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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产融结合的发展并不是始终受到政府支持的。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曾明令禁止产融结合，前几年则基本处于默许的态度，而近期政府则明确表态，支持、鼓励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结合，加之“金十条”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相关政策的出台，更进一步促进了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融合速度。在利率市场化和政府减少银行持股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尤其是城商行如何通过产融结合这一商业模式优化股权结构、提高自身竞争力，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产融结合的起源与发展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国家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最初，以JP摩根为代表的产融结合是一种金融资本垄断后对产业领域单向的渗透和控制。随着产业资本的垄断加剧，出现了双向的资本融合，即相互持股和人事方面的相互渗透。在美国《反垄断法》颁布后，金融资本垄断的势力被削弱，金融资本主导的产融结合时代最终被产业主导的产融结合时代所取代。
我国的产融结合始于上世纪80年代，由于起步较晚而且发展初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上世纪采用产融结合商业模式的企业仍然比较少见。进入21世纪，我国产融结合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并且形成了金融服务于产业发展的特性。产融结合的程度和方式取决于企业发展的规模，金融机构需要为不同规模的企业提供特定的服务：帮助它们实现持续快速发展的目标，缓解它们融资遇到的困难，协助它们控制资金运转的风险。而城商行由于灵活性高、规模小的优势，成为这些企业进行产融结合的首选金融机构。因此，城商行比大型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更快采用产融结合的商业模式，并且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摸索出一条有特色的、适用于商业银行产融结合之路。最终的目的是让金融服务成为业务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企业和利益相关者提供金融服务，为银行自身提供有针对性的业务和客户，从而有效地推动产业和金融的共同发展。
产融结合参与者的特点
参与产融结合的实体企业的特点
实体企业作为产业资本的持有者，与金融机构作为金融资本的持有者，是产融结合的核心参与者。其中，我国参与产融结合的实体企业，早期以大型国有企业集团为主，2004年以来增加了许多不同性质的企业集团。这些实体企业在各自战略布局和经营特点的基础上，采取了不同的产融结合方式：大型民营企业主要通过参股商业银行的方式，它们倾向于选择灵活性高、规模不大的商业银行，比如股份制银行中的浦发，民生和一些城商行；大型国有企业主要是通过内部设立财务公司的方式，很少与外界的金融机构合作；最后还有一类企业，本身拥有庞大的金融资本，会通过金融控股集团等金融机构向实业产业参股或控股，进行多种产融结合的业务经营。（详见表1）
参与产融结合的金融机构的特点
参与产融结合的主要金融机构以银行为主，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在参与的银行类型上，以城商行为主。二是在银行的股权结构上，大型工商企业倾向于提高持股比例，增强对所投资银行的控制力，即使是原有持股比例不高或持股比例一度下降的大企业，也在提高持股比例。例如，武汉钢铁集团在汉口银行的持股比例曾经只有5.54%，但在2010年与联想控股共同发起对汉口银行的投资后，持股比例增至15.65%；华夏银行在上市及引入德意志银行等投资者后，首钢集团的持股比例一度降至10.19%，但近年又恢复到20%以上。三是在参与的地域上，大型工商企业往往会选择自身产业的战略布局区域内的本地银行。例如，龙江银行所在地黑龙江省，是我国第一产粮大省，也是中粮集团的重要战略区域之一；珠海华润银行位于广东省，而华润集团在当地有较大产业影响，华润股份有限公司更在2011年由北京迁册广东；宜宾商行所在地是我国西部地区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由长江三峡集团开发建设的巨型电站向家坝水电站，就是以宜宾为依托城市。（详见表2）
