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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娱乐消费是精神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文明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象征。天津开埠后，居民娱乐消费模式发生巨变，并对近代天津社会经济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英敛之日记内娱乐消费方面的记录，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20世纪初天津中上层社会娱乐消费模式发生的具体变化。本文以英敛之日记为中心对近代天津娱乐消费模式发生的变动、变动的原因及传统娱乐产业的近代转型，以及西式娱乐产业的兴起与发展等产生的影响进行探究。
[关键词]近代天津，娱乐消费，娱乐产业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6-0019-07
娱乐消费是精神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文明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象征。天津是近代中国北方开放最早、最为重要的城市，也是近代中国北方娱乐消费模式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最为显著的城市，这对近代天津社会经济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但目前学术界对近代天津娱乐消费发生的具体变动及其对传统娱乐产业的近代转型，以及西式娱乐产业兴起等影响进行深入探究的著述尚未见到。英敛之日记内娱乐消费方面的记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初天津中上层社会娱乐消费发生的具体变化。
英敛之(1867-1926年)，近代著名教育家、慈善家，1902年在法国领事馆和天主教堂的支持下创办了《大公报》，兼任总理和编撰工作。本文选择以英敛之日记为中心对近代天津居民娱乐消费发生的具体变动进行探究：一是英敛之为人豪爽、善交际，所结交者很多是近代中国名流、豪俊，他日记内娱乐消费方面的记录较具体，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清末天津中上流社会的娱乐消费情况；二是娱乐方面的花费是近代天津中上流社会最经常、最重要的支出项目，对近代天津娱乐产业、餐饮业等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近代天津娱乐消费模式的变动
近代天津开埠后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居民娱乐消费模式发生了巨变。其变动具有以下特征：
(一)多元消费模式并存与融合
一个地区或城市娱乐消费模式的形成及变动受其所在地区工商业发展、居民收入、宗教信仰等多种因素影响。天津开埠前居民娱乐以戏曲、歌舞、杂耍、游艺等为基本形式，娱乐活动集中在节岁、庆贺等特殊日子，其中观看戏剧表演为最主要形式，一般居民平常时日娱乐极少。文化娱乐产业的兴起是以有钱有闲阶层的形成为基本条件。天津开埠前是中国北方重镇，南粮北运的中转站，已是“商人贾客醵钱齐，金碧辉煌匾额题”，为满足富商大贾、官僚贵族等有钱有闲阶层日常娱乐消费的需求，经常性的以盈利为目的的娱乐场所已产生，但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具体表现为：一是传统戏剧产业已初具规模，“戏园七处赛京城，纨绔逢场各有情”；二是出现茶楼、酒肆等综合性娱乐场所，这些场所提供饮食、观剧等娱乐服务项目，有竹枝词描述“津门好，生业仿京。剧演新班茶社敞，筵开雅座饭庄精，开市日分明”；三是定期举办皇会活动满足一般居民的娱乐消费需求，天津基本上每年三月都要举办皇会活动，有幡跨鼓、抬阁高跷、鹤龄狮子、杠箱等传统娱乐项目，各个阶层参与其中，热闹非凡。
天津开埠后娱乐消费从形式、内容到设施等均发生了巨变，朝中国与西方、传统与近代多元消费模式并存与融合方向发展。英敛之在创办《大公报》后，跻身于新兴中产阶层，他和朋友们的娱乐消费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清末天津中上流社会的娱乐消费隋况。英敛之为人慷慨、正直，交友极广，他交往的对象既有当时社会名流严复、张菊生、严范荪等，还有清末出版界以及报界名流，如商务印书局的夏瑞芳、天津《日日新闻社》的方药雨等；还与天津政界人士保持良好互动，如傅润沅即傅增埠前相比，不仅活动形式多且内容丰富，娱乐方式已由以戏曲为主要形式时代过渡到以看电影、游公园、观剧等为主要形式时代，集中表现在：
