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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张蛛网结在院墙与房屋的拐角。院墙是石头砌成，一块突兀的石片刚好就在网的上方，如此，就很好地起到了遮蔽风雨的作用。有时我想，一只蜘蛛的智慧并不比人差多少，露营，孤独地等待，只要微弱的风声通过纤细的网线传来，再通过肢节传递到中枢神经，它知道，一定是有猎物撞了上来，接下来就是一番激烈的博弈，蜘蛛往往是胜者，将对手密密麻麻捆缚在白如尸袋的丝囊中。
这是一座建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老屋，院墙也是，有些石头已经风化，上面生出不死的苔藓和野草，房屋的主人是肖老头，我却更愿意当作是老姑奶奶的家产，这么说其实没什么区别，重要的是我在心理上觉得更为直接。老姑奶奶是我们家族的一员，当年十几岁的时候跟着已有家室的肖老头私奔，在这里安家落户，生儿育女，以往所有的事情也便风平浪静了下来，甚至后来，肖老头的儿子和孙子也一起投奔过来，再加上老姑奶奶的侄子和侄女，以及我们村很多能攀上一点血缘的年轻人，都把这里作为暂时的栖息地，也就有了故乡之外的一个庞大家族。
院墙东面是一溜低矮的平房，用于出租给像我一样来投奔的人，或者兼租给来自安徽、四川、河南的打工者，每到傍晚时分，就能看见一些人光着膀子在胡同里晃动，发出天南海北的打牌声，猜拳声，和孩子止不住的哭闹声。我从山上来，我甚至没能经过一年的历练，就从石矿场灰头土脸地逃了出来，我耐不住装石灰窑时的劳累，耐不住每天叮叮当当刺耳的碎石声，耐不住窑洞里火焰的炙烤，耐不住粉碎生石灰时的烟尘弥漫……我写了一封信给在大连据说已经在KTV歌厅混成领班的发小，说山里条件实在是差，也赚不到什么钱，就来到了这里。其时，他刚刚从一家街道面包厂辞职，仗着一副好嗓子由老姑奶奶的儿子介绍到了一家歌舞厅上班。
长期工暂时不好找，老姑奶奶差儿子帮我在附近的火车站找了一份火车装卸的临时工，车轮碾压着车轨，火车咣当咣当从远方缓缓驶来，明亮的车灯刺眼，让周围的一切显得更加黑暗，我裹挟在一群壮汉中间，他们赤膊上阵，在打开车门时麻利地爬进车厢。有时卸煤，几个人一节车厢，要在固定的时间把车厢里的煤块卸在就近的站台上，然后被铲车装上卡车，运送出去。有时卸大米或者其他袋装物，一人发包，另一人揪住袋子的一角飞在肩头，速度要快，腰要挺直，步调要细碎而富有节奏，码放要整齐划一……无论怎样，到了最后人也累得气喘吁吁，回去的路上，沿着铁轨，头重脚轻，人像踩在了云层上面，只想躺下来，躺下来，在棉花般的云朵里不再醒来。
我还是醒了过来，这时已是第二天的中午，昨天吃进去的食物已经化为乌有，肚子里像是一座幽深的空谷，只能听见一股股喊饿的风。回来后躺下，我并没有洗漱，手上脸上身上全是黑黑的煤灰，院子里没有人，或许家里人都出去做事了，老姑奶奶去市场买菜。我在脸盆中照见自己的影子，头发衰草般横七竖八，面孔黧黑，脖子里可见一道道因褶皱而起的白印，像是利刃迫近时恐惧的苍白。洗完手脸，我蹲坐在地上，看见一只果蝇在空中嗡嗡停留，快速翕动的翅膀几乎看不到扇动的样子，只是身体在虚无中漂浮，我赶它，让它离开我湿漉漉的头发，它盘旋了一下，重又飞到眼前。我似乎忘记饥饿，看到墙角那张蛛网动了一下，接着出现了一个毛茸茸的家伙，灰褐色，长长的节肢在空气中试探了几下，头部，几只复眼交互转动，好似在感知风声。那只果蝇撞了上去，不管不顾的动作好像从来没有发觉危险就在前方，或许，蛛网上散发出一种迷惑的气息，就如我刚刚洗过的头发，让果蝇瞬间迷失了方向，忽略了危险。一切都未可知，一切就如命定，在挣扎良久之后，那只果蝇终于没有了力气，被迅速赶来的蜘蛛层层包裹，犹如生命最后的入殓仪式，停放在时间中央，停頓于网的中央。
这时的我似乎也成了一个莽撞的果蝇，在各种不同的工作间转换，奔波。胡同里有两个内蒙古赤峰的年轻人，一个开车，一个跟着负责装卸运输纸轴，我作为补充去老板家面试。老板是一个皮肤苍白、略显瘦弱的界于青年与中年之间的高个子男人，面皮松弛，夹着香烟的手指有时微微颤抖，像一个弱不禁风的纸片人，他打开平房的塑钢门让我们进去，另外一个长相有着多数城市女人气质的妇人，大概是他的老婆，眼皮子抬也没抬拎起一只坤包出门走了，半高跟凉鞋踩在水泥地面的橐橐声过了很久才在听觉中消失。这些纸是用来制造棺材的，卡车停在开发区的一家工厂里，厂子里面几乎听不见任何该有的声音，我的意思是：印象中的棺材是木头制作的，应该有刺耳的电锯声，唰唰唰刨木头的声音，哐哐哐的凿木声、敲击声，盖上棺材板时沉闷的木头对撞声。但没有。工人们在裁纸，按照图纸的尺寸，将纸板拼接成棺材的模样，空间，一端大一端小，刚好可躺下一个成年人的身体。那些棺材多为黄色，犹如丝绸般的颜色，被堆叠，被码放在仓库一角。我没有具体打问，或者在后来的时间中研究那些物件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棺材，或者记忆出现了某种偏差，但现在，这种死亡的气息具体存在，有关生死的想象具体存在，并在多年之后固化为永不可能修改删除的画面。那个瘦弱的苍白的纸片人欠我钱，一直都欠。过了些日子，我们再去上班，他说车已经报废卖了，我们坐在他家幽暗的房间里，那个城市气质的女人在一旁锉着指甲，偶尔会稍微皱一下眉头，仿佛鄙夷，进了里屋，然后像上次那样拎起坤包踩着高跟鞋橐橐地消失在空气中。纸片人没有开给我们工资，即便是我们后来不止一次上门催要，也没有要到为数不多的工钱。
我在记忆中搜索这座别离二十几年的小城，说是大连，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市区而已，在地图上处于类似一只鸭嘴兽的嗉囊处，左右都是海水，时常有腥成的海水气息漫过来，漫过来，黎明，日头爬上东山，腥成的气息钻入鼻孔。房屋，街道，因为地势的原因，依山而建，即便出门买一盒烟，也要走下山坡，再拐入一个类似巷道的某处，小卖铺龟缩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下方，像一只刚刚睡醒的甲壳虫。以向应广场为中心，主干道辐射向四面八方，围绕着广场，又有一些主副街道循环回绕，形成了蛛网的形状。我曾很多次在这些纵横的街道上徘徊，也曾一个人从石头小屋里走出，走向漫长的西海岸，我像一只刚出卵囊不久的蜘蛛，尚未学会编织自己的生活之网，捕捉之网，直到某天，老姑奶奶的大儿子回来说，水泥厂汽车队缺人手，国营厂，要不要去试一试。 汽车队就在出来胡同的拐角，拐过那座龟缩的小卖部就能看见宽敞的大门，一溜两层三层的楼房，院子里很少能看见人影，顾名思义，水泥厂汽车队专门用来运输水泥，只有调度、出纳、维修工的房间里才会有人。常坐班的倒是修补轮胎的老李，这在后面我会写到，还有一个助手叫小李。有活了，老李和小李就把轮胎卸下来，敲敲打打，热补，充气，然后重新安在卡车的轮毂上，重新奔跑在起伏不定高高低低的滨海大地上。