可见，当前产融结合比较成功的主要是城商行。这是由于城商行具有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方面，城商行的规模较小，实体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对银行控股，从而获得高额的投资回报；另一方面，城商行立足本地，与当地的实体企业能够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在客户扩展和业务完善等多个方面，城商行都能够提供有特色的综合型金融服务。但是，目前真正意义上的产融结合型银行并不多见，将产融结合明确树立为银行发展战略，着力构建产业集团与金融业融合增长商业模式的银行，目前仅有龙江银行、珠海华润银行等少数几家，且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因此，需要对产融结合的模式深入剖析以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城商行未来的跨业发展。
產融结合的成功模式
并不是每一次产融结合都能够成功，从参与产融结合双方的目的出发，就可以判断一次产融结合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少。通常，一家银行进行产融结合的目的是为了突破三大瓶颈中的一个或多个：资金、客户、业务。出现资金瓶颈时，选择具有充足资本的企业进行产融结合，可以解决资金问题，但是也会造成对实体企业的资金依赖，而提供大量资金的企业也有自己的目的即高额的资本回报。这个银行造成两种风险，一是一旦企业的资金链出现断裂，银行就会再次受制于资金瓶颈，承担了实体产业的经营风险；二是银行为了回报企业高额的收益率，会着重拓展高风险高回报的业务，谨慎性原则容易被忽视，扩大了金融风险的隐患。因此，银行和企业单纯以资金为纽带进行产融结合时，二者之间仍然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实体企业的核心优势和金融机构的专业能力并没有真正得以体现。长期来看还会增加银行和企业的风险，容易导致产融结合的失败。实际上资金、客户和业务增长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只以资金补充为目的进行产融结合并不能够从本质上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必须在资金瓶颈被突破后，与具备广泛客户群体和专业性强的实体企业进行深入产融结合，通过业务上的协同拓展、管理能力上的全面提升，才能够实现成功的产融结合之路。（详见表3）
具体来说，成功的产融结合模式可以概括为一个效应、两种组织形式、三个层次。 现代产融结合的协同效应
一个效应即协同效应。所谓协同效应，是指产业部门和金融部门在合作的过程中实现了某项成本的降低或某项收益的提高。成功的产融结合必定会出现协同效应，这是由于一方面，企业集团可以充分利用金融机构所具有的人才及信息优势，节约信息成本及风险管理成本，同时通过双方业务方面的优势互补，企业集团可以实现规模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可以利用产业的资源优势和品牌优势，不断扩大自身的经营规模和业务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可见，获得产业协同效应是保证金融机构与企业成功实现产融结合的关键。如果没有协同效应，金融和实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需要不同的资源能力（特别是风险管理能力）、管理模式和经营团队。产业成功的经验很难扩散到金融领域。虽然在新兴市场环境下，企业集团控股金融有助于增强金融机构的资信等级，但如果与产业发展沒有协同效应和风险控制能力，只是以“产融结合”之名行“财务投资”之实，带来的可能就不是利润增长而是风险叠加。
现代产融结合的组织形式
现代产融结合的两种组织形式即外联与内设。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与企业的结合只能是外联的方式。外联的工具主要有三种，即上文提及的控股、融资租赁和资产债务重组。对于一个企业来说，选择哪种组织形式，与企业的运营成本、风险管理能力等因素有关。如果外联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能够做到更低与其自设的金融部门，而且风险控制能力更强，那么企业会主动选择外联金融机构，反之亦然。
现代产融结合的融合层次
产融结合的三个层次则是从金融资本对产业的介入程度划分为：产业为本、金融为辅，产业为主、产融相当，金融引导产业。产融结合三个层次可分离采用，也可结合采用（如同时采取第一层次的轻资产和第二层次的供应链金融），还可以分阶段升级采用（如依次采取第一、第二、第三层次）。对于不同层次产融结合模式进行选择、或是组合的唯一标准仍然是协同效应。一旦产业基础遭遇增长瓶颈，金融业务规模化平台和低成本资金丧失，金融业务将失去产融结合的基础和优势。
目前国内大多数企业集团参与或控股金融机构，虽然自身经营能力比较强，但与产业经营并没有形成协同效应，属于财务投资而非产融结合。商业银行在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以实现产融结合时，应注重与企业自身产业经营相关的金融服务领域，形成协同效应，而不只是提供同质化的服务。
综上，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成功的融合，建立在双方具有互补性的基础之上（见图1）。一方面，对于一家银行而言，实体企业的资本金注入、广泛的客户群体、技术支持和贯穿上下游企业的产业链都是它天生缺乏的，只有通过产融结合的方式，银行才能利用这些资源大幅降低风险、增加利润来源、扩大客户群体。另一方面，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面对的持续的融资约束和高昂的融资成本也使得实体企业对金融机构产生需求，在进一步的融合过程中，企业还可以通过金融机构的高利润性特质来提高自身资本的盈利性，以扩大经营规模。
