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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陵是汉武帝时期的一名武将，他由于战场失利、被迫投降匈奴，所以成为历史上颇受争议的人物。无论在史学上还是文学上，自汉以来，人们对他评价的态度一直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他是降臣，不断贬低他；也有人认为他是英雄，始终保持着一颗爱国忠君的赤子之心。尤其是在历年来的正史中，最多做到的就是客观地描述他投降这一事实。但是在敦煌石窟发现的李陵变文中，人们却发现了当时的民间文学——俗文学，给予了李陵英雄的称谓。尽管这是一种非正统的英雄观，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明君圣主的期待。
关键词：李陵 变文 英雄观 悲剧性
在敦煌石窟中所发现的大量文书里面，最重要的应该算是“变文”了。这个发现使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史的讨论，面目为之一新。所以我们可想而知，“变文”的发现意义重大。“最早将这个重要的文体，‘变文’发表出来的，是罗振玉先生。他在《敦煌零拾》里，翻印着《佛曲三种》。罗氏把‘佛曲’作为宋代‘说经’的先驱，这是很对的。可惜他并没有发现其他‘非说经’的‘变文’，所以，不知道‘变文’并也是‘小说’和‘说史’的先驱。”①
一、变文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
佛教从印度在东汉传入中国后，讲经说法，即已开始。大乘佛教讲究普度众生，为使没有宗教需求的人接受佛法，已信奉佛教的人巩固信仰。僧人们一直在为弘扬佛法不懈努力，至中晚唐时期出家信众自然也就成了世俗佛教信仰的积极推动者。但是，在世界三大宗教中，佛教的义理最为深奥繁复，领悟起来很不容易。为吸引更多信众，中晚唐时期的僧人们便致力于将正规的讲经说法艺术化、通俗化、大众化，发展出了全新的化俗讲经方式——讲唱活动。这样以便在群众喜闻乐见的前提下，将佛教教义灌输给他们，令听众闻之于耳，会之于心，起到谨严佛经难以起到的极大的教化作用。于是，俗讲随之产生。从演出内容上看，转变所铺陈的既可以是佛经故事，也可以是民间传说、历史故事，或当时当地的人物事件。
“变文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如此多的佛教俗讲与变文资料留存于敦煌，绝非偶然，它是以敦煌佛教突出的世俗化特色为又一大前提。敦煌佛教的世俗化特色是一开始就注定的。”②的确，佛教在当时起着聚拢民心、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其蓬勃的开窟造佛唯一具体表现，它要求大量世俗之人参与其中；而且黎民百姓出资修建占大多数，如107窟。人们于此寻找精神寄托，奴婢“愿舍贱从良”。而敦煌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往来于此的客商对于佛教，更多的是祈求庇佑；对佛教义理的关注倒是其次。因此，发展于此的变文也应当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
二、李陵变文中的非正统英雄观
（一）正统的英雄观
英雄是人类永恒的话题。英雄观作为人们对英雄看法和态度的总和，源于英雄人物的实践活动，以英雄的概念为核心，表现在从实际鼓励到哲学思辨等多个层面，并因时代、民族、文化、个人的不同而有差异。对于英雄，人们往往会寄予他们匡主济民，成就霸业的希望。于是乎，拨乱反正、尊王攘夷的王霸精神得到弘扬。汉魏之际，天下纷扰，群雄逐鹿，以武力重整纲纪，统一天下，平息战乱，则是成英雄之功业；天下安定之际，治国安邦，强国富民，德教化育，从而臻于太平，便是隆圣人之大道。英雄就是怀救世拯民之心，担拨乱反正之任，体俱聪明胆力、文武兼备的人，这当是其时英雄观最为核心的部分，也是当时英雄人物卓尔不群，特然独立，为天下所重的根本原因所在。这是汉魏之际流行的英雄观。