上班时间到，司机老乔打开驾驶室上车，扑打着昨天灌进来的灰尘，嘟嘟嚷嚷嘴里直骂娘，这他娘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何时能到头？然后，拧开钥匙，打火，倒车转向，一身水泥的东风牌卡车缓缓驶出大门，这时一帮“鬼子”在车厢里出现，说是“鬼子”指的是每个人的装扮，往往每辆车上安排四个人，两人一组：终生不洗的工作服，水泥成了结块的泥浆，硬邦邦，口鼻上捂着一只很久才能换一次的猪鼻子防尘口罩，头上戴着一顶蓝灰色后颈加长的防尘帽，看不到人的表情，就像从生化工厂出来的鬼子兵。——我就是鬼子兵中的一员，其他几位是来自吉林榆林的年轻人，我好像听到他们说过三棵树什么的地方，大概那就是他们的家乡。我在质疑自己的身体，终其一生我都在质疑自己是否具有过力量达到峰值的时期，或者说，因为饮食的原因，家乡的红薯和玉米始终没能供给我充足的养分，以至于在他人面前会陷入被戏谑、嘲弄的对象。装车，卡车驶进水泥厂车间，到处是弥漫的灰尘，像一场永远也不会消散的迷雾，卡车停稳，我们从车上下来，留下两个人在车厢里，每人手里一只铁钧，就像武侠小说里武侠人物手中暗藏的利器，嗖嗖嗖，不见动作只见光影，一袋袋百斤重的水泥被抛进车厢，车上的人负责码放。一车水泥装下来大概也就几十分钟的时间，这之间几乎喝水的空隙也没有，若稍有懈怠，身材高大的司机老乔摇下车玻璃照旧骂娘，一帮兔崽子，手脚麻利点。我渐渐觉得速度慢了下来，我渐渐觉得胸口憋闷喘不过气来，装满水泥，躺在温度尚未散去的水泥袋子上，天空和树影迅速向后掠过。他们在谈笑风生，大声咳着吐出口鼻中吸进的水泥——速度稍慢一些就会凝结成块，然后每人点燃一支烟，若有所思若无所思地迎着风说着刚才惊险的一幕。每个人心知肚明，在司机老乔的操纵下，把发包人员先用填报单据的方式缠住，我们开始装水泥夹层——第一排，加塞，靠近车帮处一溜排开十袋，等车装满之后清点时很难发现，因此一车水泥也便凭空多出十袋，卖了钱再由老乔自由分配。我在想我似乎从来没有得到过如许的待遇，那些加塞的水泥被他们偷偷卖掉而又装作什么都不曾发生的样子，在装下一车时故技重演。
我也不曾后悔，即便身强力壮的“三棵树人”故意在装车时使坏顺势往他那边一拉致使我趴在地上，额头在车上磕出血，我仍然以为不过是一次无意的小小事故，即便老乔在分加塞水泥的赃款时明确示意他们分给我一份我仍然一无所获，我也没有在调度办公室向那位微胖和蔼的丁科长告密。我甚至不知这是否就是软弱或任人宰割，终于在两周过去之后向丁科长提及辞职。
车在海边、山路上行驶奔跑，人在车上被风一吹轻松清醒了许多，来不及惶惑，当下最重要的是我要赚到一份安稳的收入，给肚皮一个交代，给拖了一个多月房租的老姑奶奶一个交代。新开发的建筑工地，脚手架林立，楼房在一天天生长，多数都是外乡人，小成一个个可以忽略的点在空中忙碌;学校，进进出出青春朝气的学生们鄙夷地躲闪装载水泥的东风卡车，如果我不曾辍学的话，那么现在的我应该在大学校园里，和他们一样读书，学习，甚至遇见自己喜欢的姑娘;部队建在山林深处一个隐秘的所在，严肃得有些阴森，那些挺直腰板的青年喊着口号，正步走过，那亦非属于我的人生，自从一年前我用半年的积蓄让三哥托人准备参军入伍没有了下文，我便再也没有起过当兵的念头。我想我有力量，我想我有时间，我想……我可能还有属于自己的未知的未来。
丁科长接过我手中的辞职信，笑着扫了一眼。真想走，还是干不动了？我却别过脸去，那一瞬间，我知道，任何一个仿佛安慰的词语都会让我流出泪来。我憋着。丁科长继续说，那这样吧，要是家里没有实在太着急的事情，你就换到车队院里来，小李的母亲得了重病，能不能再回来也不一定，你先顶替他干着，如果小李不来，三年转正。
我留了下来，老李手下小李的工作也就交给了我，就连小李走时象征性收了二十块钱的二八自行车也成了我的。小李透露，说自己回来的可能性并不大，好好在汽车队干，根据合同，三年转为正式工绝对没有问题。我并没有在乎这些，每天吃过早饭到汽车队上班，手拿一根撬棍，在司机、装卸工尚未到来之前，检查轮胎和油箱。啷啷啷，撬棍击打轮胎的声音有些空洞，初秋树枝上的寒霜簌簌落下，如果噗噗作响，就是轮胎扎了，需要卸下来滚到老李那里，老李载上老花镜，点上汽灯，很快就能补好，修旧如新，一定能保证车轮滚滚奔跑在祖国的大地上。除了换轮胎加油我几乎无事可做，有时跟着老李深一句浅一句说些没用的话题，说老家，说上学，或者我根本不想提及什么，让给老李一支烟，两个人卧在废旧轮胎上看院子里飞进几只鸟，慌慌张张，在草间啄食草籽。
汽车队出门右拐下去再上去一个山坡，有一间书屋叫晶晶書屋，一个腿脚有点跛的女孩大概就叫晶晶了。时常，我会去晶晶书屋租书，徐志摩，海子，或者《穆斯林的葬礼》，下雨或周末的时间更为充足，我会抱着一本书忽略了吃饭时间。同时，也有更多时间观察那只蜘蛛和蛛网。
一张蛛网的蛛丝连在一起长度可有60米，几种不同的丝线从纺器中抽出，经经纬纬，整张网由3000余段织结而成。老姑奶奶有时会叮嘱我一句，千万别动那只蜘蛛，有毒。我当然没有动过它和蛛网的念头，只是想着一个看似弱小的生命却为何如此神奇，复杂的几何形状的蛛网在被一只莽撞的金龟子碰撞破坏之后，蜘蛛迅速从石缝中爬出，垂挂，将第一根丝线交由无形的风，当一端粘在墙上时，开始辛勤织补——这是一张崭新的网，一只蜘蛛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一张新结的蛛网，而后躲进光阴的暗处，守候自投罗网的猎物。
