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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为《新媒体4.0》中文版撰写序言，我感到非常荣幸。
當《新媒体》的第一版于2002年以英文出版时，我的目的是编写一本书供普通读者特别是学生阅读，帮助读者理解与互联网和数字媒体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现在，这本书的最新修订版《新媒体4.0》呈现给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社区——中国的读者，我的目标终于实现了。我非常感谢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新媒体4.0》，并感谢中国传媒大学叶明睿副教授的翻译工作。
这本书背后的想法源于20年前，当时我在昆士兰科技大学（QUT）开设了新媒体课程。本书的目的并非简单地重述新媒体技术的内容，这些信息很快就会过时，而是探索新媒体对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广泛影响，包括它们如何影响其他媒体。数字媒体领域内重要的研究者索尼娅·利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曾指出，认识新媒体的关键之处在于研究“新媒体对社会有什么新意”，而不仅仅明白“什么是新媒体”。正是这一理念推动、鼓舞并成就了《新媒体4.0》。
当我思考20世纪90年代末到今天的20年间发生的变化时，发现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曾经的“新媒体”不再是今天的“新媒体”。主要的数字平台公司于20世纪90年代或21世纪初开始出现，与数字化、移动设备和用户交互相关的多数变革现在已经完全嵌入全球一半以上人口正在使用的媒体之中。2018年，互联网用户数量约为41亿，占全球人口的53%，增速最快的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数字网络人口中，32亿（全球人口的42%）是社交媒体用户，29.5亿（全球人口的39%）是活跃的移动社交媒体用户。2018年被最为广泛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是脸书（Facebook，22亿用户）、优兔网（YouTube，15亿用户）、瓦次艾普（WhatsApp）和脸书通信（Facebook Messenger，均拥有13亿用户），以及微信（WeChat，9.8亿用户）（We Are Social，2018）。
这类发展变化反过来又改变了我们对媒体的看法。世界上大多数出版商和广播公司仍然在运营，有些在近期获得了蓬勃发展，因为它们已经能够通过数字创新吸引新的受众和读者。不过，即使跟20世纪第一个十年相比较，我们使用媒体的方式也已经变得完全不同了。越来越多的人从社交媒体上获取新闻，从数字平台上观看电影和电视，以及在移动设备上玩游戏。公众还有新的机会成为数字媒体内容的创造者，而不仅仅是消费者。这对长期存在的媒体商业模式提出了挑战，并为专业媒体工作者维护其社会角色和道德责任提出了新的挑战。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大型数字技术公司崛起并跻身世界上最强公司之列，这一变化撼动了原有的格局。国际品牌集团所做的2019年全球最强品牌调查发现，十大全球品牌中有六个来自通信媒体和信息技术领域：苹果（Apple，第1位）、谷歌（Google，第2位）、亚马逊（Amazon，第3位）、微软（Microsoft，第4位）、三星（Sumsung，第6位）和脸书（第9位）（Interbrand，2019）。在中国，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BAT）等技术巨头在金融、零售以及媒体和信息技术等行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并越发深入地融入将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整合在一起的“工业4.0”计划中，而这些公司连同华为和联想等硬件制造商也成为全球品牌的增长点。
伴随更大权力而来的是更大的社会责任，许多数字平台公司也一直受困于这个问题。2018年曝光的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丑闻中，8700万脸书用户的个人数据被泄露给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剑桥分析将其用于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美国的总统竞选活动和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中脱欧派的政治活动中，从而引发了全球争议。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和其他国家选举中，“虚假新闻”扮演的角色成为持续不断的公开听证和辩论的主题。人们尤其是女性和少数族裔对于社交媒体中网络骚扰的投诉，导致许多人删除了他们的社交媒体账户，从而破坏了一些数字平台的环境氛围。
