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炳文（1885—1927）是我党早期政治家、革命家，曾随朱德于1922年一道赴德国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关于他们从上海乘船赴德国留学的出发时间，并无直接的史料文献可据，学界也没有切实的研究结论。罗歌在《朱德同志的挚友——孙炳文烈士》一文中说，他通过搜集孙炳文的资料，采访大量相关人士，认为“1922年9月，孙炳文和朱德一道乘法国邮船安吉尔斯号，从上海启程，远航西欧。同船的有房师亮、李景泌、张伯钧等十多个留学生”（载《南溪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3辑》，其中“张伯钧”应为“章伯钧”）。至于孙炳文在德国入党的时间，罗歌说孙炳文的夫人任锐在《孙炳文同志的简史》中仅仅提到“炳文同志在德国参加共产党”，并无更多信息，作者采访了房师亮、刘鼎、张申府等人也无明确结论，最后只能依据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中所记：1922年10月底，孙炳文和朱德在柏林会见周恩来，由周恩来“替他们办理加入党在柏林的支部的手续，在入党申请书寄往中国而尚未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
　　至于“1922年9月”“法国邮船安吉尔斯号”“房师亮、李景泌、章伯钧”等信息，罗歌并没有交代材料来源。综合《朱德与红军》《朱德自传》《伟大的道路》《朱德传》和《朱德年谱》等文献，可以看出朱德与孙炳文是于1922年9月初在上海乘坐“安吉尔斯”号法国邮轮启程赴德，10月中旬抵达法国，10月22日（也有说是20日）抵达德国柏林，10月下旬在柏林拜访周恩来，11月由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此罗歌的说法当是源自朱德的传记资料。而关于这一系列的时间信息，也主要是源自回忆性材料，至今没有发现相关原始史料可以佐证。
　　为了寻找孙炳文乘船出发更为直接的线索，笔者通过对“读秀”学术搜索引擎和几个近代报刊数据库进行检索，结果在《申报》中发现了几条相关的记录。
　　记录之一是在1922年9月30日的《申报》，该报第14版刊登了一则消息：《寰球学生会代订留学生舱位》，其中公布了预订法国邮船“安琪儿”号10月14日船票的赴德留学生名单（共九人）：张鸿年、夏秀峰、李毓九、孙炳文、朱德、章伯钧、史尚宽、房师亮、史逸。其中就有孙炳文和朱德二人，说明1922年9月30日时，他们应该尚未出发赴德。这与“1922年9月初”说法相差约一个月的时间。

　　记录之二是在1922年10月14日的《申报》，该报第13版刊登了一则消息：《航业要讯》，其中公布了当天乘坐法国邮船“盎奇司”号赴德国留学生的名单（十人）：史逸、史尚宽、章伯钧、房师亮、李毓九、夏秀峰、马达、张鸿年、冯旭光、李景必（其中“李景必”应为“李景泌”）。此船讯即是9月30日订票留学生出发的消息。不过从名单上看，出行人员略有出入，订票名单中的孙炳文和朱德不在出发名单内，而出发名单中有三人不在订票名单内。
　　另外在1922年10月10日的《申报》第14版还刊登了一则《航业消息纪要》：“新任驻法公使馆之秘书长朱世全（号完初）奉命赴法履新，现已由京来沪，购定法邮公司之盎奇司轮舱位，定14号离沪赴马赛，同行者有留学生十一名。” 10月14日的《申报·航业要讯》上虽然也说同船出发的留学生是11名，但实际上赴德国留学生名单是10人，赴荷兰名单2人。9月30日的《申报》公布的是九位赴德学生名单，并无赴荷兰的两位留学生，可见赴荷兰的应该是后来增加的，但10月14日《申报》公布的人数统计上仍然保留了“9 2=11”的数字，原拟10月14日赴德的朱德和孙炳文已换成了另外三人的数据未被更新，实际上应该是12名留学生同船。
　　初步分析上述记录，可以得出，朱德和孙炳文在1922年9月30日预订了10月14日赴德的船票，但并未与章伯钧等人在预订日期出行。
