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作家，现居北京。

　　我们村出来干建筑的多，前些年，年底拿不到工资是常事。作为我们村的“驻京办主任”，年底帮讨薪也是我的任务之一。
　　我们民风不太淳朴，讨薪时不喜欢拉条幅搞悲情。十年前我在一家小报工作，突然接到来自廊坊的电话，是我们村长辈打来的，气急败坏地说：“快来救我们吧，恁叔叫抓起来了。”原来有一队人在廊坊干建筑，干到收麦时准备回家，谁知南方包工头不给开工资，几个人实在没办法，就合计把包工头捆起来弄回河南，让包工头家人拿工资去换人。绑票行动刚要实施，包工头见势不妙报了警，派出所出动警车把农民工给抓了。于是他们火速给我打电话。
　　我当时是报社的广告业务员，紧急时刻只好特事特办，先用廊坊114查到派出所电话，手哆嗦着拨通，用浑厚的男中音说：“我是中国某某报记者，有人爆料说你们扣留了讨薪的农民工，让你们所长接电话。”很快所长的声音传来：“现在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请中央的记者放心，我们马上把农民工放了，再去把包工头扣下，不发工资不让他走，绝对不让农民工受委屈。”
　　这属于合作比较顺利的。但我们村的李电魁不需要帮忙。某年他在河北干活，包工头欠薪跑了，一天有人发现包工头下榻的旅馆，李电魁率人包围旅馆，等到半夜，大喝一声“农民工讨薪”一冲而进，拉网搜查每个房间拿到包工头。谁知包工头找机会又溜了。半年之后，有人在北京发现包工头，李电魁直奔北京，堵到之后扭到马路上，掀开一下水井盖，让包工头脑袋朝下，问：“给不给工钱？喊到三我松手。”包工头哭爹叫娘，当即付清欠款。
　　在工地边的小饭馆，李电魁讲自己的事迹，让我大笑不止。此非正道，但在爬高跳楼集体下跪的风气里，剽悍的农民工不需要解释。著名导演高群书在微博上演的讨薪记，就让我想起了我们村的李电魁。
　　在导演行里，高群书是个另类，别的导演多有组织，他像个电影个体户，吭哧吭哧写剧本，辛辛苦苦拍电影，被欠薪了先是忍着，不托朋友不找组织不請律师，忍无可忍一声暴喝指名道姓开战，“农民工导演”本色一览无余。平时只见电影人合起伙来圈钱，出血的多是地方政府、企业家和煤老板，制片人跟导演是小伙伴关系，像这样导演找制片人讨薪的不多见，即使欠钱也都是私下解决，所以高群书这事应该是个案，不代表电影圈普遍规律。
　　导演公开讨薪，比起我们村的李电魁是一个进步，但在知识分子扎堆、知识产权密集、生产流程庞大的电影工业，还要导演拉着条幅讨薪，则显示出了中国电影界的不够职业。
　　导演是电影工业的核心环节之一，在他背后，应该有运作规范的公司投资，有严谨细致的合同，有专业的制作人，有专门的法律团队，一旦发生经济纠纷，诉讼程序自动开启，根本不需导演赤膊上阵。在严密的电影工业中，每个环节都有专业人员，导演的工作是拍电影，演员的工作是演戏，律师的工作是追债，工会的工作是维权，助理的工作才是发微博。
　　但在高群书讨薪事件里，以上都没有，导演薪水被拖欠两年，男主角薪水一分未得，律师、工会不见踪影，让导演自己去讨薪。我们经常探讨跟好莱坞的差距，审查制度、分级制度、制片人制度和剧本说一大堆，要我说，基本的商业精神与法律环境差距一点也不小。
　　高群书的《神探亨特张》获了金马奖最佳影片。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也是商业的机会，如果营销运作得当，这部电影长远实现盈利是绝对可能的。即使不盈利，对于电影公司来说，影片获奖也是一个珍贵的资源，有利于公司树立良好的口碑，可惜的是这个机会被挥霍了。
　　在那部电影里，出版家张立宪领衔主演派出所民警，民谣歌手周云蓬出演贼王，网络红人王小山客串小偷，著名编剧史航成了算命的骗子，电视主持人白燕升变身碰瓷大师，所有人都在反串，只有高群书是个导演。现在电影公司演“老赖”，电影导演去讨薪，演员成了农民工，观众都去看街景，怎么跟《神探亨特张》似的，都业余客串上瘾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