数字技术公司不断地被迫去解决《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2018年）提出的“全球科技抵制潮”问题。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甚至向美国国会承认，对脸书这样的公司进行某种形式的监管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监管采取的形式可能因国家和地区而异。欧盟已经推广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由于欧洲市场的规模及其重要性，这项条例已被大多数公司所采纳。人们要求数据主权，或者期望在一个国家内收集的公民数据应该受到收集国家的法律和治理结构的约束，这样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世界各地的本土居民一直要求将数据主权作为其自决权和“数据非殖民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虚假新闻、个人数据滥用以及数字平台公司管理不善的网络骚扰等问题都会引发更为广泛的社会制度信任危机。西方数字平台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政府监管应当“脱手”的立场，认为对其活动的外部控制等同于审查。然而，全球范围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因为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需要本着合作互联的精神进行全球对话，所以在数据和在线信息的使用方面，公民和政府都要求加强问责制度和透明度。随着信息分配的权力变得更大，通信和娱乐行业面临新的道德挑战，也背负着人们希望将数字平台力量用于社会公益方面的期许。与此同时，政府面对与十年前截然不同的情况，也在以这种方式进行实践，从而满足大众的期待。
互联网是一项非比寻常的全球性基础设施，它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全球互联，并使人们成为传播者、学习者、教育者和创造者。但正如加拿大传播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20世纪60年代撰写的关于“全球村”的文章中所预见的那样，提高认识并不总能带来更多的理解。今天，人们使用强大的全球平台传播虚假信息，或者支持、诽谤那些持有异议的人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有证据表明，这些平台确实以这种方式在被滥用。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面对的是促进数据的道德使用，提升技术公司的社会责任，以及利用数字技术的力量应对当前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新媒体4.0》全面整合了新媒体领域的理论与技术，搭配最新的典型案例，为读者完美地呈现新媒体的全貌，是媒体融合领域的必备参考，是媒体从业者和研究者的必备读物。
本书以新媒体的发展史为基础，探讨了新媒体在“全球联网”的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从跨学科的角度考察了新媒体在创意产业对政治、经济、文化造成的影响，讲解了媒体融合的路径方法，论证了新媒体在文化领域、新闻传播领域、政治传播领域和媒体管理领域的地位和意义。
（本文节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新媒体4.0》，题目为编者所加。）
编辑 / 穆宁
當《新媒体》的第一版于2002年以英文出版时，我的目的是编写一本书供普通读者特别是学生阅读，帮助读者理解与互联网和数字媒体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现在，这本书的最新修订版《新媒体4.0》呈现给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社区——中国的读者，我的目标终于实现了。我非常感谢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新媒体4.0》，并感谢中国传媒大学叶明睿副教授的翻译工作。
这本书背后的想法源于20年前，当时我在昆士兰科技大学（QUT）开设了新媒体课程。本书的目的并非简单地重述新媒体技术的内容，这些信息很快就会过时，而是探索新媒体对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广泛影响，包括它们如何影响其他媒体。数字媒体领域内重要的研究者索尼娅·利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曾指出，认识新媒体的关键之处在于研究“新媒体对社会有什么新意”，而不仅仅明白“什么是新媒体”。正是这一理念推动、鼓舞并成就了《新媒体4.0》。
当我思考20世纪90年代末到今天的20年间发生的变化时，发现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曾经的“新媒体”不再是今天的“新媒体”。主要的数字平台公司于20世纪90年代或21世纪初开始出现，与数字化、移动设备和用户交互相关的多数变革现在已经完全嵌入全球一半以上人口正在使用的媒体之中。2018年，互联网用户数量约为41亿，占全球人口的53%，增速最快的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数字网络人口中，32亿（全球人口的42%）是社交媒体用户，29.5亿（全球人口的39%）是活跃的移动社交媒体用户。2018年被最为广泛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是脸书（Facebook，22亿用户）、优兔网（YouTube，15亿用户）、瓦次艾普（WhatsApp）和脸书通信（Facebook Messenger，均拥有13亿用户），以及微信（WeChat，9.8亿用户）（We Are Social，2018）。
