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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张勋复辟，即使在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是一场闹剧。之所以是闹剧，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没有闹成。
事实上皇帝真的出来了，各地的军头们，还真的就响应了。挂龙旗的，比比皆是。群起响应的态势，之所以没有形成，关键是段祺瑞马厂誓师的迅捷。要不是段祺瑞横插一杆子，复辟还真就成燎原之火了。连曾经参加过反清滦州起义的冯玉祥，对待复辟，也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从开始就坚决反对，当有人征求意见，要他签名时，他只是回答：“我的官儿太小，还是请大官儿们签吧。”（张之江等：《冯玉祥与讨伐张勋复辟》，载《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一卷，764页）
复辟的理由，今天看荒谬，当年说起来却很正当。用沈曾植的话来说，有四大道理。其一，政局动荡，先是二次革命，然后洪宪帝制和反袁起义，再则府院之争。六年凡三次震荡。其二，国会胡闹。国会原本就是不良的国民党人主导，缺乏民意，开会则肆意妄为。其三，军阀割据。武人割据，如东汉末年，联甲倒乙，联乙倒甲，互相吞并。如果有外人乘之，不独有五代石敬瑭割云燕十六州之事，还可能沦为异族的奴隶。其四，生民涂炭，水深火热。横征暴敛，数倍于前。以至于丧失乐生之心，呼号：“吾侪安得复为清廷之氓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张勋复辟时代的文件》）除了这四条理由之外，还应加上“五代式民国”造成的纲常伦理之失，道德廉耻之沦丧（参见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第四章第一节）。在王国维看来，这样的沦丧，以及国民的苦难，跟辛亥以来，中国之政治学术，全为西方新学说统一有关（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404—405页）。这次第，对于遗老来说，类似于顾炎武所说的“亡天下”。不用说，这样下去，中国文化就完了。所有的一切，归根结底，就是民国惹的祸。复辟发生的时候，这个世界还是个标准的丛林时代。这种时代，流行的价值观，都有国家主义倾向，富国强兵，是起码的标准。按这个标准，民初远在及格线以下。
所以，这样对民国的指控，按当时的标准，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军阀割据，政局动荡，国会党争，民众因为军队扩张，互争地盘，内战频仍，的确比之清末新政时期负担加重而且痛苦程度加剧。至于皇帝没有了，所造成的纲常伦理的紊乱，也是实情。比较起来，民国以来，由于是首都的缘故，北京的状况是最好的，社会稳定，经济也不差。但是，从张勋复辟北京市民的反应来看，民众其实对复辟还是相当有兴趣，也相当期待。
民国，或者共和没搞好，的确是实情。
共和政体玩不好，不仅给遗老遗少带来了焦虑，统治者的困扰也不少。从袁世凯到各省的督军，他们发现，在共和制度下，由于君主要素的缺失，传统纲常伦理的摇晃，很难建构一个效忠体系。袁世凯无法保证督军们对他的效忠，而督军以下的军人们，无法保证下属将领对他们的效忠。如果没有赤裸裸的武力控制，系统就维系不住。如果说有别的办法的话，就是用自己人，自己的家人亲戚，或者小同乡、同学、学生。任人唯亲，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常见的现象。再就是引进宗教，引进学理，基督教、喇嘛教和会道门，都成为军阀们维系部下的手段；村治、军国民主义，“五爱”（云南军阀唐继尧的主张）都成为维系的法宝。吴佩孚不是一个复辟论者，但他也感觉到了没有皇帝之后的伦理困境。在他不多的著作中，多次阐述如何在没有君主的情况下，重建效忠的问题。强调忠君仅仅是效忠的一部分，真正的忠，应该是忠于内心，诚实无伪的内心，忠于人，忠于事，忠于长官等等（吴佩孚：《吴佩孚先生集》，台湾：文海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版，45、132页）。但是，他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由于部下的背叛。而他根本就没有办法遏制这种离心的倾向。不仅是吴佩孚，几乎每一个军阀，所面临的最大的威胁，都是内部的叛离。此番讨逆，段祺瑞的胜利，实际也是收买和瓦解对手换来的。这样的胜利，在此后的内战中，高频率地再现，谁都这么干，谁也没办法避免。
