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在舆论界受到普遍欢迎。媒体把它列为“公众关注的热点”之一，突出地加以报道和解读。
　　我对“公众关注的热点”这个说法感兴趣。它当然是为了抓眼球、更醒目，但又不仅仅如此。它包含着未说出的潜台词，完整来说应该是“公众关注的热点获得了高层回应”。这才抓住了真正的公众期待，也才构成新闻价值所在。
　　这种“热点-回应”式的新闻呈现方式折射出一种变化，就是中国政治逐渐具有了“回应”性质。或者说，政策制定者与社会公众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热点”与“回应”的关系。
　　废止劳教制度是一项重大的政策决定。传播中的“热点-回应”关系，放在政策分析的领域来说，就叫做“议程设置中的外压模式”。这个词有点拗口，但意思很简单，就是首先由外部形成压力、动力和倡议，然后传导到内部，推动了政策的改变。事实上，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废止劳教就是来自社会的强烈呼吁。呼吁被体制内的改革力量吸纳，最终以政策改变回应了公众关注的热点议题。
　　习近平最近强调，改革就是要勇于面对问题，改革总是由问题倒逼而成的。我理解，这个“倒逼”过程必然包含了外压模式。进一步的理解是，我们应该对“问题倒逼”做更细致的分析讨论，即讨论：什么问题？如何出现？怎样倒逼？
　　回到废止劳教的具体进程来看，外压模式与媒体传播中的“热点”建构密切相关。它包含四个要素，分别是：负面新闻、政策倡导、同情公众、社会辩论。
　　劳教是一项存在已久的制度，本来也只是对小部分人的行为矫正和惩戒手段。它之所以闯入公众视野、占据媒体版面、引发意见交锋，就是因为其中有许多所谓的负面新闻。这是一个不能否认、也不应该否认的事实。近年来关于唐慧案、任建宇案等等的报道，都可算是负面新闻。
　　负面新闻暴露存在的问题，暴露阳光底下的黑暗，会让人难过，会引起很多不适。这个过程能否导出建设性的努力，非常依赖于第二个环节即正面的政策倡导。至少从2003年孙志刚案以来，废止劳教制度的呼声就一直未停止。2004年，有420名全国人大代表在要求改革或废止劳教制度的议案上签字，超过当时全国人大代表总数的十分之一。除此之外，陆续还有不同形式的公民上书。所有这些，都是政策倡导。
　　政策倡导的重要性在于，它从制度改革与普遍权利保护层面上展开讨论，并提供专业意见。这样的努力，使新闻报道以及公众认知不停留于单纯的“扒粪”以及个人苦情展示。就整个过程来看，它为相应的改革赢得公众同情，从而在大范围中形成“同情公众”群体。
　　但是话又说回来，现实总是复杂的。人们对一项制度的坏处如果全都看得那么清晰、那么绝对，它能够长期存在反倒很奇怪。因此，伴随着政策倡导而出现相反的意见以及社会辩论，几乎是必然的。不同意见的出现，就是意见市场的出现。意见的相互交锋与社会辩论，会促进社会慎思。首先，它会反复检视媒体报道的事实，刺激更多的事实来源涌现，从而剔除虚假报道。其次，它迫使各方都听到不同意见并慎重反思自己的立论基础。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期待社会发展出相互制约的机制。
　　而最重要的是，上述四个要素都出现时，“公众关注的热点”便告形成。而所谓热点，其实意味着一种广泛的公众心理和社会期待：总得有人做点什么。说到底，它呼唤正式的制度回应。在今天的网络社会中，这已经是一代人的文化与社交规则。我发出了信息，便期待你回应。
　　政策过程中出现了外压模式，它与互联网精神相通，与媒体上“热点-回应”的新闻呈现方式相通，这是废止劳教过程中最具有积极性的进步。它提示我们，怎样提出问题，怎样给出回应，将是社会与政府双方需要反复学习、反复实践的重要课题；而双方都需要获得正面反馈与激励。
　　如果说这当中还有什么缺憾，那就是缺少制度化的社会协商平台。因此让我们提出新的期待，更注重平台建设，积极发展公共协商和社会协商。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