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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跨文化交际角度简要论述了汉英语言的差异、中医语言的特点和中医文献英语翻译词法和句法层面中的有效方法。旨在强调跨文化交际对中医文献英语翻译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中医文献；翻译；归化；异化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9-0-02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中医文献翻译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汉英语言的文化交际问题。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的存在，文化内涵的传达将成为中医翻译中的难点（梁俊雄，2004）。近几年兴起的跨文化交际从交际层面进一步强调了语言与文化的相互依存关系，同时对于语言学、语用学和现代翻译等都具有很大的实际应用价值。本文着重探讨了跨文化交际对中医文献英语翻译所起的作用。
一、从跨文化交际角度理解英、汉语言差异和中医语言特点
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源于美国，始于1960年代。据贾玉新（1997），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收者）之间的交际，包括信息的编码和译码两个方面。跨文化交际是一门边缘学科，相关学科有：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语用学、哲学、交际学等。这些学科对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建构都起到了建设性作用。由于跨越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经常发生冲突和问题，跨文化交际已经引起语言学家的重视，成为语用学和应用语言学（包括翻译）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王得杏，2001）。
东西方在语言使用方面的差异直接或间接的与他们的语言观相关。而中国与西方语言观之差异， 在一定程度上是东西方在宇宙观、认识论的方面差异的具体体现。无论是中国的儒家、道家还是西方哲学和宗教都把语言看作一种“存在”、“有”和“行为”。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从“无为”的宇宙论和人生观及“无名”的认识论出发，认为社会充满了对立和矛盾。为消除对立和矛盾达到和合，应做到“无为”，即“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也就是说，在“有”、“为”和“无”之间，他选择了“无”。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有”和“无”同时并存，认为二者相互依存，对立统一。但他这种对语言的态度是有条件的，因为他相信：“人生为静，天地之性也”（《礼记》）。所以他的主张倾向慎言、寡言、戒言和纳言。西方《圣经》中提出了语言与上帝同在，语言的产生先于人类的观点，即语言不仅有指称功能，而且是创世的，造物的。源于希腊的西方文明是以距今2500年开始的米利都的哲学为基础的，贯穿希腊哲学的主导概念是Logos，它不仅指法则、理性、逻辑，也内涵经论、说明和语言。古希腊人对语言本身，对语言的力量和作用推崇备至。也就是说，在“有”和“无”之间，西方古代哲学家和宗教选择了“有”。东西方不同的语言观导致这两种文化在交际上的差异，以个人本位为主要取向的西方人一般较为健谈，直截了当，愿意把内心世界用言语表达出来；以群体和他人为取向的中国文化中，人们喜欢婉转、隐含和慎言（贾玉新，1997）。因而英语语言重理性，重形合，汉语语言重含蓄，重意合。
中医学是随着我国古代文化的产生、发展而形成的一种传统医学理论。中国古典哲学对中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内经》成书于西汉以前，其中所讲“阴阳、道、五行”很明显受到综合道、法、陰阳各家思想的黄老道学的影响，而《伤寒杂病论》成书于东汉末年，又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童安荣，1996）。又如：形成于周代的易学，以“数”定“象”，以“数”推“理”，建立了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成为中医哲学思想和思维原则的摇篮（郭曙光，2002）。中医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在语言学上表现更为突出，大量哲学用语进入了中医语言，成为其基本概念歧义性的历史根源（李照国，1993）。另外，老子“无为”，孔子“慎言”的思想以及当时科技水平低下等因素使得原本就有所指意义的许多中医概念进入中医语言后，其语义渐渐变得抽象和模糊了。因而对于汉语，包括中医语言的信息译码应有一个扩大的过程（Enlargement Process）。
二、跨文化交际在中医文献翻译词法和句法层面中的应用
（一）模糊性的处理
汉语民族和英语民族在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上的差异，使得汉语和英语在同一类事物和现象划分的精度有所不同。常常是英语严格区分的，汉语不加区分；英语中有多个同义词和近义词可进行细致的意义细分和描述，而汉语的对应词语则相对笼统和概括。原因是传统中国哲学强调天地人合一，形成中国人整体性思维方式，而西方哲学强调个体意识，因而西方人崇尚个体思维（陈宏薇，1998）。
鉴于中国古典哲学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得中医文献中的基本术语和语句表现出简练概括，含蓄委婉等特点。另一方面，古时中医文献的作者大都是屡试不第，壮志未酬的读书人，他们因人生不得志所以才走上弃文从医，悬壶济世的道路。因此他们的典籍带有较强的文学修饰色彩。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医文献中很多模糊概念的表达，翻译时不应拘泥于原文，应力求保证原文意思，进行准确表达。