袁世凯的帝制，实际上在设计者杨度那里，无非是一种对辛亥扭曲的矫正。然而，在当年的中国，一个大而弱的半殖民地国家，根本没有这个条件，给一个强人击败外国入侵或者遏制外国欺负的机会。在“二十一条”背景下的帝制，遂丧失了起码的合法性。在民族主义的考试中，得了负分，这样的开国之君，就成了石敬瑭和张邦昌。况且，袁世凯还要面对自严复《天演论》以来，新的历史进步观的政治信仰。依康有为的“三世说”，君主专制是据乱世，君主立宪是小康世，民主共和是大同世。制度的演进，本身就有这样一种进化的递进关系。在这个信仰里，制度的倒退，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虽然说，进化论的历史观，仅仅是那些心怀异志的军阀们的一种借口，但他们之所以心怀异志，其实还是共和制效忠体系出的问题。
客观地说，袁氏称帝及其失败，实际上是中国共和制度的一场危机。这个危机的苗头，从民国一开始就已经显现，袁世凯应付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向后转，挖掘传统资源。在形式上，越来越趋于专断和独裁，让总统向皇帝靠拢。在消灭国民党的武装反抗之后，废掉了国会，也随之废掉了政党政治，然后尊孔祭天，重新崇尚传统价值。宪法迟迟不能问世，但总统的职权却一日比一日重，到复辟前夕，袁世凯已经变成了终身总统，而且可以提名下一任总统，近乎一个皇帝了。通过这种方式，削减共和带来的问题，结果只能导向帝制，而这个帝制，虽然说依旧有宪政的框架，但事实上皇帝有了，国会却还没有影。当杨度、梁士诒们将一个洪宪皇帝抬出来的时候，共和的制度危机，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达到了顶点。最后，在遍地烽火中，袁世凯只能尴尬地退了回去，但政局，已经不能复原了。袁世凯的死，才表面化地缓解了危机，让制度和政局，再次回到民元的原点。然而，回到原点的共和，问题依旧，人的毛病和制度的先天不足，一起发作，不久，就出现了无法调和的府院之争，共和的制度危机，再一次爆发。
显然，遗老和张勋，也许还有冯国璋，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危机。在他们看来，这种危机，靠共和自身是无法排解的。唯一的出路，就是恢复帝制，原汁原味的帝制，回到清朝。然而，他们只看到了袁氏称帝，是由于共和的危机，忘了连袁世凯这样的具有雄才大略的枭雄都办不成的事情，才略比袁世凯低了不止一个档次的张勋，怎么可能办成？难道要靠清朝本身的余威吗？那些听闻帝制复辟就高高兴兴挂龙旗、指望能吃上便宜的米面的北京市民，到底是指望皇帝呢，还是非要一个满人皇帝不可？就算北京人对满人皇帝情有独钟，那么南方呢？其实，即使幻想满人皇帝具有魔力的人们，一旦这个魔力并没有出现，也就算了，一哄而散。遗老们念兹在兹的“大清三百年深仁厚泽”，不见得都是正资产，因为这三百年，也有民族的压迫和杀戮，还有令读书人印象深刻的文字狱。 当然，我们不能说，张勋的复辟，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权势。他和他的遗老们，也有家国之思，也有拯救国家危亡的考虑。他们想尽他们的力量，将这个国家列车，扳到一个合适轨道上来。但是，他们开的药方，其实并不对症。
张勋复辟，从大方向上，就已经错了，而他们的具体操作，则更错上加错。张勋复辟的热心参与者张镇芳的好友王锡彤说过，张勋的复辟，从表面上看，是采纳了康有为的意见，实则大谬不然。“其实康之复辟，乃模范（仿）英吉利帝国之制，皇帝仅保虚位，国会实操全权。每年开会、闭会以皇帝命令行之而已，决非恢复宣统旧制也。”
