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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平淡二十七载
我是牧民的儿子,老家在西藏昌都察雅县。15岁那年(1971年)进中央民族学院学习,1976年分配到西藏贫下中农协会工作,1979年恢复成立西藏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我又被调往新成立的区纪检委工作。1986年在西藏党校学习一年,1987年在中央党校西藏民族干部班学习两年。在纪检委工作期间,从副科长、处长、监察厅副厅长,一步一步走上领导岗位。1996年在哲蚌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哲蚌寺是西藏最大的寺庙,这块工作难度大,而我的工作主要同那些德高望重的老经师们沟通,对于年轻的我来说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哲蚌寺半年我获益甚多。1997年9月到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这是我第二次进中央党校。两个月后,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研究决定我到阿里任专员。我再三请求组织让我完成这次学习后再去任职,组织上还是没同意。
从我参加工作到这时已有27个春秋,这是普普通通、平平淡淡的27载。这27年来,也为我今后的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受命于危难之际
1997年,阿里地区遭遇百年未见的大雪。这场大雪从1997年9月一直下到1998年4月。我接到任命书就马不停蹄回到拉萨,并赶往阿里上任。当时日喀则通往改则的道路完全堵塞,我的前任阿布专员带我走那曲到改则这条路。整整走了五天才来到了阿里狮泉河。从拉萨到当雄,到那曲,一直到狮泉河,一路上都是漫天大雪。在那曲,我高原反映强烈,头晕、无力,差点倒下。我想完了,在那曲都这个样子,到了阿里还不知道怎样呢?结果过了那曲越走感觉越好,一到狮泉河就完全适应了。
面对这次雪灾,我的心情是极为沉重的。我是党的一个领导干部,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关系到我们党和政府的形象。我是阿里专员啊,七万阿里人民在期盼着我们啊。在狮泉河我呆了三天,整天听汇报、做调研。紧接着去了日土县检查救灾工作,后又到了札达县。接区党委通知,我又从札达县赶到措勤县去接区党委原副书记丹增同志。丹增副书记是1998年2月来的阿里,呆了一个月,回拉萨不到一个月,又第二次返回阿里。丹增副书记的到来,不仅给阿里的工作带来了区党委、政府对阿里雪灾的高度重视和关心,也对我的新任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阿里地广人稀,救灾难度非常大。一遇雪灾,不要说保牲畜,就是保人难度都是很大的。阿里三十万平方公里,是农牧区,农牧民居住分散。一个牧民带上几百只牛羊就走了,到哪儿去放牧,谁也说不清。为找一个人,一户一户排查。这次雪灾直接经济损失三亿元。但我们没有死亡一个人。
这次雪灾,让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跑遍全地区,有的县去了两次以上。雪灾过后,我也初步了解了全地区各县的基本情况,了解到全地区干部的思想状况。
阿里的1998年
阿里交通不畅、信息闭塞,出去的人很少很少,不了解外面的世界,除地直部门人员有机会到拉萨开会学习以外,县乡一级干部几乎没有去过拉萨。我和白玛才旺书记是从拉萨过来的,尽管没有什么特别高明之处,但我们感觉阿里同西藏其它城市相比差距非常的大,特别是许多干部的思想观念。1998年3月,地委书记白玛才旺和我决定召开地委扩大会,我们认为阿里要发展,阿里农牧民的收入要提高,阿里的落后面貌要改变,关键的关键是思想观念的转变。思想观念转变,这成了我们这一届新的领导班子上任以后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利用8个月的时间,集中精力学习中央和区党委、政府关于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一系列指示。并结合阿里实际,谈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有什么好处,外面世界通过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是怎么发生变化的,从个人的角度谈促进阿里发展有哪些不足之处。慢慢地,我们理清了思路。过去总是认为,外面来了人,肥水就外流,开发什么项目,要本地人,这种观念是普遍的。针对这种思想,我们认为,阿里要发展,阿里要进步,一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二要开放,而且还要大开放。不开放,阿里就没有出路,没有希望。刚开始的时候,阻力也是非常大,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个没干过,那也没干过,都是跟原来比。
1998年8月,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杨传堂带领工作组来到阿里,走完了阿里7个县。传堂书记在阿里期间对我的启发是很大的,对后来阿里的发展作了许多有前瞻性的开启性工作。传堂书记回到拉萨后,自治区召开了党政联席会议,专题研究阿里,形成纪要。这个纪要对阿里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联席会议后,自治区及各区直单位对阿里的支持力度,与过去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实践证明我们是对的。如果当初阿里不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阿里今天的发展,是不可以想象的。不管是一个地区也好,一个部门也好,起决定作用的是自己内部,不是外部。阿里的发展,县级以上干部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这些人的思想观念没有转变过来,要开展工作那将是举步维艰。
