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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华中地区甚至全国缺电越来越严重，影响了经济建设。1979年，当葛洲坝一期工程基本建成后，水电部又向国务院提出关于修建三峡工程的报告，建议尽早决策。由于当时正处国民经济调整之际，三峡工程不可能提上日程。
1980年3月，我正在葛洲坝工地，听到湖北省委副书记王群传达国家计划会议预备会议精神，在这次会上邓力群传达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话，根据当前经济形势，三峡工程十年之内可能上不去。我听后很着急。恰巧这时，新华社记者李永长采访我，我向他讲了三峡工程的基本情况，包括规划设计、施工、设备供应、资金需求等方面的情况以及葛洲坝工程和三峡工程的关系等。李永长据此写了一篇长篇动态清样。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这份反映材料。不知是不是邓小平也看了这份材料，才决定亲自到三峡地区和葛洲坝工地进行实地考察。
1980年7月11日，邓小平在四川省省长鲁大东、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我，以及宜昌地委书记马杰、荆州地委书记胡恒山等人的陪同下，从重庆顺江东下，视察三峡坝区和葛洲坝工地。邓小平一上船就关切地问我，有人说三峡水库修建以后，通过水库下来的水变冷了，长江下游连水稻和棉花也不长了，鱼也没有了。究竟有没有这回事?我回答说：长江通过水库下泄的水量年平均为4510亿立方米，而三峡水库的库容只有年过水量的8％，会不断进行交换，水温变化不大，不影响农业和渔业。我接着又向邓小平汇报了三峡工程研究的经过、工程规划设计、施工方案、设备制造、资金筹集等问题。
7月12日上午，船行进到三峡以后，邓小平又要身边的人将我叫到船头会议室，一面观看两岸，一边和我谈三峡工程建设问题。邓小平详细询问了大坝、电厂、船闸的设计，并和国内外已达到的水平进行比较。他对设计所依据的基本资料包括水文、地质各种试验研究成果以及国内外大型水坝建设中发生过的一些重大问题也都做了了解，特别是和葛洲坝工程的对比询问得更为详细。他还特别问到，三峡工程会不会出现黄河三门峡工程出现过的泥沙淤积问题。我做了详细汇报。邓小平还问到了三峡工程资金筹集问题。我提出可用葛洲坝发电收入作为三峡建设资金，如果每度电0.1元，葛洲坝年发电160亿度，可得16亿元。邓小平对此很感兴趣。
下午，船到宜昌后，邓小平参观了葛洲坝工程，他看得很仔细。邓小平询问了葛洲坝一期工程的截流时间，他指示现在工地的各项设施以及机械设备将来凡是能用之于三峡的都要用上，那时不要再重复搞一套，要注意勤俭节约，不要浪费。在葛洲坝参观时，施工的同志汇报了工程施工情况，邓小平参观以后比较满意。
7月17日至20日，邓小平在武汉期间，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胡耀邦、赵紫阳、姚依林专程赶到武汉，向他汇报制定“六五”计划和长远规划的一些基本设想。在谈到三峡工程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此行看了长江三峡工程，听了汇报，了解到长江水运运量不大，长江中下游两岸防洪问题很严重，洪水淹到哪里那里要倒霉，人民要遭殃，同时，长江两岸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三峡大坝建成以后航运问题可以解决，三峡工程可发大量的电，可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影响问题也可以解决。他认为：修建三峡工程，对航运的影响不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不大，而对防洪所起的作用大，发电效益很大。因此，轻易否定三峡工程不好。请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回北京后抓紧研究。
邓小平三峡之行后，三峡工程的各项准备工作开始加速进行。1980年8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三峡工程问题，决定：“关于三峡建设问题，由科委、建委负责，继续组织水利、电力及其他方面的专家进行论证，提出意见。”根据国务院的决定，国家科委、建委随即组织筹备召开论证会，要求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编制一套论证资料。1981年1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提出了三峡分期开发、初期蓄水位128米、坝顶高145米的方案。1981年底，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编制上报了《三峡水利枢纽论证报告》，后因故论证会没有召开。
150米方案的提出与审查
20世纪80年代初，党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大都到过三峡库区、葛洲坝工地视察。我当时作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副书记，接待过许多来三峡库区、葛洲坝工地视察的领导同志。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在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后，为适应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对能源的要求，结合改善长江中下游的防洪、航运条件，国务院领导同志认识到应立即着手兴建三峡工程，但考虑到当时的国情，尽量减少水库淹没，建设规模要适当，三峡工程建设方案采用低坝方案——正常蓄水位为150米。