从跨文化交际角度说，就是采用Nida提出的归化翻译法理论，他认为，翻译应是在接受语中寻找和原文信息尽可能接近的自然的对等话语，首先是意义上的对等，其次才是风格上的对等。为了避免文化冲突，归化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
按照上述理论，中医文献中“下元亏损”和“一阴一阳”等较为文气的基本术语，可分别译为kidney deficiency和first yin and first yang（罗磊，2002）。这时，无需拘泥于表面形式。
汉英语言文化差异还表现在汉语重形象，英语重理性（陈宏薇，1998）。在中医文献翻译中常常遇到中医和现代医学在描述疾病的名称时用词的差异现象，中医惯用比喻，而西医较直接，但其实质却一样，因而在翻译时应遵循“比照西医，求同存异”的原则，即也应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如：“疳积”可译为“infantile malnutrition” （李永安，2002）。又如：“肌肉不仁”可译为“numbness” （林岩，2001；罗磊，2002），“滑胎”可译成habitual abortion（周杰，2003）等。
汉语文化属强交际环境文化，即交际中的信息多蕴含于情景和社会文化之中，而明显的语码则负载较少的信息；而英语文化属于弱交际环境文化，交际中的信息大部分由显性语码承载，因而在汉译英时，常常要把原文中的暗示意义转化为明示意义（罗磊，2002）。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中的“鸣翠柳”应理解为“鸣于翠柳”，因而可译为“…were twittering among the green willows”（张培基，1980）。 这种语言现象在中医文献中也很常见，翻译时应注意将隐含信息译出。如：“风秘”应译为“constipation due to wind evil”（林岩，2001；罗磊，2002），而不能简单直译为“wind constipation”。又如: “肾虚不孕”应意译为sterility due to the deficiency of the kidney（林岩，2001），或用词素翻译法处理成sterility due to nephropenia，而不能译为nephropenia and sterility。
（二）文化对等和文化植入
梁俊雄（2004）认为，中医文献翻译还应考虑建立文化对等（cultural equivalence）。许多中医术语言简意丰，经历了历史文化的积淀，反映出了汉民族的社会状况、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等，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含义，往往难以在英语中找到同等的表达。当难以对等时可以通过直译方法进行文化植入，即在译文读者思维能力所能接受的情况下，将原文中特有的异域文化、环境、形象等因素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再现出来。
这符合以Venuti为代表的异化翻译法理论。其基本原则是，展现异域文化的风味和风貌。该派的译者认为，读者期望能在译文中感受到异国情调和文风，就像去异国旅游时的感受一样，这也是促使他们阅读译文的目的之一，并在阅读过程中体会异域风俗和文化的多样性。译者需要向读者展示某一新文化有异于自身文化的特点，只有通过翻译这一渠道读者才能知道和理解真正的外部世界（王红卫，2002，引Venuti，1995）。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世界文化也日趋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加快了多元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吸纳、融合和互补的进程（张凤娟，2002）。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往和接触日益频繁，推动着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和交流，加速了不同文化的融合与趋同。因而，中西文化之间在互有差异的同时，也在逐渐相互渗透和融合。换句话说，西方文化在进入中华文化的同时，中华文化同样也不可避免地对西方文化产生影响，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词语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在英语的词汇中。
因而，笔者以为，在中医文献翻译过程当中，适当将富含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医基本理论术语通过直译方法进行文化植入，采用异化的文化交际翻译处理办法，是可取的，同时也是可行的。
（三）句型转换
英语和汉语无论在语言类型上还是在民族文化背景上，都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在翻译方法上还需研究句型结构的转换和调整。从根本上说，英语为形式句法，汉语为功能句法。英汉句型转换的实质就是形式句法与功能句法之间的转换（贾玉新，1997）。一般来说英语是形合连接的语言，汉语是意合连接的语言。就句子而言，形合连接是通过连接词把句子成分连接起来；意合连接是指通过并列、标点、语调等手段使句子成分在意义上连接起来，而不使用连接词。汉语意合关系导致线型结构句型的出现，英语形合关系导致树型结构句型的出现。两者差异源于中国人擅长整体思维，多受古典哲学思想的影响；西方人擅长分析思维，多受产生于古希腊的形式逻辑的影响。具體来说，汉语中的线型结构，更多地依赖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来安排句子，其特点为连续铺排，节奏明快。