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４日，大足区宝顶山大佛湾，清寂中偶尔传来几声鸟叫。
　　徐卉丽双手斜插在衣袋里，步子充满弹性，面目沧桑的石刻造像从她身边一一滑过。
　　大悲阁前，徐卉丽停下脚步，推开朱红斑驳的古老木门。
　　“吱嘎……”伴随木门的沉重叹息，徐卉丽的一天开始了。
　　人生拐点
　　１９９５年１月，陈卉丽的人生突然拐弯。
　　“跟我回重庆吧。”新婚丈夫搂着陈卉丽说。
　　陈卉丽低着头，不吭声。
　　１９８３年从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后，陈卉丽被分配到广汉针织总厂，从一名技术工人成长为车间主任。
　　“你不愿意？”丈夫小声问。
　　“去干啥？”陈卉丽仰起头。
　　“搞文物修复。”在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工作的丈夫说。
　　“可是……”
　　“总得要孩子吧？”丈夫说。
　　陈卉丽的脸白了一下。
　　新年刚过，陈卉丽到了重庆，她的新岗位是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保护技术部文物监测员。
　　第一次认真审视大足石刻，看着眼前一尊尊风化剥落、面目斑驳的石像，陈卉丽心里一片茫然。
　　“小陈，活路来了。”馆里通知。
　　“啥子事？”
　　“到龙头山附近进行监测。”
　　８月，山头野草疯长，没及膝盖。
　　要到造像处，必须爬过一段密密匝匝的草坡。陈卉丽手脚并用，带刺的野草在手和脚上划拉出一道道口子。
　　突然，陈卉丽脚下一滑，滚下坡去。惊魂未定的她一抬头，一条一米多长、手腕粗细的蛇正瞪着她“嘶嘶”吐信。
　　冷汗“唰”地一下冒出来，浸湿了她的背心。
　　蛇走了，陈卉丽又继续爬上坡，给造像拍照、记录、标记。
　　这天晚上，陈卉丽失眠了：“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在大足，属于文物保护单位的摩崖造像有７５处，雕像５万余尊，铭文１０万余字，散布在偏僻的山野间。陈卉丽的任务就是在六七座山头间翻上爬下，监测这些石刻、洞窟是否稳定，有无病害。
　　天天跟石头打交道，生活像石头一样单调、枯燥，甚至连与人说话都成了奢侈。
　　陈卉丽开始老做梦，梦里全是纺织机轰鸣的声音和工友们的脸，还有弥漫在车间里的淡淡雾气。
　　那一年，陈卉丽２８岁，轰鸣前行的青春忽然驶入了无声区。
　　１９９７年，陈卉丽换了工种，干起了文物修复。
　　“这是我们这里技术含量最高的岗位了。你是大学毕业生，好好干。”时任博物馆馆长郭相颖嘱托她。
　　石质文物修复十分复杂，历史学、考古学、鉴定学、金石学、化学都要懂，还必须熟悉钣金、铸造、鎏金、油漆、石刻、色彩等实用技术。除了化学知识她曾涉猎过，其他的都要从头学。
　　宝顶山大佛湾的孔雀明王造像龛檐残缺，雨水漫过造像，需要修复滴水岩。
　　“我来试试。”陈卉丽架起梯子，在岩壁上打孔，石粉劈头盖脸地落下，陈卉丽的鼻孔、耳朵里全是灰。
　　钉上钢筋，调和好砂浆，陈卉丽一手扶住岩壁，一手用油画刀，把砂浆从下往上一点点敷。
　　“啪！”砂浆沾不牢，砸在地上。敷了半天，砂浆掉了一身一地，陈卉丽垂头丧气地瞪着光秃秃的钢筋。
　　同事燕学锋刚巧路过，看到她的狼狈样，指点道：“你工艺没对，要从上往下敷。”
　　“嘿，对啊。”
　　又下雨了，雨水顺着滴水岩滴滴答答往下掉，岩壁干燥，石像安详。陈卉丽看着看着，心里甜起来。
　　参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宝顶山广大寺维修工程、大足石刻造像日常保养维护修复……陈卉丽一边干一边学，白天请教同事，晚上就啃书本，修复技艺越来越娴熟。
　　“事都是人干出来的，我就不信我不行。”陈卉丽的信心开始萌芽。
　　心结松动
　　２００４年８月３日，龙门石窟双窑洞５２１窟。
　　陈卉丽弓腰，拿起小凿子，小心翼翼敲掉造像立壁上的水垢。