张勋复辟最倚重的遗老沈曾植，虽然也说中国最适合的政体是君主立宪制，但什么叫作君主立宪，他却未必了了。此老被王国维佩服得一塌糊涂，说他“学盖淹贯天人”（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347页）。但大抵精通者，无非中国旧学，而于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基本上连皮毛都没有。正因为如此，复辟后的政体，含糊其辞，好像是君主立宪，又好像是戊戌变法时的政体，连回到辛亥时十九誓条时的境况，都没能做到。国会一字不提也就罢了，但资政院的人大多还在，可以恢复吧，也一字不提。如果按照康有为设计的方案，变大清为中华帝国，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废除跪拜之礼。利用清室昔日的余温，偷换帝制的格局，虽说也成功不了，但至少在观感上，让一部分上层人士看了还顺眼一点。然而，康有为被挂了起来，所有的政策，均出自沈曾植、刘廷琛和万绳栻之手。所作所为，完全按这些年遗老们的感觉来。而这些人的感觉，实际上并不十分靠谱。在他们平日的感觉中，这个国家除了革命党和少数西化派人士，都盼大清复归，如大旱之望云霓。所以，复辟之后的政权，一定要旧，才能得人心。政府旧，官职旧，连皇室也旧。同时，这些人，尤其是沈曾植，对光绪皇帝有很深的感情，对当日的戊戌维新，有着无限的遗憾，复辟帝制，一定要打光绪的招牌，隐隐约约，让戊戌变法重光。哪里知道，时至今日，这样的搞法，让复辟变成了白头宫女话玄宗，没有一丝一毫的新意，都是陈芝麻烂谷子了。退一万步说，即使单讲权谋机变，刘廷琛、胡嗣瑗这些人，也远远不及徐树铮和曾毓隽他们。隐居的日子过长了，好些事情都弄不明白了。复辟失败，待在上海没有前去凑热闹的郑孝胥，一个劲儿地埋怨张勋无谋，谋士躁妄，“才智不足”（《郑孝胥日记》第三册，1672、1701页）。但即使他亲自操盘，估计也好不了多少。后来溥仪做满洲国的皇帝，他去了，还不是照样灰头土脸。
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都是文人附庸强人做出来的。正如王锡彤所说，张勋跟袁世凯比，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袁世凯在清末民初，绝对是第一流的人物，即使是枭雄，也是一流的枭雄。见识、气度、雅量都超过当时人。张勋即使在喜欢他的人们中，也不过一个憨厚的财东，出手大方，仗义疏财，言而有信。在众军头里，不过一个莽夫，敢打敢冲敢玩命。军政两界，没有人真的当他是领袖。做了盟主，无非是机缘巧合，大家起哄。背后的谋主，沈曾植和杨度相比，前者也更像一个迂夫子。洪宪帝制，袁世凯做起来，走一步看一步，谨慎小心，如履薄冰。尽管这样，还是没有做成，不仅没有实现他加强权力的目的，反而葬送了自己。而张勋复辟，几乎是一哄而起，唱了一夜的戏，第二天，中国就帝制再现，而他，就成了这个国家的领袖了。真是“其胆则大，其识则浅”。
政治上一塌糊涂，听凭一群冬烘的遗老折腾。军事上没有布置，完全不考虑如果有人反对，怎样应付。亲自跑来参加复辟的实力派人物冯德麟，除了几个随从，没有带一兵一卒。升允吹出来的蒙古骑兵，也没有影子。为了过一把做北洋领袖的瘾，张勋居然做起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顺便就把最不该得罪的直隶军头曹锟给得罪了。等于活活在人家的地盘，抢了人家的帽子。自古强龙都不压地头蛇，他一个只带了五千兵的武夫，连强龙都算不上，只能算是一条过路的菜花蛇。论盟友，但凡有实力的主儿，都没有搞定。冯国璋的支持是虚的，段祺瑞连口头承诺都没有。徐世昌也是含含糊糊。陆荣廷的支持，更带有想象成分。讲人事，则尽用旧人，内阁班底，一干失意官僚而已。核心权力圈的几块料，没有一个明白人。说起来，张勋复辟，所有的底气和保障都来自徐州会议上军头的承诺，以及这一阵儿他们来往的函电。漫说这些承诺未必真的有，就算是有，有哪个政治家，敢凭借这些空头承诺就行动的呢？徐世昌说张勋鲁莽灭裂，真是一针见血。袁世凯的帝制都不能成，张勋能成事，简直没有天理了。说到底，张勋并不是北洋系的老大，连嫡系都不算。由他出面复辟，做了小朝廷的老大，没有人会真正服气。遗老之一的陈毅，说这些北洋将领最终没有响应复辟，是“志在争功”，其实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申君：《清末民初云烟录》，132页）。一个小小的徐州王，忽然变成了中国的第一号，封功行赏，连官帽子都不肯多批发几个，每人升一级的虚名，都不肯满足，搁在谁身上，能心平气和呢？