1982年12月，我们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按照水利部的要求，开始研究正常蓄水位150米方案，并于1983年3月提出《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1983年5月，国务院委托姚依林、宋平组织审查，在京丰宾馆请了350名专家，对150米方案进行审查。我参加了这次审查会。在这次会上，许多同志提出意见，认为蓄水位太低了，防洪不够，把资源浪费了。最后经过妥协，说防洪可以临时超蓄：就是把坝顶提高到175米，如果来了特大洪水，库区就临时超蓄淹一下，躲避一下，再临时赔偿，这样勉强定下来。但三峡库区的代表不满意，说这样搞，超蓄这一段地区怎么建设呢?下游的代表也不满意，说洪水来了，还要在库区与移民临时谈判，如果他们不走，怎么办?尽管有这些意见，审查论证还是比较顺利地通过了。
1984年2月，国务院财经领导小组召开会议，研究建设三峡工程问题。会议讨论了水电部所提的《建议立即着手兴建三峡工程的报告》，决定三峡工程采用正常蓄水位150米、坝顶高程175米的方案，并立即开始施工准备，争取1986年正式开工。会议还决定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筹组“三峡特别行政特区”(后改为“三峡省”)和“三峡开发公司”。4月5日，国务院以国函字第57号文件原则批准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并批复：“按正常蓄水位150米，坝顶高程175米设计，请水电部于今年年底前完成初步设计报审。”随后，以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为组长的三峡筹备领导小组、以陈赓仪为组长的三峡开发总公司筹备处和以李伯宁为组长的三峡省筹备组相继成立，并展开工作；水电部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也加紧编制150米方案(坝高175米)初步设计报告。三峡工程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
1984年11月，就在三峡工程按150米方案进行筹备的时候，重庆向中央提出《对长江三峡工程的一些看法和意见》，认为150米方案水库回水的末端到不了重庆，重庆下游较长一段航运不能改善，万吨船队不能到达重庆，建议改为180米方案。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在 人民大会堂出席广东核电投资公司与香港核电投资公司合营合同签字仪式后，李鹏向他汇报了三峡工程建设的安排，以及三峡工程中争论比较大的两个问题——泥沙的淤积、坝高问题，并着重介绍了重庆提出的蓄水位180米方案，即中坝方案。邓小平听完汇报后说：过去是四川人不赞成把坝搞高，现在情况变了，四川人，主要是重庆人同意“180方案”。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
1985年5月，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第三次扩大会议听取了泥沙、航运等专题研究成果，要求国家科委和计委对水库水位提高到180米予以论证。11月，国家科委就三峡工程前期科研和水位论证工作进展情况向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提交文件，指出经过一年的论证，有些问题已有一致的结论，有些问题尚存分歧，大约需要一年或更长时间方能完成。
三峡工程的重新论证
从1984年开始，我作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带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同志，为三峡工程开工建设做了很多准备。就在这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全国政协副主席、93岁的孙越崎率众考察三峡，向中央提交了《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的长篇调查报告；一些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纷纷发表言论，撰写文章，反对三峡工程上马；海外舆论也有了反对的声音。
对这些不同意见，党中央非常重视。1986年3月31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回答他关于三峡工程的问题时，对三峡工程建设问题更是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他说：对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中国政府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绝不会草率从事的。1986年4月，李鹏在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在回答记者关于三峡工程情况的提问时，也作了回答：三峡工程是一项包括发电、防洪、航运等综合效益的巨大工程，这项工程不仅关系到我国当代的四化建设，而且是关系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大事。对这项工程，中国政府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现在还没有对这项工程作出是否开工的决定。
1986年5月底，为慎重决策，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和李鹏率有关部门的同志赴三峡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当时是兵分两路，国务院总理带了一批人，包括王任重、杜星垣等人，从北京经湖北到万县，李鹏则带了钱正英和李伯宁，经四川达县再坐火车到万县。5月29日，两队人马在万县会合，一起从万县坐船到宜昌。中午登上中堡岛，查看坝址地形，听取了有关水电专家的汇报。下午又冒雨考察了葛洲坝水利枢纽，看望了水电职工。最后，国务院总理在宜昌开会，听取筹备组正副组长对成立三峡省的不同意见后，宣布不成立三峡省。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决定对三峡工程重新论证，同时确定了具体的决策程序：先责成水电部重新论证、编制可行性报告，然后由国务院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再报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审议，最后提交全国人大讨论；中间还设一个协调小组，随时给全国人大、政协通气。国务院总理回到北京后，即向邓小平做了汇报，说三峡工程在技术上还有些问题，但看来工程科技人员是能够解决的；在经济上投资是比较大的，但估计从经济上讲国力是可以承担的；问题出在政治上，政治上党外许多人坚决反对，将来提到全国人大，即使能通过，如果有三分之一的反对票，政治上就不好办。邓小平听后，表示如果技术经济可行的话，修三峡有政治问题，不修三峡也有政治问题，不修的政治问题更大。邓小平是主张上三峡工程的。