城商行产融结合的产业选择
传统产业的选择标准
在传统产业中，根据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研究所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研究室课题组的研究，规模经济较强的产业有汽车、飞机、轮船、摩托车、钢铁、石化、电力、计算机、家电、玻璃板、水泥、酿酒和一些服务行业，由于产融结合能够更好地发挥这些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使得这些产业更积极地进行产融结合。但是这些行业中，有一部分的主营业务收益率已经开始或即将出现下滑。它们进行产融结合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银行业受垄断保护产生的高额资金回报率，对金融机构的业务扩展无法提供有效的帮助。对于一些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从资本补充的角度出发与这样的企业进行融合是合理的。但是长远来看，为了实现战略上的发展，提高客户的规模和稳定性，扩大业务增长率和特色化经营，银行在选择产业时应对尽量减少在钢铁、房产等风险大、利润下滑倾向大的产业。
新兴产业的选择标准
在新兴产业中，互联网产业的发展速度及其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改变都是空前的。据天猫官方公布的数据，2013年11月11日当日24小时内，天猫的网购手机支付金额53.5亿元，而总成交额则高达350.19亿元，这一数字比2012年“双十一”成交额增长了83%。支付宝也实现成功支付1.88亿笔，最高每分钟支付79万笔（见图2）。这充分证明，我国的网民、手机网民以及网上支付、网上购物用户等各类互联网用户群体保持高速增长态势。目前市场占有率最高的电商平台是京东、苏宁和淘宝，城商行积极与这些电商进行产融结合，借助它们的平台开展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业务创新和客户的扩展，不仅会推动金融服务网络化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会改变银行业的经营模式和利润增长点。浦发银行与中移动的产融结合是这方面的先驱者，其经验值得借鉴。互联网企业虽然并不了解金融领域的业务特点，但是能够在技术对接的层面给予支持和维护，便于银行借助互联网平台，扩充银行产品的推销渠道、精细化管理并提高产品的针对性，有利于银行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进行专业化的产品管理和精准的成本控制。
城商行产融结合的企业选择
目前适合城商行产融结合的商业模式仍在探索阶段，对于城商行而言，除了借鉴其他银行产融结合的经验教训之外，更重要的是根据自身的股东结构、跨区经营范围和主营业务等多方面特征，选择适合长期合作的企业。具体来说，选择企业需要把握以下原则：
应当注重所选企业在资本补充方面的优势。产融结合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企业通过参股的形式为银行补充资本。这不仅能够为银行业务的开展减少资本约束，也会引起银行股权结构的变化，企业将会加入到银行的经营决策当中，以保证其投入的资本获得应有的高额回报。银行和企业的关系从这里开始不再是简单的合作关系，而是利益共担者。因此，选择的企业需要具备较低的经营风险、稳定的利润来源和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以此降低金融风险与实业风险叠加的可能性，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
应当注重业务发展空间的拓展。产融结合在资本补充的基础上需要寻求更深入的融合，即业务方面的协同效应，而这种协同效应要求银行和企业在业务上能够为对方降低某种成本。企业需要银行能够在供应链方面、融资方面等多方面降低交易成本，而银行则需要企业在技术和客户方面的共享，以减少开发和维护成本。因此，应当侧重于选择有技术或客户优势的企业，这些企业通常在金融服务方面有频繁而且大量的需求，乐于进行产融结合，也能够为银行开拓业务空间提供有利的帮助。
应当注重经营管理能力提升。企业作为银行的股东，必定会深入到银行的管理层面。但是金融业在运营管理方面与实业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对风险控制的要求更为严格。因此，需要选择稳健严谨的企业，避免出现类似“德隆系”的投机型管理。
