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有一位叫张耀德的美籍山西人、蜚声国际的药理学家在我国大陆出版了一部中文著作《医药研究五十年》，引起了广泛关注。在书中，作者不仅忆述自己多年来在药理研究方面（特别是治疗麻风病的药物研究）的辛勤耕耘和可喜收获，而且满怀深情地叙述童年时在故乡洪洞县生活的情景，大槐树下移民的历史，流传在民间的传说故事……字里行间，浸透着海外赤子对祖国和故乡的眷念情思。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任之恭先生在序言中说：“读了张耀德学长的《医药研究五十年》，深感其研究麻风病的深思策略，工作的伟大成功，钦佩莫名……我要向张耀德祝贺他治疗麻风病的伟大成功，为人类造福。”
　　“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是流传在神州大地上的民谣。明代曾以洪洞古槐树为集散地，有组织地将晋南居民向全国各地迁徙，至今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散布各地的移民后裔，把古槐树当作自己故乡的标志，怀念它，吟诵它，真是：“柳往槐来，到此应生离国感;水源木本，于今犹动故乡思。” 张耀德是“正宗”的大槐树苗裔。他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半个多世纪。这位经常思念祖国故乡的洪洞人，他有哪些动人的故事呢？
　　作者在山西省侨办任职期间，对张耀德的生平事迹有所探究和了解，并和他的一些亲属有不少交往。现将手头掌握的资料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根植洪洞
　　1906年，张耀德（英文名Dr.Y·T·Chang）出生于山西省洪洞县赵村，排行第二。这个村“名不副实”，当时没有一户赵姓人家，而张姓人家却是人丁兴旺。他父亲是清末秀才，对农村有感情，原本希望儿子长大后在家务农;后来看到儿子对念书感兴趣，也很聪明，于是就大力支持儿子读书。张耀德兄弟姐妹共4个，人人都得到读书的机会，并在日后都成为有专长有贡献的人。
　　11岁那年，张耀德进入洪洞县第一高等小学，和县长儿子是同学，经常到县衙玩耍。他对县长审官司打犯人的板子很厌恶，但对县衙的藏书却很好奇有兴趣。
　　由于离家太远，张耀德感到难以适应，于是在3个月后，转学到离家只有5里地的洪洞县第三高等小学。该校初创，设备简陋，但学生学习十分用功。每天除听教师授课之外，还私下背诵古文。当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虽不能透彻理解，但日后回想起来却觉得意味深长，颇为受用。
　　念高小时，张耀德考试总是得第4名。前3名有奖而第4名没有，这使他有点沮丧。后来他得知校长私下对他父亲说：“你儿子实际上是考了第1名，我怕他变成骄傲的孩子，所以给他定了个第4名。”张耀德从此便把“名位”看得很淡薄，而是注重实际，埋头苦干，即便是在医学研究获得重大成果之后，也从不炫耀自己。
　　1920年，15岁的张耀德考上太原第一师范学校。当时阎锡山在山西鼓吹实行军国主义，把学校当兵营，视学生为兵卒，引起学生的厌恶和反抗。在驱逐军国主义分子王学监的学潮中，新生张耀德无辜遭牵连，受记大过处分。1924年，张耀德参加太原学生总会组织的游行示威，抗议省政府发布关于征收全省居民房屋税的命令。学生们蜂拥到督军府，先是伏在地上哭泣不止，继而群情激愤，抛掷石头，捣毁布告牌和栏杆。阎锡山怕事情闹大，终于取消了征收居民房税的命令。学生们忧国忧民的精神，使张耀德深受感动和激励。他认识到：一个人活在世上，总应该为社会为民众做些贡献。
　　枝发齐鲁
　　1925年，张耀德考上了齐鲁大学医学院。当时同学中考取省外驰名大学的寥寥无几。齐鲁大学是由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三国教会合办的，有文、理、医三个学院，此外还有个神学院。各科教授均由教会从国外聘请。医学院学制（含预科）共7年。根据加拿大国会通过的议案，学生毕业时可获得加拿大学位。张耀德对医学很有兴趣，学习上如鱼得水，全力以赴，大小考试总是名列前茅。他还抽时间去打工，弥补学费的不足。由于日本军队进犯济南，企图阻止北伐军北上，齐鲁大学一度被迫停课。但张耀德的学业并没有停止：父亲将他转到山西省立川至医学专科学校寄读。在齐鲁大学医学院这片良田沃土里，张耀德茁壮成长起来。他在这里所学到的一切，为他日后从事药理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无数的灵感。
　　花开神州
