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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唐文方很久了，每次采访都是在他回国的间隙，其实说采访言重了，大多叫谈话，俗称聊天，场所都是同学聚会，或在饭店，或在茶楼。最近一次是在他家客厅，他拿出一本书，是他那些美国学生写的在中国的感受，于是我知道了他来来回回跑北京的缘由，不禁对这个总是一身休闲打扮的美国教授刮目相看。
唐文方1982年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同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当年曾和林毅夫同读一个学校、同住一间宿舍、在餐厅的同一张桌子吃饭，两人都是勤奋好学且思想活跃者，不同的是林学经济唐学政治。林毅夫后来在经济界一举成名，现任世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唐的经历看似不如他辉煌，但也不拘一格，在业内颇有建树。
唐文方自芝加哥大学毕业后，即被美国匹兹堡大学聘任，不久，入座政治系终身教授的位子。近年回国，递来的名片上更添了“匹兹堡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孔子学院院长唐文方博士”的名衔。他创造了一套“把课堂从美国搬到中国去”、“让美国大学生到中国来留学”的教学理念及其“匹大在中国”的教学实践，历经10年而不衰，成为匹大学生争相宠爱的香饽饽。
问及这套教学理念产生的缘由，唐文方说，美国人对中国的事实了解太少，而偏见和误会却很多，特别是美国社会一些有影响力的人，满脑子“冷战思维”。唐文方在美国曾经发表过多部学术著作和论文，试图把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介绍给美国人。但他认为，他不仅是学者，还是教师，应当从教育学生做起，年轻人更能代表美国和中美关系的未来。于是，他产生了把课堂从美国搬到中国来的想法。他笑着说，其实他这样做并不是无私奉献，中美关系的和平与稳定，关系到他们这些海外华人的切身利益。
他讲述的“搬课堂”过程一波三折颇有传奇色彩，我们的系主任欧文教授是一位有着英国血统和绅士风度的人，给人的印象是和蔼但不可亲。由于他对美国以外的事情并不太感兴趣，所以，对我做的这件事情没有给予相应的支持。
“几天以后，欧文教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学校没有同意你把课堂搬到中国的设想。一为什么?’‘学校觉得你一个学期在中国的时间太长了，这边有许多工作需要你做。’‘我在中国仍然会做一样的工作。’我不甘心这么好的事就这样吹了。‘工作不仅是教课和研究，还有带学生和行政管理。’他说，‘这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啊，现在的电子邮件、网络视频这么方便。’我还是不舍得放弃。”
唐够“轴”的，后来，那个系主任不紧不慢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说实话，我不认为你能够招够学生。”
唐说：“我决定直接找校领导。明明是件对学校和学生都有好处的事，我就不信学校不同意。我找到了一位校领导，她对我说，学校在这种事上尊重系里的意见，除非我说服系主任，否则学校没办法。最后她给了我一条起死回生的建议：暑假中组织学生短期去中国，这样学校就可以直接批。”
“好极了。”唐教授亲自张贴广告开始招生，他说，“按学校外国留学办公室的规定，至少要招到8名学生才可以成行。匹兹堡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建立于1787年，历来重视国际问题研究，拥有三万多名学生，只招8个人，我觉得问题不大。”
可是到了报名截止日期，只有5个学生报名。“系主任欧文教授的预言终于应验了。”唐有些自嘲地想。
度过了两天失望的日子，唐文方说：“突然有两个美国学生到办公室来找我，问我可不可以再给他们一次机会，接受他们的报名。他们没等我说话，就很认真地解释为什么错过了截止时间。我故意板着脸说：‘念你们是初犯，这次可以原谅，但下不为例。一你的意思是可以接受我们的报名?太棒了!太感谢你的宽宏大量，我们保证不再犯了。’两个学生兴奋地抱在一起。”
“这两个学生一走，我立即拨通了留学办公室主任尤卡斯博士的电话，恳求她不要因为只差一个学生就让这么好的计划流产。我强调这是第一次，许多学生还不知道，希望能破例让我们成行。尤卡斯博士的回答是研究研究。”
“放下电话，我认真琢磨，发现生源不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去一次中国要花几千美金，却只能得到3个学分，学生认为有点不值。于是我向课程审批委员会打了一份报告，请求将3个学分改为6个学分，原因是我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了学习和考察的内容。当时已是圣诞前夕，到处都弥漫着节日的气氛。课程审批委员会要过了圣诞节才开会，我只好耐心等待。”