不过，从另一个方面看，之所以在两年之内接连发生两次帝制复辟，当时的中国，的确也存在需要帝制的民情。我们的教科书说，两次复辟失败，说明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显然过于想当然。怎么不想想，共和都深入人心了，为何会有两次帝制复辟？其实，如果这期间有哪个强人，能够操作出帝制而且巩固之，那么，老百姓还真的就能接受并欢迎帝制。遗老们通过帝制复活而重建社会伦理结构的企望，在民间也是有呼应的。在任何时代，作为社会精英的乡绅都渴望秩序，老百姓也都渴望秩序，尤其是建立在伦理道德基础上的秩序。革命革掉了皇帝，所带来的伦理道德的摇晃，也让一般百姓，感到了困惑和不安。而由伦理摇晃加剧的社会动荡，更是令他们的生活糟了。兵乱，匪乱，流氓的滋扰，在民国之后，都在加剧。清末原本处于非法状态的帮会，民国后在很多地方，都变成了秩序的中枢。连士绅都非得加入帮会，才能自存。民国的建立，即使在袁世凯这个强人当家的时代，都没有给老百姓以他们期待的秩序，更何况后袁时代？就秩序而言，民国就是一个乱世。借用陈志让的说法，一个社会从绅军秩序，变为军绅秩序，被统治者的感觉并不好。军阀割据，就意味军人的发言权至大，也意味战争。一方面，统治的语言变为强权说了算，一方面，则战事频繁。尽管说当时就相当于五代十国，有些夸张，多数的军阀，还不至于没有文明的底线，毕竟，他们原本就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物，已经到了二十世纪，军人即使作恶，怎么也不至于像五代军人那样，胡乱杀人，用人肉做干粮，但军人的统治，在某些地区，的确没有清末新政时期那样规矩也是实情。 中国人进入近代，正好赶上一个异族王朝，大概从开始就意味某种不幸。西方对中国思想的影响，民族主义的觉醒是一个当然的副产品。这样的副产品，跟中国古老的华夷之辨融合起来。对于作为异族统治的王朝政府，无疑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对于知识精英，也是一种别扭。两者加起来，平白增加了这个国家的转型难度。清末满人亲贵的收权，本身就是这种梦魇带来的恐惧感的结果。而这样做的结果，却更加印证了“非我族类”的汉人猜想。使得本该走英国道路的转型，变为不可能。后面的路怎么走，历史给国人留了一个非常难做的题。做难题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知识，二是时间，三是智慧。显然，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国人在这三个方面，都太欠缺了。缺乏知识，绝少智慧，而且不给当家者时间。
孙中山不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在民国的政治演进中，他很多时候，都是扮演一个跳来跳去的角色，捣乱有余，成事不足。但是，他设计的政治演进三步走的方案，却不无道理。唯一的缺憾，是训政阶段的训，由国民党来训导人民，是有问题的。这个训，如果理解为民众在精英帮助下的自我训练，民主宪政的训练，也许就比较靠谱了。当然，这样的训练，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而民国时期，恰好赶上世界丛林时代的竞争高峰。两次世界大战，一次不落，全部赶上。中国没有在共和制上亡掉，已经算是万幸。
两次帝制复辟失败后，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部分知识精英趋于激进。他们当然也看到了中国的问题，但开出的药方，却跟遗老们相反。试图用进一步的思想和伦理变革，来挽救国运。在进化论的路径上狂奔，用一次次更激烈的制度变革，来解决变革本身的问题。结果，不仅遗老们的焦虑加深，连当年反复辟的健将，也开始焦虑了。
一九二七年三月，康有为死的时候，梁启超由于身体原因，没有去青岛奔丧。但此时的他，似乎对老师在复辟中的作为，有了一点理解。在他亲拟的祭文中，并没有忌讳复辟的话题，他写道：“复辟之役，世多以此为师诟病，虽我小子，亦不敢曲从而漫应。虽然丈夫立身，各有本末，师之所以自处者，岂曰不得其正！思报先帝之知于地下，则于吾君之子而行吾敬。栖燕不以人去而辞巢，贞松不以岁寒而改性，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毅然行吾心之所以自靖。斯正吾师之所以大过人，抑亦人纪之所攸托命，任少年之喜谤，今盖棺而论定。”在这里，至少，康记的复辟，已经隐含了一种值得称道的品质了（《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四十四，30页）。
此时，北伐已起，大革命席卷全国，梁启超虽然已经退出政界，却已经开始忧心赤化了，“今大乱方作始耳，他日迁流所届，曾不知其垠”（同上书，31页）。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他跟遗老一样，有斩不断的感情，也有了丝丝屡屡的忧虑。