1986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下发15号文件，即《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由水电部负责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进一步论证，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随后水电部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成立了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水电部部长钱正英任组长，我是领导小组成员之一。这次论证分为10个专题：地质地震、水文与防洪、泥沙与航运、电力系统规划、水库淹没与移民、生态与环境、综合水位方案、施工、工程投资估算、经济评价，邀请了全国各行各业的412位专家、21位特邀顾问，分别组成地质地震、枢纽建筑物、水文、防洪、泥沙、航运、电力系统、机电设备、移民、生态环境、综合规划与水位、施工、投资估算、综合经济评价14个专家组，参加论证工作。论证的程序是：正常蓄水位论证150米、160米、170米、180米、一次建成、分期蓄水，两级开发等6个方案。综合经济评价论证分两个层次：一是上三峡工程与不上三峡工程，二是三峡工程是早上还是晚上。根据以上部署，14个专家组、工作组的专家们以对人民负责的严肃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用了2年8个月的时间，反复分析讨论研究，分别提交了专题论证报告。根据科学民主的原则，专家组的论证工作完全独立进行，不受干预；专家组内部则充分尊重不同意见，不强求一致。14个专题论证报告有9个是一致签字通过的。有5个专题报告分别有1位至3位专家组成员(9位专家10人次)对专题报告的结论有不同意见而未签字，并提交了书面意见。
1989年5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在这些论证报告的基础上，重新编制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并于当年7月上报国务院审查。报告提出：三峡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建议中央早作决策；推荐方案为坝高18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初期蓄水位156米。
中央的决心和人大的通过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影响了三峡工程的进展，延迟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峡工程建设的决策。尽管如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三峡工程十分重视。1989年7月江泽民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即到三峡坝区葛洲坝工地和荆江河段进行考察，了解长江防洪问题。同时，还视察了长江水利委员会，我向他汇报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工作情况。他向我们询问了有争议的各项问题，并对我们在座的工程技术人员代表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给从事三峡设计科研工作的人员以极大的鼓励。他认为邓小平对三峡工程所作结论是有科学根据的，要我们更好地工作。
1990年3月，在全国政协七届三次会议召开之际，我和一些政协委员联合提案，建议将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八五”计划，及早开工兴建。这个提案经王任重转给江泽民，江泽民对这一提案极为重视，4月5日批转给国务院总理李鹏。几天之后，李鹏即在此件上作了批示。
在江泽民、李鹏等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支持下，1990年7月国务院在首都宾馆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听取三峡工程论证情况的汇报。会上，国务院决定成立以邹家华为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对重新编制的可行性报告进行审查，再报请国务院正式审批。1991年8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 告》，认为：三峡工程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国力是可以承担的。
1992年2月，江泽民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三峡工程问题，我列席了这次会议。那一段时间，我先后陪同由陈慕华率领的全国人大代表团，王光英率领的全国政协代表团，甘子玉率领的二省市长代表团以及李铁映率领的全国文教体卫代表团等考察三峡。这期间，突然接到电话要我到北京开会，讨论三峡问题。会议由李鹏首先汇报了有关情况，姚依林、乔石、李瑞环、薄一波、杨尚昆、万里等同志先后发言。这次会议用了一天时间，上午汇报，下午讨论，最后由江泽民讲话。江泽民说，毛主席、周总理当年提出来要建三峡，后来小平同志极力主张建，看来还是有根据的。经过论证，应该提交全国人大。江泽民讲得很风趣，他还引证了一段歌德的长诗，大意是修建这个工程以后，造福一方的人民，安居乐业。这样就确定了由国务院提出意见，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随后，国务院正式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