每个人都在编织属于自己的网，一生的行程和履历形同经纬般将虚无的时间贯穿起来，经是经，纬是纬，交汇处是时间的轴心。老姑奶奶很少说起村里的往事，大概，那个曾经留给她绝望与忧伤的地方一生不再返回——何必要返回呢？一个新的家族已经在一个曾经陌生的城市织结成网，她的孩子和肖老头的孩子以及儿女的后人已有十数人之多，有的在国营工厂，有的在经营如日初升的地产，有的在日韩企业上班，领着不错的薪水，最不济的那个孩子也已三十几岁，出没于黑白两道，谁家若丢失了重要物件，提着一点礼品来找老姑奶奶，一夜间准能物归原主。那些沾亲带故来自家乡的人，女孩多去服装厂、海鲜加工厂上班，虽工时较长但还不算太累，有时会在节假日上门来看老姑奶奶;男性较少，除了发小有时会抽出时间来出租屋小坐，就是早我几年到来的老姑奶奶的侄子大志。有段时间，大志所在的一家国营工厂倒闭，不得已买了一辆倒骑驴在菜市场和工厂之间倒卖蔬菜，别人不要的菜叶子拿来，炒炒也能下饭。 大姑姐来得有些贸然，周日，下着雨，我正躺在床上看书，冥想，想象自己是否某一天也能把写下的横七竖八的文字变成铅字，那样，即使不为外人所知也十分美好。门吱呀开了，一张圆圆的笑脸先是探了进来，头上的马尾辫耷拉在肩膀上，像阴暗的日子投射进一丝明媚的曙光。倒也没有客气，大姑姐本身就不是一个客气的人，高高的高跟鞋脱下来，在门外磕了一下上面的泥水，看见角落一双拖鞋拿来穿上。有时我想，是不是每个处于青春期的女孩都是饱满的，饱满的胸膛，饱满的微笑，饱满的声音和一切一一大姑姐个子本身不高，却如含苞的骨朵般饱满欲滴。
我在脑海中再一次素描这座小城，以向应广场为中心辐射开来的街道，像是一张蛛网的纬线，我需要沿着越过水泥厂的陡峭山坡，抄近路才能很快抵达广场，广场上一人一马，手举一把看似沉重的大刀，充满英勇进发的意味，底座是一座四四方方的原石，上面刻着向应广场的字样。稍微偏西一点，是一条辐射出去的经线，几乎不用拐弯，很快就可以徒步走到园艺冷冻加工厂门口。冷冻加工厂，一段时间以来，是我常去的一个地方，不为什么原因，一个人居住的孤独，脑子里纵纵横横难以摆脱的属于春天的气息和滋味，充塞其间。加工厂面积并不大，大概有半个足球场大小，那时大连实德足球队已正式改组为职业化俱乐部，正在走向成为中国顶级足球联赛传统豪门的路上。街巷间，常有一些虎头虎脑的孩子出没，一脚远射，足球飞向谁家的玻璃窗。冷冻厂看门的老姜并不古板，我们进门时偶尔会给老姜甩去一包烟，下次再来只需要在门口打声招呼，不用登记就可以进去，说要找谁谁谁。要找谁呢，其实并没有具体的目标，整个加工厂绝大多数都是老乡，且女性居多。
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第一批出远门的女性，有的会和刚结婚的对象一起，当然没有像现在那么方便的夫妻公寓，真是寂寞难耐，大不了晚上出去到哪个废弃的工厂，或者后面不远处的那座小山，在寂静的密林中也可以行一下夫妻之实。也有说了对象没有办理手续的，这样的一般多会注意影响，至少要躲开那些女性特有的敏感的目光。更多的则是像大姑姐一样饱满的姑娘，当你还没踏上宿舍露天的旋轉楼梯，二楼的廊道上就开始起哄，她们饱满、谑笑的笑声从上方兜头洒落，就像一场酣畅淋漓的青春之雨，让人幸福而略感忧伤。宿舍里也是那种饱满的气息，胸衣和内裤那么大胆地晾晒在床头或者挂在打开的窗扇上，没有隐秘和隐私，一切都是敞开的，坦露的，诱惑人目光的，偶尔一嗓子有人喊，大姑姐有人找你。这才心惴惴找个地方坐了下来。
认识大姑姐出于偶然，由于一开始行踪不定，参加了一个诗歌奖，留下的即是冷冻加工厂的地址，同村的女孩安萍在那里上班。有一天安萍往老姑奶奶家打电话，说有我的一封信，去取，由此认识了传说中的大姑姐。有大姑姐必有弟媳，那个叫白雪的姑娘我见过不止一次，身材高挑，和那个唱“孟姜女哭长城千古绝唱谁人听，梁山伯祝英台千古绝唱唱到今”的白雪出道时差不多年纪，只是此白雪不善唱歌，嗓子略微有些男中音的味道，在某次和我在廊道上擦肩而过时说过一次“你来了”之后再无对话，我能感到她犀利的眼神，在望向我时隐含着一丝拒绝的成分。白雪和大姑姐的弟弟刚定亲没多久，只是按照乡间的习俗举行了见面仪式，后来一起来到这座海滨小城打工。安萍说，大姑姐的父亲在镇政府上班，弟弟在派出所当辅警，算是吃皇粮的人，由此大姑姐的态度便有些高傲，在望向别人时常常略显不屑，她为自己的弟弟行使照顾白雪的责任，说白了，几乎就是盯着未来弟媳的一言一行，在和其他陌生男性对话时适时出现在面前，令行禁止。加之，大姑姐的弟弟也并不出众，白雪为了不拂逆家人勉强点头答应，想着也许是一桩好事吧，至少嫁过去之后生活能有保障。
隔膜，在无形中产生。那天大姑姐豪爽地带着我们去烧烤摊吃鱿鱼，在喝完一大杯冰凉的扎啤时，眼睛红红地望向我——我没有说什么难听的话啊，她这么对我，和厂里的人一起出去游玩，故意让我去楼上帮她拿一件衣服，出来大门，才知道所有的人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无法劝慰，只能递过一张纸巾，让她擦一下流泪的眼睛。那泪水也是饱满的，在灯光下无比晶莹。大姑姐的豪爽显而易见，大概因为年龄稍大的原因，在加工厂除了白雪之外几乎和很多人的关系都相处很好。这次，就是为了庆祝我所谓的“诗歌奖”而慷慨请客。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一纸奖状上优胜奖的字样不过是镜花水月的安慰，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雨越下越大，加之山上流下的雨水沿着胡同冲下来成了一条小河，从胡同里流过，我们就这样坐着，有一搭无一搭说着读过的书，喜欢过的作家和诗人，任时间在雨水的冲刷之下淙淙流淌。有时我想，是不是发生在生命中的一些事情到了最后仍然找不到答案，就如从那天之后，大姑姐对我日渐疏远，仿佛只是一瞬间，某些事情在暗中定格，某些人就此渐渐成了陌路。
我的日子在逐渐趋于正常，老李人很随和，开始教我冷补热补轮胎，我也在汽车队恪守认真，很多次遇见丁科长他都会投来认可的目光，就相当于说，小宋，好好干，面包会有牛奶也会有，国营工厂的位子也会有你的一份。冬日到来，劳保鞋劳保手套劳保工服有别人的一份，也会有我的一份，但没有那些“三棵树人”的，他们好像也不在乎，对我却比从前友好了许多。