一是中西戏剧并存与融合。观剧是天津开埠前最主要的娱乐形式，到清末戏剧内容更加丰富，且借鉴外国形式，大多戏园已普遍使用电灯，英敛之日记记载广东会馆演戏因“电线失火，故座客不多”。外国戏剧在天津得到认可，英敛之和朋友就时常看日本戏和其他国家剧种，如1904年温子经邀请他看洋戏，“众女跳舞歌唱，较日本别具一种活泼，发扬之趣，实有天壤之别”。
二是看电影成为娱乐消费新宠。电影作为新型娱乐形式传人天津最迟在20世纪初。英敛之1903年看过的活动影戏应是早期的电影，“九点后开演，其中斐立滨战图，火车站图，半夜遇鬼等等，皆精妙入神，其运转活动情形，与真人无异，洵堪叹诧”。1904年英敛之日记已有看电影的明确记录，温子经邀请内人等看电影。1907年英敛之与亲友们看电影达27次，说明清末看电影已成为天津中上流社会娱乐消费新宠。
三是体育娱乐消费增加。19世纪后期外国人相继把西方的赛马、赛舟、球类等体育娱乐项目引入天津，在外国人的示范和崇洋心理等诱致下，越来越多的天津居民喜欢西式体育娱乐。19世纪后期赛马已得到天津居民热捧，每年春秋佳日，寓津西人必循常例各赛跑马一次，倾城士女联袂而往湘①、黄小宋观察、盐运使严郎轩等交往频繁；与不少买办及民族资本家为好友，如与买办朱志尧、王铭槐等；与民族资本家柴天宠、王祝三、宋则久等均有来往；与学界一批名流为友，如与张伯苓、蔡志庚等来往频繁；还与日本、法国、德国等大使馆工作人員时常互动，如日本大使馆的领事高尾等。英敛之的娱乐活动主要是与上述群体一起的，娱乐的主要目的在于增进朋友间友谊，扩大社会交往。笔者对1903-1907年英敛之在天津的娱乐记录进行梳理统计，并绘制两表如下。
由表1、表2可以看出天津清末娱乐消费与开观看，“或驾香车，或乘宝马，或暖轿停留，或小车独驾，衣香鬓影，尽态极妍，白夹青衫，左顾右盼，听奏从军之乐，畅观出猎之图，较之钱塘看潮，万人空巷，殆有过之而无不及焉”。不仅洋人开设跑马场，华商也开设了跑马场，“早辟西商跑马场，春秋今又赛华商”。除赛马外，赛船、击球、运动会等活动也时常开展，英敛之在1907年8月就两次看西人赛船，他和朋友还时常击球。 四是公共娱乐消费已得到居民的认同。清末天津已出现一批公共娱乐场所供大众休闲和娱乐，主要有公园、植物园、动物园、博物院等，游园成为娱乐新时尚。英敛之多次携亲友游动物园、植物园，1907年他和亲友到公园、植物园、动物园游玩达22次。博物院作为展示历史文明的窗口清末在天津也已建立，英敛之还购一年会友票洋二元。参观博物院在当时还是一种高雅娱乐，英敛之时常偕来津贵宾和亲友参观博物院。
五是其他。清末天津出现的娱乐种类还有很多，如外国马戏，因表演形式新颖，观赏性、娱乐性、刺激性强，受到天津居民的喜爱，英敛之日记中就有和朋友多次看马戏的记录。有竹枝词描述了天津居民看外国马戏表演的盛况：“东洋马戏赌争先，绳橛唐梯自古传。急讶美人天上落，身轻于燕远秋千。”再如欣赏大自然美景，英敛之和朋友多次到芥园游玩。此外，还有很多居民参观陈列馆、美术会、展览会，听音乐会等，如英敛之到李公祠听音乐会，“男女客约千余人；参观展览会“人極拥挤，此为中国第一次举办之事也”。
总之，由英敛之日记可以看出清末天津娱乐消费充满了多元文化气息，各国娱乐活动以及中国各省娱乐活动百花齐放。
(二)娱乐消费奢靡化、经常化
清末娱乐消费成为天津中上流社会的重要支出项目，且奢靡化特征明显，即消费次数多，支出浩大。英敛之1903年参加娱乐活动44次，1907年70次，当然并不是每次都是英敛之买单。新式娱乐花费极高，如清末一张电影票的费用相当于普通工人半个月左右的生活费，以天津早期的电影院——权仙的票价为例，头等座大洋1.5元，二等座1元，英敛之日记内也记录“同延庚至荣华偕少秋权仙看电影，是日少秋自出一元购票”，尽管电影票价昂贵，但已成为中上流社会娱乐消费的热点。娱乐消费往往是与宴会结合在一起的，且还有交通费用等。如1907年8月英敛之参加的“饭局 娱乐”活动就8次。此支出巨大，也是天津消费奢靡化的重要体现。清末天津居民娱乐消费不仅次数多且经常化特征显著。天津开埠前，对于绝大多数居民来说，只能在年节或庙会时才可参与娱乐活动，开埠后可经常参与其中。戏园等传统娱乐场所增多以及电影院等西式娱乐场所在天津的出现，为中高收入群体娱乐活动经常化提供了平台。英敛之和朋友的娱乐，少则几月一次，多则一天数次，如1907年八月初四、十九日、二十六日。
(三)娱乐消费功能由娱神祈福向娱人转型
中国传统娱乐活动的重要功能是为了娱神祈福。以戏剧为例，其传统功能有三：一是酬神祈福保平安，二是承载道德教化功能，1904年孙宝瑄在日记中就曾写道：“梨园一业，士夫不可不亟为整理，盖与人心风俗智识，皆有直接之影响。”三是休闲消遣、庆贺饷客功能。天津开埠后随着娱乐产业化的发展，娱乐消费的主要功能由酬神祈福、庆贺向世俗功能即娱人转型。开埠前戏剧演出内容寓意忠孝节义等，承载教化功能，清末戏曲演出主要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娱乐需求，男女爱情类戏剧最得观众的喜爱，“戏园随在皆有，日夜开台，均男女合演。惜无甚名角，在租界各园，常演淫荡过甚之剧，以迎合社会心理，其戏资之贱，冠于他埠，最贵不过铜元廿枚，贱则三四枚，故坐客常满，惟人品极杂耳。楼上包厢男女可以合坐”。