面对日益严峻的金融业竞争环境，任何一家银行都存在不进则退的生存压力。按照以上原则进行产融结合是应对这种生存压力的有效方法。因为产融结合虽不是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但是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它对银行业却有着全新的商业含义：它将给银行业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和客户需求，使商业银行降低对净息差的依赖，以从容应对利率市场化可能带来的利差收窄局面。更长远来看，商业银行尤其是城商行面对逐渐深化的金融改革，必须在业务上和经营能力上实现质的突破，才能提高在同业中的竞争力，产融结合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之一。选择适合银行的产融结合之路将有助于实现城商行可持续的、有特色的、超常规的发展愿景。
（课题组组长：王劲平；组员：柳阳、王贺峰、徐明圣、梁忠辉、郑维臣、张日旭；课题执笔：柳阳）
产融结合的起源与发展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国家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最初，以JP摩根为代表的产融结合是一种金融资本垄断后对产业领域单向的渗透和控制。随着产业资本的垄断加剧，出现了双向的资本融合，即相互持股和人事方面的相互渗透。在美国《反垄断法》颁布后，金融资本垄断的势力被削弱，金融资本主导的产融结合时代最终被产业主导的产融结合时代所取代。
我国的产融结合始于上世纪80年代，由于起步较晚而且发展初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上世纪采用产融结合商业模式的企业仍然比较少见。进入21世纪，我国产融结合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并且形成了金融服务于产业发展的特性。产融结合的程度和方式取决于企业发展的规模，金融机构需要为不同规模的企业提供特定的服务：帮助它们实现持续快速发展的目标，缓解它们融资遇到的困难，协助它们控制资金运转的风险。而城商行由于灵活性高、规模小的优势，成为这些企业进行产融结合的首选金融机构。因此，城商行比大型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更快采用产融结合的商业模式，并且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摸索出一条有特色的、适用于商业银行产融结合之路。最终的目的是让金融服务成为业务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企业和利益相关者提供金融服务，为银行自身提供有针对性的业务和客户，从而有效地推动产业和金融的共同发展。
产融结合参与者的特点
参与产融结合的实体企业的特点
实体企业作为产业资本的持有者，与金融机构作为金融资本的持有者，是产融结合的核心参与者。其中，我国参与产融结合的实体企业，早期以大型国有企业集团为主，2004年以来增加了许多不同性质的企业集团。这些实体企业在各自战略布局和经营特点的基础上，采取了不同的产融结合方式：大型民营企业主要通过参股商业银行的方式，它们倾向于选择灵活性高、规模不大的商业银行，比如股份制银行中的浦发，民生和一些城商行；大型国有企业主要是通过内部设立财务公司的方式，很少与外界的金融机构合作；最后还有一类企业，本身拥有庞大的金融资本，会通过金融控股集团等金融机构向实业产业参股或控股，进行多种产融结合的业务经营。（详见表1）
参与产融结合的金融机构的特点
参与产融结合的主要金融机构以银行为主，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在参与的银行类型上，以城商行为主。二是在银行的股权结构上，大型工商企业倾向于提高持股比例，增强对所投资银行的控制力，即使是原有持股比例不高或持股比例一度下降的大企业，也在提高持股比例。例如，武汉钢铁集团在汉口银行的持股比例曾经只有5.54%，但在2010年与联想控股共同发起对汉口银行的投资后，持股比例增至15.65%；华夏银行在上市及引入德意志银行等投资者后，首钢集团的持股比例一度降至10.19%，但近年又恢复到20%以上。三是在参与的地域上，大型工商企业往往会选择自身产业的战略布局区域内的本地银行。例如，龙江银行所在地黑龙江省，是我国第一产粮大省，也是中粮集团的重要战略区域之一；珠海华润银行位于广东省，而华润集团在当地有较大产业影响，华润股份有限公司更在2011年由北京迁册广东；宜宾商行所在地是我国西部地区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由长江三峡集团开发建设的巨型电站向家坝水电站，就是以宜宾为依托城市。（详见表2）
可见，当前产融结合比较成功的主要是城商行。这是由于城商行具有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方面，城商行的规模较小，实体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对银行控股，从而获得高额的投资回报；另一方面，城商行立足本地，与当地的实体企业能够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在客户扩展和业务完善等多个方面，城商行都能够提供有特色的综合型金融服务。但是，目前真正意义上的产融结合型银行并不多见，将产融结合明确树立为银行发展战略，着力构建产业集团与金融业融合增长商业模式的银行，目前仅有龙江银行、珠海华润银行等少数几家，且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因此，需要对产融结合的模式深入剖析以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城商行未来的跨业发展。