困顿之时，唐文方想起匹大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斯川娜翰教授，“斯川娜翰教授曾在一个基金会工作，说不定可以在经费上帮我一把。”唐说，“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她听到以后告诉我有一个‘佛里曼基金会’，专门促进美国对中国的了解。斯川娜翰教授还表示，她愿意以亚洲中心的名义出面帮忙。但警告我，钱的数量太大，不一定能批。”
事不宜迟，唐文方赶快起草了一份申请报告，详细说明他这个“匹大在中国”教学活动的学术目的，学习和考察的具体题目，以及对学生的选拔和考核办法、经费预算等等。死马当活马医吧。唐想。
唐文方回忆，1997年的圣诞节显得特别长，我一点过节的心情也没有，因为我知道，过完节，递上去的三个报告就该有回音了。看来他真是把工作当家事办了。套一句中国老话，应该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唐说：“1月中旬，我终于接到了留学办公室主任尤卡斯博士的信：‘我很高兴地通知你，留办很同情你的情况，同意让你先试一次，但如果下次还招不够8个学生，项目就会取消。’又过了两天，我接到课程审查委员会秘书的电话，通知我已经正式批准将‘匹大在中国’从3个学分改成6个。她还半开玩笑地说：这么好的课程设置，我都想去了。”
行政审批、生源和资金三座大山一下搬走了两座。唐文方说：“我刚松了口气，亚洲中心主任斯川娜翰教授的电话就来了，她说：‘情况不容乐观，基金会第一个反应是钱太多，而且一要就是三年，他们以前没有一次性给过这么多钱，要在董事会上讨论。’她听我在电话这头沉默不语，就用鼓励的语气补充道：‘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了。’”
“一个月之后，斯川娜翰教授用电子邮件通知我，董事会已经开会，决定全额批准我的报告和预算，并且一批就是9年。有了奖学金，不用我去找学生，他们会自动找上门来，我还可以从中挑选最好的!”
唐文方告诉我：过去多少年，美国人出国留学，绝大多数是去欧洲，其次是去拉美，选择亚洲的人虽然近年来增长很快，但总人数还是少得可怜。以匹兹堡大学为例，每学期去伦敦的学生有五十多人，另外还有人在排队。可是在他以前，没有一批学生到中国留学。他组织的“匹大在中国”彻底改变了 这种情况。目前“匹大在中国”已经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留学项目之一，很多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争相报名，“我还得从中挑选最优秀的学生呢!”唐不无得意地说。
最近，唐文方还把到中国来留学的美国学生写的感想编成《美国青年看中国》一书，出版后收到不小反响，在搜狐网的读书栏中，有人留言：“此书读来觉得这些美国孩子的确不虚中国之行。另外，学校的这种教学方式也颇有启发。坐在美国课堂里谈论中国，恐怕难有文中写下的这些感受。”还有人说：“的确很有意思。它有‘镜子’效应，即让中国人知道，在老外眼里中国人是个什么形象。这些老外初到中国，什么都感到新鲜，所以很敏锐，写的东西就有味道。我所认识的美国人，因为到中国多次，已经没有新鲜感了。他们写不出来(当然不同职业的人感触和关注点不同)这样的东西。”又有人说：“这些留学生从美国人的视角、美国青年人的视角，窥探到平日里我们熟知而又不曾留意的方方面面。他们新奇好学，目光敏锐，文字客观、直言不讳，把一个崭新的，时而令人骄傲，时而令人快乐，时而令人汗颜的中国展示出来。中国的读者，尤其是将要举办奥运的中国人，通过这本不厚的小书，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了解自己和自己的国家。”
问及唐文方教授自从1998年以来，9次领队“匹大在中国”，把美国大学生带到中国来，把美国课堂搬到中国来，有什么感想和心得?他说，凡是来过中国的匹大学生，大多数都会对中国刮目相看。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会重新回到中国，或者是继续学习中文，或者在中国就业，其中一个已经成为中国国有证券公司雇用的第一个美国人，有的在中国做了模特儿，还有的回美国后进了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继续深造。
他说，“匹大在中国”的成功说明，此类学术交流是增进了解和消除隔阂的好办法，这不仅关系到两国老百姓的看法，还直接和间接地促进中美两国的关系。作为教师，我希望这种有意义的交流活动能够长期坚持。
由此想到，人，这一辈子做成一两件事就不容易了。或许唐文方做的其他事情我不甚了解，但他作为一个教师，能让他的学生热爱所学的专业，了解研究的对象，对中国真正地“眼见为实”，也算是做成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了。