我有了做梦的机会，我有了读书的机会，我和晶晶书屋的姑娘几乎可以闲扯一个周末的下午，然后人模狗样怀揣一本租来的书回老姑奶奶家的出租屋去读。大志仍然在用倒骑驴贩卖他的蔬菜，我们仍然有剩下的菜叶子可吃，小胡同里的四川口音安徽口音河南口音照常会此起彼伏，就像一个微缩版的世界。大志请我代写书信，情书，原因是老家定了亲的姑娘要黄，起因是去年大舅哥曾经来到这里工作过一段时间，和大志同吃同住同劳动，大志这人精明，除了房租伙食费算得一清二楚，就连买煤的钱也算得毫厘不差。估计，大舅哥回家没少说大志的坏话，姑娘和家人也便觉得这人不可托付，有一次，电话打到老姑奶奶家，说我们的彩礼都可以退回去，这亲事也就到此为止吧。勉为其难，我尽量在写信时不咬文嚼字，同时又要以深情的、悔恨的、充满哀求的语气告诉女孩，我一一大志依然爱你，会用行动来弥补曾经的过错。但每一封信都如泥牛入海，远方再未传来佳讯。 有时，我会故意拖延时间，沿着辐射的蛛网般的街道走走停停，直到黄昏，才走到冷冻加工厂门口，饱满的大姑姐这才下班，从楼上很快下来。她在前几天委托安萍交给我一些钱，说是自己厂里太忙，不能抽出时间买衣服，并十分肯定地说相信我的眼光，可以给她买到合身的衣服，我看了看自己，上身是一年前在老家集上买的夹克已经褪色，下身是在旧物市场买的一条青白色休闲裤，想来是邮轮运来的外国破烂，又肥又长，穿在身上需要挽起裤管，但鞋子是新的，是我从广场一家鞋店门口写着挥泪大甩卖的摊子上花三十块钱买来的一双白色旅游鞋，远远看去还算是精神。一件仿皮黑色女士夹克衫，一条石磨蓝牛仔裤，我在商场讨价还价，那个看起来一样饱满的售货姑娘就是不肯打折，两件衣物，大姑姐给我的外加我的十几块钱才算成交。大姑姐那天欢欢喜喜下来，在试穿之后显得并不满意，说牛仔裤有些瘦，需要吸一口气才能拉上拉链，想再次让我去那家商场换一件更可身的，我答应着，却并未按照她的意图执行。这时，加工厂宿舍已经时常会传来喊“大姑姐夫来了”的声音。
送了一程，我说给大姑姐买点吃的东西，她执意不肯，我们沿着蛛网靠近海边的那条路一直走下去。暮秋的海风渐凉，我们时而拉近时而疏远彼此之间的距离，深一脚浅一脚，看路上的车灯一晃而过。就在这时，她拉着我的手，声音明显有些颤抖，指着路下方的一个身影，说你看像不像白雪。又是一辆车驶来，车灯隐约中那个高挑的身影蓄着齐肩短发，旁边是一个身材同样高挑的男孩，手中拿着一顶帽子，灯光中一身橄榄绿在暗夜中显现，是一个军人。我知道，在离冷冻加工厂不远的地方就是一座边防兵军营，我随东风牌卡车运输水泥的时候曾经去过，也曾无限羡慕过。大姑姐的神情仿佛有些忧伤，我却心口不一地劝慰，说肯定不是，我们出门时不是见白雪在楼上洗衣服，哪能那么快来到这里。那天分别时，我得到了此生的第一次热吻，一次饱满的，来自于一位饱满的女孩的热吻。
雨越下越大，屋檐上落下的雨水像是一条条从天上流下的小溪。由于下雨的原因，那天下午停了电，大志也回来了，除了卖剩下的菜叶子之外还买了两个鸡骨架，用来炖土豆，反正大姑姐说了今天是没办法回冷冻加工厂了，干脆在我们这里留宿一夜。话语也有说尽的时候，当所有人不再言语，就连哗哗的雨声好像也消弭在时间之外，窗台上的蜡烛，在风中最后摇曳了一下昏暗的火苗，熄灭了，世界陷入了停顿，陷入了沉默，陷入了无边的寂静。我在想，如果青春还能重来的话我该如何抉择，是否会有胆量带着那个饱满的女孩冲进雨中，冲入无边的夜色，只要有一处可以遮蔽风雨的岩石就好。山野是沉默的，雨水冲刷着石头，青苔在夜色中发出幽幽的光芒，时间没有尽头，如同路也没有尽头……
但这分明是我的一厢情愿，自那夜过后，我再去冷冻厂时她的眼神开始躲闪;而大志去冷冻厂的次数反而越来越多，目标明确，跟看门的老姜热络一阵，就见大姑姐换了衣服从楼上燕子一样飞了下来。安萍后来跟我说过，在我从那座海滨小城回来之后，大姑姐和大志很快发展为情侣关系，且从冷冻加工厂搬到了老姑奶奶家，毕竟大志是老姑奶奶的侄子。
我似乎并无太多伤感，仍然在每个周末的黄昏踩着那些经经纬纬的街道，经过向应广场，然后一拐弯进入另一条早已熟悉的道路去冷冻加工厂。那里有那么多饱满的女孩，她们的青春流溢，她们像是一群总也没有忧虑彷徨的开在异乡的花朵。偶尔，发小会在KTV客人走散之后邀请我们，在灯光琉璃的夜总会大厅唱歌或喊叫，旋转的霓虹灯，高亢的音乐，湮灭了饱满青春无法承载的更多东西。
我在逆着时光的走向企图返回往日现场时，发现曾经淡化的一切很容易被轻轻唤醒。向应广场，这座小城网状线路的中心地带，每隔一段时间会有商家举行活动，吃过晚饭的人们，尤其那些来自天南地北的打工者，会适时赶来。大功率的功放机，在播放张学友或者郭富城的歌曲，震耳欲聋;也有人会登上台去，拣自己拿手的歌唱上一曲，人群跟着骚动，脚下的土地跟着骚动，一个年代的背景也跟着骚动起来。我是不行的，但这次的风光仍然非同一般，主办方设置了几副对联的上联，采取当场应答的方式，写好下联，递给主持人，一等奖获得者可以在晚会结束后登台领奖。我站在台上似乎有些茫然，即便主持人叫到自己名字的时候，也是被那些骚动的声音给推上台的。第一名，除了象征性的奖品之外，还有到一家装潢豪华的美容美发店免费理发一年的机会。当然，那些年我密林般的秀发还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光秃秃成了不毛之地。我看见了安萍，我看见了大姑姐，我看见了白雪，我看见了发小，我看见了大志……我看见了更多饱满的身影，在台下人头攒动。
而在第二天，园艺冷冻加工厂就传出一件骇人的事情，一个我们邻村的女孩早起去厕所，刚解开裤子迷迷瞪瞪蹲下来，就听见微弱的婴儿的哭声，那哭声时断时续，从满是秽物的下方发出，女孩甚至没有提上裤子，就大喊着跑了出来。安萍说，那天还是惊动了当地公安，把秽物中的婴儿救了出来，没过多久就失去了生命体征。紧接着开始调查询问整个工厂里的每一个人，有人看见白雪跟着警车走了。
青春的落幕总是有些荒诞，当你试图还原那些曾经生动的画面时，有太多隐秘的情绪难以找到出口。我还是更愿意回到墙角的那张蛛网上，回到那只几乎超然物外的灰褐色大如指腹的蜘蛛身上。我佝偻着身躯喊疼，那种疼痛类似忽然切掉身体的某个部位，疼痛像一阵冷酷的风沿着神经和血管溯流而上，抵达脊柱神经，抵达神经中枢。大志上班走了，老姑奶奶听见我没命的叫唤赶紧出来看，当知晓我被一只藏在鞋子里的蝎子蜇了之后，很有把握地转身，用一张盘子把那只蜘蛛请了过来。它在我的脚趾前停住，转动的复眼似在搜索毒素气味的来源，而后趴在被蜇過已经青紫着肿起的大脚趾上，伸出吸管。我别过脸去，老姑奶奶的安慰毫无用处，那一刻我只知道疼痛的具体形状，冷风的利刃在身体里穿行，抵达每一根神经。说来也怪，大概一盏茶工夫，那种剧烈的疼痛竞慢慢消隐，大脚趾上的青肿也在慢慢消失。老姑奶奶说，吸了毒的蜘蛛要放进水里一段时间，要不会中毒死去。我是感激的，再次看到它灰褐色的身影时竞如静坐于光阴里的神灵，探听风声的同时，抵御隐形的苦难与疼痛。
我的离开也有些唐突，就像候鸟身体里深藏着归乡的因子，每当季节到来，就会在血脉中苏醒与复活。我递交了辞职信，这次丁科长并没有多说，只是略作遗憾地说，小李可能也不回来了。
