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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为我国新阶段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促进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公平发展，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站在“全面深化改革元年”的历史关口，来自全国各地的两会代表委员，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教育领域重点工作、关键环节深入讨论、积极建言献策。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在坚持立德树人、促进教育公平、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等方面做出了部署，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2014年的全国两会上，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教育改革要敢于突破关键问题。
教育问题其实不仅仅是教育系统内部的问题，若劳动分配制度、人事制度、干部制度不改变，教育很难真正改变。这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的问题，关于教育的很多问题都离不开社会大系统。在教育改革中，有一些问题没有形成全社会的共识。例如，到底什么是好的教育，教育究竟面临什么问题。我一直呼吁进行一次全国教育大讨论。对于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些意见，没有辩论，没有碰撞，就形成不了真正的智慧。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教育改革要系统设计、理顺关系、强化保障。
为什么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如果我们更多地把着力点放在教育系统内部，则站位过低，视野过窄。教育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关系如何？教育发展的现状和经济社会系统发展现状之间的关系如何？当从这些关系入手时，我们就需要从理论关系、系统设计层面来思考问题。教育系统内部要构建一个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教育生态，而当前的教育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不适应。比如，在工业化发展和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高技能人才，而教育系统却提供不了。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综合改革需突破部门利益格局。
要突破国家教育职能部门利益格局的束缚，教育问题不仅涉及教育系统，还涉及人事、财政、发改等部门。部门利益格局的突破必须有上位的制度设计。所以，应建立一个超越部委的教育改革领导机制、跨越部委的教育领导机制。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还要用好政策工具，包括法制工具、执行工具、监督工具、问责工具、财政工具这一套组合拳，只有这样才能将改革落到实处。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促进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公平发展，公平发展与优先发展并提，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尚属首次，体现了本届政府对教育公平的高度重视。两会上，围绕这一社会关注度极高的问题，代表委员纷纷建言献策。
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公平的实质在于让更多人获得优质教育。
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种发展应该是以人为本的科学的发展，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硬道理。这个道理也适用于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因为公平的实质在于让更多的人能够获得优质的教育。我们面临的基本矛盾，是人民群众快速增长的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与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紧密相连。
教育公平是和教育质量紧密连在一起的，没有质量的公平，老百姓是不满意的。我们的教育事业发展这么快，一些老百姓对教育仍然不满意。这反映出现教育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优质教育资源短缺，好学校太少，满足不了老百姓的需求和社会的需求。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拓展优质教育资源，把好学校办得多一些。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副校长许京军：让更多农村学生上重点大学的关键在于提升农村义务教育水平。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要再增长10%以上，让更多农家子弟有升学机会。10%这个数字肯定有打通社会上升渠道的作用。但高等教育毕竟只是整个教育历程中的一段，想要让社会向上流动的通道更加通畅，除了增加农村贫困地区学生上大学的机会，还应该从义务教育等方面共同发力，提升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让民办大学和公立大学有同样发展机会。
目前中国的民办大学非常弱，对教育的发展是不利的。许多国家的教育健康都是两条腿走路，第一条腿就是公立大学对于普及性教育起作用，第二条腿就是私立大学对精英性的教育起作用。而中国目前是公立大学独霸天下，导致中国的教学质量和教育创新都出现了问题。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当下，价值观的多元化、社会的迅速变化、信息的海量化，让德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为孩子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形成德育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成为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韩进：高校要把立德树人与专业教育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高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方面，要注重知行统一，注重教育教学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要把立德树人与专业教育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贯穿于学校教育的全过程和各环节。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复旦投毒案”敲响学生人格培养的警钟。
即使不发生这一事件，我们也能看到目前教育存在的问题。高校偏重知识的传播，比较少关注对学生人格的培养。然而培养人格是教育的基本任务，任何知识的学习最终都是培养一个完整的人，高校不要忘记学生人格的培养。
全国人大代表、辽阳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师王家娟：把法制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体系。