接连两次帝制的尝试都失败了，从此而后，除了零星但绵延不绝的农民称帝事件外，在这块土地上，帝制消失了。可是，帝制消失了，但帝制的幽灵没有消失。这个幽灵比帝制本身更可怕，像一只无形的手，拖着历史往专制、独裁的方向走。
事实上皇帝真的出来了，各地的军头们，还真的就响应了。挂龙旗的，比比皆是。群起响应的态势，之所以没有形成，关键是段祺瑞马厂誓师的迅捷。要不是段祺瑞横插一杆子，复辟还真就成燎原之火了。连曾经参加过反清滦州起义的冯玉祥，对待复辟，也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从开始就坚决反对，当有人征求意见，要他签名时，他只是回答：“我的官儿太小，还是请大官儿们签吧。”（张之江等：《冯玉祥与讨伐张勋复辟》，载《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一卷，764页）
复辟的理由，今天看荒谬，当年说起来却很正当。用沈曾植的话来说，有四大道理。其一，政局动荡，先是二次革命，然后洪宪帝制和反袁起义，再则府院之争。六年凡三次震荡。其二，国会胡闹。国会原本就是不良的国民党人主导，缺乏民意，开会则肆意妄为。其三，军阀割据。武人割据，如东汉末年，联甲倒乙，联乙倒甲，互相吞并。如果有外人乘之，不独有五代石敬瑭割云燕十六州之事，还可能沦为异族的奴隶。其四，生民涂炭，水深火热。横征暴敛，数倍于前。以至于丧失乐生之心，呼号：“吾侪安得复为清廷之氓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张勋复辟时代的文件》）除了这四条理由之外，还应加上“五代式民国”造成的纲常伦理之失，道德廉耻之沦丧（参见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第四章第一节）。在王国维看来，这样的沦丧，以及国民的苦难，跟辛亥以来，中国之政治学术，全为西方新学说统一有关（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404—405页）。这次第，对于遗老来说，类似于顾炎武所说的“亡天下”。不用说，这样下去，中国文化就完了。所有的一切，归根结底，就是民国惹的祸。复辟发生的时候，这个世界还是个标准的丛林时代。这种时代，流行的价值观，都有国家主义倾向，富国强兵，是起码的标准。按这个标准，民初远在及格线以下。
所以，这样对民国的指控，按当时的标准，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军阀割据，政局动荡，国会党争，民众因为军队扩张，互争地盘，内战频仍，的确比之清末新政时期负担加重而且痛苦程度加剧。至于皇帝没有了，所造成的纲常伦理的紊乱，也是实情。比较起来，民国以来，由于是首都的缘故，北京的状况是最好的，社会稳定，经济也不差。但是，从张勋复辟北京市民的反应来看，民众其实对复辟还是相当有兴趣，也相当期待。
民国，或者共和没搞好，的确是实情。
共和政体玩不好，不仅给遗老遗少带来了焦虑，统治者的困扰也不少。从袁世凯到各省的督军，他们发现，在共和制度下，由于君主要素的缺失，传统纲常伦理的摇晃，很难建构一个效忠体系。袁世凯无法保证督军们对他的效忠，而督军以下的军人们，无法保证下属将领对他们的效忠。如果没有赤裸裸的武力控制，系统就维系不住。如果说有别的办法的话，就是用自己人，自己的家人亲戚，或者小同乡、同学、学生。任人唯亲，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常见的现象。再就是引进宗教，引进学理，基督教、喇嘛教和会道门，都成为军阀们维系部下的手段；村治、军国民主义，“五爱”（云南军阀唐继尧的主张）都成为维系的法宝。吴佩孚不是一个复辟论者，但他也感觉到了没有皇帝之后的伦理困境。在他不多的著作中，多次阐述如何在没有君主的情况下，重建效忠的问题。强调忠君仅仅是效忠的一部分，真正的忠，应该是忠于内心，诚实无伪的内心，忠于人，忠于事，忠于长官等等（吴佩孚：《吴佩孚先生集》，台湾：文海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版，45、132页）。但是，他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由于部下的背叛。而他根本就没有办法遏制这种离心的倾向。不仅是吴佩孚，几乎每一个军阀，所面临的最大的威胁，都是内部的叛离。此番讨逆，段祺瑞的胜利，实际也是收买和瓦解对手换来的。这样的胜利，在此后的内战中，高频率地再现，谁都这么干，谁也没办法避免。