　　张耀德本来一心想当医生。他看到中国贫困落后，许多国民因缺医少药而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感到难过不安，于是立下了“悬壶济世”的志向。然而，一件意外的事情却使他转轨改行。1934年，张耀德大学毕业，由一位朋友推荐到汉口协和医院当医生，哪知遭到医院的拒绝。原来齐鲁大学医学院在答复汉口协和医院的调查信函时，说他“学习成绩优良”，但不安分，是个“闹学潮的领袖”。“领袖”之说当然是天大的冤枉，但谁能断这个“官司”呢？张耀德只好改行，进入卫生部药物研究所，从事药理研究。没想到这下“歪打正着”，从此在药理研究方面大显身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张耀德进行的国药药理研究，在当时是开创性的。中国的药材极为丰富，但药理学家却奇缺，张耀德可称为国药药理研究的先驱。他通过自己的研究，揭开了一些国药为什么能治病的千古之谜。
　　在卫生部药物研究所初创时期，张耀德和同事们先后研究的国药有：贝母素、万年青、当归油、黄芩、红花、益母草、远志、香附子等。尽管当时研究设备和手段都不先进，但他仍取得了累累硕果。张耀德共有25篇论文，发表在中文版和英文版的中华医学杂志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药物研究所几经周折，终于在大后方昆明恢复运作。在当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张耀德和同事们从事几项与当时形势有关的研究。
　　一是治疗疟疾药物的研究。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重庆以后，西南后方对于全国至关重要。但当时云、贵一带瘴气盛行，非常不利于后方巩固。卫生部派专家前往研究，发现所谓瘴气原来是恶性疟疾。但治疗此病的特效药奎宁（金鸡纳树的提取物），来源于印尼爪哇等地，当时已被日军完全阻断，欧洲所产药物也因战事危急而难以采购。根本的出路就在于就地寻找有效药物。经研究，云南当地生长的一种名叫“白枪杆”的树木，确有治疗疟疾的功效。1939年夏，中央药物研究所在昆明滇池附近的南山寺设立门诊，用“白枪杆”治疗了19位疟疾患者，经反复化验，发现用药后症状及血液内疟疾原虫完全消失，于是将“白枪杆”的提取物制剂命名“新灵”，在各地试用，遏制了疟疾的流行。 　　二是云南白药的研究。抗战时期，云南白药是抗日军民治疗创伤的“神药”。中央药物研究所迁至昆明后，张耀德有特殊机会对这种神秘药物的成分进行深入研究。他发现，白药中含有两种剧毒的成分，一种是莨菪，另一种是乌头。中医理论，有“以毒攻毒”之说，但白药如使用不当，也可能发生中毒。张耀德曾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药理研究结果，提醒国人要妥善使用，注意安全。
　　在昆明，张耀德还配合国防需要，翻译了英国军部颁发的《毒气伤害治疗》一书，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
　　香飘海外
　　抗战胜利后，张耀德奉中央政府卫生部的派遣，赴美国深造。
　　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TH）工作了半年后，张耀德又转到旧金山加州大学医学院的药理系。他在设施比较完备的新环境中，继续对鸦胆子素进行研究（在国内他曾作过此项研究）。鸦胆子是一味中药，是治疗痢疾的特效药，多年来研究人员（包括张耀德在内）不间断地对它的药理、毒性、化学成分等方面进行过研究，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在加州大学医学院，张耀德与同行安德逊先生用猴子做实验，研究鸦胆子治疗阿米巴痢疾的效力。以后又用猫、幼犬做实验，均证明鸦胆子的仁及其提取物结晶体，有治疗阿米巴痢疾的功效。在旧金山住了8个月之后，张耀德应NTH药理学主任的邀请，回NTH继续做研究工作，这是1948年秋季的事。从此，他就在华盛顿安居下来。
　　1951年，张耀德同福建人李宗英结为伉俪。李宗英开朗直爽，擅长英语，她专攻图书管理，在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工作多年。不仅在事业上是张耀德的得力助手，而且尽力操持家务，是张生活上的最佳伴侣。张耀德曾说：“遇见李宗英，真是三生有幸。”
　　1961年，张耀德加入美国国籍。1962年，他成为NTH的正式研究人员。在研究了一段结核病后，张耀德开始研究麻风病。麻风病危害人类年代非常久远。古代的埃及、印度及中国，均发现有关麻风病的可靠史料记载。在中国古代，麻风病被称为“疠病”，染上这种疾病的人，毛发脱落，鼻梁塌陷，肌体溃烂，痛苦难以名状。1976年，在湖南马王堆出土的古墓文物中，发现有记载“疠病”症状的竹简，证明在中国汉代就有麻风病的流行。西方《圣经》里也有麻风病的记载，并被认为是上帝对罪人最严厉的处罚。
　　由于麻风病症状的恐怖和治疗麻风病药物和手段的匮乏，人们对麻风病普遍存在恐惧心理，甚至达到“谈风色变”的地步。第一个揭开麻风病之谜的人是挪威人汉生医生。他生于1841年，当上医生以后一直对麻风病进行深入研究，最后他宣告：麻风病并非遗传性疾病，而是传染性的疾病。而后，德国学者耐赛尔在汉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证实麻风病菌为一种抗酸性菌，与结核菌属同一类型。寻找克敌制胜的“法宝”——能够杀死麻风病菌的药物，这是众多科学家和医务工作者的共同愿望。一支向麻风病开战的大军组织起来了。张耀德便是其中勇敢而刚毅的一员。