我不想与谁人告别，所有的告别不过是一次虚无的形式，两根火腿肠，一瓶板桥宴，就如肚子里装进去熊熊燃烧的烈火。骑上那辆只最后一次属于我的二八自行车，从汽车队开始，沿着环城公路，滨海大道，进入主城区，从每一个狭窄的街巷口出来，再冲入另一条辐射的线路。相比一直静坐于时光的蜘蛛，我只能是一个莽撞的无足轻重时间的猎物，在狼奔豕突中迷失方向，寻找方向，带着一身疲倦踏上归家的路。
这是一座建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老屋，院墙也是，有些石头已经风化，上面生出不死的苔藓和野草，房屋的主人是肖老头，我却更愿意当作是老姑奶奶的家产，这么说其实没什么区别，重要的是我在心理上觉得更为直接。老姑奶奶是我们家族的一员，当年十几岁的时候跟着已有家室的肖老头私奔，在这里安家落户，生儿育女，以往所有的事情也便风平浪静了下来，甚至后来，肖老头的儿子和孙子也一起投奔过来，再加上老姑奶奶的侄子和侄女，以及我们村很多能攀上一点血缘的年轻人，都把这里作为暂时的栖息地，也就有了故乡之外的一个庞大家族。
院墙东面是一溜低矮的平房，用于出租给像我一样来投奔的人，或者兼租给来自安徽、四川、河南的打工者，每到傍晚时分，就能看见一些人光着膀子在胡同里晃动，发出天南海北的打牌声，猜拳声，和孩子止不住的哭闹声。我从山上来，我甚至没能经过一年的历练，就从石矿场灰头土脸地逃了出来，我耐不住装石灰窑时的劳累，耐不住每天叮叮当当刺耳的碎石声，耐不住窑洞里火焰的炙烤，耐不住粉碎生石灰时的烟尘弥漫……我写了一封信给在大连据说已经在KTV歌厅混成领班的发小，说山里条件实在是差，也赚不到什么钱，就来到了这里。其时，他刚刚从一家街道面包厂辞职，仗着一副好嗓子由老姑奶奶的儿子介绍到了一家歌舞厅上班。
长期工暂时不好找，老姑奶奶差儿子帮我在附近的火车站找了一份火车装卸的临时工，车轮碾压着车轨，火车咣当咣当从远方缓缓驶来，明亮的车灯刺眼，让周围的一切显得更加黑暗，我裹挟在一群壮汉中间，他们赤膊上阵，在打开车门时麻利地爬进车厢。有时卸煤，几个人一节车厢，要在固定的时间把车厢里的煤块卸在就近的站台上，然后被铲车装上卡车，运送出去。有时卸大米或者其他袋装物，一人发包，另一人揪住袋子的一角飞在肩头，速度要快，腰要挺直，步调要细碎而富有节奏，码放要整齐划一……无论怎样，到了最后人也累得气喘吁吁，回去的路上，沿着铁轨，头重脚轻，人像踩在了云层上面，只想躺下来，躺下来，在棉花般的云朵里不再醒来。
我还是醒了过来，这时已是第二天的中午，昨天吃进去的食物已经化为乌有，肚子里像是一座幽深的空谷，只能听见一股股喊饿的风。回来后躺下，我并没有洗漱，手上脸上身上全是黑黑的煤灰，院子里没有人，或许家里人都出去做事了，老姑奶奶去市场买菜。我在脸盆中照见自己的影子，头发衰草般横七竖八，面孔黧黑，脖子里可见一道道因褶皱而起的白印，像是利刃迫近时恐惧的苍白。洗完手脸，我蹲坐在地上，看见一只果蝇在空中嗡嗡停留，快速翕动的翅膀几乎看不到扇动的样子，只是身体在虚无中漂浮，我赶它，让它离开我湿漉漉的头发，它盘旋了一下，重又飞到眼前。我似乎忘记饥饿，看到墙角那张蛛网动了一下，接着出现了一个毛茸茸的家伙，灰褐色，长长的节肢在空气中试探了几下，头部，几只复眼交互转动，好似在感知风声。那只果蝇撞了上去，不管不顾的动作好像从来没有发觉危险就在前方，或许，蛛网上散发出一种迷惑的气息，就如我刚刚洗过的头发，让果蝇瞬间迷失了方向，忽略了危险。一切都未可知，一切就如命定，在挣扎良久之后，那只果蝇终于没有了力气，被迅速赶来的蜘蛛层层包裹，犹如生命最后的入殓仪式，停放在时间中央，停頓于网的中央。
这时的我似乎也成了一个莽撞的果蝇，在各种不同的工作间转换，奔波。胡同里有两个内蒙古赤峰的年轻人，一个开车，一个跟着负责装卸运输纸轴，我作为补充去老板家面试。老板是一个皮肤苍白、略显瘦弱的界于青年与中年之间的高个子男人，面皮松弛，夹着香烟的手指有时微微颤抖，像一个弱不禁风的纸片人，他打开平房的塑钢门让我们进去，另外一个长相有着多数城市女人气质的妇人，大概是他的老婆，眼皮子抬也没抬拎起一只坤包出门走了，半高跟凉鞋踩在水泥地面的橐橐声过了很久才在听觉中消失。这些纸是用来制造棺材的，卡车停在开发区的一家工厂里，厂子里面几乎听不见任何该有的声音，我的意思是：印象中的棺材是木头制作的，应该有刺耳的电锯声，唰唰唰刨木头的声音，哐哐哐的凿木声、敲击声，盖上棺材板时沉闷的木头对撞声。但没有。工人们在裁纸，按照图纸的尺寸，将纸板拼接成棺材的模样，空间，一端大一端小，刚好可躺下一个成年人的身体。那些棺材多为黄色，犹如丝绸般的颜色，被堆叠，被码放在仓库一角。我没有具体打问，或者在后来的时间中研究那些物件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棺材，或者记忆出现了某种偏差，但现在，这种死亡的气息具体存在，有关生死的想象具体存在，并在多年之后固化为永不可能修改删除的画面。那个瘦弱的苍白的纸片人欠我钱，一直都欠。过了些日子，我们再去上班，他说车已经报废卖了，我们坐在他家幽暗的房间里，那个城市气质的女人在一旁锉着指甲，偶尔会稍微皱一下眉头，仿佛鄙夷，进了里屋，然后像上次那样拎起坤包踩着高跟鞋橐橐地消失在空气中。纸片人没有开给我们工资，即便是我们后来不止一次上门催要，也没有要到为数不多的工钱。
我在记忆中搜索这座别离二十几年的小城，说是大连，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市区而已，在地图上处于类似一只鸭嘴兽的嗉囊处，左右都是海水，时常有腥成的海水气息漫过来，漫过来，黎明，日头爬上东山，腥成的气息钻入鼻孔。房屋，街道，因为地势的原因，依山而建，即便出门买一盒烟，也要走下山坡，再拐入一个类似巷道的某处，小卖铺龟缩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下方，像一只刚刚睡醒的甲壳虫。以向应广场为中心，主干道辐射向四面八方，围绕着广场，又有一些主副街道循环回绕，形成了蛛网的形状。我曾很多次在这些纵横的街道上徘徊，也曾一个人从石头小屋里走出，走向漫长的西海岸，我像一只刚出卵囊不久的蜘蛛，尚未学会编织自己的生活之网，捕捉之网，直到某天，老姑奶奶的大儿子回来说，水泥厂汽车队缺人手，国营厂，要不要去试一试。 汽车队就在出来胡同的拐角，拐过那座龟缩的小卖部就能看见宽敞的大门，一溜两层三层的楼房，院子里很少能看见人影，顾名思义，水泥厂汽车队专门用来运输水泥，只有调度、出纳、维修工的房间里才会有人。常坐班的倒是修补轮胎的老李，这在后面我会写到，还有一个助手叫小李。有活了，老李和小李就把轮胎卸下来，敲敲打打，热补，充气，然后重新安在卡车的轮毂上，重新奔跑在起伏不定高高低低的滨海大地上。
