度有快有慢。说浊上变去是有规律的渐变过程，主要着眼于声调演变的宏观历时趋势而言。具体到同一时代，则出现共时变异。共时变异下的全浊上声字，有的读上声，有的读阳去，有的最终完成了变化，读阴去。这种共时差异可以用词汇扩散理论（王士元1979，1982）解释。“一个音变在发生时，所有符合音变条件的词是在时间推移中逐个地变化的，这也就是说，整个音变是一个在时间上以变化词汇的多寡为标志的一个连续过程。”{8}按传统的新语法学派观点，全部全浊上声字一下子全部变为去声，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否则同时代文献关于浊上是否变去的记载就不会有如此大的差异。浊上变去应该是以一个一个的字（浊上声字）为单位进行，以一批批字音的变化反映出来，并从少数到多数，从个别到一般，新音逐渐排除旧音，最后完成质的飞跃。有些全浊上声字变得较快，例如“杜”字，很早就和去声字“度”押韵，有些变得较慢。所以在浊上变去的演变过程中，总会出现未变的、变化中的、已经变了的三种全浊上声字，新旧音并行不悖、交错使用。这就像向去声转化方向前进的队伍，各成员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并不一样，有先有后。
浊上变去演变进程的特点，可用徐通锵的话概括“两头整齐中间乱，即变化前的阶段和变化完成后的阶段，其语言状态是整齐的，有规律的，但在音变过程中却是杂乱的，好像没有规律，有点类似‘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的样子。”{9}官话浊上变去已经完成，全浊上声高度一致地读为去声。南方方言全浊上字仍在变化，在阳上、阳去、阴去里都有归并，有的字甚至有几读。
浊上变去是因为全浊上声和全浊去声的调值相似而使然，那为什么是全浊上声变成浊去声而不是浊去声变成全浊上声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仍和浊音清化有关，浊去声字和浊入声字的清化时间是最晚的，当全浊上声字蠢蠢欲动要发生变化的时候，浊去声字还是比较稳定的，很明显，语言的变化只能是摇摆不定的一群依附于稳定的一群，而不是相反。如果全浊上声字摆脱了浊去声字的诱惑，坚定地进行清化，字音不再低沉，那么全浊上声字就不可能混同于浊去声字了。第二，从汉语声调的来源看，去声也是最晚形成的，由上声和入声变来，数量较少，《易经》、《尚书》、《论语》、《颜氏家训》等书平上去入用字，去声比例明显最小。（俞敏1981）“前一时期（秦汉以前——引者注）去声字少，魏晋以后则去声转多。”{10}为求四声数量平衡，去声更能来者不拒地接纳对方，壮大自己的力量。现代普通话中，全浊去声变成上声的屈指可数，如“导蹈（定母）署曙薯豉（禅母）哺捕（并母）仅瑾馑（群母）”等。
在浊上变去的过程中，如果个别的全浊上声字走得太慢，脱离音变队伍太远，它就可能迷失方向，这样会出现音变的例外；如果遇到另外的音变力量的干扰或别的原因，那么就可能出现中断的变化。这种没有变成去声的全浊上声字被称为浊上变去例外字。大部分例外字仍保持上声，可能它们没有向去声发展而读上声，是受到浊音清化的影响，在浊上变去之前就由全浊音声纽变到同发音部位的清音。浊音清化其实早在中古之前已经就出现。（周长楫1991）这些全浊上声字早早清化，声调不再低沉，不再和浊去声的调值相似，失去了变为去声的条件，当其他全浊上声字变为去声的时候，它们仍然读上声。另有个别浊上变去例外字是由偶然的、非规律性的原因造成的。例如“窕”，《广韵》“徒了切”，按照浊上变去和浊音清化的规律，应读为diào，“窕”的同音字“掉”就读diào。“窕”今读tiǎo，大概是误读反切造成的，徒了切，取t-声母，-iǎo韵上声，拼合成tiǎo。（李荣1965）
四、小结
浊上变去最重要的原因是调值的相似。汉语本为清浊两套，清上声调值是高平调，浊上声声母为浊音，浊音有低沉声调的作用，无法保持高调开头，被迫降低起始音高，于是形成升调。全浊上声调值与去声相似，于是全浊上声渐渐归并到去声中。全浊上声不是一步到位变成去声的，它先和浊去声合并，浊音清化过程中，浊去声变为阳去，阳去再和阴去结合变为去声。
浊上变去的演变并不是在某个时期，全部全浊上声字都念成去声。浊上变去以字为单位，一个一个进行变化。在演变进程中的任何阶段，浊上字有三种状态：已变为去声的，正在变化的，还未变化的。现代官话中有少数全浊上声字没有变为去声，仍读上声，或上去两读，其中部分例外字可能是先行进行浊音清化，全浊上声不再是低调，调值不再和浊去声相似，失去了合并的条件。
注释
①见兰州大学祁文英硕士学位论文《中古汉语浊音清化研究》22页。
②见丁邦新（1975）《平仄新考》，《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64—82页，商务印书馆，1998。
③见金德平《唐代长安方言声调状况试探》，《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4期。
④见桥本万太郎（1983）《语言地理类型学》朱德熙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⑤导师张文轩教授提供兰州方言资料。
{6}笔者《汉语声调浊上变去研究》第三章考察浊上变去在现代方言中的分布格局。
{7}笔者《汉语声调浊上变去研究》第二章考察了历代文献中关于浊上变去的记载。
{8}王士元、沈钟伟《词汇扩散的动态描写》，《语言研究》1991年第20期。
{9}见徐通锵（1986）《历史语言学》291页，商务印书馆，2001。
{10}见周祖谟（1979）《汉语发展的历史》，《文字音韵训诂论集》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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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100036北京第119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