袁世凯的帝制，实际上在设计者杨度那里，无非是一种对辛亥扭曲的矫正。然而，在当年的中国，一个大而弱的半殖民地国家，根本没有这个条件，给一个强人击败外国入侵或者遏制外国欺负的机会。在“二十一条”背景下的帝制，遂丧失了起码的合法性。在民族主义的考试中，得了负分，这样的开国之君，就成了石敬瑭和张邦昌。况且，袁世凯还要面对自严复《天演论》以来，新的历史进步观的政治信仰。依康有为的“三世说”，君主专制是据乱世，君主立宪是小康世，民主共和是大同世。制度的演进，本身就有这样一种进化的递进关系。在这个信仰里，制度的倒退，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虽然说，进化论的历史观，仅仅是那些心怀异志的军阀们的一种借口，但他们之所以心怀异志，其实还是共和制效忠体系出的问题。
客观地说，袁氏称帝及其失败，实际上是中国共和制度的一场危机。这个危机的苗头，从民国一开始就已经显现，袁世凯应付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向后转，挖掘传统资源。在形式上，越来越趋于专断和独裁，让总统向皇帝靠拢。在消灭国民党的武装反抗之后，废掉了国会，也随之废掉了政党政治，然后尊孔祭天，重新崇尚传统价值。宪法迟迟不能问世，但总统的职权却一日比一日重，到复辟前夕，袁世凯已经变成了终身总统，而且可以提名下一任总统，近乎一个皇帝了。通过这种方式，削减共和带来的问题，结果只能导向帝制，而这个帝制，虽然说依旧有宪政的框架，但事实上皇帝有了，国会却还没有影。当杨度、梁士诒们将一个洪宪皇帝抬出来的时候，共和的制度危机，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达到了顶点。最后，在遍地烽火中，袁世凯只能尴尬地退了回去，但政局，已经不能复原了。袁世凯的死，才表面化地缓解了危机，让制度和政局，再次回到民元的原点。然而，回到原点的共和，问题依旧，人的毛病和制度的先天不足，一起发作，不久，就出现了无法调和的府院之争，共和的制度危机，再一次爆发。
显然，遗老和张勋，也许还有冯国璋，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危机。在他们看来，这种危机，靠共和自身是无法排解的。唯一的出路，就是恢复帝制，原汁原味的帝制，回到清朝。然而，他们只看到了袁氏称帝，是由于共和的危机，忘了连袁世凯这样的具有雄才大略的枭雄都办不成的事情，才略比袁世凯低了不止一个档次的张勋，怎么可能办成？难道要靠清朝本身的余威吗？那些听闻帝制复辟就高高兴兴挂龙旗、指望能吃上便宜的米面的北京市民，到底是指望皇帝呢，还是非要一个满人皇帝不可？就算北京人对满人皇帝情有独钟，那么南方呢？其实，即使幻想满人皇帝具有魔力的人们，一旦这个魔力并没有出现，也就算了，一哄而散。遗老们念兹在兹的“大清三百年深仁厚泽”，不见得都是正资产，因为这三百年，也有民族的压迫和杀戮，还有令读书人印象深刻的文字狱。 当然，我们不能说，张勋的复辟，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权势。他和他的遗老们，也有家国之思，也有拯救国家危亡的考虑。他们想尽他们的力量，将这个国家列车，扳到一个合适轨道上来。但是，他们开的药方，其实并不对症。
张勋复辟，从大方向上，就已经错了，而他们的具体操作，则更错上加错。张勋复辟的热心参与者张镇芳的好友王锡彤说过，张勋的复辟，从表面上看，是采纳了康有为的意见，实则大谬不然。“其实康之复辟，乃模范（仿）英吉利帝国之制，皇帝仅保虚位，国会实操全权。每年开会、闭会以皇帝命令行之而已，决非恢复宣统旧制也。”
张勋复辟最倚重的遗老沈曾植，虽然也说中国最适合的政体是君主立宪制，但什么叫作君主立宪，他却未必了了。此老被王国维佩服得一塌糊涂，说他“学盖淹贯天人”（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347页）。但大抵精通者，无非中国旧学，而于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基本上连皮毛都没有。正因为如此，复辟后的政体，含糊其辞，好像是君主立宪，又好像是戊戌变法时的政体，连回到辛亥时十九誓条时的境况，都没能做到。国会一字不提也就罢了，但资政院的人大多还在，可以恢复吧，也一字不提。如果按照康有为设计的方案，变大清为中华帝国，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废除跪拜之礼。