建议把法制教育引入中小学课程体系。希望教育部门组织专家编写普法教材，中小学应有专职法律教师，要像重视语数外那样，把法制教育设置在课时计划内，每周能有一两节法律课。同时，建立法制教育教学评价考核体系，甚至可以考虑把法律纳入高考科目。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在放权的同时，政府该如何创新管理方式？学校在扩大办学自主权的同时，如何完善内部治理结构？第三方评价机构如何培育？代表委员对这些问题积极建言。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用好自主权考验高校智慧。
进一步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实际上是在为学校发展松绑，关键在学校会不会用、怎么用。比如，用好专业设置权、自主招生权、教师招聘权等，这些都考验着高校的智慧和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胡凌云：管办评分离要一步步走才能稳。
教育改革是渐进式改革，不能有大起大落，更不可用“休克疗法”，管办评分离要一步步走才能稳。要推进管办评分离、实现职能转变，不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是什么都放权不管。简政放权的改革要有试验。
全国政协常委、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陈群：扩大办学自主权对高校是机遇也是挑战。
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既是大学发展的机遇，也是大学在一段时间内面临的一项挑战。当外部指挥棒消失之后，应该如何办学、应该朝什么方向努力、如何真正按照教育规律办学，成为高校必须好好研究和思考的问题。现阶段，要实现让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归学术，需要特别关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制度设计让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在学术事务中充分发挥作用，二是理顺行政与学术的关系，避免行政对学术事务的不恰当干预。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大学党委书记黄德宽：兼顾政府放权、学校自律、社会监督。
在政府放权的同时，高校必须要建立一个自我约束的机制，要坚守办学方向，要尊重教育规律。为了避免“一放就乱”，在顶层设计上，需要同时考虑政府放权、学校自律、社会监督三个层面。应该是政府放权在先，只有政府放权了，才能要求学校自律，在放权、自律的同时，社会监督也就自然形成了。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大学校长赵艳林：把握好政府和学校的权力边界。
政府抓宏观管理，管拨款、规划、信息服务等政策导向。学校内部的事务应由学校自主管好，比如课程设置、人员任用、国际交流等。学校扩大办学自主权后，就可以更加灵活地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最大限度激发学校内部的活力，同时也能更好地促进高校建立起自我约束机制，真正把办学自主权用好。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十分复杂且具全局性的问题，其中利害涉及社会方方面面。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弊端的举措，为高考改革指明了方向，这些举措成为两会代表委员持续关注的热点。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一年多考不会增加学生负担。
当前高考改革的方向，是在长期的实践、调研基础上形成和确定下来的，符合时代精神、符合实际情况，总体上是合理的。很多改革举措，例如减少考试科目、英语实行社会化考试和一年多考等，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经过充分论证和思考的，也不会像社会上想象的那样，会增加学生的负担。西方很多国家考试制度都是社会化、一年多考。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郭大成：一考定终身将成过去式。
一考定终身问题将成为过去式，教育部现在已经出台一些方案，像北京市准备试点会考、高考，加上特别的选择性题目。会考是第一块，高考是第二块，第三块是选择性考试，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数学好就选数学，这个分也纳入学分。这三块合起来成为招生的标准。至于改革预期，我认为，任何方案都不能说绝对好，都需要试验，新的道路也可以走走看。
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高考改革关键在于改内容。
高考改革，不在于改形式，关键在于改内容，以真正实现减负、培养学生能力的目的。高考改革在具体操作上要慎重，多听不同意见，进行更合理的顶层设计。
全国人大代表、湘潭大学教授罗和安：就近入学还需标本兼治。
对就近入学政策的期待和对政策实施结果的担忧，实际上反映了百姓对教育资源分配的强烈关注。要推进教育公平的实现，不仅要求政策在执行层面透明公开、不偏不倚，更需从本质上研究解决教育资源均衡发展的问题。
职业教育已经进入以全面提高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的改革发展新阶段。因此，加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成为当务之急，引发代表委员热议。
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发展职业教育是对国家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重要方面。
发展职业教育实际上是对这个国家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现在，我们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比较快，但是高级技工的培训是相对落后的。要加强职业教育，实际上更多的是要培养高级技工。除了政府需要进行投入以及体制改革之外，还需要全民有一个观念上的转变，通过职业教育，成为有资质的高级技工，对社会的贡献、自己的收入，都是不低的。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常委饶子和：部分本科应向职教转型。
目前我国有本科院校840所，其中300所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应当转型。这些本科院校的培养规格及类型目标，与高职教育最为接近，若将其转型为高职本科，可以大大节约高职办学成本，又能尽快满足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
还有一个选择是，鼓励知名大学举办高职本科教育。这不仅为本科院校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而且对提升高职教育的社会地位，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湖州市政协副主席沈琪芳：现代职教体系需更多融通。
建立现代职教体系要打通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目前，中高职衔接有多种形式，如“五年一贯制”和“3 2”的形式，但这两种形式还不够，应该更多地进行融通。
全国人大代表、黄河科技学院院长杨雪梅：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解决就业用工两难。
