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即将到来的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90周年纪念日。值此之际，让我们纪念一位书生报国的典范：邹韬奋。他是我国近代历史上杰出的新闻记者、社会活动家、政论家和出版家，他以自己创办的杂志为阵地，以笔为枪，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而奔走。他的杂志与文章，激励了抗日志士前赴后继，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了全面抗战的展开，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笔者在韬奋基金会工作，出于对邹韬奋先生的崇敬与文学的责任，写了《患难之生——邹韬奋在抗战中》一书，这里将该书的跋，摘登于此，以飨读者。
　　国难当头，果断转型
　　因到韬奋基金会做事，不能不查询研读邹韬奋先生的相关资料，深入研究之后，不禁为他的职业操守所震慑，思昔看今，感慨万千。
　　邹韬奋的父亲曾经也是望子成龙，希望他当工程师。在南洋公学时期，他学的是机电，但他逆反，偏偏爱文。圣约翰大学期间，邹韬奋翻译发表了外国作品，为上海最大的报纸《申报》撰稿。毕业后，他到纱布交易所当英文秘书兼翻译。不久后，便到职教社的《生活周刊》做编辑，并兼职《时事新报》秘书主任。1926年，《生活周刊》创刊第二年，他接手做了杂志主编。
　　当时，刊物发行只有2800份，工作人员只有他和徐伯昕外加兼职会计孙梦旦，但他把自己的毕生倾注给了这份事业，在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中求变、求新、求发展——“努力多登新颖有趣之文字”“力求精警而避陈腐”，追求“有价值、有趣味”的风格。当时的每期栏目，他都用心水、思退、沈慰霞、因公、惭虚、秋月、落霞、春风、润等七八个笔名撰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邹韬奋深感国难之痛，迅速将刊物内容从城市中产阶级的趣味转向宣传抗日救国，由“在谈笑风生的空气中欣欣然愉快一番”转变为“就民众的立场对政府对社会，都以其客观、无所偏私的态度，诚恳批评或建议，论事论人，以正义为依归”。《生活周刊》本来定位于职业教育刊物，此时变为新闻评述周报，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全国救亡运动舆论阵地。杂志的转型契合了全国人民抗日愿望，刊物发行量猛增到15.5万份，创下当时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
　　邹韬奋既是出版家又是著名新闻记者、作家、翻译家，他一面搞出版，亲手创办、主编了“六刊一报一店”，即《生活周刊》《大众生活》《生活日报周刊》《生活星期刊》《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五日刊、《生活日报》和生活书店；一面笔耕不缀，翻译了《革命文豪高尔基》，撰写出版了《经历》《萍踪寄语》《萍踪忆语》《大众集》《坦白集》《患难余生》等著作，结全集14卷，计800万字。
　　以新闻出版坚守舆论阵地
　　邹韬奋先生是位民主人士，去世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自《生活周刊》始，他把办杂志出版图书，为民众提供精神食粮作为一生的事业，把新闻出版当作阵地坚守。其“团结御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立场与主张，与蒋介石当时“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相悖。蒋介石很欣赏他，用尽了劝、拉、请、合、逼、打等种种手段——先派胡宗南劝其转变立场与政府站一起；再派他同学中统副局长徐恩曾和国民党政要张道藩、刘健群拉他到政府做官；委托杜月笙出面请他去南京面见蒋介石；再是蒋介石亲见他，当面劝他加入组织；后又让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要他将生活书店与国民党正中书局和独立出版社“合并”“联合”“扩股”，统一归他掌管，确保他人生与事业双安全。不过，他笑称自己“是个不识抬举的人”，他让杜月笙转达蒋介石“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邹韬奋先生如此不给面子，其命运可想而知。杂志屡遭封杀，生活书店在全国55家分店一一被查封，人员被逮捕；他自己几次上特务捕杀黑名单，以至全国通缉，密令就地正法。为此，他与沈钧儒等“七君子”一起被捕入狱，关押243天，6次流亡海外、他乡，最长的欧美流亡长达两年多。但是，他终未屈服，永不放弃。