利用清室昔日的余温，偷换帝制的格局，虽说也成功不了，但至少在观感上，让一部分上层人士看了还顺眼一点。然而，康有为被挂了起来，所有的政策，均出自沈曾植、刘廷琛和万绳栻之手。所作所为，完全按这些年遗老们的感觉来。而这些人的感觉，实际上并不十分靠谱。在他们平日的感觉中，这个国家除了革命党和少数西化派人士，都盼大清复归，如大旱之望云霓。所以，复辟之后的政权，一定要旧，才能得人心。政府旧，官职旧，连皇室也旧。同时，这些人，尤其是沈曾植，对光绪皇帝有很深的感情，对当日的戊戌维新，有着无限的遗憾，复辟帝制，一定要打光绪的招牌，隐隐约约，让戊戌变法重光。哪里知道，时至今日，这样的搞法，让复辟变成了白头宫女话玄宗，没有一丝一毫的新意，都是陈芝麻烂谷子了。退一万步说，即使单讲权谋机变，刘廷琛、胡嗣瑗这些人，也远远不及徐树铮和曾毓隽他们。隐居的日子过长了，好些事情都弄不明白了。复辟失败，待在上海没有前去凑热闹的郑孝胥，一个劲儿地埋怨张勋无谋，谋士躁妄，“才智不足”（《郑孝胥日记》第三册，1672、1701页）。但即使他亲自操盘，估计也好不了多少。后来溥仪做满洲国的皇帝，他去了，还不是照样灰头土脸。
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都是文人附庸强人做出来的。正如王锡彤所说，张勋跟袁世凯比，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袁世凯在清末民初，绝对是第一流的人物，即使是枭雄，也是一流的枭雄。见识、气度、雅量都超过当时人。张勋即使在喜欢他的人们中，也不过一个憨厚的财东，出手大方，仗义疏财，言而有信。在众军头里，不过一个莽夫，敢打敢冲敢玩命。军政两界，没有人真的当他是领袖。做了盟主，无非是机缘巧合，大家起哄。背后的谋主，沈曾植和杨度相比，前者也更像一个迂夫子。洪宪帝制，袁世凯做起来，走一步看一步，谨慎小心，如履薄冰。尽管这样，还是没有做成，不仅没有实现他加强权力的目的，反而葬送了自己。而张勋复辟，几乎是一哄而起，唱了一夜的戏，第二天，中国就帝制再现，而他，就成了这个国家的领袖了。真是“其胆则大，其识则浅”。
政治上一塌糊涂，听凭一群冬烘的遗老折腾。军事上没有布置，完全不考虑如果有人反对，怎样应付。亲自跑来参加复辟的实力派人物冯德麟，除了几个随从，没有带一兵一卒。升允吹出来的蒙古骑兵，也没有影子。为了过一把做北洋领袖的瘾，张勋居然做起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顺便就把最不该得罪的直隶军头曹锟给得罪了。等于活活在人家的地盘，抢了人家的帽子。自古强龙都不压地头蛇，他一个只带了五千兵的武夫，连强龙都算不上，只能算是一条过路的菜花蛇。论盟友，但凡有实力的主儿，都没有搞定。冯国璋的支持是虚的，段祺瑞连口头承诺都没有。徐世昌也是含含糊糊。陆荣廷的支持，更带有想象成分。讲人事，则尽用旧人，内阁班底，一干失意官僚而已。核心权力圈的几块料，没有一个明白人。说起来，张勋复辟，所有的底气和保障都来自徐州会议上军头的承诺，以及这一阵儿他们来往的函电。漫说这些承诺未必真的有，就算是有，有哪个政治家，敢凭借这些空头承诺就行动的呢？徐世昌说张勋鲁莽灭裂，真是一针见血。袁世凯的帝制都不能成，张勋能成事，简直没有天理了。说到底，张勋并不是北洋系的老大，连嫡系都不算。由他出面复辟，做了小朝廷的老大，没有人会真正服气。遗老之一的陈毅，说这些北洋将领最终没有响应复辟，是“志在争功”，其实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申君：《清末民初云烟录》，132页）。一个小小的徐州王，忽然变成了中国的第一号，封功行赏，连官帽子都不肯多批发几个，每人升一级的虚名，都不肯满足，搁在谁身上，能心平气和呢？
不过，从另一个方面看，之所以在两年之内接连发生两次帝制复辟，当时的中国，的确也存在需要帝制的民情。我们的教科书说，两次复辟失败，说明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显然过于想当然。怎么不想想，共和都深入人心了，为何会有两次帝制复辟？其实，如果这期间有哪个强人，能够操作出帝制而且巩固之，那么，老百姓还真的就能接受并欢迎帝制。遗老们通过帝制复活而重建社会伦理结构的企望，在民间也是有呼应的。在任何时代，作为社会精英的乡绅都渴望秩序，老百姓也都渴望秩序，尤其是建立在伦理道德基础上的秩序。革命革掉了皇帝，所带来的伦理道德的摇晃，也让一般百姓，感到了困惑和不安。而由伦理摇晃加剧的社会动荡，更是令他们的生活糟了。