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京都的旧书市上有一位古书之神，他会暗中帮助淘书人与心仪的书本喜结良缘，或与分别的书本再度重逢。日本动画电影《春宵苦短 前进吧少女》中的黑发少女，为了能找回童年的绘本，祈祷自己能遇见他。而当心愿真的实现了时，她却发现：身为书的庇护者，古书之神正躲在书市的一隅，偷偷撕书。
　　他是这样解释的：自己撕的是贴在旧书上的价格标签，旧书要不断地流通才能在每一次被翻开时重获新生，才能彰显它的价值，而收藏家们却在阻断这样的涓流。他撕掉价格标签，是为了能重新建立起书与书、书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说得有道理。但若是我遇上他，一定也会像那位黑发少女那样，走过去按住他撕书的手：“小朋友，不要做坏事！”
　　在我的观念里，损坏书籍就是在做坏事。
　　敬惜字纸，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的一种良好美德。据说古时学堂的童子若不爱护书本，会被先生用戒尺狠打手掌的。在我与书相伴的世界里，虽无先生立身旁，但始终有戒尺藏于身后：从小便视书籍为最好的朋友，也从小便懂得这样的道理——要善待和呵护自己好朋友，因为书籍曾给予我珍贵的陪伴、宝贵的知识和我可贵的力量。
　　因此，手无撕书之力的我，看到有人损坏书籍会非常生气。岩井俊二的小说《情书》中有一位图书管理员“主”，每次整理图书时都满腹牢骚。她觉得写书的人太不负责任，想写就写，完全没有考虑到整理书之人的辛苦。为此，她想出一种化解压力的“好”方法：从每本书中撕下一页，若无其事地揉成团塞进兜里。遇到这样的图书管理员，是作者们的大不幸——书是创作者的孩子，撕书的“主”，无异于虐待孩子的无良保姆。
　　还有更令人愤怒的。捷克作家赫拉巴尔在其代表作《过于喧嚣的孤独》中，用诗意的笔触叙述了老打包公汉嘉的内心故事：在废纸回收站工作了三十五年的汉嘉，终日在肮脏、潮湿的地窨子里用压力机处理废纸和书籍。虽然从废纸堆中救出珍贵的图书给他带来喜悦，但目睹世界文化巨人的著作横遭摧残，更让他心生愤怒。
　　一天，一位女老师领着一队儿童来到废纸回收站，让孩子们看看废纸是如何处理的。孩子们很快看明白示范，投入地、卖力地撕起书来：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拿起书，扯下包书纸和封皮，小手抓住书页使劲地撕着，尽管书在负隅顽抗，最后还是孩子的小手胜利了，孩子们眉心舒展了……”
　　把书撕成毛发倒竖样子的孩子们，让汉嘉想起家禽饲养场里的年轻女工——她们像孩子们揪下书内脏一样，揪出挂在传送带上的活鸡的内脏——天道不仁慈，汉嘉看不下去了：先学会撕书的孩子们，以后怎么可能还会热爱读书？！

　　撕的是书，撕裂的却是作者的肝肺，“过去一切时代的精华尽在书中。”（卡莱尔）赫拉巴尔用沉痛的文字倾诉着目睹人类文明的精华被破坏时的痛惜。
　　然而，读了这么多年书之后，渐渐明白一个道理：不读书是可怕的，而不加思考、不加选择地什么书都读，也同样可怕。不是所有的书都值得读，撕书，有时去芜存菁的一种手段，是以决绝的勇气去挑战传统的一种抗争。
　　当教材中有关“诗歌鉴赏”的前言里出现这样的观点：可运用坐标系来判断一首诗的优劣时，约翰·基廷——影片《死亡诗社》中特立独行的英语老师——将其斥之为屁话：“我们不是在安水管，我们在谈论诗歌！”他要求学生们将教材中的那一页撕掉：
　　“……我不想再见到它，全都撕，撕了它，再见了。撕、扯、拽，我只想听到撕书的声音……”
　　学生们兴奋地撕起书来，一同撕掉的是保守迂腐的学术观点。基廷老师用这种方式，启发学生们学会独立思考，学会欣赏文字和语言和真切感受诗歌的情感。
　　“道德挂帅又吹毛求疵的人则会把看不顺眼的违碍内容统统撕光、来个眼不见为净，”如果《嗜书瘾君子》的作者汤姆·拉伯遇上基廷老师，他会认定他是“书刽子手”。在拉伯看来：雪莱撕下书的空白扉页折纸船;达尔文为方便携带把一整本厚书切成一半;美国第三任总统拆散一部完成的《圣经》，挑出自己喜爱的章节段落并成一本……他们都是以辣手摧书的方式在荼毒書籍。
　　越来越多的人将“撕书”视为一种高效率的阅读方法：李敖之所以能博闻强记，是因为书读完了，他会把它大卸八块，分门别类整理出来，放进资料夹，这样才算看完一本书;而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每次在机场书店至少要拿五本书，读完书，把书中重要的东西撕下来，其他的处理掉——吃透全书，撕下重点，留给日后的自己、读者、团队和公司。书越撕越有用。
　　不过，在拥有手机、扫描仪、制作软件、电子书、云空间等等的今天，撕书的声音已难得听到了。作为一名嗜书瘾君子，我倒是替书们松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