二、近代天津娱乐消费模式变动的
主要原因
影响娱乐消费变动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有居民收入、消费环境、居民数量和构成等，天津开埠后上述因素均发生了巨大变动，也因此近代天津居民娱乐消费模式发生巨变。
(一)居民规模和构成巨变的影响
城市居民的规模及构成是影响其消费模式变动的重要因素。开埠前天津城区居民已有近20万人，开埠后因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吸引了国内外商人、知识分子等向其汇聚，人口激增，1903年有居民36万，1928年增到112万人，成为近代中国北方人口超过百万的特大城市。居民规模的扩大是近代天津娱乐产业繁荣的必要条件。
有钱有闲阶层的形成是娱乐产业兴起和繁荣的基础。清末天津有钱有闲群体已形成且队伍不断壮大，这从居民构成可以看出。近代天津居民的主体是移民，移民由国内和国外两部分构成。国内移民可分五种类型：一是投资移民，主要指携资到天津寻找投资机会的官僚、富商等；二是“寓公”，天津是近代失势或暂时失势的封建王公贵族、官僚，即“寓公”的大本营，地位最为显赫的为末代皇帝溥仪，其他如载沣、载振等；三是买办，天津是近代买办较为集中的城市，如英敛之日记中提到的王铭槐、吴调卿等都是近代著名买办；四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子，如英敛之本人，大公报的首任主编方守六以及近代著名才女吕碧城姊妹等；五是产业工人。前四类人数虽然不如产业工人量大，但这些人是推动近代天津娱乐消费变迁的主力，孙宝碹在1903年路过天津时在日记内感慨：“天津之外国居留场，自庚子乱后，远胜于上海。盖纵横曲直，高楼峻宇，皆西国模制。”国外移民主要包括商人、领事馆工作人员、传教士、士兵等。1906年天津的外侨人数为6341人，1926年达到13812人，外侨人数虽少但收入高，娱乐消费能力强。
近代天津居民构成多元化是娱乐活动百花齐放的基础，即是中国传统娱乐、西式娱乐，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娱乐形式以及中国各省娱乐形式在津并存、碰撞与融合的基础。
(二)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提高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近代天津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发展使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提高。根据收入水平可把天津居民分为高、中、低三个阶层。
近代天津高收入阶层主要由官僚、买办、工商金融资本家等构成。天津不仅是买办较为集中的城市，也是“寓公”、近代工商业金融资本家比较集中的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使工商业金融资本家队伍不断壮大，1922年天津有国内外银行56家，汇票庄9家，银号及钱铺75家，织布厂27家，印刷局32家，造胰公司7家，铜铁工厂及五金行74家，制皮厂18家，矿务局15家，火柴公司4家，卷烟公司15家，木器厂53家，电灯公司及电器行32家，洋行213家，转运公司28家，著名的保险公司16家，建筑公司9家，这些实业的投资者以及主要经营者是天津高收入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高收入群体尽管人数少但消费能力强，他们及其家人是推动天津娱乐消费变动的主力。 中等收入阶层，尤其是新中产阶级是推动近代天津娱乐消费变动的中坚力量，其主要包括大、中、小学教员，洋行、海关、电报、邮局、铁路等系统管理人员，小买办、商店职员及贸易商行管理人员等，工程师、会计师、医生、律师、作家、新闻记者等专业人员、知识分子及自由职业者。天津开埠后新中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以文化产业为例，清末天津已有报业恳亲会，1907年五月初八到会的有官、报、警察报、津报、商报、日日新闻、中西实报，1922年天津有报社23家。英敛之本人就是因近，代文化产业发展而跻身于新兴中产阶级行列的，在其创建《大公报》之前生活艰难异常，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6-12月他在天津以教洋人中国官话和写字为生，每月收入在20元左右且要贴补五口人，在朋友们帮助下艰难度日，曾感慨：“东摘西借，裁长补短，日在困虑中也。”这半年他日记内没有一次娱乐记录，但在创办《大公报》之后娱乐消费就成为经常性、重要的支出。天津还是近代中国教育发展中心，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批近代学堂已经建立，如电气、水雷、水师、电报、武备等学堂，1911年有11所大学。天津工商业以及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发展，不仅壮大了新兴中产阶级队伍，且促进了就业，增加了城市居民的消费力。
