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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犯罪都来自于诡秘的内心
作为中国公安大学的教授，李玫瑾经常会看到这副场景：
犯罪现场留下了一地碎片，有的地方被打乱，有的地方残缺不全，有的地方经过伪装。罪犯越来越了解和使用反侦查技术，令办案人员束手无策。
面对这个难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李玫瑾开始研究，如何从犯罪作案心理入手，破解整个案件。即根据现场碎片分析出作案人的年龄、身高、体形、背景和动机，用文字给犯罪人“画”一幅像。
几年磨一剑，李玫瑾渐渐掌握了罪犯的心理活动规律。她认为所有的犯罪都来自内心的结。比如两人之间对谈几个小时，最终会在彼此脑海中留下一幅画面，这幅画叫“心象”，它以没有时间的方式存在，日后无论何时再想起这个人，它就浮现眼前。一些“心象”会形成心结。
譬如一个杀了继母的孩子，他说他脑中关于继母的一个印象挥之不去，那就是他在学校犯了错，继母知道了，告诉了父亲，让他挨了一顿打，从此继母“阴损”的形象被定格，成为他心里的结，在日后的相处中愈发尖锐。
2003年，杨新海在安徽、河南、山东和河北流窜作案共计22起，杀了67个人。他凶狠狡猾，总在后半夜作案，所到之处没有活口和物证，也没有目击者。当地警方一筹莫展，便向李玫瑾求助。
听完案情介绍，李玫瑾展开分析：凶手动辄杀人全家，不留活口，一定是没有什么家庭观，亲情淡漠，应该是很早就与家庭隔绝；下手那么凶残，一定有犯罪前科；现场不留痕迹，说明他有反侦察经验，一定制造过类似案件并被处理过；而与家庭隔绝、有犯罪前科和积累犯罪经验的过程至少需要10年以上，若以17岁为离家出走的平均值，他应该在30岁以上；他惯用锤子将人在睡梦中砸死，可以从床的高度推算出他的身高……
李玫瑾推断出杨新海的形象信息，一步步将犯罪嫌疑人的特征范围缩小，最终排查出来。后来事实证明，杨新海的真实情况亦与她所言不差。
发生在2004年的云南马加爵案，让李玫瑾声名鹊起，也倍受争议。关于马加爵的杀人动机，当时说法很多，人们一致认为他因为贫穷而杀死自己的四名室友。
但当李玫瑾分析案情后，否定了这种说法，原因很简单，四名被害者比马加爵还穷。李玫瑾在公安部的安排下，研究了所有讯问记录，她得出结论，马加爵曾借用同学电脑看过黄色短片，并由此引发冲动，可能做过一些荒唐事。作为好友的同学知道了他的这些隐私，在打牌吵架时将其抖出来，令马加爵羞愧难当。如果此事被更多同学知道，他将无脸见人，于是绝望，继而杀人灭口。
于是，李玫瑾托办案人员问了马加爵一个问题：“你在寒假期间有没有性行为？”马先是语无伦次，然后说有好几次，都是在校外。马加爵和被害的四名室友都来自贫困山区，那里环境闭塞，性对他们而言是一个禁忌。
这个禁忌，断送了四个青春男儿的前程。
心理画像既为找到真相，也为解开心结
孰料，李玫瑾的这个推论将她推向舆论风头浪尖。众多网友就此向李玫瑾拍砖，有人甚至称她是“犯罪漂白专家”。
面对辱骂和指责，李玫瑾通过博客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她说自己研究的是犯罪行为的背景问题，根本不涉及量刑。“司法机关根本不可能根据心理专家的分析来量刑，很多人对我的漫骂和批评，其实是对犯罪心理学的不了解。既然从事犯罪心理研究，我就应该坚持科学、客观的结论。”
马加爵只是李玫瑾职业生涯中的一个例子，还有更多的例子，李玫瑾是无法公布出来的。
“我的职责是找到真相，但不是所有的真相都应该公之于众，那么多残忍如果让所有人都看到，就只能造成所有人的痛苦，我必须保护更多人的内心。” 对于受创伤者，淡化也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伤痛会随着时间慢慢消失，心理创伤也是可以通过时间愈合的。