產融结合的成功模式
并不是每一次产融结合都能够成功，从参与产融结合双方的目的出发，就可以判断一次产融结合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少。通常，一家银行进行产融结合的目的是为了突破三大瓶颈中的一个或多个：资金、客户、业务。出现资金瓶颈时，选择具有充足资本的企业进行产融结合，可以解决资金问题，但是也会造成对实体企业的资金依赖，而提供大量资金的企业也有自己的目的即高额的资本回报。这个银行造成两种风险，一是一旦企业的资金链出现断裂，银行就会再次受制于资金瓶颈，承担了实体产业的经营风险；二是银行为了回报企业高额的收益率，会着重拓展高风险高回报的业务，谨慎性原则容易被忽视，扩大了金融风险的隐患。因此，银行和企业单纯以资金为纽带进行产融结合时，二者之间仍然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实体企业的核心优势和金融机构的专业能力并没有真正得以体现。长期来看还会增加银行和企业的风险，容易导致产融结合的失败。实际上资金、客户和业务增长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只以资金补充为目的进行产融结合并不能够从本质上提高银行的盈利能力，必须在资金瓶颈被突破后，与具备广泛客户群体和专业性强的实体企业进行深入产融结合，通过业务上的协同拓展、管理能力上的全面提升，才能够实现成功的产融结合之路。（详见表3）
具体来说，成功的产融结合模式可以概括为一个效应、两种组织形式、三个层次。 现代产融结合的协同效应
一个效应即协同效应。所谓协同效应，是指产业部门和金融部门在合作的过程中实现了某项成本的降低或某项收益的提高。成功的产融结合必定会出现协同效应，这是由于一方面，企业集团可以充分利用金融机构所具有的人才及信息优势，节约信息成本及风险管理成本，同时通过双方业务方面的优势互补，企业集团可以实现规模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可以利用产业的资源优势和品牌优势，不断扩大自身的经营规模和业务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可见，获得产业协同效应是保证金融机构与企业成功实现产融结合的关键。如果没有协同效应，金融和实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需要不同的资源能力（特别是风险管理能力）、管理模式和经营团队。产业成功的经验很难扩散到金融领域。虽然在新兴市场环境下，企业集团控股金融有助于增强金融机构的资信等级，但如果与产业发展沒有协同效应和风险控制能力，只是以“产融结合”之名行“财务投资”之实，带来的可能就不是利润增长而是风险叠加。
现代产融结合的组织形式
现代产融结合的两种组织形式即外联与内设。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与企业的结合只能是外联的方式。外联的工具主要有三种，即上文提及的控股、融资租赁和资产债务重组。对于一个企业来说，选择哪种组织形式，与企业的运营成本、风险管理能力等因素有关。如果外联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能够做到更低与其自设的金融部门，而且风险控制能力更强，那么企业会主动选择外联金融机构，反之亦然。
现代产融结合的融合层次
产融结合的三个层次则是从金融资本对产业的介入程度划分为：产业为本、金融为辅，产业为主、产融相当，金融引导产业。产融结合三个层次可分离采用，也可结合采用（如同时采取第一层次的轻资产和第二层次的供应链金融），还可以分阶段升级采用（如依次采取第一、第二、第三层次）。对于不同层次产融结合模式进行选择、或是组合的唯一标准仍然是协同效应。一旦产业基础遭遇增长瓶颈，金融业务规模化平台和低成本资金丧失，金融业务将失去产融结合的基础和优势。
目前国内大多数企业集团参与或控股金融机构，虽然自身经营能力比较强，但与产业经营并没有形成协同效应，属于财务投资而非产融结合。商业银行在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以实现产融结合时，应注重与企业自身产业经营相关的金融服务领域，形成协同效应，而不只是提供同质化的服务。
综上，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成功的融合，建立在双方具有互补性的基础之上（见图1）。一方面，对于一家银行而言，实体企业的资本金注入、广泛的客户群体、技术支持和贯穿上下游企业的产业链都是它天生缺乏的，只有通过产融结合的方式，银行才能利用这些资源大幅降低风险、增加利润来源、扩大客户群体。另一方面，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面对的持续的融资约束和高昂的融资成本也使得实体企业对金融机构产生需求，在进一步的融合过程中，企业还可以通过金融机构的高利润性特质来提高自身资本的盈利性，以扩大经营规模。
城商行产融结合的产业选择
传统产业的选择标准