低收入群体尽管消费能力低，但人数多，1933年天津产业工人占全国的4.42％，也是近代天津娱乐消费变动不可忽视的力量。近代天津产业工人的主体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低收入者也需要采取一定方式释放来自生活及工作中的压力及内心的寂寞，也有一定娱乐消费支出。
(三)娱乐消费环境的优化
消费环境影响消费需求的变化、消费者行为的选择，近代天津娱乐消费环境不断优化也扩大居民娱乐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
一是市内交通便利，扩大了居民娱乐活动的空间。开埠后，洋人对租界道路进行改造，同时把外国快捷、便利的交通工具引入天津，为居民拓展娱乐活动空间提供了交通条件。如东洋车引进后就得到快速发展，有竹枝词描述：“灌耳輕雷震地来，东洋车过一行排。”1906年有轨电车引进后也得到快速发展，1909年日均乘客量1.85万人，居民年均乘车11次；1919年日均乘客就达到11.09万人，居民年均乘车54次，竹枝词描述了居民争选电车作为出行工具的情形：“万众人民皆归家，数辆电车那坐下?坐不下人也得坐，只有拥挤别无他。”钱人开始用汽车作代步工具，“汽车无事且兜圈，晚景苍茫暑热天”。天津交通工具多样化，居民出行便利。英敛之和朋友外出工具分别有马车、人力车和电车，如英敛之1907年五月初三“乘电车至北马路，换东洋车归”。交通便利，缩短了从家到娱乐消费场所的时间，增加了出行次数。
二是照明、通讯等设施不断改善。煤气灯、电灯的传人对天津娱乐消费变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天津传统的照明是蜡烛及豆、棉、桐等植物油灯，开埠后先是煤油灯代替植物油灯，后来电灯也普遍使用，“居然夜夜上元灯，壮彩翻新得未曾。百尺洋楼五色电，珠光腾上第三层”。电话的方便，居民用电话的人越来越多。英敛之和朋友常打电话预约一起吃饭或娱乐，如1906年五月二十六少秋电话邀荣华饭。
此外，天津娱乐受上海影响较大，“一切衣食视上海为转移”。以英敛之为例，他多次到上海，每次到上海都和朋友到徐园、张园、愚园等游玩，到宝仙、群仙等戏园看戏，到跑马场看赛马。
三、娱乐消费变动对
近代天津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娱乐消费的巨变对近代天津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推动传统娱乐产业的近代转型
近代天津传统娱乐产业在西式娱乐发展以及居民规模扩大、收入增加、消费环境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向近代转型。
首先戏剧产业化的曲折发展。开埠前直至清末观剧都是天津居民最主要的娱乐形式，且开埠前戏剧产业化已得到初步发展，开埠后为满足不断扩大的消费需求，传统戏剧产业得以快速发展。英敛之和朋友在1903年的44次娱乐活动中戏剧类占32次，不仅有中国传统戏剧还有外国戏剧。英敛之和朋友常去的戏园主要有：聚兴、庆春、天仙、日本天仙、天华等。但随着电影、舞蹈、园林以及体育娱乐等产业在天津的发展，对传统戏剧产业发展造成了很大冲击，戏剧对居民的吸引力大大降低，“舞台歌舞日喧阗，四大名园已不全”’蚴，但传统戏剧产业仍在曲折中发展，20世纪30年代仍有戏园14个。
其次戏剧等传统娱乐形式借助于游艺场、茶园、落子馆等发展和繁荣。1922年《天津指南》内记载了当时游艺场里除有中西大菜、花卉，还有大鼓书、口技、活动电影、文明新戏等，主要有张园、游艺津会、大罗天、学界俱乐部、陶园。传统的茶园为生存不得不向综合性娱乐场所转型。天津民国时期著名茶园主要有：大舞台、第一台、中兴舞台、广和楼、升平舞台、丹桂茶园、大新舞台、天福舞台、东天仙、普乐茶园等，茶费及手巾费每位大约四五枚。落子馆也提供观剧服务且价格较低，“凡演唱者皆系二等妓女，内有新戏、旧戏、大鼓、时调、小曲等，价目皆系一角，小账每位四五枚”。
再次满足大众娱乐消费需求的皇会衰败。天津基本上每年都举办皇会，办会者穷奢极侈，看会者全城若狂，民国时期娱乐活动的经常化以及西式娱乐的兴起，皇会活动受到很大冲击，不仅办会者没了热情，看会者激情也大不如从前，1923年勉强兴办一次，“中幡跨鼓闹街前，皇会重兴已不全。粉饰太平财力尽，争豪斗胜逊当年”。
(二)推动电影等西式娱乐产业的兴起与繁荣