上班时间到，司机老乔打开驾驶室上车，扑打着昨天灌进来的灰尘，嘟嘟嚷嚷嘴里直骂娘，这他娘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何时能到头？然后，拧开钥匙，打火，倒车转向，一身水泥的东风牌卡车缓缓驶出大门，这时一帮“鬼子”在车厢里出现，说是“鬼子”指的是每个人的装扮，往往每辆车上安排四个人，两人一组：终生不洗的工作服，水泥成了结块的泥浆，硬邦邦，口鼻上捂着一只很久才能换一次的猪鼻子防尘口罩，头上戴着一顶蓝灰色后颈加长的防尘帽，看不到人的表情，就像从生化工厂出来的鬼子兵。——我就是鬼子兵中的一员，其他几位是来自吉林榆林的年轻人，我好像听到他们说过三棵树什么的地方，大概那就是他们的家乡。我在质疑自己的身体，终其一生我都在质疑自己是否具有过力量达到峰值的时期，或者说，因为饮食的原因，家乡的红薯和玉米始终没能供给我充足的养分，以至于在他人面前会陷入被戏谑、嘲弄的对象。装车，卡车驶进水泥厂车间，到处是弥漫的灰尘，像一场永远也不会消散的迷雾，卡车停稳，我们从车上下来，留下两个人在车厢里，每人手里一只铁钧，就像武侠小说里武侠人物手中暗藏的利器，嗖嗖嗖，不见动作只见光影，一袋袋百斤重的水泥被抛进车厢，车上的人负责码放。一车水泥装下来大概也就几十分钟的时间，这之间几乎喝水的空隙也没有，若稍有懈怠，身材高大的司机老乔摇下车玻璃照旧骂娘，一帮兔崽子，手脚麻利点。我渐渐觉得速度慢了下来，我渐渐觉得胸口憋闷喘不过气来，装满水泥，躺在温度尚未散去的水泥袋子上，天空和树影迅速向后掠过。他们在谈笑风生，大声咳着吐出口鼻中吸进的水泥——速度稍慢一些就会凝结成块，然后每人点燃一支烟，若有所思若无所思地迎着风说着刚才惊险的一幕。每个人心知肚明，在司机老乔的操纵下，把发包人员先用填报单据的方式缠住，我们开始装水泥夹层——第一排，加塞，靠近车帮处一溜排开十袋，等车装满之后清点时很难发现，因此一车水泥也便凭空多出十袋，卖了钱再由老乔自由分配。我在想我似乎从来没有得到过如许的待遇，那些加塞的水泥被他们偷偷卖掉而又装作什么都不曾发生的样子，在装下一车时故技重演。
我也不曾后悔，即便身强力壮的“三棵树人”故意在装车时使坏顺势往他那边一拉致使我趴在地上，额头在车上磕出血，我仍然以为不过是一次无意的小小事故，即便老乔在分加塞水泥的赃款时明确示意他们分给我一份我仍然一无所获，我也没有在调度办公室向那位微胖和蔼的丁科长告密。我甚至不知这是否就是软弱或任人宰割，终于在两周过去之后向丁科长提及辞职。
车在海边、山路上行驶奔跑，人在车上被风一吹轻松清醒了许多，来不及惶惑，当下最重要的是我要赚到一份安稳的收入，给肚皮一个交代，给拖了一个多月房租的老姑奶奶一个交代。新开发的建筑工地，脚手架林立，楼房在一天天生长，多数都是外乡人，小成一个个可以忽略的点在空中忙碌;学校，进进出出青春朝气的学生们鄙夷地躲闪装载水泥的东风卡车，如果我不曾辍学的话，那么现在的我应该在大学校园里，和他们一样读书，学习，甚至遇见自己喜欢的姑娘;部队建在山林深处一个隐秘的所在，严肃得有些阴森，那些挺直腰板的青年喊着口号，正步走过，那亦非属于我的人生，自从一年前我用半年的积蓄让三哥托人准备参军入伍没有了下文，我便再也没有起过当兵的念头。我想我有力量，我想我有时间，我想……我可能还有属于自己的未知的未来。
丁科长接过我手中的辞职信，笑着扫了一眼。真想走，还是干不动了？我却别过脸去，那一瞬间，我知道，任何一个仿佛安慰的词语都会让我流出泪来。我憋着。丁科长继续说，那这样吧，要是家里没有实在太着急的事情，你就换到车队院里来，小李的母亲得了重病，能不能再回来也不一定，你先顶替他干着，如果小李不来，三年转正。
我留了下来，老李手下小李的工作也就交给了我，就连小李走时象征性收了二十块钱的二八自行车也成了我的。小李透露，说自己回来的可能性并不大，好好在汽车队干，根据合同，三年转为正式工绝对没有问题。我并没有在乎这些，每天吃过早饭到汽车队上班，手拿一根撬棍，在司机、装卸工尚未到来之前，检查轮胎和油箱。啷啷啷，撬棍击打轮胎的声音有些空洞，初秋树枝上的寒霜簌簌落下，如果噗噗作响，就是轮胎扎了，需要卸下来滚到老李那里，老李载上老花镜，点上汽灯，很快就能补好，修旧如新，一定能保证车轮滚滚奔跑在祖国的大地上。除了换轮胎加油我几乎无事可做，有时跟着老李深一句浅一句说些没用的话题，说老家，说上学，或者我根本不想提及什么，让给老李一支烟，两个人卧在废旧轮胎上看院子里飞进几只鸟，慌慌张张，在草间啄食草籽。
汽车队出门右拐下去再上去一个山坡，有一间书屋叫晶晶書屋，一个腿脚有点跛的女孩大概就叫晶晶了。时常，我会去晶晶书屋租书，徐志摩，海子，或者《穆斯林的葬礼》，下雨或周末的时间更为充足，我会抱着一本书忽略了吃饭时间。同时，也有更多时间观察那只蜘蛛和蛛网。
一张蛛网的蛛丝连在一起长度可有60米，几种不同的丝线从纺器中抽出，经经纬纬，整张网由3000余段织结而成。老姑奶奶有时会叮嘱我一句，千万别动那只蜘蛛，有毒。我当然没有动过它和蛛网的念头，只是想着一个看似弱小的生命却为何如此神奇，复杂的几何形状的蛛网在被一只莽撞的金龟子碰撞破坏之后，蜘蛛迅速从石缝中爬出，垂挂，将第一根丝线交由无形的风，当一端粘在墙上时，开始辛勤织补——这是一张崭新的网，一只蜘蛛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一张新结的蛛网，而后躲进光阴的暗处，守候自投罗网的猎物。
每个人都在编织属于自己的网，一生的行程和履历形同经纬般将虚无的时间贯穿起来，经是经，纬是纬，交汇处是时间的轴心。老姑奶奶很少说起村里的往事，大概，那个曾经留给她绝望与忧伤的地方一生不再返回——何必要返回呢？一个新的家族已经在一个曾经陌生的城市织结成网，她的孩子和肖老头的孩子以及儿女的后人已有十数人之多，有的在国营工厂，有的在经营如日初升的地产，有的在日韩企业上班，领着不错的薪水，最不济的那个孩子也已三十几岁，出没于黑白两道，谁家若丢失了重要物件，提着一点礼品来找老姑奶奶，一夜间准能物归原主。那些沾亲带故来自家乡的人，女孩多去服装厂、海鲜加工厂上班，虽工时较长但还不算太累，有时会在节假日上门来看老姑奶奶;男性较少，除了发小有时会抽出时间来出租屋小坐，就是早我几年到来的老姑奶奶的侄子大志。有段时间，大志所在的一家国营工厂倒闭，不得已买了一辆倒骑驴在菜市场和工厂之间倒卖蔬菜，别人不要的菜叶子拿来，炒炒也能下饭。 大姑姐来得有些贸然，周日，下着雨，我正躺在床上看书，冥想，想象自己是否某一天也能把写下的横七竖八的文字变成铅字，那样，即使不为外人所知也十分美好。门吱呀开了，一张圆圆的笑脸先是探了进来，头上的马尾辫耷拉在肩膀上，像阴暗的日子投射进一丝明媚的曙光。倒也没有客气，大姑姐本身就不是一个客气的人，高高的高跟鞋脱下来，在门外磕了一下上面的泥水，看见角落一双拖鞋拿来穿上。有时我想，是不是每个处于青春期的女孩都是饱满的，饱满的胸膛，饱满的微笑，饱满的声音和一切一一大姑姐个子本身不高，却如含苞的骨朵般饱满欲滴。