兵乱，匪乱，流氓的滋扰，在民国之后，都在加剧。清末原本处于非法状态的帮会，民国后在很多地方，都变成了秩序的中枢。连士绅都非得加入帮会，才能自存。民国的建立，即使在袁世凯这个强人当家的时代，都没有给老百姓以他们期待的秩序，更何况后袁时代？就秩序而言，民国就是一个乱世。借用陈志让的说法，一个社会从绅军秩序，变为军绅秩序，被统治者的感觉并不好。军阀割据，就意味军人的发言权至大，也意味战争。一方面，统治的语言变为强权说了算，一方面，则战事频繁。尽管说当时就相当于五代十国，有些夸张，多数的军阀，还不至于没有文明的底线，毕竟，他们原本就是中国现代化的产物，已经到了二十世纪，军人即使作恶，怎么也不至于像五代军人那样，胡乱杀人，用人肉做干粮，但军人的统治，在某些地区，的确没有清末新政时期那样规矩也是实情。 中国人进入近代，正好赶上一个异族王朝，大概从开始就意味某种不幸。西方对中国思想的影响，民族主义的觉醒是一个当然的副产品。这样的副产品，跟中国古老的华夷之辨融合起来。对于作为异族统治的王朝政府，无疑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对于知识精英，也是一种别扭。两者加起来，平白增加了这个国家的转型难度。清末满人亲贵的收权，本身就是这种梦魇带来的恐惧感的结果。而这样做的结果，却更加印证了“非我族类”的汉人猜想。使得本该走英国道路的转型，变为不可能。后面的路怎么走，历史给国人留了一个非常难做的题。做难题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知识，二是时间，三是智慧。显然，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国人在这三个方面，都太欠缺了。缺乏知识，绝少智慧，而且不给当家者时间。
孙中山不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在民国的政治演进中，他很多时候，都是扮演一个跳来跳去的角色，捣乱有余，成事不足。但是，他设计的政治演进三步走的方案，却不无道理。唯一的缺憾，是训政阶段的训，由国民党来训导人民，是有问题的。这个训，如果理解为民众在精英帮助下的自我训练，民主宪政的训练，也许就比较靠谱了。当然，这样的训练，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而民国时期，恰好赶上世界丛林时代的竞争高峰。两次世界大战，一次不落，全部赶上。中国没有在共和制上亡掉，已经算是万幸。
两次帝制复辟失败后，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部分知识精英趋于激进。他们当然也看到了中国的问题，但开出的药方，却跟遗老们相反。试图用进一步的思想和伦理变革，来挽救国运。在进化论的路径上狂奔，用一次次更激烈的制度变革，来解决变革本身的问题。结果，不仅遗老们的焦虑加深，连当年反复辟的健将，也开始焦虑了。
一九二七年三月，康有为死的时候，梁启超由于身体原因，没有去青岛奔丧。但此时的他，似乎对老师在复辟中的作为，有了一点理解。在他亲拟的祭文中，并没有忌讳复辟的话题，他写道：“复辟之役，世多以此为师诟病，虽我小子，亦不敢曲从而漫应。虽然丈夫立身，各有本末，师之所以自处者，岂曰不得其正！思报先帝之知于地下，则于吾君之子而行吾敬。栖燕不以人去而辞巢，贞松不以岁寒而改性，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毅然行吾心之所以自靖。斯正吾师之所以大过人，抑亦人纪之所攸托命，任少年之喜谤，今盖棺而论定。”在这里，至少，康记的复辟，已经隐含了一种值得称道的品质了（《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四十四，30页）。
此时，北伐已起，大革命席卷全国，梁启超虽然已经退出政界，却已经开始忧心赤化了，“今大乱方作始耳，他日迁流所届，曾不知其垠”（同上书，31页）。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他跟遗老一样，有斩不断的感情，也有了丝丝屡屡的忧虑。
接连两次帝制的尝试都失败了，从此而后，除了零星但绵延不绝的农民称帝事件外，在这块土地上，帝制消失了。可是，帝制消失了，但帝制的幽灵没有消失。这个幽灵比帝制本身更可怕，像一只无形的手，拖着历史往专制、独裁的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