清末看电影已成为天津中上流社会娱乐新宠推动了天津电影院的出现和发展。英敛之常去的电影院有权仙和丹桂两处，到民国时期因消费需求扩大，不仅有高档影院，还有低档和露天电影院，1922年《天津指南》记载有平安电影园、光明社电影园、万国电影园、上平安电影园、上权仙电影园、公园电影园六处。电影院不仅需要房子等基本设施外，还需要一定数量的员工，电影院一旦建成开业，不论营业状况好坏都需要一整套服务，如售票、验票、放映、打扫等人员。除此外，电影院还促进了附近餐饮、交通等业的发展。天津是中国北方最主要的口岸城市，洋人众多，除电影院外，弹子房、舞厅等娱乐场所也兴起和发展起来，“婆娑蹈舞夜登场，一曲熏风送汗香”，20世纪30年代有舞厅5个。
[关键词]近代天津，娱乐消费，娱乐产业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2)16-0019-07
娱乐消费是精神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文明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象征。天津是近代中国北方开放最早、最为重要的城市，也是近代中国北方娱乐消费模式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最为显著的城市，这对近代天津社会经济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但目前学术界对近代天津娱乐消费发生的具体变动及其对传统娱乐产业的近代转型，以及西式娱乐产业兴起等影响进行深入探究的著述尚未见到。英敛之日记内娱乐消费方面的记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初天津中上层社会娱乐消费发生的具体变化。
英敛之(1867-1926年)，近代著名教育家、慈善家，1902年在法国领事馆和天主教堂的支持下创办了《大公报》，兼任总理和编撰工作。本文选择以英敛之日记为中心对近代天津居民娱乐消费发生的具体变动进行探究：一是英敛之为人豪爽、善交际，所结交者很多是近代中国名流、豪俊，他日记内娱乐消费方面的记录较具体，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清末天津中上流社会的娱乐消费情况；二是娱乐方面的花费是近代天津中上流社会最经常、最重要的支出项目，对近代天津娱乐产业、餐饮业等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近代天津娱乐消费模式的变动
近代天津开埠后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居民娱乐消费模式发生了巨变。其变动具有以下特征：
(一)多元消费模式并存与融合
一个地区或城市娱乐消费模式的形成及变动受其所在地区工商业发展、居民收入、宗教信仰等多种因素影响。天津开埠前居民娱乐以戏曲、歌舞、杂耍、游艺等为基本形式，娱乐活动集中在节岁、庆贺等特殊日子，其中观看戏剧表演为最主要形式，一般居民平常时日娱乐极少。文化娱乐产业的兴起是以有钱有闲阶层的形成为基本条件。天津开埠前是中国北方重镇，南粮北运的中转站，已是“商人贾客醵钱齐，金碧辉煌匾额题”，为满足富商大贾、官僚贵族等有钱有闲阶层日常娱乐消费的需求，经常性的以盈利为目的的娱乐场所已产生，但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具体表现为：一是传统戏剧产业已初具规模，“戏园七处赛京城，纨绔逢场各有情”；二是出现茶楼、酒肆等综合性娱乐场所，这些场所提供饮食、观剧等娱乐服务项目，有竹枝词描述“津门好，生业仿京。剧演新班茶社敞，筵开雅座饭庄精，开市日分明”；三是定期举办皇会活动满足一般居民的娱乐消费需求，天津基本上每年三月都要举办皇会活动，有幡跨鼓、抬阁高跷、鹤龄狮子、杠箱等传统娱乐项目，各个阶层参与其中，热闹非凡。
天津开埠后娱乐消费从形式、内容到设施等均发生了巨变，朝中国与西方、传统与近代多元消费模式并存与融合方向发展。英敛之在创办《大公报》后，跻身于新兴中产阶层，他和朋友们的娱乐消费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清末天津中上流社会的娱乐消费隋况。英敛之为人慷慨、正直，交友极广，他交往的对象既有当时社会名流严复、张菊生、严范荪等，还有清末出版界以及报界名流，如商务印书局的夏瑞芳、天津《日日新闻社》的方药雨等；还与天津政界人士保持良好互动，如傅润沅即傅增埠前相比，不仅活动形式多且内容丰富，娱乐方式已由以戏曲为主要形式时代过渡到以看电影、游公园、观剧等为主要形式时代，集中表现在：
一是中西戏剧并存与融合。观剧是天津开埠前最主要的娱乐形式，到清末戏剧内容更加丰富，且借鉴外国形式，大多戏园已普遍使用电灯，英敛之日记记载广东会馆演戏因“电线失火，故座客不多”。外国戏剧在天津得到认可，英敛之和朋友就时常看日本戏和其他国家剧种，如1904年温子经邀请他看洋戏，“众女跳舞歌唱，较日本别具一种活泼，发扬之趣，实有天壤之别”。