英语中的树型结构，通常由关系代词、非限定动词、介词、从属连词等引出，并标示出其从属地位，其特点为叠床架屋，空间构型（王振亚，2000）。因而在翻译中医文献语句时，应注意相应的句型转换。如：“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 （《素问?上古天真论》） 美国学者Ilza Veith 女士将其译为：In ancient times those who understood Tao (the way of self cultivation) patterned themselves upon the Yin and the Yang (the two principles in nature) and they lived in harmony with the arts of divination（肖平，2002）.原文结构整齐，简洁古朴，呈线型结构排列。译文充分考虑了英语语言习惯，采用树型结构，更易为西方文化所接受。
三、结语
中医文献大都用语简练而概括，语义广而哲理深。在处理这些信息时，中医翻译者们见仁见智，出现了直译、意义和音译等提法。由于中医文献英语翻译不可避免要涉及汉英语言的文化交际，因而应将跨文化交际应用于中医文献翻译, 以便有效地将中医语言中所蕴含的各类文化信息转换到英语语言中去，从而有利于翻译效果和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1]陈宏薇,李明,浦向东.汉英翻译基础[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18-25.
[2]郭曙光,张宗明.中医哲学基础及中医现代化[J].医学与哲学,2002,23(2):49-50.
[3]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23，224-232，410，418-422.
[4]蒋建勇.中医英译中的音译现象与翻译的等值理论[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4,24(8):750-751.
[5]李永安.音译在中医名词翻译中的应用[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1,21(10): 792.
[6]李永安.如何处理中医翻译中的文化因素[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2,22(6):468-469.
[7]李照国.中医翻译导论[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16-25,101,137.
[8]李照国.中医英语翻译技巧[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78,307-310.
[9]梁俊雄.中医文献英译的文化对等[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4,24(3):269-270.
[10]林岩,何丽艳,郑寒松.中医名词术语翻译层面观及其译语特点[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1,21(12):937-938.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中医文献；翻译；归化；异化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9-0-02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中医文献翻译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汉英语言的文化交际问题。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的存在，文化内涵的传达将成为中医翻译中的难点（梁俊雄，2004）。近几年兴起的跨文化交际从交际层面进一步强调了语言与文化的相互依存关系，同时对于语言学、语用学和现代翻译等都具有很大的实际应用价值。本文着重探讨了跨文化交际对中医文献英语翻译所起的作用。
一、从跨文化交际角度理解英、汉语言差异和中医语言特点
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源于美国，始于1960年代。据贾玉新（1997），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收者）之间的交际，包括信息的编码和译码两个方面。跨文化交际是一门边缘学科，相关学科有：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语用学、哲学、交际学等。这些学科对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建构都起到了建设性作用。由于跨越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经常发生冲突和问题，跨文化交际已经引起语言学家的重视，成为语用学和应用语言学（包括翻译）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王得杏，2001）。
东西方在语言使用方面的差异直接或间接的与他们的语言观相关。而中国与西方语言观之差异， 在一定程度上是东西方在宇宙观、认识论的方面差异的具体体现。无论是中国的儒家、道家还是西方哲学和宗教都把语言看作一种“存在”、“有”和“行为”。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从“无为”的宇宙论和人生观及“无名”的认识论出发，认为社会充满了对立和矛盾。为消除对立和矛盾达到和合，应做到“无为”，即“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也就是说，在“有”、“为”和“无”之间，他选择了“无”。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有”和“无”同时并存，认为二者相互依存，对立统一。但他这种对语言的态度是有条件的，因为他相信：“人生为静，天地之性也”（《礼记》）。所以他的主张倾向慎言、寡言、戒言和纳言。西方《圣经》中提出了语言与上帝同在，语言的产生先于人类的观点，即语言不仅有指称功能，而且是创世的，造物的。源于希腊的西方文明是以距今2500年开始的米利都的哲学为基础的，贯穿希腊哲学的主导概念是Logos，它不仅指法则、理性、逻辑，也内涵经论、说明和语言。古希腊人对语言本身，对语言的力量和作用推崇备至。也就是说，在“有”和“无”之间，西方古代哲学家和宗教选择了“有”。东西方不同的语言观导致这两种文化在交际上的差异，以个人本位为主要取向的西方人一般较为健谈，直截了当，愿意把内心世界用言语表达出来；以群体和他人为取向的中国文化中，人们喜欢婉转、隐含和慎言（贾玉新，1997）。因而英语语言重理性，重形合，汉语语言重含蓄，重意合。