他的作用套一句中国老话，叫做“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编辑 麻雯
唐文方1982年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同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当年曾和林毅夫同读一个学校、同住一间宿舍、在餐厅的同一张桌子吃饭，两人都是勤奋好学且思想活跃者，不同的是林学经济唐学政治。林毅夫后来在经济界一举成名，现任世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唐的经历看似不如他辉煌，但也不拘一格，在业内颇有建树。
唐文方自芝加哥大学毕业后，即被美国匹兹堡大学聘任，不久，入座政治系终身教授的位子。近年回国，递来的名片上更添了“匹兹堡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孔子学院院长唐文方博士”的名衔。他创造了一套“把课堂从美国搬到中国去”、“让美国大学生到中国来留学”的教学理念及其“匹大在中国”的教学实践，历经10年而不衰，成为匹大学生争相宠爱的香饽饽。
问及这套教学理念产生的缘由，唐文方说，美国人对中国的事实了解太少，而偏见和误会却很多，特别是美国社会一些有影响力的人，满脑子“冷战思维”。唐文方在美国曾经发表过多部学术著作和论文，试图把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介绍给美国人。但他认为，他不仅是学者，还是教师，应当从教育学生做起，年轻人更能代表美国和中美关系的未来。于是，他产生了把课堂从美国搬到中国来的想法。他笑着说，其实他这样做并不是无私奉献，中美关系的和平与稳定，关系到他们这些海外华人的切身利益。
他讲述的“搬课堂”过程一波三折颇有传奇色彩，我们的系主任欧文教授是一位有着英国血统和绅士风度的人，给人的印象是和蔼但不可亲。由于他对美国以外的事情并不太感兴趣，所以，对我做的这件事情没有给予相应的支持。
“几天以后，欧文教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学校没有同意你把课堂搬到中国的设想。一为什么?’‘学校觉得你一个学期在中国的时间太长了，这边有许多工作需要你做。’‘我在中国仍然会做一样的工作。’我不甘心这么好的事就这样吹了。‘工作不仅是教课和研究，还有带学生和行政管理。’他说，‘这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啊，现在的电子邮件、网络视频这么方便。’我还是不舍得放弃。”
唐够“轴”的，后来，那个系主任不紧不慢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说实话，我不认为你能够招够学生。”
唐说：“我决定直接找校领导。明明是件对学校和学生都有好处的事，我就不信学校不同意。我找到了一位校领导，她对我说，学校在这种事上尊重系里的意见，除非我说服系主任，否则学校没办法。最后她给了我一条起死回生的建议：暑假中组织学生短期去中国，这样学校就可以直接批。”
“好极了。”唐教授亲自张贴广告开始招生，他说，“按学校外国留学办公室的规定，至少要招到8名学生才可以成行。匹兹堡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建立于1787年，历来重视国际问题研究，拥有三万多名学生，只招8个人，我觉得问题不大。”
可是到了报名截止日期，只有5个学生报名。“系主任欧文教授的预言终于应验了。”唐有些自嘲地想。
度过了两天失望的日子，唐文方说：“突然有两个美国学生到办公室来找我，问我可不可以再给他们一次机会，接受他们的报名。他们没等我说话，就很认真地解释为什么错过了截止时间。我故意板着脸说：‘念你们是初犯，这次可以原谅，但下不为例。一你的意思是可以接受我们的报名?太棒了!太感谢你的宽宏大量，我们保证不再犯了。’两个学生兴奋地抱在一起。”
“这两个学生一走，我立即拨通了留学办公室主任尤卡斯博士的电话，恳求她不要因为只差一个学生就让这么好的计划流产。我强调这是第一次，许多学生还不知道，希望能破例让我们成行。尤卡斯博士的回答是研究研究。”
“放下电话，我认真琢磨，发现生源不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去一次中国要花几千美金，却只能得到3个学分，学生认为有点不值。于是我向课程审批委员会打了一份报告，请求将3个学分改为6个学分，原因是我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了学习和考察的内容。当时已是圣诞前夕，到处都弥漫着节日的气氛。课程审批委员会要过了圣诞节才开会，我只好耐心等待。”