二是看电影成为娱乐消费新宠。电影作为新型娱乐形式传人天津最迟在20世纪初。英敛之1903年看过的活动影戏应是早期的电影，“九点后开演，其中斐立滨战图，火车站图，半夜遇鬼等等，皆精妙入神，其运转活动情形，与真人无异，洵堪叹诧”。1904年英敛之日记已有看电影的明确记录，温子经邀请内人等看电影。1907年英敛之与亲友们看电影达27次，说明清末看电影已成为天津中上流社会娱乐消费新宠。
三是体育娱乐消费增加。19世纪后期外国人相继把西方的赛马、赛舟、球类等体育娱乐项目引入天津，在外国人的示范和崇洋心理等诱致下，越来越多的天津居民喜欢西式体育娱乐。19世纪后期赛马已得到天津居民热捧，每年春秋佳日，寓津西人必循常例各赛跑马一次，倾城士女联袂而往湘①、黄小宋观察、盐运使严郎轩等交往频繁；与不少买办及民族资本家为好友，如与买办朱志尧、王铭槐等；与民族资本家柴天宠、王祝三、宋则久等均有来往；与学界一批名流为友，如与张伯苓、蔡志庚等来往频繁；还与日本、法国、德国等大使馆工作人員时常互动，如日本大使馆的领事高尾等。英敛之的娱乐活动主要是与上述群体一起的，娱乐的主要目的在于增进朋友间友谊，扩大社会交往。笔者对1903-1907年英敛之在天津的娱乐记录进行梳理统计，并绘制两表如下。
由表1、表2可以看出天津清末娱乐消费与开观看，“或驾香车，或乘宝马，或暖轿停留，或小车独驾，衣香鬓影，尽态极妍，白夹青衫，左顾右盼，听奏从军之乐，畅观出猎之图，较之钱塘看潮，万人空巷，殆有过之而无不及焉”。不仅洋人开设跑马场，华商也开设了跑马场，“早辟西商跑马场，春秋今又赛华商”。除赛马外，赛船、击球、运动会等活动也时常开展，英敛之在1907年8月就两次看西人赛船，他和朋友还时常击球。 四是公共娱乐消费已得到居民的认同。清末天津已出现一批公共娱乐场所供大众休闲和娱乐，主要有公园、植物园、动物园、博物院等，游园成为娱乐新时尚。英敛之多次携亲友游动物园、植物园，1907年他和亲友到公园、植物园、动物园游玩达22次。博物院作为展示历史文明的窗口清末在天津也已建立，英敛之还购一年会友票洋二元。参观博物院在当时还是一种高雅娱乐，英敛之时常偕来津贵宾和亲友参观博物院。
五是其他。清末天津出现的娱乐种类还有很多，如外国马戏，因表演形式新颖，观赏性、娱乐性、刺激性强，受到天津居民的喜爱，英敛之日记中就有和朋友多次看马戏的记录。有竹枝词描述了天津居民看外国马戏表演的盛况：“东洋马戏赌争先，绳橛唐梯自古传。急讶美人天上落，身轻于燕远秋千。”再如欣赏大自然美景，英敛之和朋友多次到芥园游玩。此外，还有很多居民参观陈列馆、美术会、展览会，听音乐会等，如英敛之到李公祠听音乐会，“男女客约千余人；参观展览会“人極拥挤，此为中国第一次举办之事也”。
总之，由英敛之日记可以看出清末天津娱乐消费充满了多元文化气息，各国娱乐活动以及中国各省娱乐活动百花齐放。
(二)娱乐消费奢靡化、经常化
清末娱乐消费成为天津中上流社会的重要支出项目，且奢靡化特征明显，即消费次数多，支出浩大。英敛之1903年参加娱乐活动44次，1907年70次，当然并不是每次都是英敛之买单。新式娱乐花费极高，如清末一张电影票的费用相当于普通工人半个月左右的生活费，以天津早期的电影院——权仙的票价为例，头等座大洋1.5元，二等座1元，英敛之日记内也记录“同延庚至荣华偕少秋权仙看电影，是日少秋自出一元购票”，尽管电影票价昂贵，但已成为中上流社会娱乐消费的热点。娱乐消费往往是与宴会结合在一起的，且还有交通费用等。如1907年8月英敛之参加的“饭局 娱乐”活动就8次。此支出巨大，也是天津消费奢靡化的重要体现。清末天津居民娱乐消费不仅次数多且经常化特征显著。天津开埠前，对于绝大多数居民来说，只能在年节或庙会时才可参与娱乐活动，开埠后可经常参与其中。戏园等传统娱乐场所增多以及电影院等西式娱乐场所在天津的出现，为中高收入群体娱乐活动经常化提供了平台。英敛之和朋友的娱乐，少则几月一次，多则一天数次，如1907年八月初四、十九日、二十六日。
(三)娱乐消费功能由娱神祈福向娱人转型
中国传统娱乐活动的重要功能是为了娱神祈福。以戏剧为例，其传统功能有三：一是酬神祈福保平安，二是承载道德教化功能，1904年孙宝瑄在日记中就曾写道：“梨园一业，士夫不可不亟为整理，盖与人心风俗智识，皆有直接之影响。”三是休闲消遣、庆贺饷客功能。天津开埠后随着娱乐产业化的发展，娱乐消费的主要功能由酬神祈福、庆贺向世俗功能即娱人转型。开埠前戏剧演出内容寓意忠孝节义等，承载教化功能，清末戏曲演出主要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娱乐需求，男女爱情类戏剧最得观众的喜爱，“戏园随在皆有，日夜开台，均男女合演。惜无甚名角，在租界各园，常演淫荡过甚之剧，以迎合社会心理，其戏资之贱，冠于他埠，最贵不过铜元廿枚，贱则三四枚，故坐客常满，惟人品极杂耳。楼上包厢男女可以合坐”。
二、近代天津娱乐消费模式变动的
主要原因
影响娱乐消费变动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有居民收入、消费环境、居民数量和构成等，天津开埠后上述因素均发生了巨大变动，也因此近代天津居民娱乐消费模式发生巨变。