　　《生活周刊》被封后，《新生》诞生，被封，创办《大众生活》，再被封，又创办《生活星期刊》。抗战爆发后，邹韬奋改办《抗战》三日刊及《全民抗战》五日刊、《生活日报》。他创办生活书店后，在战争年代进行全国连锁经营。那段时期，一刊遭挫折，一刊又起，前仆后继，如缕不绝。
　　鄒韬奋因何对自己追求的事业如此执着？用他的话说：“一个人做事，要做一生投入都做不完的事业。为做编辑，曾经亡命过、坐过牢、始终是个穷光蛋，被靠我过活的家族埋怨得要命。但我至今‘乐此不疲’，自愿‘老死此乡’。”
　　为了自己追求的事业，邹韬奋不怕吃苦，不怕受累，不怕挨穷，不怕遭埋怨，甚至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所以，他被国家公布为新闻出版界唯一的公祭烈士。
　　是什么影响了我们的定力
　　邹韬奋对事业的执著，让我想到一个词，叫做定力。
　　定力是佛教语，是佛和菩萨的十种法力之一，谓坚信精进、专为坚定之心。《现代汉语词典》里竟还没这个词。佛教是一种信仰，文学也是一种信仰，它是人类精神与灵魂的另一种寄托。文学的旨意是崇尚真善美，鞭挞假恶丑；褒扬真诚，贬抑虚伪，这种旨意构筑于全人类共同共通的心愿与情感之上。出版事业又何尝不是如此，没有国家情怀、民族情怀和民众情怀，怎么能够为此而奉献自己的青春与智慧？
　　“互联网+”时代，从事写作的人数以亿计。据我所知，不少人弃官从文、弃商从文、弃教从文、弃医从文、弃武从文——有的人刚进门便歇手退却，悔于一时头脑发热望错了山；有的人一时成功后再也不举，如昙花般瞬即凋谢；有的人舞文弄墨只做表面文章，不从生活出发，而从仕途着眼，把应景作品和获奖证书当敲门砖；有的原本很有文学天赋，写出过力作佳作，但为利益诱惑，放弃文学初衷，一心去编写更便捷更快速捞钱的影视作品；有的人因江郎才尽进入写作衰老期；还有的人重复别人、重复自己，忽悠粉丝和读者的钱袋子，对文学无丝毫贡献。凡此种种，似乎都与文学精神格格不入。
　　要求每一个热爱文学的人都必须为文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显然苛刻。然“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刘勰《文心雕龙》）”？文学对于任何人无所要求，全凭个人兴趣与意志。我国长篇小说年出书数千部，大作品有几部？环境固然是个不可或缺的因素，然根本因素还在作家自身。今天可以说，不缺钱、不缺房、不缺文化、也不缺写作条件、不缺生活资源，缺什么 ？缺定力。做事没有定力的人，好比空中的风筝，只能随风飘摇。是什么影响了我们的定力呢？
　　对比上世纪30年代，作家大都是以写作谋生的自由撰稿人。邹韬奋结婚后，为了养家，他同时兼职几家报刊撰稿；流亡香港时，他创办《生活日报》和《生活星期刊》，因往内地邮寄成本过高而亏损。流亡欧美借的债没还清，范长江发现他家的穷困尴尬后，预付他《抗战以来》在《华商报》上连载的稿费，才得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谈及写作环境，鲁迅所处时代最为恶劣。他写文章只能用笔名，不然会招来麻烦。同样，邹韬奋病重到上海治疗期间，也不能用真名，四次换医院、四次化名，直至病逝都在用一个假名：季晋卿。
　　关于生存风险，以一事为例，当年鲁迅与邹韬奋参加被国民党特务枪杀的民权保障同盟秘书长杨杏佛葬礼，鲁迅曾幽默地对邹韬奋说：“有幸咱俩入选他们的黑名单，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为了家人，你还是出去避一避。”邹韬奋答：“你今天不该来。”鲁迅说：“今天我出门就没带钥匙，没打算回去。”
　　可以说，以鲁迅、邹韬奋为代表的一代作家为了国家存亡、民族尊严，冒着生命危险捍卫信仰、立场和主张，他们像战士一样，战斗在文化阵地上。而这种坚守，来自于“国不可亡，民族不可侮”的信仰。邹韬奋在出狱欢迎宴会上曾说过一句话：“个人没有胜利，只有民族解放才是真正的胜利！”这种坚定的家国情怀，应该恰恰是写作者的底气。
　　（作者现任中国韬奋基金会副秘书长。代表作《兵谣》《乡谣》《碑》获总政全军文艺创作优秀作品奖长篇小说一等奖。以其原创作品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兵谣》获飞天奖，《沙场点兵》获金鹰奖、“五个一工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