从中央的部署来看，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现在可以说是恰逢其时。我建议发挥政府职能，支持地方高校转型发展，构建完善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有效解决“就业难”与“用工荒”的矛盾。国家应当制定和完善政策体系，引导一批地方高校向应用技术型大学转型发展，同时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力度，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经费保障。
（记者 宋伟涛 整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在坚持立德树人、促进教育公平、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等方面做出了部署，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2014年的全国两会上，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教育改革要敢于突破关键问题。
教育问题其实不仅仅是教育系统内部的问题，若劳动分配制度、人事制度、干部制度不改变，教育很难真正改变。这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的问题，关于教育的很多问题都离不开社会大系统。在教育改革中，有一些问题没有形成全社会的共识。例如，到底什么是好的教育，教育究竟面临什么问题。我一直呼吁进行一次全国教育大讨论。对于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些意见，没有辩论，没有碰撞，就形成不了真正的智慧。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教育改革要系统设计、理顺关系、强化保障。
为什么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如果我们更多地把着力点放在教育系统内部，则站位过低，视野过窄。教育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关系如何？教育发展的现状和经济社会系统发展现状之间的关系如何？当从这些关系入手时，我们就需要从理论关系、系统设计层面来思考问题。教育系统内部要构建一个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教育生态，而当前的教育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不适应。比如，在工业化发展和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高技能人才，而教育系统却提供不了。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综合改革需突破部门利益格局。
要突破国家教育职能部门利益格局的束缚，教育问题不仅涉及教育系统，还涉及人事、财政、发改等部门。部门利益格局的突破必须有上位的制度设计。所以，应建立一个超越部委的教育改革领导机制、跨越部委的教育领导机制。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还要用好政策工具，包括法制工具、执行工具、监督工具、问责工具、财政工具这一套组合拳，只有这样才能将改革落到实处。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促进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公平发展，公平发展与优先发展并提，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尚属首次，体现了本届政府对教育公平的高度重视。两会上，围绕这一社会关注度极高的问题，代表委员纷纷建言献策。
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公平的实质在于让更多人获得优质教育。
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种发展应该是以人为本的科学的发展，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硬道理。这个道理也适用于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因为公平的实质在于让更多的人能够获得优质的教育。我们面临的基本矛盾，是人民群众快速增长的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与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紧密相连。
教育公平是和教育质量紧密连在一起的，没有质量的公平，老百姓是不满意的。我们的教育事业发展这么快，一些老百姓对教育仍然不满意。这反映出现教育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优质教育资源短缺，好学校太少，满足不了老百姓的需求和社会的需求。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拓展优质教育资源，把好学校办得多一些。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副校长许京军：让更多农村学生上重点大学的关键在于提升农村义务教育水平。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要再增长10%以上，让更多农家子弟有升学机会。10%这个数字肯定有打通社会上升渠道的作用。但高等教育毕竟只是整个教育历程中的一段，想要让社会向上流动的通道更加通畅，除了增加农村贫困地区学生上大学的机会，还应该从义务教育等方面共同发力，提升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让民办大学和公立大学有同样发展机会。
目前中国的民办大学非常弱，对教育的发展是不利的。许多国家的教育健康都是两条腿走路，第一条腿就是公立大学对于普及性教育起作用，第二条腿就是私立大学对精英性的教育起作用。而中国目前是公立大学独霸天下，导致中国的教学质量和教育创新都出现了问题。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当下，价值观的多元化、社会的迅速变化、信息的海量化，让德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为孩子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形成德育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成为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韩进：高校要把立德树人与专业教育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高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方面，要注重知行统一，注重教育教学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要把立德树人与专业教育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贯穿于学校教育的全过程和各环节。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复旦投毒案”敲响学生人格培养的警钟。
即使不发生这一事件，我们也能看到目前教育存在的问题。高校偏重知识的传播，比较少关注对学生人格的培养。然而培养人格是教育的基本任务，任何知识的学习最终都是培养一个完整的人，高校不要忘记学生人格的培养。
全国人大代表、辽阳市第一高级中学教师王家娟：把法制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体系。
建议把法制教育引入中小学课程体系。希望教育部门组织专家编写普法教材，中小学应有专职法律教师，要像重视语数外那样，把法制教育设置在课时计划内，每周能有一两节法律课。同时，建立法制教育教学评价考核体系，甚至可以考虑把法律纳入高考科目。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在放权的同时，政府该如何创新管理方式？学校在扩大办学自主权的同时，如何完善内部治理结构？第三方评价机构如何培育？代表委员对这些问题积极建言。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用好自主权考验高校智慧。