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召开前，由于各方工作到位，许多过去对三峡工程有意见的同志大都转变了看法。在全国人大表决前，四川代表团中反对的人仍很多。1992年3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邹家华，全国政协副主席、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率领水利部长杨振怀和我等有关部门的同志，专门参加了四川代表团的讨论。代表们畅所欲言，谈出了心里话，意见的焦点集中在对移民安置的顾虑上，因为70％的移民在四川，万一有个闪失，如何对得起川东父老。也有代表提出其他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都一一予以解答，大多数代表听后非常满意。根据四川代表的意见，邹家华副总理、钱正英副主席建议大会主席团在《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草案)》最后加上一句话：“对已发现的问题要继续研究，妥善解决。”大会主席团同意这个建议，在正式决议中，写上了这句话。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决定将兴建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
1993年初，为确保三峡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国务院成立了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作为三峡工程高层次的决策机构，李鹏总理任主任委员，邹家华、陈俊生、郭树言、萧秧、李伯宁任副主任委员，委员会成员由国家计委、国务院经贸办、公安部、民政部、财政部、建设部、能源部、机电部、交通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部、物资部、中国人民银行及国家土地管理局的负责同志组成，我是委员会委员之一。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三峡工程建设的日常工作，由郭树言兼任办公室主任。同时，我从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的位子上转任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就这样，经过认真准备，1994年12月三峡工程一期工程正式开工，1997年11月实现长江二次截流(修建葛洲坝工程时，实现长江首次截流)，第二期工程开始。2003年6月1日，三峡工程下闸蓄水，首批机组开始发电。2006年5月20日，三峡工程右岸大坝最后一仓混凝土浇筑完成，三峡大坝全线建成。2008年，三峡右岸电机组全部投产发电，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三峡枢纽主体工程提前一年建成。(续完)
(责任编辑 刘荣刚)
1980年3月，我正在葛洲坝工地，听到湖北省委副书记王群传达国家计划会议预备会议精神，在这次会上邓力群传达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话，根据当前经济形势，三峡工程十年之内可能上不去。我听后很着急。恰巧这时，新华社记者李永长采访我，我向他讲了三峡工程的基本情况，包括规划设计、施工、设备供应、资金需求等方面的情况以及葛洲坝工程和三峡工程的关系等。李永长据此写了一篇长篇动态清样。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这份反映材料。不知是不是邓小平也看了这份材料，才决定亲自到三峡地区和葛洲坝工地进行实地考察。
1980年7月11日，邓小平在四川省省长鲁大东、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我，以及宜昌地委书记马杰、荆州地委书记胡恒山等人的陪同下，从重庆顺江东下，视察三峡坝区和葛洲坝工地。邓小平一上船就关切地问我，有人说三峡水库修建以后，通过水库下来的水变冷了，长江下游连水稻和棉花也不长了，鱼也没有了。究竟有没有这回事?我回答说：长江通过水库下泄的水量年平均为4510亿立方米，而三峡水库的库容只有年过水量的8％，会不断进行交换，水温变化不大，不影响农业和渔业。我接着又向邓小平汇报了三峡工程研究的经过、工程规划设计、施工方案、设备制造、资金筹集等问题。
7月12日上午，船行进到三峡以后，邓小平又要身边的人将我叫到船头会议室，一面观看两岸，一边和我谈三峡工程建设问题。邓小平详细询问了大坝、电厂、船闸的设计，并和国内外已达到的水平进行比较。他对设计所依据的基本资料包括水文、地质各种试验研究成果以及国内外大型水坝建设中发生过的一些重大问题也都做了了解，特别是和葛洲坝工程的对比询问得更为详细。他还特别问到，三峡工程会不会出现黄河三门峡工程出现过的泥沙淤积问题。我做了详细汇报。邓小平还问到了三峡工程资金筹集问题。我提出可用葛洲坝发电收入作为三峡建设资金，如果每度电0.1元，葛洲坝年发电160亿度，可得16亿元。邓小平对此很感兴趣。
下午，船到宜昌后，邓小平参观了葛洲坝工程，他看得很仔细。邓小平询问了葛洲坝一期工程的截流时间，他指示现在工地的各项设施以及机械设备将来凡是能用之于三峡的都要用上，那时不要再重复搞一套，要注意勤俭节约，不要浪费。在葛洲坝参观时，施工的同志汇报了工程施工情况，邓小平参观以后比较满意。