(一)居民规模和构成巨变的影响
城市居民的规模及构成是影响其消费模式变动的重要因素。开埠前天津城区居民已有近20万人，开埠后因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发展吸引了国内外商人、知识分子等向其汇聚，人口激增，1903年有居民36万，1928年增到112万人，成为近代中国北方人口超过百万的特大城市。居民规模的扩大是近代天津娱乐产业繁荣的必要条件。
有钱有闲阶层的形成是娱乐产业兴起和繁荣的基础。清末天津有钱有闲群体已形成且队伍不断壮大，这从居民构成可以看出。近代天津居民的主体是移民，移民由国内和国外两部分构成。国内移民可分五种类型：一是投资移民，主要指携资到天津寻找投资机会的官僚、富商等；二是“寓公”，天津是近代失势或暂时失势的封建王公贵族、官僚，即“寓公”的大本营，地位最为显赫的为末代皇帝溥仪，其他如载沣、载振等；三是买办，天津是近代买办较为集中的城市，如英敛之日记中提到的王铭槐、吴调卿等都是近代著名买办；四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子，如英敛之本人，大公报的首任主编方守六以及近代著名才女吕碧城姊妹等；五是产业工人。前四类人数虽然不如产业工人量大，但这些人是推动近代天津娱乐消费变迁的主力，孙宝碹在1903年路过天津时在日记内感慨：“天津之外国居留场，自庚子乱后，远胜于上海。盖纵横曲直，高楼峻宇，皆西国模制。”国外移民主要包括商人、领事馆工作人员、传教士、士兵等。1906年天津的外侨人数为6341人，1926年达到13812人，外侨人数虽少但收入高，娱乐消费能力强。
近代天津居民构成多元化是娱乐活动百花齐放的基础，即是中国传统娱乐、西式娱乐，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娱乐形式以及中国各省娱乐形式在津并存、碰撞与融合的基础。
(二)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提高
收入是消费的基础，近代天津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发展使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提高。根据收入水平可把天津居民分为高、中、低三个阶层。
近代天津高收入阶层主要由官僚、买办、工商金融资本家等构成。天津不仅是买办较为集中的城市，也是“寓公”、近代工商业金融资本家比较集中的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使工商业金融资本家队伍不断壮大，1922年天津有国内外银行56家，汇票庄9家，银号及钱铺75家，织布厂27家，印刷局32家，造胰公司7家，铜铁工厂及五金行74家，制皮厂18家，矿务局15家，火柴公司4家，卷烟公司15家，木器厂53家，电灯公司及电器行32家，洋行213家，转运公司28家，著名的保险公司16家，建筑公司9家，这些实业的投资者以及主要经营者是天津高收入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高收入群体尽管人数少但消费能力强，他们及其家人是推动天津娱乐消费变动的主力。 中等收入阶层，尤其是新中产阶级是推动近代天津娱乐消费变动的中坚力量，其主要包括大、中、小学教员，洋行、海关、电报、邮局、铁路等系统管理人员，小买办、商店职员及贸易商行管理人员等，工程师、会计师、医生、律师、作家、新闻记者等专业人员、知识分子及自由职业者。天津开埠后新中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以文化产业为例，清末天津已有报业恳亲会，1907年五月初八到会的有官、报、警察报、津报、商报、日日新闻、中西实报，1922年天津有报社23家。英敛之本人就是因近，代文化产业发展而跻身于新兴中产阶级行列的，在其创建《大公报》之前生活艰难异常，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6-12月他在天津以教洋人中国官话和写字为生，每月收入在20元左右且要贴补五口人，在朋友们帮助下艰难度日，曾感慨：“东摘西借，裁长补短，日在困虑中也。”这半年他日记内没有一次娱乐记录，但在创办《大公报》之后娱乐消费就成为经常性、重要的支出。天津还是近代中国教育发展中心，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批近代学堂已经建立，如电气、水雷、水师、电报、武备等学堂，1911年有11所大学。天津工商业以及文化教育等事业的发展，不仅壮大了新兴中产阶级队伍，且促进了就业，增加了城市居民的消费力。
低收入群体尽管消费能力低，但人数多，1933年天津产业工人占全国的4.42％，也是近代天津娱乐消费变动不可忽视的力量。近代天津产业工人的主体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低收入者也需要采取一定方式释放来自生活及工作中的压力及内心的寂寞，也有一定娱乐消费支出。
