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此次的网民代表参与“躲猫猫”事件调查更多具有象征性参与的色彩：调查由省委宣传部协调组织，参与的网民主要来源于副部长伍皓的QQ群“伍皓网络意见箱”，“成员数百人，多为媒体记者和网络写手”； 调查议题在8点半至11点的大巴路途上商定，调查只持续6个小时；设想中的调查核心，如观看监控录像以及与犯罪嫌疑人见面被看守所拒绝。
　　也许在调查委员会被命名为“舆论事件真相调查委员会”时，这次调查就注定了不会成为一些媒体所渲染的“革命之路”：舆论是公众对事件的回应，而真相是公众渴求的对于事件的真实叙述，三者之间的区别和关联，它们所涉及的众多机构和复杂运作，显然不是几个小时内召集的一个委员会所能够承担和“调查”的。
　　所以与周老虎事件中色影无忌的网友和攀枝花的网友搜索和发现铁证相比，不必去苛责在从省委大门到看守所的路上，参与调查的一个网民向网站直播调查组情况，而另外两个网民“都一边说出自己想知道的问题，一边兴奋地拍照记录车上每一个人的表情”；更不必讶异，一个网民在调查中所提出的问题，被公安局副局長回答为“这是一个法律常识”：如同网友组长“风之末端”其后的总结：“如果我们委员的法律水平更高一些，还可以进一步做些事……遗憾就是我们听看到的不足以做结论”。
　　但这种象征性参与并非不具备其象征价值乃至实质性的意义。政府、公众与媒体都在学习和成长。无论媒介和网民们对于调查小组及其报告的有限肯定、不满或者质疑，乃至对于调查小组网民成员的“人肉搜索”，都显示了中国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和理性思辨能力，而这对于克服民主政治中的政治疏离感和犬儒主义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而以这个事件中的另一核心人物、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为例，当公安局向他反映最初采访时说的是“瞎子摸鱼”而媒体将它变成了“躲猫猫”时，他表示“这个不是问题的核心。即使你换成‘瞎子摸鱼’，大家仍然对游戏致人死亡这个结论有怀疑”，这一方面表明他对于新闻工作的相对宽容，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对于社会情境中的网络舆论的理解——也许既基于其前记者和“新闻方面舆论应对的专家”的身份，也源自“周老虎”、“俯卧撑”等诸多事件对官员们的历练；更重要的是他所明确显示的对于以往的“拖”、“失声”、“删”等政策的反思和表态：“网友渴求真相和知情权，这与我们宣传部的立场是一致的”，甚至对于调查组报告最后的结语“感谢省委宣传部”他也表示了异议——“不是你们感谢，而是我要感谢你们”。
　　政府政治、公众与媒体，从来是共生性的行动领域，在这个激荡的时代面临着激辩、界定和捍卫公共利益的共同使命。开放和民主的政府政治，知情和参与的公众，作为公共论坛的媒体，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观察到国新办网络局对于云南“开创宣传思想新的思路”的褒奖，联系温总理在剑桥大学演讲遭遇突发事件后国内媒体打破“惯例”和回归新闻职业常态的表现，这些也许都使得中国的公众和网民们有了更高的期待：伍皓所言的“对舆论的尊重和敬畏”，公众所渴望的了解真相的权力和渠道，能否真正成为一种民主的制度安排？（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