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改革事业可谓突飞猛进。除底层实践与顶层设计外，改革研究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涌现出一批实操型的改革理念家。
　　比如杜润生农研室当时是中央直属咨议机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是它最为人知的成果，引领了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在改革洪流中推出了一批有胆有识的年轻智囊群体，他们从田间到工厂，脚踏实地研究中国现实问题，为改革决策提供弥足珍贵的依据。又比如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二三十岁的青年学者与局长部长们纵论改革大势，彼此为中国改革的出路和对策争得面红耳赤，就为下一步改革理清了思路。
　　80年代的改革可谓理想主义，政策研究者未被名缰利索，制订的政策也未被部门利益、集团利益所绑架。这其中改革智囊们的自我定位与态度是个关键因素。
　　當今，智囊及智库不能只是政府的“传声筒”，必须保持其独立性，唯其如此，才能保障为政府或社会提供公正、客观的研究、建议、意见，这也正是新时期智囊或智库的根本价值所在。
　　“独立性、高质量、影响力”是独立智囊或智库一以贯之的灵魂和准则。而“独立性、高质量、影响力”这三大核心价值中，又数“独立性”最为核心和关键。无独立性的智囊好比“师爷”，无独立性的智库充其量只是某种“传声筒”。
　　当前，中国的改革大业进入关键时期，越是此时越是离不开真知灼见的中国智囊们。时代对中国智囊们的要求，独立性和家国情怀是必备的两项特质。
　　首先是独立性。第一，智囊们在政治上需有相对的独立性，中国虽不具备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智库，仍脱离不了体制生存，但其作为一种介于政府、社会、学术界之间的第三方，提供决策性或是储备性政策以及长远战略规划，其公共性特质是明显的必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都应是公共智囊团。
　　中国目前大部分是官方和半官方的附属型智库，研究资金来源于政府，研究者属于政府终身公务员编制，工资和职位由政府决定等，智库往往就会异化和失去公共性或民间性的本质，成为政府政策的宣传者和诠释者，很难提出具有质疑精神的意见建议。很难想象，这样的政策研究者会为坚持己见再与部委官员们争得“面红耳赤”。公共智囊团的立场和定位，不能失去其公共性与独立性，否则就会从学者变成官员，失去其存在价值和意义。
　　另一方面，当政者也要善于敢于听取建言、诤言。所谓智囊们进“中南海问策”，既是中央领导们的“集体学习”，又是切磋改革议题的良机。当政者唯有广开言路、勇于纳谏，才会有切中时弊的良策出炉。
　　第二，智囊们在利益上需要独立性，不被利益集团所左右，不为自身利益名缰利锁。时代呼唤独立精神的公共智囊团，为根除顽症开出一剂剂苦口良药。
　　第三，智囊们在观念上需要独立性，即不囿于小圈子，不文人相轻，不一唱一和。这一点不只是端正学术风气问题，而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除保持独立性之外，家国情怀是中国智囊应有的另一项重要特质。无论是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老一代政策研究者还是新一辈学界新锐，他们作为“国家智囊”，家国情怀是必需的品质。作为公共智囊团，他们既要建言中南海，也要沟通民众，上忧国家，下抚其民。
　　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无论是L型态势将走多长，经济增长率无论是7%还是6.5%甚或低于6%，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在于中国是否能打造出新型增长平台，摆脱既往靠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把负面因素对冲掉，让产业升级换代，培育出新的动力模式。
　　归根结底，供给侧改革首先是政策的供给，有一个独立的思想市场、观念市场以及政策争论空间，才会有中国改革大业的未来。而这，离不开中国智囊们的独立性与家国情怀，为此献计献策，再立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