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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日前发布公告，自8月1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已是今年第二次上调准备金率了，货币当局发出了明确的紧缩信号。
然而，此举也仅仅是信号而已，符号价值远远大于实际意义。调整准备金率，因其迅速收放银根的乘数效应，一向被视为货币政策的“巨斧”，然而在我国，这把“巨斧”其实只砍向了空气。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不同，我国商业银行不仅缴存法定准备金，而且还主动向中央银行缴存超额准备金，据央行统计数据，6月末全部金融机构超额准备率为3.1%，这意味着央行上调准备金率的幅度必须超过3.1个百分点，才能真正达到冻结商业银行资金的目的。
明知小幅上调准备金率收效甚微，但央行仍不得不以此举表明态度。今年上半年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21.5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4%，人民币贷款增加2.18万亿元，同比增长7233亿元，已达全年新增贷款目标的87%。在央行看来，“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等问题必须抓一抓了，而3.1%的超额准备率则显示，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近万亿资金上存央行吃利息，并未用于放贷。
从央行上半年货币政策操作来看，除公开市场工具外，还动用了贷款利率、窗口指导、央行票据、准备金率等工具，但各项经济运行数据并未如央行所愿。流动性过剩与信贷膨胀并存，只是金融非正常运行的表现之一，其实质是金融体系内外平衡出现了问题。就内部平衡而言，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通道不顺畅，直接融资比重过小、民营企业贷款难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就外部平衡而言，巨额外贸顺差给央行造成了被动的货币供给压力，今年上半年贸易顺差同比增长54.9%，6月末外汇储备余额达到9411亿美元，同比增长32.37%，人民币面临进一步升值压力。
解决内部失衡问题，无法绕开利率制度改革；解决外部失衡问题，无法绕开汇率制度改革。在当前利率制度下，全社会资金高度集中于银行系统，形成了事实上的资金垄断，而银行系统效率极其低下，缺乏甄别信贷对象、管理信贷风险的能力与动机，入得银行法眼的企业，投资饥渴，不入银行法眼的企业，资金短缺，由于民间利率远远高出官方利率，寻租活动不可避免，资金配置效率十分低下。在当前汇率制度下，贸易顺差积累的外汇集中到中央银行，央行一方面被动加大货币投放，必须发行票据进行对冲，一方面又须将外汇投资保值，而同时外资又大量流入中国，形成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奇特现象。
上调准备金率，对央行而言也许是“总得做点什么”心态下的无奈之举，我们对此不宜过分苛责。其实货币政策只能解决总量问题，而我们面临的主要是制度问题和结构问题，将宏观调控重任完全压在央行肩上是不可取的。值得警惕的倒是流行的谬误和廉价的吹捧：上调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就声称“冻结了商业银行1500亿资金”，罔顾近万亿资金早已被商业银行自愿“冻结”的事实；连续调整准备金率，就赞为“小步调整、循序渐进”、“与美联储不断小幅加息的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匆匆定性为“软着陆”，却视而不见“窗口指导”在控制信贷规模中的关键作用。
今年上半年GDP增长10.9%，其中第一季度GDP增长10.2%，第二季度则达到11.3%，货币当局很可能据此判断经济过热。如果仅从速度上看，的确有过热之嫌和调控必要，而从结构上看，投资热、出口热、消费冷的格局并未改变，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之类总量政策并不是一服对症之药。从战略全局和长期发展角度视之，“投资热”是我国城市化和工业重型化必然产生的现象，“出口热”则是我国加工贸易特征和“世界工厂”地位的反映，如果片面压制投资和出口，不仅我国比较优势将丧失殆尽，而且发展战略也将彻底打乱。如何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如何在“自由放任”和“一调就灵”之间寻觅中道，仍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
然而，此举也仅仅是信号而已，符号价值远远大于实际意义。调整准备金率，因其迅速收放银根的乘数效应，一向被视为货币政策的“巨斧”，然而在我国，这把“巨斧”其实只砍向了空气。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不同，我国商业银行不仅缴存法定准备金，而且还主动向中央银行缴存超额准备金，据央行统计数据，6月末全部金融机构超额准备率为3.1%，这意味着央行上调准备金率的幅度必须超过3.1个百分点，才能真正达到冻结商业银行资金的目的。
明知小幅上调准备金率收效甚微，但央行仍不得不以此举表明态度。今年上半年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21.5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4%，人民币贷款增加2.18万亿元，同比增长7233亿元，已达全年新增贷款目标的87%。在央行看来，“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等问题必须抓一抓了，而3.1%的超额准备率则显示，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近万亿资金上存央行吃利息，并未用于放贷。
从央行上半年货币政策操作来看，除公开市场工具外，还动用了贷款利率、窗口指导、央行票据、准备金率等工具，但各项经济运行数据并未如央行所愿。流动性过剩与信贷膨胀并存，只是金融非正常运行的表现之一，其实质是金融体系内外平衡出现了问题。就内部平衡而言，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通道不顺畅，直接融资比重过小、民营企业贷款难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就外部平衡而言，巨额外贸顺差给央行造成了被动的货币供给压力，今年上半年贸易顺差同比增长54.9%，6月末外汇储备余额达到9411亿美元，同比增长32.37%，人民币面临进一步升值压力。
解决内部失衡问题，无法绕开利率制度改革；解决外部失衡问题，无法绕开汇率制度改革。在当前利率制度下，全社会资金高度集中于银行系统，形成了事实上的资金垄断，而银行系统效率极其低下，缺乏甄别信贷对象、管理信贷风险的能力与动机，入得银行法眼的企业，投资饥渴，不入银行法眼的企业，资金短缺，由于民间利率远远高出官方利率，寻租活动不可避免，资金配置效率十分低下。在当前汇率制度下，贸易顺差积累的外汇集中到中央银行，央行一方面被动加大货币投放，必须发行票据进行对冲，一方面又须将外汇投资保值，而同时外资又大量流入中国，形成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的奇特现象。
上调准备金率，对央行而言也许是“总得做点什么”心态下的无奈之举，我们对此不宜过分苛责。其实货币政策只能解决总量问题，而我们面临的主要是制度问题和结构问题，将宏观调控重任完全压在央行肩上是不可取的。值得警惕的倒是流行的谬误和廉价的吹捧：上调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就声称“冻结了商业银行1500亿资金”，罔顾近万亿资金早已被商业银行自愿“冻结”的事实；连续调整准备金率，就赞为“小步调整、循序渐进”、“与美联储不断小幅加息的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匆匆定性为“软着陆”，却视而不见“窗口指导”在控制信贷规模中的关键作用。
今年上半年GDP增长10.9%，其中第一季度GDP增长10.2%，第二季度则达到11.3%，货币当局很可能据此判断经济过热。如果仅从速度上看，的确有过热之嫌和调控必要，而从结构上看，投资热、出口热、消费冷的格局并未改变，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之类总量政策并不是一服对症之药。从战略全局和长期发展角度视之，“投资热”是我国城市化和工业重型化必然产生的现象，“出口热”则是我国加工贸易特征和“世界工厂”地位的反映，如果片面压制投资和出口，不仅我国比较优势将丧失殆尽，而且发展战略也将彻底打乱。如何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如何在“自由放任”和“一调就灵”之间寻觅中道，仍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