如此看来，在正统英雄观里，李陵真的算不上是一名英雄豪杰。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出军三万余人，由贰师将军李广利统率，在天山东麓与匈奴右贤王战斗，双方各有胜败。李陵率五千步卒由居延北进，被匈奴主力部队包围，后援不到，李陵被困投降了匈奴。李陵的全家也因此被杀。这样一个连累全族的人，在当时的正史中，断不会把他作为一个英雄人物来歌颂的。相反的，有的却是不断贬低，嘲笑其不忠不孝。李陵事件，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不及三百字的记载中。最后一段太史公自序，只是高度评价李广的品德，寄予了太史公他自己的无限景仰；而对于李陵投降这一事件，他没有做任何带感情色彩的评价，既不颂扬、也不贬低，也许这也正符合司马迁自己的人物性格。司马迁写史，集一身浩然正气，不虚美、不隐恶，实事求是，如实记载。于是，在《史记·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李陵事件就区区几百字一笔带过。其实，司马迁当时也是很纠结的。因为他是相信李陵的，但是自己写史，绝对不能为他辩解什么，也更不能歌颂他；只因这一切与正统的英雄观所不相融合，因而他只能不带丝毫情绪地进行客观描述。
史书记载李陵最详细的是班固的《汉书·李广苏建传》后面附的李陵和苏武传，李陵传中介绍了李陵的家世和经历，以较多的篇幅较生动地记述了天汉二年的战事及李陵降虏的全过程，直至李陵不愿再次受辱而不回来卒于匈奴。为宣传爱国忠君的需要，几千年来，社会对苏武倾注了热情的赞美和敬意，而对李陵则予以较多的贬斥、责难。尤其是在《汉书》中，苏武与李陵二人形成强烈的反差，有明显的扬武贬陵的趋势。也是，相对于忠君爱国的民族英雄苏武来说，李陵自己也自愧不如。“陵见其至诚，喟然叹曰：‘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通于天。’因泣下沾襟，与武决去。”③班固作《汉书》就是为了继承与宣扬“汉德”，而且当时已经是东汉了，社会发展远不如西汉那么强盛，所以此时更需要弘扬正统的英雄观，大力歌颂苏武而贬低李陵。其实，李陵也没什么错，只是他的投降这一举动与正统不相符合罢了。
（二）非正统的英雄观
尽管这么些年来，社会对李陵给予了较多的责备与贬低；但唐代的《李陵变文》（以下简称《变文》）却是一个例外，全文着重描写了汉军战斗的勇敢和气势，绘声绘影描绘了李陵兵败投降的全过程。事件经过与《汉书》大致相同，人物安排，环境渲染、作者态度却与《汉书》大相径庭。该变文今存写卷一件，编号为北图新0866，首残尾全，题目是依据内容补拟的。它主要讲述的是李陵孤兵作战时，由于陷入了匈奴的包围而不得不投降，继而全家受到汉武帝迫害之事。由于变文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所以带有一定的民间属性，且较少受当时统治者思想的影响，故而能够给我们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李陵英雄人物形象。
关键词：李陵 变文 英雄观 悲剧性
在敦煌石窟中所发现的大量文书里面，最重要的应该算是“变文”了。这个发现使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史的讨论，面目为之一新。所以我们可想而知，“变文”的发现意义重大。“最早将这个重要的文体，‘变文’发表出来的，是罗振玉先生。他在《敦煌零拾》里，翻印着《佛曲三种》。罗氏把‘佛曲’作为宋代‘说经’的先驱，这是很对的。可惜他并没有发现其他‘非说经’的‘变文’，所以，不知道‘变文’并也是‘小说’和‘说史’的先驱。”①
一、变文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
佛教从印度在东汉传入中国后，讲经说法，即已开始。大乘佛教讲究普度众生，为使没有宗教需求的人接受佛法，已信奉佛教的人巩固信仰。僧人们一直在为弘扬佛法不懈努力，至中晚唐时期出家信众自然也就成了世俗佛教信仰的积极推动者。但是，在世界三大宗教中，佛教的义理最为深奥繁复，领悟起来很不容易。为吸引更多信众，中晚唐时期的僧人们便致力于将正规的讲经说法艺术化、通俗化、大众化，发展出了全新的化俗讲经方式——讲唱活动。这样以便在群众喜闻乐见的前提下，将佛教教义灌输给他们，令听众闻之于耳，会之于心，起到谨严佛经难以起到的极大的教化作用。于是，俗讲随之产生。从演出内容上看，转变所铺陈的既可以是佛经故事，也可以是民间传说、历史故事，或当时当地的人物事件。