(三)娱乐消费环境的优化
消费环境影响消费需求的变化、消费者行为的选择，近代天津娱乐消费环境不断优化也扩大居民娱乐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
一是市内交通便利，扩大了居民娱乐活动的空间。开埠后，洋人对租界道路进行改造，同时把外国快捷、便利的交通工具引入天津，为居民拓展娱乐活动空间提供了交通条件。如东洋车引进后就得到快速发展，有竹枝词描述：“灌耳輕雷震地来，东洋车过一行排。”1906年有轨电车引进后也得到快速发展，1909年日均乘客量1.85万人，居民年均乘车11次；1919年日均乘客就达到11.09万人，居民年均乘车54次，竹枝词描述了居民争选电车作为出行工具的情形：“万众人民皆归家，数辆电车那坐下?坐不下人也得坐，只有拥挤别无他。”钱人开始用汽车作代步工具，“汽车无事且兜圈，晚景苍茫暑热天”。天津交通工具多样化，居民出行便利。英敛之和朋友外出工具分别有马车、人力车和电车，如英敛之1907年五月初三“乘电车至北马路，换东洋车归”。交通便利，缩短了从家到娱乐消费场所的时间，增加了出行次数。
二是照明、通讯等设施不断改善。煤气灯、电灯的传人对天津娱乐消费变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天津传统的照明是蜡烛及豆、棉、桐等植物油灯，开埠后先是煤油灯代替植物油灯，后来电灯也普遍使用，“居然夜夜上元灯，壮彩翻新得未曾。百尺洋楼五色电，珠光腾上第三层”。电话的方便，居民用电话的人越来越多。英敛之和朋友常打电话预约一起吃饭或娱乐，如1906年五月二十六少秋电话邀荣华饭。
此外，天津娱乐受上海影响较大，“一切衣食视上海为转移”。以英敛之为例，他多次到上海，每次到上海都和朋友到徐园、张园、愚园等游玩，到宝仙、群仙等戏园看戏，到跑马场看赛马。
三、娱乐消费变动对
近代天津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娱乐消费的巨变对近代天津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推动传统娱乐产业的近代转型
近代天津传统娱乐产业在西式娱乐发展以及居民规模扩大、收入增加、消费环境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向近代转型。
首先戏剧产业化的曲折发展。开埠前直至清末观剧都是天津居民最主要的娱乐形式，且开埠前戏剧产业化已得到初步发展，开埠后为满足不断扩大的消费需求，传统戏剧产业得以快速发展。英敛之和朋友在1903年的44次娱乐活动中戏剧类占32次，不仅有中国传统戏剧还有外国戏剧。英敛之和朋友常去的戏园主要有：聚兴、庆春、天仙、日本天仙、天华等。但随着电影、舞蹈、园林以及体育娱乐等产业在天津的发展，对传统戏剧产业发展造成了很大冲击，戏剧对居民的吸引力大大降低，“舞台歌舞日喧阗，四大名园已不全”’蚴，但传统戏剧产业仍在曲折中发展，20世纪30年代仍有戏园14个。
其次戏剧等传统娱乐形式借助于游艺场、茶园、落子馆等发展和繁荣。1922年《天津指南》内记载了当时游艺场里除有中西大菜、花卉，还有大鼓书、口技、活动电影、文明新戏等，主要有张园、游艺津会、大罗天、学界俱乐部、陶园。传统的茶园为生存不得不向综合性娱乐场所转型。天津民国时期著名茶园主要有：大舞台、第一台、中兴舞台、广和楼、升平舞台、丹桂茶园、大新舞台、天福舞台、东天仙、普乐茶园等，茶费及手巾费每位大约四五枚。落子馆也提供观剧服务且价格较低，“凡演唱者皆系二等妓女，内有新戏、旧戏、大鼓、时调、小曲等，价目皆系一角，小账每位四五枚”。
再次满足大众娱乐消费需求的皇会衰败。天津基本上每年都举办皇会，办会者穷奢极侈，看会者全城若狂，民国时期娱乐活动的经常化以及西式娱乐的兴起，皇会活动受到很大冲击，不仅办会者没了热情，看会者激情也大不如从前，1923年勉强兴办一次，“中幡跨鼓闹街前，皇会重兴已不全。粉饰太平财力尽，争豪斗胜逊当年”。
(二)推动电影等西式娱乐产业的兴起与繁荣
清末看电影已成为天津中上流社会娱乐新宠推动了天津电影院的出现和发展。英敛之常去的电影院有权仙和丹桂两处，到民国时期因消费需求扩大，不仅有高档影院，还有低档和露天电影院，1922年《天津指南》记载有平安电影园、光明社电影园、万国电影园、上平安电影园、上权仙电影园、公园电影园六处。电影院不仅需要房子等基本设施外，还需要一定数量的员工，电影院一旦建成开业，不论营业状况好坏都需要一整套服务，如售票、验票、放映、打扫等人员。除此外，电影院还促进了附近餐饮、交通等业的发展。天津是中国北方最主要的口岸城市，洋人众多，除电影院外，弹子房、舞厅等娱乐场所也兴起和发展起来，“婆娑蹈舞夜登场，一曲熏风送汗香”，20世纪30年代有舞厅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