李玫瑾花了5年时间，呼吁建立“危险人格评估体系”。她认为，危险人格的形成有它的规律：一个孩子如果最初没有被家庭善待，会形成坚强又冷酷的性格。12岁左右离家，为了生存偷窃，没有还手的能力，遭到欺负会忍。等18岁变得强大，就会倾向暴力，开始抢劫；作案手段又不娴熟，肯定会送去劳教，两三年之后出来，为了生存再去偷窃，在偷窃中伤人，判刑数年。再出狱已经二十七八岁，这时开始有性的需求，又有一些反侦察的手段，在偷窃中遇到弱女子难免会有性冲动，此时他已有两次前科，为了不被发现势必会杀人灭口……
如果能尽早对这种人进行评估，从长量刑，是对社会的保护。而某些案件，例如因家庭暴力杀死丈夫的女人，只是偶发，有什么必要判无期徒刑？因为她不会对社会有危害性，也不会再造成此类危害。
李玫瑾教授常说，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应该认识到，“绝大多数的成功者、被人们敬佩与记住的人一定是有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他们有责任感，有同情心，有博爱，他们能自制，能付出，能够与人合作。而责任、自制、合作、付出等均为人的性格，不属于智力的范畴。”
一个年轻人找到李玫瑾哭诉，“我经常幻想杀人，脑海里充斥着暴力血腥的场景，我很苦恼，生不如死。”李玫瑾平静地听完他的述说，了解了他从小失去母亲的经历后，便这样安慰他：“你只是怀念幼时妈妈拍着你入睡的那只手，它给你带来安全感。不要担心，等你变得更强大，给自己充足的安全感，这种梦魇也将不见。”
后来，那个年轻人告诉李玫瑾，他已渐渐恢复了平静，不再有犯罪的冲动。“生活应该是松弛的，像一条绳子，舒缓地沿着自我的节奏蔓延，当你紧张时，就容易打成一个难解的结，必须要解开，因为它带来的不仅是痛苦，还可能是罪恶。”
解开绳结的，有时只需一席温暖的呵护和引导。
女人决定社会的高度，她为之自豪
“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想做女人，女人的水准决定了这个社会的高度”。
李玫瑾目前在公安大学教书，以严厉和严谨著称，不乏诸多优秀的女弟子。进入这个职业，除了优秀的专业技能外，必须正视和接纳人性的阴暗面，不被它左右和影响。
曾经有法制节目的女记者偶然翻开了李玫瑾桌子上的照片：被害的女出租车司机裸身从车上滑出，身上密布伤口……女记者吓得惊叫，半天不能说话。
李玫瑾接触刑侦的最初，也是这样，看到现场录像胆战心惊，脑子里满是凶杀现场，为此一个星期吃不下饭。但她很快摆脱了这种状态，“心中只有一定要为受害人申冤的责任感，就不会感到畏惧！”
“从做这行的最初，我就给自己立下规矩，离开办公室，离开现场，就将头脑中那段关于血腥的记忆打包存放，回到家，我仍然是那个半个小时做一桌菜、会给孩子做衣服的女人。”
李玫瑾是个尽职尽责的母亲， 她的手机里存着丈夫、女儿的照片。工作间隙，还不忘看上一眼，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柔情。李玫瑾平时很注重和女儿沟通，哪怕工作再忙，只要回到家，女儿还没有睡觉，她都会和女儿说说话，沟通一下。从孩子三岁起，李玫瑾睡前和女儿谈心的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多年母女成姐妹，李玫瑾和女儿的关系融洽得像是一对亲姐妹。
大山之中有一个农家小院，院中种些自己想吃、想看的；她还向往着小院内有棵大树，树下有个小桌和几个小凳，过路的人进来，坐下，歇歇，喝口茶，侃侃东西南北的风土人情，让她长长见识……这是李玫瑾脱去警服后最想要的生活。