“变文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如此多的佛教俗讲与变文资料留存于敦煌，绝非偶然，它是以敦煌佛教突出的世俗化特色为又一大前提。敦煌佛教的世俗化特色是一开始就注定的。”②的确，佛教在当时起着聚拢民心、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其蓬勃的开窟造佛唯一具体表现，它要求大量世俗之人参与其中；而且黎民百姓出资修建占大多数，如107窟。人们于此寻找精神寄托，奴婢“愿舍贱从良”。而敦煌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往来于此的客商对于佛教，更多的是祈求庇佑；对佛教义理的关注倒是其次。因此，发展于此的变文也应当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
二、李陵变文中的非正统英雄观
（一）正统的英雄观
英雄是人类永恒的话题。英雄观作为人们对英雄看法和态度的总和，源于英雄人物的实践活动，以英雄的概念为核心，表现在从实际鼓励到哲学思辨等多个层面，并因时代、民族、文化、个人的不同而有差异。对于英雄，人们往往会寄予他们匡主济民，成就霸业的希望。于是乎，拨乱反正、尊王攘夷的王霸精神得到弘扬。汉魏之际，天下纷扰，群雄逐鹿，以武力重整纲纪，统一天下，平息战乱，则是成英雄之功业；天下安定之际，治国安邦，强国富民，德教化育，从而臻于太平，便是隆圣人之大道。英雄就是怀救世拯民之心，担拨乱反正之任，体俱聪明胆力、文武兼备的人，这当是其时英雄观最为核心的部分，也是当时英雄人物卓尔不群，特然独立，为天下所重的根本原因所在。这是汉魏之际流行的英雄观。
如此看来，在正统英雄观里，李陵真的算不上是一名英雄豪杰。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出军三万余人，由贰师将军李广利统率，在天山东麓与匈奴右贤王战斗，双方各有胜败。李陵率五千步卒由居延北进，被匈奴主力部队包围，后援不到，李陵被困投降了匈奴。李陵的全家也因此被杀。这样一个连累全族的人，在当时的正史中，断不会把他作为一个英雄人物来歌颂的。相反的，有的却是不断贬低，嘲笑其不忠不孝。李陵事件，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不及三百字的记载中。最后一段太史公自序，只是高度评价李广的品德，寄予了太史公他自己的无限景仰；而对于李陵投降这一事件，他没有做任何带感情色彩的评价，既不颂扬、也不贬低，也许这也正符合司马迁自己的人物性格。司马迁写史，集一身浩然正气，不虚美、不隐恶，实事求是，如实记载。于是，在《史记·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李陵事件就区区几百字一笔带过。其实，司马迁当时也是很纠结的。因为他是相信李陵的，但是自己写史，绝对不能为他辩解什么，也更不能歌颂他；只因这一切与正统的英雄观所不相融合，因而他只能不带丝毫情绪地进行客观描述。
史书记载李陵最详细的是班固的《汉书·李广苏建传》后面附的李陵和苏武传，李陵传中介绍了李陵的家世和经历，以较多的篇幅较生动地记述了天汉二年的战事及李陵降虏的全过程，直至李陵不愿再次受辱而不回来卒于匈奴。为宣传爱国忠君的需要，几千年来，社会对苏武倾注了热情的赞美和敬意，而对李陵则予以较多的贬斥、责难。尤其是在《汉书》中，苏武与李陵二人形成强烈的反差，有明显的扬武贬陵的趋势。也是，相对于忠君爱国的民族英雄苏武来说，李陵自己也自愧不如。“陵见其至诚，喟然叹曰：‘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通于天。’因泣下沾襟，与武决去。”③班固作《汉书》就是为了继承与宣扬“汉德”，而且当时已经是东汉了，社会发展远不如西汉那么强盛，所以此时更需要弘扬正统的英雄观，大力歌颂苏武而贬低李陵。其实，李陵也没什么错，只是他的投降这一举动与正统不相符合罢了。
（二）非正统的英雄观
尽管这么些年来，社会对李陵给予了较多的责备与贬低；但唐代的《李陵变文》（以下简称《变文》）却是一个例外，全文着重描写了汉军战斗的勇敢和气势，绘声绘影描绘了李陵兵败投降的全过程。事件经过与《汉书》大致相同，人物安排，环境渲染、作者态度却与《汉书》大相径庭。该变文今存写卷一件，编号为北图新0866，首残尾全，题目是依据内容补拟的。它主要讲述的是李陵孤兵作战时，由于陷入了匈奴的包围而不得不投降，继而全家受到汉武帝迫害之事。由于变文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所以带有一定的民间属性，且较少受当时统治者思想的影响，故而能够给我们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李陵英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