进一步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实际上是在为学校发展松绑，关键在学校会不会用、怎么用。比如，用好专业设置权、自主招生权、教师招聘权等，这些都考验着高校的智慧和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胡凌云：管办评分离要一步步走才能稳。
教育改革是渐进式改革，不能有大起大落，更不可用“休克疗法”，管办评分离要一步步走才能稳。要推进管办评分离、实现职能转变，不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是什么都放权不管。简政放权的改革要有试验。
全国政协常委、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陈群：扩大办学自主权对高校是机遇也是挑战。
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既是大学发展的机遇，也是大学在一段时间内面临的一项挑战。当外部指挥棒消失之后，应该如何办学、应该朝什么方向努力、如何真正按照教育规律办学，成为高校必须好好研究和思考的问题。现阶段，要实现让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归学术，需要特别关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制度设计让学术委员会等学术组织在学术事务中充分发挥作用，二是理顺行政与学术的关系，避免行政对学术事务的不恰当干预。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大学党委书记黄德宽：兼顾政府放权、学校自律、社会监督。
在政府放权的同时，高校必须要建立一个自我约束的机制，要坚守办学方向，要尊重教育规律。为了避免“一放就乱”，在顶层设计上，需要同时考虑政府放权、学校自律、社会监督三个层面。应该是政府放权在先，只有政府放权了，才能要求学校自律，在放权、自律的同时，社会监督也就自然形成了。
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大学校长赵艳林：把握好政府和学校的权力边界。
政府抓宏观管理，管拨款、规划、信息服务等政策导向。学校内部的事务应由学校自主管好，比如课程设置、人员任用、国际交流等。学校扩大办学自主权后，就可以更加灵活地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最大限度激发学校内部的活力，同时也能更好地促进高校建立起自我约束机制，真正把办学自主权用好。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十分复杂且具全局性的问题，其中利害涉及社会方方面面。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弊端的举措，为高考改革指明了方向，这些举措成为两会代表委员持续关注的热点。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一年多考不会增加学生负担。
当前高考改革的方向，是在长期的实践、调研基础上形成和确定下来的，符合时代精神、符合实际情况，总体上是合理的。很多改革举措，例如减少考试科目、英语实行社会化考试和一年多考等，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经过充分论证和思考的，也不会像社会上想象的那样，会增加学生的负担。西方很多国家考试制度都是社会化、一年多考。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郭大成：一考定终身将成过去式。
一考定终身问题将成为过去式，教育部现在已经出台一些方案，像北京市准备试点会考、高考，加上特别的选择性题目。会考是第一块，高考是第二块，第三块是选择性考试，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数学好就选数学，这个分也纳入学分。这三块合起来成为招生的标准。至于改革预期，我认为，任何方案都不能说绝对好，都需要试验，新的道路也可以走走看。
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高考改革关键在于改内容。
高考改革，不在于改形式，关键在于改内容，以真正实现减负、培养学生能力的目的。高考改革在具体操作上要慎重，多听不同意见，进行更合理的顶层设计。
全国人大代表、湘潭大学教授罗和安：就近入学还需标本兼治。
对就近入学政策的期待和对政策实施结果的担忧，实际上反映了百姓对教育资源分配的强烈关注。要推进教育公平的实现，不仅要求政策在执行层面透明公开、不偏不倚，更需从本质上研究解决教育资源均衡发展的问题。
职业教育已经进入以全面提高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的改革发展新阶段。因此，加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成为当务之急，引发代表委员热议。
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发展职业教育是对国家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重要方面。
发展职业教育实际上是对这个国家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现在，我们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比较快，但是高级技工的培训是相对落后的。要加强职业教育，实际上更多的是要培养高级技工。除了政府需要进行投入以及体制改革之外，还需要全民有一个观念上的转变，通过职业教育，成为有资质的高级技工，对社会的贡献、自己的收入，都是不低的。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常委饶子和：部分本科应向职教转型。
目前我国有本科院校840所，其中300所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应当转型。这些本科院校的培养规格及类型目标，与高职教育最为接近，若将其转型为高职本科，可以大大节约高职办学成本，又能尽快满足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
还有一个选择是，鼓励知名大学举办高职本科教育。这不仅为本科院校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而且对提升高职教育的社会地位，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湖州市政协副主席沈琪芳：现代职教体系需更多融通。
建立现代职教体系要打通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目前，中高职衔接有多种形式，如“五年一贯制”和“3 2”的形式，但这两种形式还不够，应该更多地进行融通。
全国人大代表、黄河科技学院院长杨雪梅：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解决就业用工两难。
从中央的部署来看，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现在可以说是恰逢其时。我建议发挥政府职能，支持地方高校转型发展，构建完善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有效解决“就业难”与“用工荒”的矛盾。国家应当制定和完善政策体系，引导一批地方高校向应用技术型大学转型发展，同时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力度，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经费保障。
（记者 宋伟涛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