责编/宿淇
作为中国公安大学的教授，李玫瑾经常会看到这副场景：
犯罪现场留下了一地碎片，有的地方被打乱，有的地方残缺不全，有的地方经过伪装。罪犯越来越了解和使用反侦查技术，令办案人员束手无策。
面对这个难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李玫瑾开始研究，如何从犯罪作案心理入手，破解整个案件。即根据现场碎片分析出作案人的年龄、身高、体形、背景和动机，用文字给犯罪人“画”一幅像。
几年磨一剑，李玫瑾渐渐掌握了罪犯的心理活动规律。她认为所有的犯罪都来自内心的结。比如两人之间对谈几个小时，最终会在彼此脑海中留下一幅画面，这幅画叫“心象”，它以没有时间的方式存在，日后无论何时再想起这个人，它就浮现眼前。一些“心象”会形成心结。
譬如一个杀了继母的孩子，他说他脑中关于继母的一个印象挥之不去，那就是他在学校犯了错，继母知道了，告诉了父亲，让他挨了一顿打，从此继母“阴损”的形象被定格，成为他心里的结，在日后的相处中愈发尖锐。
2003年，杨新海在安徽、河南、山东和河北流窜作案共计22起，杀了67个人。他凶狠狡猾，总在后半夜作案，所到之处没有活口和物证，也没有目击者。当地警方一筹莫展，便向李玫瑾求助。
听完案情介绍，李玫瑾展开分析：凶手动辄杀人全家，不留活口，一定是没有什么家庭观，亲情淡漠，应该是很早就与家庭隔绝；下手那么凶残，一定有犯罪前科；现场不留痕迹，说明他有反侦察经验，一定制造过类似案件并被处理过；而与家庭隔绝、有犯罪前科和积累犯罪经验的过程至少需要10年以上，若以17岁为离家出走的平均值，他应该在30岁以上；他惯用锤子将人在睡梦中砸死，可以从床的高度推算出他的身高……
李玫瑾推断出杨新海的形象信息，一步步将犯罪嫌疑人的特征范围缩小，最终排查出来。后来事实证明，杨新海的真实情况亦与她所言不差。
发生在2004年的云南马加爵案，让李玫瑾声名鹊起，也倍受争议。关于马加爵的杀人动机，当时说法很多，人们一致认为他因为贫穷而杀死自己的四名室友。
但当李玫瑾分析案情后，否定了这种说法，原因很简单，四名被害者比马加爵还穷。李玫瑾在公安部的安排下，研究了所有讯问记录，她得出结论，马加爵曾借用同学电脑看过黄色短片，并由此引发冲动，可能做过一些荒唐事。作为好友的同学知道了他的这些隐私，在打牌吵架时将其抖出来，令马加爵羞愧难当。如果此事被更多同学知道，他将无脸见人，于是绝望，继而杀人灭口。
于是，李玫瑾托办案人员问了马加爵一个问题：“你在寒假期间有没有性行为？”马先是语无伦次，然后说有好几次，都是在校外。马加爵和被害的四名室友都来自贫困山区，那里环境闭塞，性对他们而言是一个禁忌。
这个禁忌，断送了四个青春男儿的前程。
心理画像既为找到真相，也为解开心结
孰料，李玫瑾的这个推论将她推向舆论风头浪尖。众多网友就此向李玫瑾拍砖，有人甚至称她是“犯罪漂白专家”。
面对辱骂和指责，李玫瑾通过博客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她说自己研究的是犯罪行为的背景问题，根本不涉及量刑。“司法机关根本不可能根据心理专家的分析来量刑，很多人对我的漫骂和批评，其实是对犯罪心理学的不了解。既然从事犯罪心理研究，我就应该坚持科学、客观的结论。”
马加爵只是李玫瑾职业生涯中的一个例子，还有更多的例子，李玫瑾是无法公布出来的。
“我的职责是找到真相，但不是所有的真相都应该公之于众，那么多残忍如果让所有人都看到，就只能造成所有人的痛苦，我必须保护更多人的内心。” 对于受创伤者，淡化也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伤痛会随着时间慢慢消失，心理创伤也是可以通过时间愈合的。