中医学是随着我国古代文化的产生、发展而形成的一种传统医学理论。中国古典哲学对中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内经》成书于西汉以前，其中所讲“阴阳、道、五行”很明显受到综合道、法、陰阳各家思想的黄老道学的影响，而《伤寒杂病论》成书于东汉末年，又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童安荣，1996）。又如：形成于周代的易学，以“数”定“象”，以“数”推“理”，建立了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成为中医哲学思想和思维原则的摇篮（郭曙光，2002）。中医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在语言学上表现更为突出，大量哲学用语进入了中医语言，成为其基本概念歧义性的历史根源（李照国，1993）。另外，老子“无为”，孔子“慎言”的思想以及当时科技水平低下等因素使得原本就有所指意义的许多中医概念进入中医语言后，其语义渐渐变得抽象和模糊了。因而对于汉语，包括中医语言的信息译码应有一个扩大的过程（Enlargement Process）。
二、跨文化交际在中医文献翻译词法和句法层面中的应用
（一）模糊性的处理
汉语民族和英语民族在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上的差异，使得汉语和英语在同一类事物和现象划分的精度有所不同。常常是英语严格区分的，汉语不加区分；英语中有多个同义词和近义词可进行细致的意义细分和描述，而汉语的对应词语则相对笼统和概括。原因是传统中国哲学强调天地人合一，形成中国人整体性思维方式，而西方哲学强调个体意识，因而西方人崇尚个体思维（陈宏薇，1998）。
鉴于中国古典哲学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得中医文献中的基本术语和语句表现出简练概括，含蓄委婉等特点。另一方面，古时中医文献的作者大都是屡试不第，壮志未酬的读书人，他们因人生不得志所以才走上弃文从医，悬壶济世的道路。因此他们的典籍带有较强的文学修饰色彩。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医文献中很多模糊概念的表达，翻译时不应拘泥于原文，应力求保证原文意思，进行准确表达。
从跨文化交际角度说，就是采用Nida提出的归化翻译法理论，他认为，翻译应是在接受语中寻找和原文信息尽可能接近的自然的对等话语，首先是意义上的对等，其次才是风格上的对等。为了避免文化冲突，归化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
按照上述理论，中医文献中“下元亏损”和“一阴一阳”等较为文气的基本术语，可分别译为kidney deficiency和first yin and first yang（罗磊，2002）。这时，无需拘泥于表面形式。
汉英语言文化差异还表现在汉语重形象，英语重理性（陈宏薇，1998）。在中医文献翻译中常常遇到中医和现代医学在描述疾病的名称时用词的差异现象，中医惯用比喻，而西医较直接，但其实质却一样，因而在翻译时应遵循“比照西医，求同存异”的原则，即也应采用归化的翻译方法。如：“疳积”可译为“infantile malnutrition” （李永安，2002）。又如：“肌肉不仁”可译为“numbness” （林岩，2001；罗磊，2002），“滑胎”可译成habitual abortion（周杰，2003）等。
汉语文化属强交际环境文化，即交际中的信息多蕴含于情景和社会文化之中，而明显的语码则负载较少的信息；而英语文化属于弱交际环境文化，交际中的信息大部分由显性语码承载，因而在汉译英时，常常要把原文中的暗示意义转化为明示意义（罗磊，2002）。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中的“鸣翠柳”应理解为“鸣于翠柳”，因而可译为“…were twittering among the green willows”（张培基，1980）。 这种语言现象在中医文献中也很常见，翻译时应注意将隐含信息译出。如：“风秘”应译为“constipation due to wind evil”（林岩，2001；罗磊，2002），而不能简单直译为“wind constipation”。又如: “肾虚不孕”应意译为sterility due to the deficiency of the kidney（林岩，2001），或用词素翻译法处理成sterility due to nephropenia，而不能译为nephropenia and sterility。
（二）文化对等和文化植入
梁俊雄（2004）认为，中医文献翻译还应考虑建立文化对等（cultural equivalence）。许多中医术语言简意丰，经历了历史文化的积淀，反映出了汉民族的社会状况、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等，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含义，往往难以在英语中找到同等的表达。当难以对等时可以通过直译方法进行文化植入，即在译文读者思维能力所能接受的情况下，将原文中特有的异域文化、环境、形象等因素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再现出来。
