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概算得上是一个令人恐怖的名词，它意味着生命的终结，也标示着一个完全不为人所把握的而又无法直面的存在。除了如《聊斋志异》等少许鬼怪小说中，鬼具有人情味外，中国文学史上鬼总归是让人感到可怕的。鬼存在吗?“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学说大概是“敬鬼神而远之”的，佛家学说和道家文化倒是常常以“鬼”来对人实行劝谕和警告。鬼，在西方宗教文化中被称做灵魂，远没有中国文化中那么多的恐怖、阴森气息，它是人的另外一种存在状况。而且相对于易腐朽的肉身而言，它是不朽的存在。到了现代社会，尤其信奉唯物主义学说的人来说，鬼是违背科学真理的迷信。于是，鬼的本意被引申义所取代，它主要是指一些见不得人见不得阳光的人和事情、心理。看来，“鬼”存在与否。并不是一个绝对的问题。它和一定的时代文化、一定的信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薛荣的《扫盲班》可以算得上是一篇“鬼”的分析学的小说，不过，它对鬼的分析并不着眼于社会、文化层面，而是从人的精神心理人手，它是“鬼”的精神分析学。
　　综观《鬼》，大概涉及到三个层面的“鬼”。首先是政治层面的“鬼”。这个层面的鬼具有历史渊源，也就是自1950年代“反右”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帮在政治上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领导干部，他们被打成牛鬼蛇神。这里的“鬼”主要是指主流意识形态的异端分子。第二个层次的“鬼”是指“我”父亲和母亲之间的隔阂和猜忌，意思是“鬼”心思。父亲在外地工作，很少能回家和母亲团聚，难得回家休假，但是母亲不愿意和他多待。母亲向往知识，不喜欢父亲的生活习惯，心里有“鬼”，借口上扫盲班和牛鬼蛇神们呆在一起。因此，父亲心里有了猜忌，打起了“鬼”主意，要我跟踪上扫盲班的母亲。在这个层次的“鬼”主要是指夫妻之间的猜忌和情感隔阂，把对方看成是“异己”，纯属于心理障碍。第三个层次的“鬼”则指“我”的三次遇“鬼”记。第一次是“我”在去扫盲班的途中。路遇站在村子里的两个“鬼”，吓得“我”魂飞魄散，一路狂奔。第二次遇“鬼”，是夜晚在山坡上的茅草屋里，看见两条飞奔而出的黑影。第三次则是和伙伴大庆一起在湖中的小船上。这一次“我”的感觉非常强烈，看见“鬼”压在我身上，听见“鬼”命令“我”脱掉衣服。不过，这三次遇“鬼”其实是“我”的个人臆想罢了。第一次遇到的“鬼”只是村人扎好的准备拿到田野去的稻草人而已。第二次遇到的“鬼”大概是在茅草屋中热恋的情侣。而第三次遇到的“鬼”只不过我在恐怖紧张的环境中的幻觉，这个“鬼”不是别人，正是伙伴大庆。“鬼”在我身上的种种动作，只不过是处于青春亢奋时期一个调皮的、懵懂的少年的小动作罢了。看来，“我”所遇到的“鬼”，也只不过是“我”个人在特定环境下紧张、恐怖的心理反应而已。这些“鬼”是“我”心理反应中不利于“我”的“异类”的表征。
　　用小孩子的限制叙事视角，设置一个在智力、情感、心理还不成熟的叙述者，是《鬼》这篇小说的最成功之处。小说突出的艺术表现就是把这一切围绕“鬼”展开的故事，都置放在一个小女孩子“我”的眼中。因为，在一个年纪很小、理解能力还比较低的小孩子心中，“鬼”也许是的真实存在的。上述种种关于“鬼”的精神分析，也只有置于这样的一个叙述者眼里才独具叙述魅力。也经由这样的一个叙述者，小说的思想就飞腾了起来。
　　小说所叙的三种“鬼”：思想意识上的异端、情感上的异己、心理上的异类，对“我”而言，已经不再具有一般的认知意义。它大概勾勒了一个正在确立自己主体的人的真切的感受：“我”处于一个“异”于自己的力量包围之中。环绕个人生存的是个体无法把握的世界、情感、心理。这就是《扫盲班》给人的最深的感触。萨特曾经发出了“他者即地狱”的呼声，勾勒出了现代社会完全被异化的社会生存图景。不谋而合的是，《扫盲班》也以特殊的艺术方式，展现给我们一个充斥着“鬼”的心理世界。
　　在萨特那里，人要摆脱异化力量，只有靠自己的主观选择，寻找人的本质所在。萨特的哲学充满了悲剧情绪。而《扫盲班》则要乐观得多，通过“扫盲”，我们能似乎剔除鬼魅，人最终能回归思想意识上的“正常”，重新建立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正常关系。正像小说的结尾，“我”经过一番医学检查后，被证实没有任何异样，大人的担心解除了，“我”也无恙了。因为，“鬼”毕竟是“鬼”，它只是人的精神塑造出来的异化对象而已。因此，《扫盲班》正如它的题目一样，具有一定的启蒙意味。
　　
　　周新民，文学评论家，现执教于湖北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