　　《朱德传》和《朱德年谱》等文献认为朱德、孙炳文乘坐的是法国邮轮“安吉尔斯”号，这个“安吉尔斯”与9月30日《申报》中的“安琪儿”和10月10日、10月14日《申报》中的“盎奇司”应是对同一艘法国邮轮的音译（目前还没查到相关外文资料，据读音可能是“Angles”）。可见《申报》刊登的他们所订船号应该无误。另外还有一些文献说他们乘坐的是法国邮轮“阿尔及利亚”号（《朱德自述》）、“阿尔及尔”号（《朱德纪事》）或“安得列朋” 号（《朱德元帅的一生》），均未注明出处，查《申报》刊登的航船信息，没有发现有“阿尔及利亚”号和“阿尔及尔”号邮轮，但有“安得来朋”号法国邮轮。
　　《申报》每期刊登有车船信息，含法国德国邮轮从上海的进出班次，经查1922年8月初至1923年1月初的所有航船班次信息，梳理出从上海出发的法国邮轮依次是：1922年8月5日“安得来朋”号、8月19日“亚摩巴士”号、9月4日“高尔提来”号、9月16日“亚摩森”号、9月30日“盎高尔”号、10月14日“盎奇司”号、10月25日“第赛杜”号、10月28日“安瑞尔里杜”号、11月11日“包岛斯”号、11月25日“奥忙佩克”号、1923年1月5日“安得来朋”号。
　　如果说孙炳文是9月初从上海乘坐法国邮轮出发赴德的，那么就只可能是9月4日的“高尔提来”号，但这个船号显然与现有文献所说的“安吉尔斯”等四艘轮船名称不符。从时间上看，也不应该是乘坐1922年8月5日（高语罕、郑太朴、廖焕星等人乘坐的班次）和1923年1月5日的“安得来朋”（Andre Lebon）号。到底孙炳文乘坐的是其中哪一艘邮轮，《申报》没有明确的信息可资佐证。

　　目前所知孙炳文赴德时间、乘坐船只及入党时间，均应出自个人的追记。对于回忆性材料与史料记录差异的可信度评估，是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根据学界对于两种材料的一般性认知来说，《申报》记录的可信度应该高于回忆性材料。当然不能说《申报》的记录就是完全无误，毕竟没有形成完整证据链，或许孙炳文真的是在9月初就出发了，不知道什么原因《申报》在9月30日阴差阳错又刊登了一个订票信息。在没有确切旁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推导论证。
　　关于章伯钧和孙炳文赴德时间，存在多种说法。目前没有看到有观点认为孙炳文早于章伯钧赴德。一般认为他们是同船赴德的，但从新发现的材料来看，似应予以排除，因为如果说是《申报》公布的信息有遗漏，也不应该恰恰是把朱德和孙炳文两人漏掉了。当然，说他们是同船赴德也不是向壁虚构，因为毕竟《申报》上明确刊登了他们订购了同班船票。还有一种说法是孙炳文晚于章伯钧赴德，如张申府的回忆资料中就认为章伯钧早于孙炳文到德国的，他在1979年9月17日《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中说：“一九二二年，国内还去了高语罕、郑太朴、章伯钧等党员。李季也是国内入党后去的……还有后去的朱德、孙炳文同志。”陈公培在《回忆党的发起组和赴法勤工俭学等情况》中也说道：“旅欧支部，包括法国和德国部分，德国部分有的是從法国去的。德国部分，有：熊雄、廖焕星、章伯钧、李季、徐冰。朱德同志去的较晚。”
　　可见孙炳文赴德时间晚于章伯钧当属实，那么出发时间就应该在10月14日之后。按9月30日的《申报·寰球学生会代订留学生舱位》后半部分消息，当时还为另外一批赴法德留学生预订了11月11日的法国邮轮“包岛斯”号舱位，名单中并无孙炳文，那么孙炳文乘坐的极有可能就是10月25日的“第赛杜”号或10月28日的“安瑞尔里杜”号。
　　如果确是10月份的班次，从上海乘船出发经法国抵达德国的日程一般是40天左右（可参考郑太朴《郑太朴留学德国之报告》、萧子璋《我们一路怎么样到的法兰西》等文），那么他们抵达德国的时间就应该大致是12月初，而不是前面说的10月下旬。房师亮曾回忆说，朱老总的入党时间“我还可以肯定是1922年底或1923年初入党的”（《话说朱德》），所以孙炳文的入党时间也可能是在1922年12月份或者更晚一些。（编辑 叶松）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通讯》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