7月17日至20日，邓小平在武汉期间，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胡耀邦、赵紫阳、姚依林专程赶到武汉，向他汇报制定“六五”计划和长远规划的一些基本设想。在谈到三峡工程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此行看了长江三峡工程，听了汇报，了解到长江水运运量不大，长江中下游两岸防洪问题很严重，洪水淹到哪里那里要倒霉，人民要遭殃，同时，长江两岸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三峡大坝建成以后航运问题可以解决，三峡工程可发大量的电，可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影响问题也可以解决。他认为：修建三峡工程，对航运的影响不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不大，而对防洪所起的作用大，发电效益很大。因此，轻易否定三峡工程不好。请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回北京后抓紧研究。
邓小平三峡之行后，三峡工程的各项准备工作开始加速进行。1980年8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三峡工程问题，决定：“关于三峡建设问题，由科委、建委负责，继续组织水利、电力及其他方面的专家进行论证，提出意见。”根据国务院的决定，国家科委、建委随即组织筹备召开论证会，要求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编制一套论证资料。1981年1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提出了三峡分期开发、初期蓄水位128米、坝顶高145米的方案。1981年底，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编制上报了《三峡水利枢纽论证报告》，后因故论证会没有召开。
150米方案的提出与审查
20世纪80年代初，党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同志大都到过三峡库区、葛洲坝工地视察。我当时作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副书记，接待过许多来三峡库区、葛洲坝工地视察的领导同志。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在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后，为适应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对能源的要求，结合改善长江中下游的防洪、航运条件，国务院领导同志认识到应立即着手兴建三峡工程，但考虑到当时的国情，尽量减少水库淹没，建设规模要适当，三峡工程建设方案采用低坝方案——正常蓄水位为150米。
1982年12月，我们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按照水利部的要求，开始研究正常蓄水位150米方案，并于1983年3月提出《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1983年5月，国务院委托姚依林、宋平组织审查，在京丰宾馆请了350名专家，对150米方案进行审查。我参加了这次审查会。在这次会上，许多同志提出意见，认为蓄水位太低了，防洪不够，把资源浪费了。最后经过妥协，说防洪可以临时超蓄：就是把坝顶提高到175米，如果来了特大洪水，库区就临时超蓄淹一下，躲避一下，再临时赔偿，这样勉强定下来。但三峡库区的代表不满意，说这样搞，超蓄这一段地区怎么建设呢?下游的代表也不满意，说洪水来了，还要在库区与移民临时谈判，如果他们不走，怎么办?尽管有这些意见，审查论证还是比较顺利地通过了。
1984年2月，国务院财经领导小组召开会议，研究建设三峡工程问题。会议讨论了水电部所提的《建议立即着手兴建三峡工程的报告》，决定三峡工程采用正常蓄水位150米、坝顶高程175米的方案，并立即开始施工准备，争取1986年正式开工。会议还决定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筹组“三峡特别行政特区”(后改为“三峡省”)和“三峡开发公司”。4月5日，国务院以国函字第57号文件原则批准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并批复：“按正常蓄水位150米，坝顶高程175米设计，请水电部于今年年底前完成初步设计报审。”随后，以国务院副总理李鹏为组长的三峡筹备领导小组、以陈赓仪为组长的三峡开发总公司筹备处和以李伯宁为组长的三峡省筹备组相继成立，并展开工作；水电部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也加紧编制150米方案(坝高175米)初步设计报告。三峡工程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
1984年11月，就在三峡工程按150米方案进行筹备的时候，重庆向中央提出《对长江三峡工程的一些看法和意见》，认为150米方案水库回水的末端到不了重庆，重庆下游较长一段航运不能改善，万吨船队不能到达重庆，建议改为180米方案。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在 人民大会堂出席广东核电投资公司与香港核电投资公司合营合同签字仪式后，李鹏向他汇报了三峡工程建设的安排，以及三峡工程中争论比较大的两个问题——泥沙的淤积、坝高问题，并着重介绍了重庆提出的蓄水位180米方案，即中坝方案。邓小平听完汇报后说：过去是四川人不赞成把坝搞高，现在情况变了，四川人，主要是重庆人同意“180方案”。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
1985年5月，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第三次扩大会议听取了泥沙、航运等专题研究成果，要求国家科委和计委对水库水位提高到180米予以论证。11月，国家科委就三峡工程前期科研和水位论证工作进展情况向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提交文件，指出经过一年的论证，有些问题已有一致的结论，有些问题尚存分歧，大约需要一年或更长时间方能完成。
三峡工程的重新论证