这类发展变化反过来又改变了我们对媒体的看法。世界上大多数出版商和广播公司仍然在运营，有些在近期获得了蓬勃发展，因为它们已经能够通过数字创新吸引新的受众和读者。不过，即使跟20世纪第一个十年相比较，我们使用媒体的方式也已经变得完全不同了。越来越多的人从社交媒体上获取新闻，从数字平台上观看电影和电视，以及在移动设备上玩游戏。公众还有新的机会成为数字媒体内容的创造者，而不仅仅是消费者。这对长期存在的媒体商业模式提出了挑战，并为专业媒体工作者维护其社会角色和道德责任提出了新的挑战。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大型数字技术公司崛起并跻身世界上最强公司之列，这一变化撼动了原有的格局。国际品牌集团所做的2019年全球最强品牌调查发现，十大全球品牌中有六个来自通信媒体和信息技术领域：苹果（Apple，第1位）、谷歌（Google，第2位）、亚马逊（Amazon，第3位）、微软（Microsoft，第4位）、三星（Sumsung，第6位）和脸书（第9位）（Interbrand，2019）。在中国，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BAT）等技术巨头在金融、零售以及媒体和信息技术等行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并越发深入地融入将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整合在一起的“工业4.0”计划中，而这些公司连同华为和联想等硬件制造商也成为全球品牌的增长点。
伴随更大权力而来的是更大的社会责任，许多数字平台公司也一直受困于这个问题。2018年曝光的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丑闻中，8700万脸书用户的个人数据被泄露给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剑桥分析将其用于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美国的总统竞选活动和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中脱欧派的政治活动中，从而引发了全球争议。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和其他国家选举中，“虚假新闻”扮演的角色成为持续不断的公开听证和辩论的主题。人们尤其是女性和少数族裔对于社交媒体中网络骚扰的投诉，导致许多人删除了他们的社交媒体账户，从而破坏了一些数字平台的环境氛围。
数字技术公司不断地被迫去解决《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2018年）提出的“全球科技抵制潮”问题。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甚至向美国国会承认，对脸书这样的公司进行某种形式的监管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监管采取的形式可能因国家和地区而异。欧盟已经推广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由于欧洲市场的规模及其重要性，这项条例已被大多数公司所采纳。人们要求数据主权，或者期望在一个国家内收集的公民数据应该受到收集国家的法律和治理结构的约束，这样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世界各地的本土居民一直要求将数据主权作为其自决权和“数据非殖民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虚假新闻、个人数据滥用以及数字平台公司管理不善的网络骚扰等问题都会引发更为广泛的社会制度信任危机。西方数字平台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政府监管应当“脱手”的立场，认为对其活动的外部控制等同于审查。然而，全球范围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因为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需要本着合作互联的精神进行全球对话，所以在数据和在线信息的使用方面，公民和政府都要求加强问责制度和透明度。随着信息分配的权力变得更大，通信和娱乐行业面临新的道德挑战，也背负着人们希望将数字平台力量用于社会公益方面的期许。与此同时，政府面对与十年前截然不同的情况，也在以这种方式进行实践，从而满足大众的期待。
互联网是一项非比寻常的全球性基础设施，它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全球互联，并使人们成为传播者、学习者、教育者和创造者。但正如加拿大传播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20世纪60年代撰写的关于“全球村”的文章中所预见的那样，提高认识并不总能带来更多的理解。今天，人们使用强大的全球平台传播虚假信息，或者支持、诽谤那些持有异议的人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有证据表明，这些平台确实以这种方式在被滥用。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面对的是促进数据的道德使用，提升技术公司的社会责任，以及利用数字技术的力量应对当前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内容简介
《新媒体4.0》全面整合了新媒体领域的理论与技术，搭配最新的典型案例，为读者完美地呈现新媒体的全貌，是媒体融合领域的必备参考，是媒体从业者和研究者的必备读物。
本书以新媒体的发展史为基础，探讨了新媒体在“全球联网”的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从跨学科的角度考察了新媒体在创意产业对政治、经济、文化造成的影响，讲解了媒体融合的路径方法，论证了新媒体在文化领域、新闻传播领域、政治传播领域和媒体管理领域的地位和意义。
（本文节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新媒体4.0》，题目为编者所加。）
编辑 / 穆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