　　1950年至1963年，张耀德在美国麻风病基金会（即伍德基金会，英文简写为LWM）担任药理学副教授，并在美国NTH做客座研究员。他的主要精力就放在寻找杀死麻风病菌的药物上。张耀德在动物（鼠）身上做试验。从1950年开始，经过2000多个日日夜夜，不知挥洒了多少心血和汗水，终于在1958年得到一种对鼠麻风病有特效的新药——B663，又名氯苯吩嗪。病鼠给药之后，经过3周、3个月、8个月的观察，体内一切器官均恢复正常，经解剖发现只有少许病菌存在，但不会发病。试验还证明，在给药达到816天时，病鼠体内仍没有抗药性出现。可见，B663确实是治疗鼠麻风病的特效药。随后，专家们在麻风病人身上做临床试验，证明该药对于人类的麻风病，同样有特效，不仅可以杀死敏感病菌、防止抗药现象的发生，而且可以抑制永生菌的生长。
　　正当张耀德和同事们在庆祝自己的成功时，在非洲G·S·布朗医师于1962年发表一项试验报告，说B663虽有治疗麻风病的功效，但病菌会产生抗药作用。供应此药的瑞士盖吉药厂也听从布朗医师的建议，认为没有再做临床试验的必要，坚决停止供应B663。1966年该厂宣布停止B663的制造。这对张耀德的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障碍和打击。但张耀德没有气馁和退缩，他从各个方面进行努力。他商请伍德基金会在菲律宾的麻风病研究所所长C·瑞赤博士专程赴瑞士向盖吉药厂询问究竟，鼓励该厂继续为麻风病研究者供应B663。他还写信给盖吉药厂的细菌学主任W·费歇尔主任，请他劝说盖吉药厂切勿放弃B663的制造。同时，他通过进一步研究，再一次拿出成果，证明B663不仅能够保持病菌不发生抗药作用，而且能够抑制永生菌在体内的繁殖，并澄清了所谓“抗药作用”的误解。各国麻风病专家也纷纷向盖吉药厂索取B663，以便做更多的临床试验。在这种形势下，盖吉药厂终于恢复了B663的制造和供应。“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张耀德的研究在经历了曲折之后，又进入了新的境地。
　　1968年，第9届国际麻风病会议在伦敦召开。22个国家的麻风病专家提供了700多个病例，再次证明了B663的特殊疗效，确认了张耀德的研究成果。1982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麻风病多药疗法，将B663列入治疗麻风病的多药疗法中重要的一种。世界麻风病协会会长W·迈斯感慨地说：“犹如一块石头，多次被人抛弃，一旦时来运转，竟成为一块巨厦之奠基石，欣喜何似！”
　　张耀德还是研究巨噬细胞的杰出先行者。鼠及人类的麻风菌，在身体以外不能生长：而在体内，只能生长于巨噬细胞内。张耀德经过千辛万苦，研究终于获得成功，使巨噬细胞可以随人意进行繁殖（在以前均认为此细胞不能在体外生长），而且可以使它在实验室内作无限制的生长。1964年，张耀德公布了巨噬细胞的培养法。此后，有关巨噬细胞的研究论文，犹如雨后春笋。
　　统计资料表明，世界医学卫生界向麻风病开战的大军，多年来的战果是十分辉煌的：1982年，世界各国的麻风病患者总数为537万人。至1991年，已减少到320万人，有141万名患者已完全被治愈。在长期而艰苦的斗争中，张耀德立下了汗马功劳。
　　名载史册
　　在50年的研究生涯中，张耀德的开创性研究和发明，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他经艰苦研究筛选出的 B663（氯苯吩嗪），有治疗麻风病的特效，雄辩地证明麻风病完全可以治愈;
　　巨噬细胞的长期培养获得成功;成功地进行了鼠麻风病菌在巨噬细胞内繁殖的研究;
　　通过研究证明鸦胆子有治疗猴子阿米巴痢疾的特效：
　　通过研究证明贝母素有抑制副交感神经末梢的作用;
　　通过研究得知云南白药内的红色保险子，其主要成分为莨菪，有剧毒;等等。50年来，张耀德共发表英文论文100多篇，中文论文25篇。他的事迹被列入《国际WHO’SWHO 名人录》和《美国男女科学家名人录》。他曾担任世界卫生组织麻风病顾问、比利时大学医学院客座教授，并曾得到比利时国王的接见。 1986年，张耀德退休以后，仍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聘为退休科学家，为他保留一间实验室，可以继续进行科学研究。他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个华裔科学家。
　　张耀德因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不幸于1997年6月3日在美国贝塞斯达市郊区医院去世，享年91岁。美国《世界日报》、《美华商报》、《华盛顿邮报》等新闻媒体均作了报道。
　　张耀德一直关心我国医药事业的发展，生前曾慷慨解囊，帮助赴美访问和留学的中国学者，并向家乡学校捐赠教学用具。根据张耀德的遗愿，他生前研究麻风病的录像带及有关资料，均由家属捐献给山西医科大学。遗孀李宗英女士还出资在山西设立“张耀德教育基金”，用于发展家乡教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