从1984年开始，我作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带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同志，为三峡工程开工建设做了很多准备。就在这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全国政协副主席、93岁的孙越崎率众考察三峡，向中央提交了《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的长篇调查报告；一些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纷纷发表言论，撰写文章，反对三峡工程上马；海外舆论也有了反对的声音。
对这些不同意见，党中央非常重视。1986年3月31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回答他关于三峡工程的问题时，对三峡工程建设问题更是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他说：对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中国政府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绝不会草率从事的。1986年4月，李鹏在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在回答记者关于三峡工程情况的提问时，也作了回答：三峡工程是一项包括发电、防洪、航运等综合效益的巨大工程，这项工程不仅关系到我国当代的四化建设，而且是关系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大事。对这项工程，中国政府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现在还没有对这项工程作出是否开工的决定。
1986年5月底，为慎重决策，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和李鹏率有关部门的同志赴三峡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当时是兵分两路，国务院总理带了一批人，包括王任重、杜星垣等人，从北京经湖北到万县，李鹏则带了钱正英和李伯宁，经四川达县再坐火车到万县。5月29日，两队人马在万县会合，一起从万县坐船到宜昌。中午登上中堡岛，查看坝址地形，听取了有关水电专家的汇报。下午又冒雨考察了葛洲坝水利枢纽，看望了水电职工。最后，国务院总理在宜昌开会，听取筹备组正副组长对成立三峡省的不同意见后，宣布不成立三峡省。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决定对三峡工程重新论证，同时确定了具体的决策程序：先责成水电部重新论证、编制可行性报告，然后由国务院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再报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审议，最后提交全国人大讨论；中间还设一个协调小组，随时给全国人大、政协通气。国务院总理回到北京后，即向邓小平做了汇报，说三峡工程在技术上还有些问题，但看来工程科技人员是能够解决的；在经济上投资是比较大的，但估计从经济上讲国力是可以承担的；问题出在政治上，政治上党外许多人坚决反对，将来提到全国人大，即使能通过，如果有三分之一的反对票，政治上就不好办。邓小平听后，表示如果技术经济可行的话，修三峡有政治问题，不修三峡也有政治问题，不修的政治问题更大。邓小平是主张上三峡工程的。
1986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下发15号文件，即《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由水电部负责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进一步论证，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随后水电部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成立了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水电部部长钱正英任组长，我是领导小组成员之一。这次论证分为10个专题：地质地震、水文与防洪、泥沙与航运、电力系统规划、水库淹没与移民、生态与环境、综合水位方案、施工、工程投资估算、经济评价，邀请了全国各行各业的412位专家、21位特邀顾问，分别组成地质地震、枢纽建筑物、水文、防洪、泥沙、航运、电力系统、机电设备、移民、生态环境、综合规划与水位、施工、投资估算、综合经济评价14个专家组，参加论证工作。论证的程序是：正常蓄水位论证150米、160米、170米、180米、一次建成、分期蓄水，两级开发等6个方案。综合经济评价论证分两个层次：一是上三峡工程与不上三峡工程，二是三峡工程是早上还是晚上。根据以上部署，14个专家组、工作组的专家们以对人民负责的严肃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用了2年8个月的时间，反复分析讨论研究，分别提交了专题论证报告。根据科学民主的原则，专家组的论证工作完全独立进行，不受干预；专家组内部则充分尊重不同意见，不强求一致。14个专题论证报告有9个是一致签字通过的。有5个专题报告分别有1位至3位专家组成员(9位专家10人次)对专题报告的结论有不同意见而未签字，并提交了书面意见。
1989年5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在这些论证报告的基础上，重新编制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并于当年7月上报国务院审查。报告提出：三峡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建议中央早作决策；推荐方案为坝高18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初期蓄水位156米。
中央的决心和人大的通过