李玫瑾花了5年时间，呼吁建立“危险人格评估体系”。她认为，危险人格的形成有它的规律：一个孩子如果最初没有被家庭善待，会形成坚强又冷酷的性格。12岁左右离家，为了生存偷窃，没有还手的能力，遭到欺负会忍。等18岁变得强大，就会倾向暴力，开始抢劫；作案手段又不娴熟，肯定会送去劳教，两三年之后出来，为了生存再去偷窃，在偷窃中伤人，判刑数年。再出狱已经二十七八岁，这时开始有性的需求，又有一些反侦察的手段，在偷窃中遇到弱女子难免会有性冲动，此时他已有两次前科，为了不被发现势必会杀人灭口……
如果能尽早对这种人进行评估，从长量刑，是对社会的保护。而某些案件，例如因家庭暴力杀死丈夫的女人，只是偶发，有什么必要判无期徒刑？因为她不会对社会有危害性，也不会再造成此类危害。
李玫瑾教授常说，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应该认识到，“绝大多数的成功者、被人们敬佩与记住的人一定是有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他们有责任感，有同情心，有博爱，他们能自制，能付出，能够与人合作。而责任、自制、合作、付出等均为人的性格，不属于智力的范畴。”
一个年轻人找到李玫瑾哭诉，“我经常幻想杀人，脑海里充斥着暴力血腥的场景，我很苦恼，生不如死。”李玫瑾平静地听完他的述说，了解了他从小失去母亲的经历后，便这样安慰他：“你只是怀念幼时妈妈拍着你入睡的那只手，它给你带来安全感。不要担心，等你变得更强大，给自己充足的安全感，这种梦魇也将不见。”
后来，那个年轻人告诉李玫瑾，他已渐渐恢复了平静，不再有犯罪的冲动。“生活应该是松弛的，像一条绳子，舒缓地沿着自我的节奏蔓延，当你紧张时，就容易打成一个难解的结，必须要解开，因为它带来的不仅是痛苦，还可能是罪恶。”
解开绳结的，有时只需一席温暖的呵护和引导。
女人决定社会的高度，她为之自豪
“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想做女人，女人的水准决定了这个社会的高度”。
李玫瑾目前在公安大学教书，以严厉和严谨著称，不乏诸多优秀的女弟子。进入这个职业，除了优秀的专业技能外，必须正视和接纳人性的阴暗面，不被它左右和影响。
曾经有法制节目的女记者偶然翻开了李玫瑾桌子上的照片：被害的女出租车司机裸身从车上滑出，身上密布伤口……女记者吓得惊叫，半天不能说话。
李玫瑾接触刑侦的最初，也是这样，看到现场录像胆战心惊，脑子里满是凶杀现场，为此一个星期吃不下饭。但她很快摆脱了这种状态，“心中只有一定要为受害人申冤的责任感，就不会感到畏惧！”
“从做这行的最初，我就给自己立下规矩，离开办公室，离开现场，就将头脑中那段关于血腥的记忆打包存放，回到家，我仍然是那个半个小时做一桌菜、会给孩子做衣服的女人。”
李玫瑾是个尽职尽责的母亲， 她的手机里存着丈夫、女儿的照片。工作间隙，还不忘看上一眼，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柔情。李玫瑾平时很注重和女儿沟通，哪怕工作再忙，只要回到家，女儿还没有睡觉，她都会和女儿说说话，沟通一下。从孩子三岁起，李玫瑾睡前和女儿谈心的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多年母女成姐妹，李玫瑾和女儿的关系融洽得像是一对亲姐妹。
大山之中有一个农家小院，院中种些自己想吃、想看的；她还向往着小院内有棵大树，树下有个小桌和几个小凳，过路的人进来，坐下，歇歇，喝口茶，侃侃东西南北的风土人情，让她长长见识……这是李玫瑾脱去警服后最想要的生活。
责编/宿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