　　清除巴掌大一块水垢，花了近两个小时，陈卉丽直起身，一阵酸痛感从腰部传递到脖子和脚跟。她赶紧扶住石壁，把腰弯回去，再慢慢直起来。
　　甩了甩发麻的手，她又操起超声波洁牙仪，用针尖大小的洁牙头对准残留在岩石表面的钙质，一点一点往前推。
　　空气热得像着了火，没有风扇，陈卉丽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中午休息时，十几个人坐在石窟前的伊河边，看滔滔而去的河水。
　　“太苦了。”有人说。
　　“哪个修复石质文物的不是这样‘面壁’几十年？”有人说。
　　众人沉默，良久有人接过话：“龙门石窟有２３００多个洞窟，保护石窟的专业人员才六个人。”
　　“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大万五佛像龛’刻记、工匠李君赞题记还清清楚楚，现在，这些石刻不是消失就是模糊不清了。”
　　“那怎么办？”
　　“‘凉拌’——因为没有留档，这段历史就从世界上消失了。”
　　陈卉丽的心抖了一下。
　　全国有２０００多万件馆藏文物“染病”，可文物修复人员还不到２０００人。而在人口不足７０００万的意大利，就有６０００多名文物修复师。
　　为改变这个现状，２００４年２月，中国文物研究所与意大利合作推出培训项目。
　　重庆只有一个培训名额，馆长把机会给了陈卉丽。
　　在北京进行了四个月的理论培训后，培训团被直接拉上实战现场——龙门石窟。
　　到现场才知道，文物修复最苦的不是技术，而是磨心。“一天站七八个小时，不说话，不准带手机，嘴巴都憋出苦味了，天天如此。”陈卉丽说。
　　这天，伊河畔的闲聊，忽然让陈卉丽的心结开始松动。
　　“都不来做，这段历史就没了。”再“面壁”时，陈卉丽忽然来了劲。
　　静心“面壁”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下午，大地一阵摇晃。
　　“汶川大地震了！”地震波传来时，已升任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保护技术部副主任的陈卉丽拔腿就往大悲阁赶。
　　抚住千手观音的造像，陈卉丽的眉扭成一团，不少地方手一摸，石头居然成了沙，“地震一来，不知道又要增加多少内伤啊”。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９日早上７点过，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站在千手观音造像前，神色严肃：“把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修复工程列为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
　　２００８年７月，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牵头，千手观音造像开始启动保护修复工程。
　　通过使用现代检测工具，千手观音造像被诊断出患有３４种病害，修复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技术难题。
　　在修复现场，陈卉丽斜躺在工作台上，用医用镊子轻轻夹住金箔的一角，屏住呼吸，缓缓抬手……轻吁一口气，陈卉丽站起来，走进实验室，打开蒸汽，将金箔层软化平整，然后用左手指压住金箔，另一只手操起手术刀，将四层金箔一层层挑开。只有０．０６毫米厚的金箔被完整分离后，她再捏起棉签，蘸上纯净水，在金箔上一点点滚拭……
　　不慌不忙地进行着一道道工序，两年多，陈卉丽已修复了２０多支千手观音造像的手臂。
　　作为文物修复师，陈卉丽的生活比白开水还淡，但她却觉得很充实：“‘面壁’十几年，把急躁放在时间上磨，把轻狂放在历史上磨，磨来磨去，人的虚妄和浮躁就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