在传统产业中，根据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研究所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研究室课题组的研究，规模经济较强的产业有汽车、飞机、轮船、摩托车、钢铁、石化、电力、计算机、家电、玻璃板、水泥、酿酒和一些服务行业，由于产融结合能够更好地发挥这些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使得这些产业更积极地进行产融结合。但是这些行业中，有一部分的主营业务收益率已经开始或即将出现下滑。它们进行产融结合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银行业受垄断保护产生的高额资金回报率，对金融机构的业务扩展无法提供有效的帮助。对于一些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从资本补充的角度出发与这样的企业进行融合是合理的。但是长远来看，为了实现战略上的发展，提高客户的规模和稳定性，扩大业务增长率和特色化经营，银行在选择产业时应对尽量减少在钢铁、房产等风险大、利润下滑倾向大的产业。
新兴产业的选择标准
在新兴产业中，互联网产业的发展速度及其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改变都是空前的。据天猫官方公布的数据，2013年11月11日当日24小时内，天猫的网购手机支付金额53.5亿元，而总成交额则高达350.19亿元，这一数字比2012年“双十一”成交额增长了83%。支付宝也实现成功支付1.88亿笔，最高每分钟支付79万笔（见图2）。这充分证明，我国的网民、手机网民以及网上支付、网上购物用户等各类互联网用户群体保持高速增长态势。目前市场占有率最高的电商平台是京东、苏宁和淘宝，城商行积极与这些电商进行产融结合，借助它们的平台开展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业务创新和客户的扩展，不仅会推动金融服务网络化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会改变银行业的经营模式和利润增长点。浦发银行与中移动的产融结合是这方面的先驱者，其经验值得借鉴。互联网企业虽然并不了解金融领域的业务特点，但是能够在技术对接的层面给予支持和维护，便于银行借助互联网平台，扩充银行产品的推销渠道、精细化管理并提高产品的针对性，有利于银行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进行专业化的产品管理和精准的成本控制。
城商行产融结合的企业选择
目前适合城商行产融结合的商业模式仍在探索阶段，对于城商行而言，除了借鉴其他银行产融结合的经验教训之外，更重要的是根据自身的股东结构、跨区经营范围和主营业务等多方面特征，选择适合长期合作的企业。具体来说，选择企业需要把握以下原则：
应当注重所选企业在资本补充方面的优势。产融结合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企业通过参股的形式为银行补充资本。这不仅能够为银行业务的开展减少资本约束，也会引起银行股权结构的变化，企业将会加入到银行的经营决策当中，以保证其投入的资本获得应有的高额回报。银行和企业的关系从这里开始不再是简单的合作关系，而是利益共担者。因此，选择的企业需要具备较低的经营风险、稳定的利润来源和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以此降低金融风险与实业风险叠加的可能性，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
应当注重业务发展空间的拓展。产融结合在资本补充的基础上需要寻求更深入的融合，即业务方面的协同效应，而这种协同效应要求银行和企业在业务上能够为对方降低某种成本。企业需要银行能够在供应链方面、融资方面等多方面降低交易成本，而银行则需要企业在技术和客户方面的共享，以减少开发和维护成本。因此，应当侧重于选择有技术或客户优势的企业，这些企业通常在金融服务方面有频繁而且大量的需求，乐于进行产融结合，也能够为银行开拓业务空间提供有利的帮助。
应当注重经营管理能力提升。企业作为银行的股东，必定会深入到银行的管理层面。但是金融业在运营管理方面与实业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对风险控制的要求更为严格。因此，需要选择稳健严谨的企业，避免出现类似“德隆系”的投机型管理。
面对日益严峻的金融业竞争环境，任何一家银行都存在不进则退的生存压力。按照以上原则进行产融结合是应对这种生存压力的有效方法。因为产融结合虽不是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但是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它对银行业却有着全新的商业含义：它将给银行业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和客户需求，使商业银行降低对净息差的依赖，以从容应对利率市场化可能带来的利差收窄局面。更长远来看，商业银行尤其是城商行面对逐渐深化的金融改革，必须在业务上和经营能力上实现质的突破，才能提高在同业中的竞争力，产融结合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方法之一。选择适合银行的产融结合之路将有助于实现城商行可持续的、有特色的、超常规的发展愿景。
（课题组组长：王劲平；组员：柳阳、王贺峰、徐明圣、梁忠辉、郑维臣、张日旭；课题执笔：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