这符合以Venuti为代表的异化翻译法理论。其基本原则是，展现异域文化的风味和风貌。该派的译者认为，读者期望能在译文中感受到异国情调和文风，就像去异国旅游时的感受一样，这也是促使他们阅读译文的目的之一，并在阅读过程中体会异域风俗和文化的多样性。译者需要向读者展示某一新文化有异于自身文化的特点，只有通过翻译这一渠道读者才能知道和理解真正的外部世界（王红卫，2002，引Venuti，1995）。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世界文化也日趋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加快了多元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吸纳、融合和互补的进程（张凤娟，2002）。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往和接触日益频繁，推动着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和交流，加速了不同文化的融合与趋同。因而，中西文化之间在互有差异的同时，也在逐渐相互渗透和融合。换句话说，西方文化在进入中华文化的同时，中华文化同样也不可避免地对西方文化产生影响，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词语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在英语的词汇中。
因而，笔者以为，在中医文献翻译过程当中，适当将富含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医基本理论术语通过直译方法进行文化植入，采用异化的文化交际翻译处理办法，是可取的，同时也是可行的。
（三）句型转换
英语和汉语无论在语言类型上还是在民族文化背景上，都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在翻译方法上还需研究句型结构的转换和调整。从根本上说，英语为形式句法，汉语为功能句法。英汉句型转换的实质就是形式句法与功能句法之间的转换（贾玉新，1997）。一般来说英语是形合连接的语言，汉语是意合连接的语言。就句子而言，形合连接是通过连接词把句子成分连接起来；意合连接是指通过并列、标点、语调等手段使句子成分在意义上连接起来，而不使用连接词。汉语意合关系导致线型结构句型的出现，英语形合关系导致树型结构句型的出现。两者差异源于中国人擅长整体思维，多受古典哲学思想的影响；西方人擅长分析思维，多受产生于古希腊的形式逻辑的影响。具體来说，汉语中的线型结构，更多地依赖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来安排句子，其特点为连续铺排，节奏明快。英语中的树型结构，通常由关系代词、非限定动词、介词、从属连词等引出，并标示出其从属地位，其特点为叠床架屋，空间构型（王振亚，2000）。因而在翻译中医文献语句时，应注意相应的句型转换。如：“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 （《素问?上古天真论》） 美国学者Ilza Veith 女士将其译为：In ancient times those who understood Tao (the way of self cultivation) patterned themselves upon the Yin and the Yang (the two principles in nature) and they lived in harmony with the arts of divination（肖平，2002）.原文结构整齐，简洁古朴，呈线型结构排列。译文充分考虑了英语语言习惯，采用树型结构，更易为西方文化所接受。
三、结语
中医文献大都用语简练而概括，语义广而哲理深。在处理这些信息时，中医翻译者们见仁见智，出现了直译、意义和音译等提法。由于中医文献英语翻译不可避免要涉及汉英语言的文化交际，因而应将跨文化交际应用于中医文献翻译, 以便有效地将中医语言中所蕴含的各类文化信息转换到英语语言中去，从而有利于翻译效果和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1]陈宏薇,李明,浦向东.汉英翻译基础[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18-25.
[2]郭曙光,张宗明.中医哲学基础及中医现代化[J].医学与哲学,2002,23(2):49-50.
[3]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23，224-232，410，418-422.
[4]蒋建勇.中医英译中的音译现象与翻译的等值理论[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04,24(8):750-751.
[5]李永安.音译在中医名词翻译中的应用[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1,21(10): 792.
[6]李永安.如何处理中医翻译中的文化因素[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2,22(6):468-469.
[7]李照国.中医翻译导论[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16-25,101,137.
[8]李照国.中医英语翻译技巧[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78,307-310.
[9]梁俊雄.中医文献英译的文化对等[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4,24(3):269-270.
[10]林岩,何丽艳,郑寒松.中医名词术语翻译层面观及其译语特点[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1,21(12):937-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