阿里的1998,是阿里人思想观念转变的一年,也是阿里大发展关键的一年。1997年,阿里的投资总资金不到3000万元,2003年,阿里的投资资金已达6亿元。这些变化,都得益于1998年的思想观念转变。
希望与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
1998年以后,我们要求我们的干部要学会在市场经济中发展城市经济的思维,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新思维模式。1998年以前,阿里没有一条像模像样的商业街,连基本的城市环境都不具备,怎么发展城市经济?我们决定:在城市建设方面(商业街建设)我们不投一分钱,只给政策,按企、事业单位所在地划地皮,企、事业单位必须在所在地的规定时间内建设好自己的形象建设。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建设好,全部收回所在地地皮。这样一来,所有的企事业单位都活起来了。我们原来有个科委主任多吉顿珠,现在退休了,为了阿里治沙工程,到拉萨落实资金,去找区党委原书记陈奎元同志,从早上上班开始找,找了一天,晚上陈书记出来散步才找上,最后把资金落实了。这在拉萨成了一段佳话。我们这样做,是被“逼”出来的,阿里地辟天远,靠等是等不来的,只有靠我们主动出击,靠我们付出比别人多一倍甚至几倍的努力。
2000年,临近春节,我带领地区一班人到河北省和陕西省落实援藏资金,通过多方面努力争取到2500万元。这可不容易啊,因为1997年我们同河北省和陕西省签定的对口援助资金是500万和300万,一共签了7年。2000年我们一行去河北、陕西要改变以前这个协议,其难度可想而知,我们努力的结果,为阿里争来了更多的资金。这一次是我第一次带队尝试跑资金,感触甚多。2001年阿里五十年大庆,我们地区邀请河北省和陕西省党政代表团参加,让他们来阿里看一看阿里,亲身了解阿里。河北省派出省委秘书长、陕西省派出副省长为团长的代表团来阿里,规格相当高。代表团来阿里,一个车队,这个车不坏,那个车就坏,一路上就是赶路,赶路,来到阿里,用的时间相当长,这一行,让他们感受到阿里的艰苦,也让他们更加理解了在阿里工作的艰辛。不管是区内,还是内地,我们一说阿里的情况,人们总认为我们是瞎编,亲自来趟阿里,就会对阿里多一份理解!真正是只有走进阿里,才能体验阿里,才能贴近阿里。
这几年跑项目我有两大收获:第一大收获是关于交通问题,第二大收获是关于能源问题。
阿里的旅游资源,在全自治区乃至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只需把阿里的旅游资源开发程度达到云南省的一半,那么我们阿里七万人民,就能过上很富庶的生活。要开发资源,首先就要解决交通问题,交通问题解决不了,资源就只能摆在那里。这几年,我们一直下功夫搞公路建设,因为公路建设可以带动公路沿线经济的发展。2002年4月20日,219国道狮泉河至普兰方向80公里路面正式动工建设,在奠基仪式上,我差点掉下眼泪,因这是阿里第一条具有现代意义的公路啊!西藏境内其它地区每10公里就有一个道班,阿里地区境内将近1千多公里,一个道班都没有。1999年,我第二次参加全国人代会,当时交通部黄镇东部长专门参加了我们西藏组的讨论,在会上我汇报了阿里的交通问题,提出阿里境内1千多公里,一个道班没有的问题,我不要求跟西藏其它地区一样国道上每10公里一个道班,我们阿里哪怕每20公里或30公里设一个道班可以吧!国家投资修了路,夏天雨水一冲,冬天雪给毁了,一点效益都没有,第二年还得修。黄镇东部长听后建议,如果设道班,阿里的负担很重,不如交给武警交通部队来养护。当场就给自治区领导说,以自治区政府的名义打报告,与交通部联合上报国务院。2001年,中央正式批准武警交通八支队,养护从日喀则萨嘎县到新疆与西藏的交界处的公路,共1000公里左右,全部采用机械化养护,保持了道路畅通,阿里进出难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第二个收获,也是在这次人代会上,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参加西藏组座谈的时候,我汇报阿里农牧民照明和建设电站问题。会后,国家科技部专门给李岚清副总理打了报告,李岚清同志在报告上批示,这个问题,这次人代会上阿里的同志反映非常强烈,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引起重视,要认真研究。最后由国家计委、国家科技部、国家电力公司各拿出2000万元,共6000万元,使阿里1.6万农牧民的用电得到了解决。
2000年全国人代会期间,我专门到国家计委去,时任国家计委投资司司长,现任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姜伟新同志,过去我们根本不认识。他对我们阿里有着特殊的感情,他说阿里只要有可行性的项目,只要报上来,我都想办法给予解决。这几年,姜伟新副主任对我们阿里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自治区党委、政府的主要领导对阿里的发展非常关心和重视。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徐明阳,对阿里的工作非常关心。有时候,我们没有想到的,他都给我们想办法。自治区每次开人代会,他都要亲自听取阿里地区基本建设情况汇报,哪里还存在什么问题,需要解决什么,尽管提出来,只要阿里提出来,就解决。所以,阿里这几年基本建设投资这么大,这么快,他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相信,有中央、自治区及全国各地的关心和支持,通过我们全地区的努力,一个繁荣的真正阿里,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