困顿之时，唐文方想起匹大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斯川娜翰教授，“斯川娜翰教授曾在一个基金会工作，说不定可以在经费上帮我一把。”唐说，“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她听到以后告诉我有一个‘佛里曼基金会’，专门促进美国对中国的了解。斯川娜翰教授还表示，她愿意以亚洲中心的名义出面帮忙。但警告我，钱的数量太大，不一定能批。”
事不宜迟，唐文方赶快起草了一份申请报告，详细说明他这个“匹大在中国”教学活动的学术目的，学习和考察的具体题目，以及对学生的选拔和考核办法、经费预算等等。死马当活马医吧。唐想。
唐文方回忆，1997年的圣诞节显得特别长，我一点过节的心情也没有，因为我知道，过完节，递上去的三个报告就该有回音了。看来他真是把工作当家事办了。套一句中国老话，应该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唐说：“1月中旬，我终于接到了留学办公室主任尤卡斯博士的信：‘我很高兴地通知你，留办很同情你的情况，同意让你先试一次，但如果下次还招不够8个学生，项目就会取消。’又过了两天，我接到课程审查委员会秘书的电话，通知我已经正式批准将‘匹大在中国’从3个学分改成6个。她还半开玩笑地说：这么好的课程设置，我都想去了。”
行政审批、生源和资金三座大山一下搬走了两座。唐文方说：“我刚松了口气，亚洲中心主任斯川娜翰教授的电话就来了，她说：‘情况不容乐观，基金会第一个反应是钱太多，而且一要就是三年，他们以前没有一次性给过这么多钱，要在董事会上讨论。’她听我在电话这头沉默不语，就用鼓励的语气补充道：‘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了。’”
“一个月之后，斯川娜翰教授用电子邮件通知我，董事会已经开会，决定全额批准我的报告和预算，并且一批就是9年。有了奖学金，不用我去找学生，他们会自动找上门来，我还可以从中挑选最好的!”
唐文方告诉我：过去多少年，美国人出国留学，绝大多数是去欧洲，其次是去拉美，选择亚洲的人虽然近年来增长很快，但总人数还是少得可怜。以匹兹堡大学为例，每学期去伦敦的学生有五十多人，另外还有人在排队。可是在他以前，没有一批学生到中国留学。他组织的“匹大在中国”彻底改变了 这种情况。目前“匹大在中国”已经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留学项目之一，很多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争相报名，“我还得从中挑选最优秀的学生呢!”唐不无得意地说。
最近，唐文方还把到中国来留学的美国学生写的感想编成《美国青年看中国》一书，出版后收到不小反响，在搜狐网的读书栏中，有人留言：“此书读来觉得这些美国孩子的确不虚中国之行。另外，学校的这种教学方式也颇有启发。坐在美国课堂里谈论中国，恐怕难有文中写下的这些感受。”还有人说：“的确很有意思。它有‘镜子’效应，即让中国人知道，在老外眼里中国人是个什么形象。这些老外初到中国，什么都感到新鲜，所以很敏锐，写的东西就有味道。我所认识的美国人，因为到中国多次，已经没有新鲜感了。他们写不出来(当然不同职业的人感触和关注点不同)这样的东西。”又有人说：“这些留学生从美国人的视角、美国青年人的视角，窥探到平日里我们熟知而又不曾留意的方方面面。他们新奇好学，目光敏锐，文字客观、直言不讳，把一个崭新的，时而令人骄傲，时而令人快乐，时而令人汗颜的中国展示出来。中国的读者，尤其是将要举办奥运的中国人，通过这本不厚的小书，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了解自己和自己的国家。”
问及唐文方教授自从1998年以来，9次领队“匹大在中国”，把美国大学生带到中国来，把美国课堂搬到中国来，有什么感想和心得?他说，凡是来过中国的匹大学生，大多数都会对中国刮目相看。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会重新回到中国，或者是继续学习中文，或者在中国就业，其中一个已经成为中国国有证券公司雇用的第一个美国人，有的在中国做了模特儿，还有的回美国后进了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继续深造。
他说，“匹大在中国”的成功说明，此类学术交流是增进了解和消除隔阂的好办法，这不仅关系到两国老百姓的看法，还直接和间接地促进中美两国的关系。作为教师，我希望这种有意义的交流活动能够长期坚持。
由此想到，人，这一辈子做成一两件事就不容易了。或许唐文方做的其他事情我不甚了解，但他作为一个教师，能让他的学生热爱所学的专业，了解研究的对象，对中国真正地“眼见为实”，也算是做成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了。
他的作用套一句中国老话，叫做“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编辑 麻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