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影响了三峡工程的进展，延迟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峡工程建设的决策。尽管如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三峡工程十分重视。1989年7月江泽民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即到三峡坝区葛洲坝工地和荆江河段进行考察，了解长江防洪问题。同时，还视察了长江水利委员会，我向他汇报了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工作情况。他向我们询问了有争议的各项问题，并对我们在座的工程技术人员代表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给从事三峡设计科研工作的人员以极大的鼓励。他认为邓小平对三峡工程所作结论是有科学根据的，要我们更好地工作。
1990年3月，在全国政协七届三次会议召开之际，我和一些政协委员联合提案，建议将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八五”计划，及早开工兴建。这个提案经王任重转给江泽民，江泽民对这一提案极为重视，4月5日批转给国务院总理李鹏。几天之后，李鹏即在此件上作了批示。
在江泽民、李鹏等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支持下，1990年7月国务院在首都宾馆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听取三峡工程论证情况的汇报。会上，国务院决定成立以邹家华为主任的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对重新编制的可行性报告进行审查，再报请国务院正式审批。1991年8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 告》，认为：三峡工程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国力是可以承担的。
1992年2月，江泽民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三峡工程问题，我列席了这次会议。那一段时间，我先后陪同由陈慕华率领的全国人大代表团，王光英率领的全国政协代表团，甘子玉率领的二省市长代表团以及李铁映率领的全国文教体卫代表团等考察三峡。这期间，突然接到电话要我到北京开会，讨论三峡问题。会议由李鹏首先汇报了有关情况，姚依林、乔石、李瑞环、薄一波、杨尚昆、万里等同志先后发言。这次会议用了一天时间，上午汇报，下午讨论，最后由江泽民讲话。江泽民说，毛主席、周总理当年提出来要建三峡，后来小平同志极力主张建，看来还是有根据的。经过论证，应该提交全国人大。江泽民讲得很风趣，他还引证了一段歌德的长诗，大意是修建这个工程以后，造福一方的人民，安居乐业。这样就确定了由国务院提出意见，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随后，国务院正式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
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召开前，由于各方工作到位，许多过去对三峡工程有意见的同志大都转变了看法。在全国人大表决前，四川代表团中反对的人仍很多。1992年3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邹家华，全国政协副主席、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率领水利部长杨振怀和我等有关部门的同志，专门参加了四川代表团的讨论。代表们畅所欲言，谈出了心里话，意见的焦点集中在对移民安置的顾虑上，因为70％的移民在四川，万一有个闪失，如何对得起川东父老。也有代表提出其他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都一一予以解答，大多数代表听后非常满意。根据四川代表的意见，邹家华副总理、钱正英副主席建议大会主席团在《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草案)》最后加上一句话：“对已发现的问题要继续研究，妥善解决。”大会主席团同意这个建议，在正式决议中，写上了这句话。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决定将兴建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
1993年初，为确保三峡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国务院成立了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作为三峡工程高层次的决策机构，李鹏总理任主任委员，邹家华、陈俊生、郭树言、萧秧、李伯宁任副主任委员，委员会成员由国家计委、国务院经贸办、公安部、民政部、财政部、建设部、能源部、机电部、交通部、水利部、农业部、林业部、物资部、中国人民银行及国家土地管理局的负责同志组成，我是委员会委员之一。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三峡工程建设的日常工作，由郭树言兼任办公室主任。同时，我从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的位子上转任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就这样，经过认真准备，1994年12月三峡工程一期工程正式开工，1997年11月实现长江二次截流(修建葛洲坝工程时，实现长江首次截流)，第二期工程开始。2003年6月1日，三峡工程下闸蓄水，首批机组开始发电。2006年5月20日，三峡工程右岸大坝最后一仓混凝土浇筑完成，三峡大坝全线建成。2008年，三峡右岸电机组全部投产发电，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三峡枢纽主体工程提前一年建成。(续完)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