我在脑海中再一次素描这座小城，以向应广场为中心辐射开来的街道，像是一张蛛网的纬线，我需要沿着越过水泥厂的陡峭山坡，抄近路才能很快抵达广场，广场上一人一马，手举一把看似沉重的大刀，充满英勇进发的意味，底座是一座四四方方的原石，上面刻着向应广场的字样。稍微偏西一点，是一条辐射出去的经线，几乎不用拐弯，很快就可以徒步走到园艺冷冻加工厂门口。冷冻加工厂，一段时间以来，是我常去的一个地方，不为什么原因，一个人居住的孤独，脑子里纵纵横横难以摆脱的属于春天的气息和滋味，充塞其间。加工厂面积并不大，大概有半个足球场大小，那时大连实德足球队已正式改组为职业化俱乐部，正在走向成为中国顶级足球联赛传统豪门的路上。街巷间，常有一些虎头虎脑的孩子出没，一脚远射，足球飞向谁家的玻璃窗。冷冻厂看门的老姜并不古板，我们进门时偶尔会给老姜甩去一包烟，下次再来只需要在门口打声招呼，不用登记就可以进去，说要找谁谁谁。要找谁呢，其实并没有具体的目标，整个加工厂绝大多数都是老乡，且女性居多。
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第一批出远门的女性，有的会和刚结婚的对象一起，当然没有像现在那么方便的夫妻公寓，真是寂寞难耐，大不了晚上出去到哪个废弃的工厂，或者后面不远处的那座小山，在寂静的密林中也可以行一下夫妻之实。也有说了对象没有办理手续的，这样的一般多会注意影响，至少要躲开那些女性特有的敏感的目光。更多的则是像大姑姐一样饱满的姑娘，当你还没踏上宿舍露天的旋轉楼梯，二楼的廊道上就开始起哄，她们饱满、谑笑的笑声从上方兜头洒落，就像一场酣畅淋漓的青春之雨，让人幸福而略感忧伤。宿舍里也是那种饱满的气息，胸衣和内裤那么大胆地晾晒在床头或者挂在打开的窗扇上，没有隐秘和隐私，一切都是敞开的，坦露的，诱惑人目光的，偶尔一嗓子有人喊，大姑姐有人找你。这才心惴惴找个地方坐了下来。
认识大姑姐出于偶然，由于一开始行踪不定，参加了一个诗歌奖，留下的即是冷冻加工厂的地址，同村的女孩安萍在那里上班。有一天安萍往老姑奶奶家打电话，说有我的一封信，去取，由此认识了传说中的大姑姐。有大姑姐必有弟媳，那个叫白雪的姑娘我见过不止一次，身材高挑，和那个唱“孟姜女哭长城千古绝唱谁人听，梁山伯祝英台千古绝唱唱到今”的白雪出道时差不多年纪，只是此白雪不善唱歌，嗓子略微有些男中音的味道，在某次和我在廊道上擦肩而过时说过一次“你来了”之后再无对话，我能感到她犀利的眼神，在望向我时隐含着一丝拒绝的成分。白雪和大姑姐的弟弟刚定亲没多久，只是按照乡间的习俗举行了见面仪式，后来一起来到这座海滨小城打工。安萍说，大姑姐的父亲在镇政府上班，弟弟在派出所当辅警，算是吃皇粮的人，由此大姑姐的态度便有些高傲，在望向别人时常常略显不屑，她为自己的弟弟行使照顾白雪的责任，说白了，几乎就是盯着未来弟媳的一言一行，在和其他陌生男性对话时适时出现在面前，令行禁止。加之，大姑姐的弟弟也并不出众，白雪为了不拂逆家人勉强点头答应，想着也许是一桩好事吧，至少嫁过去之后生活能有保障。
隔膜，在无形中产生。那天大姑姐豪爽地带着我们去烧烤摊吃鱿鱼，在喝完一大杯冰凉的扎啤时，眼睛红红地望向我——我没有说什么难听的话啊，她这么对我，和厂里的人一起出去游玩，故意让我去楼上帮她拿一件衣服，出来大门，才知道所有的人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无法劝慰，只能递过一张纸巾，让她擦一下流泪的眼睛。那泪水也是饱满的，在灯光下无比晶莹。大姑姐的豪爽显而易见，大概因为年龄稍大的原因，在加工厂除了白雪之外几乎和很多人的关系都相处很好。这次，就是为了庆祝我所谓的“诗歌奖”而慷慨请客。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一纸奖状上优胜奖的字样不过是镜花水月的安慰，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雨越下越大，加之山上流下的雨水沿着胡同冲下来成了一条小河，从胡同里流过，我们就这样坐着，有一搭无一搭说着读过的书，喜欢过的作家和诗人，任时间在雨水的冲刷之下淙淙流淌。有时我想，是不是发生在生命中的一些事情到了最后仍然找不到答案，就如从那天之后，大姑姐对我日渐疏远，仿佛只是一瞬间，某些事情在暗中定格，某些人就此渐渐成了陌路。
我的日子在逐渐趋于正常，老李人很随和，开始教我冷补热补轮胎，我也在汽车队恪守认真，很多次遇见丁科长他都会投来认可的目光，就相当于说，小宋，好好干，面包会有牛奶也会有，国营工厂的位子也会有你的一份。冬日到来，劳保鞋劳保手套劳保工服有别人的一份，也会有我的一份，但没有那些“三棵树人”的，他们好像也不在乎，对我却比从前友好了许多。
我有了做梦的机会，我有了读书的机会，我和晶晶书屋的姑娘几乎可以闲扯一个周末的下午，然后人模狗样怀揣一本租来的书回老姑奶奶家的出租屋去读。大志仍然在用倒骑驴贩卖他的蔬菜，我们仍然有剩下的菜叶子可吃，小胡同里的四川口音安徽口音河南口音照常会此起彼伏，就像一个微缩版的世界。大志请我代写书信，情书，原因是老家定了亲的姑娘要黄，起因是去年大舅哥曾经来到这里工作过一段时间，和大志同吃同住同劳动，大志这人精明，除了房租伙食费算得一清二楚，就连买煤的钱也算得毫厘不差。估计，大舅哥回家没少说大志的坏话，姑娘和家人也便觉得这人不可托付，有一次，电话打到老姑奶奶家，说我们的彩礼都可以退回去，这亲事也就到此为止吧。勉为其难，我尽量在写信时不咬文嚼字，同时又要以深情的、悔恨的、充满哀求的语气告诉女孩，我一一大志依然爱你，会用行动来弥补曾经的过错。但每一封信都如泥牛入海，远方再未传来佳讯。 有时，我会故意拖延时间，沿着辐射的蛛网般的街道走走停停，直到黄昏，才走到冷冻加工厂门口，饱满的大姑姐这才下班，从楼上很快下来。她在前几天委托安萍交给我一些钱，说是自己厂里太忙，不能抽出时间买衣服，并十分肯定地说相信我的眼光，可以给她买到合身的衣服，我看了看自己，上身是一年前在老家集上买的夹克已经褪色，下身是在旧物市场买的一条青白色休闲裤，想来是邮轮运来的外国破烂，又肥又长，穿在身上需要挽起裤管，但鞋子是新的，是我从广场一家鞋店门口写着挥泪大甩卖的摊子上花三十块钱买来的一双白色旅游鞋，远远看去还算是精神。一件仿皮黑色女士夹克衫，一条石磨蓝牛仔裤，我在商场讨价还价，那个看起来一样饱满的售货姑娘就是不肯打折，两件衣物，大姑姐给我的外加我的十几块钱才算成交。大姑姐那天欢欢喜喜下来，在试穿之后显得并不满意，说牛仔裤有些瘦，需要吸一口气才能拉上拉链，想再次让我去那家商场换一件更可身的，我答应着，却并未按照她的意图执行。这时，加工厂宿舍已经时常会传来喊“大姑姐夫来了”的声音。
送了一程，我说给大姑姐买点吃的东西，她执意不肯，我们沿着蛛网靠近海边的那条路一直走下去。暮秋的海风渐凉，我们时而拉近时而疏远彼此之间的距离，深一脚浅一脚，看路上的车灯一晃而过。就在这时，她拉着我的手，声音明显有些颤抖，指着路下方的一个身影，说你看像不像白雪。又是一辆车驶来，车灯隐约中那个高挑的身影蓄着齐肩短发，旁边是一个身材同样高挑的男孩，手中拿着一顶帽子，灯光中一身橄榄绿在暗夜中显现，是一个军人。我知道，在离冷冻加工厂不远的地方就是一座边防兵军营，我随东风牌卡车运输水泥的时候曾经去过，也曾无限羡慕过。大姑姐的神情仿佛有些忧伤，我却心口不一地劝慰，说肯定不是，我们出门时不是见白雪在楼上洗衣服，哪能那么快来到这里。那天分别时，我得到了此生的第一次热吻，一次饱满的，来自于一位饱满的女孩的热吻。
雨越下越大，屋檐上落下的雨水像是一条条从天上流下的小溪。由于下雨的原因，那天下午停了电，大志也回来了，除了卖剩下的菜叶子之外还买了两个鸡骨架，用来炖土豆，反正大姑姐说了今天是没办法回冷冻加工厂了，干脆在我们这里留宿一夜。话语也有说尽的时候，当所有人不再言语，就连哗哗的雨声好像也消弭在时间之外，窗台上的蜡烛，在风中最后摇曳了一下昏暗的火苗，熄灭了，世界陷入了停顿，陷入了沉默，陷入了无边的寂静。我在想，如果青春还能重来的话我该如何抉择，是否会有胆量带着那个饱满的女孩冲进雨中，冲入无边的夜色，只要有一处可以遮蔽风雨的岩石就好。山野是沉默的，雨水冲刷着石头，青苔在夜色中发出幽幽的光芒，时间没有尽头，如同路也没有尽头……
但这分明是我的一厢情愿，自那夜过后，我再去冷冻厂时她的眼神开始躲闪;而大志去冷冻厂的次数反而越来越多，目标明确，跟看门的老姜热络一阵，就见大姑姐换了衣服从楼上燕子一样飞了下来。安萍后来跟我说过，在我从那座海滨小城回来之后，大姑姐和大志很快发展为情侣关系，且从冷冻加工厂搬到了老姑奶奶家，毕竟大志是老姑奶奶的侄子。
我似乎并无太多伤感，仍然在每个周末的黄昏踩着那些经经纬纬的街道，经过向应广场，然后一拐弯进入另一条早已熟悉的道路去冷冻加工厂。那里有那么多饱满的女孩，她们的青春流溢，她们像是一群总也没有忧虑彷徨的开在异乡的花朵。偶尔，发小会在KTV客人走散之后邀请我们，在灯光琉璃的夜总会大厅唱歌或喊叫，旋转的霓虹灯，高亢的音乐，湮灭了饱满青春无法承载的更多东西。
我在逆着时光的走向企图返回往日现场时，发现曾经淡化的一切很容易被轻轻唤醒。向应广场，这座小城网状线路的中心地带，每隔一段时间会有商家举行活动，吃过晚饭的人们，尤其那些来自天南地北的打工者，会适时赶来。大功率的功放机，在播放张学友或者郭富城的歌曲，震耳欲聋;也有人会登上台去，拣自己拿手的歌唱上一曲，人群跟着骚动，脚下的土地跟着骚动，一个年代的背景也跟着骚动起来。我是不行的，但这次的风光仍然非同一般，主办方设置了几副对联的上联，采取当场应答的方式，写好下联，递给主持人，一等奖获得者可以在晚会结束后登台领奖。我站在台上似乎有些茫然，即便主持人叫到自己名字的时候，也是被那些骚动的声音给推上台的。第一名，除了象征性的奖品之外，还有到一家装潢豪华的美容美发店免费理发一年的机会。当然，那些年我密林般的秀发还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光秃秃成了不毛之地。我看见了安萍，我看见了大姑姐，我看见了白雪，我看见了发小，我看见了大志……我看见了更多饱满的身影，在台下人头攒动。
而在第二天，园艺冷冻加工厂就传出一件骇人的事情，一个我们邻村的女孩早起去厕所，刚解开裤子迷迷瞪瞪蹲下来，就听见微弱的婴儿的哭声，那哭声时断时续，从满是秽物的下方发出，女孩甚至没有提上裤子，就大喊着跑了出来。安萍说，那天还是惊动了当地公安，把秽物中的婴儿救了出来，没过多久就失去了生命体征。紧接着开始调查询问整个工厂里的每一个人，有人看见白雪跟着警车走了。
青春的落幕总是有些荒诞，当你试图还原那些曾经生动的画面时，有太多隐秘的情绪难以找到出口。我还是更愿意回到墙角的那张蛛网上，回到那只几乎超然物外的灰褐色大如指腹的蜘蛛身上。我佝偻着身躯喊疼，那种疼痛类似忽然切掉身体的某个部位，疼痛像一阵冷酷的风沿着神经和血管溯流而上，抵达脊柱神经，抵达神经中枢。大志上班走了，老姑奶奶听见我没命的叫唤赶紧出来看，当知晓我被一只藏在鞋子里的蝎子蜇了之后，很有把握地转身，用一张盘子把那只蜘蛛请了过来。它在我的脚趾前停住，转动的复眼似在搜索毒素气味的来源，而后趴在被蜇過已经青紫着肿起的大脚趾上，伸出吸管。我别过脸去，老姑奶奶的安慰毫无用处，那一刻我只知道疼痛的具体形状，冷风的利刃在身体里穿行，抵达每一根神经。说来也怪，大概一盏茶工夫，那种剧烈的疼痛竞慢慢消隐，大脚趾上的青肿也在慢慢消失。老姑奶奶说，吸了毒的蜘蛛要放进水里一段时间，要不会中毒死去。我是感激的，再次看到它灰褐色的身影时竞如静坐于光阴里的神灵，探听风声的同时，抵御隐形的苦难与疼痛。
我的离开也有些唐突，就像候鸟身体里深藏着归乡的因子，每当季节到来，就会在血脉中苏醒与复活。我递交了辞职信，这次丁科长并没有多说，只是略作遗憾地说，小李可能也不回来了。
我不想与谁人告别，所有的告别不过是一次虚无的形式，两根火腿肠，一瓶板桥宴，就如肚子里装进去熊熊燃烧的烈火。骑上那辆只最后一次属于我的二八自行车，从汽车队开始，沿着环城公路，滨海大道，进入主城区，从每一个狭窄的街巷口出来，再冲入另一条辐射的线路。相比一直静坐于时光的蜘蛛，我只能是一个莽撞的无足轻重时间的猎物，在狼奔豕突中迷失方向，寻找方向，带着一身疲倦踏上归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