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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炳辉被陈毅赞誉为“滇之雄”，作为云南籍军事家的他，与滇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罗炳辉的军旅生涯始于滇军，且为营救滇军建立了重要军功；他在旧军队闯荡陷入迷茫之际，是滇军挚友引导其走上革命军旅之路；他长征转战云南时，文战而屈滇军；他抗战初期深入做好团结滇军抗战的统战工作；他解放战争初期电贺滇军起义部队弃暗投明。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时，罗炳辉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九师第二十五团第二营营长（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系由滇军朱培德部改编而成，朱培德任军长），第二营是由原朱培德警卫营改编而成，武器装备好，官兵军事技术过硬，部队战斗力强，罗炳辉率领该营随第三军直入两湖战场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在北伐战争中，罗炳辉的军事指挥才华得到全面提高。
不料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朱培德竟然跟随蒋介石反共，将第三军中的共产党员杀害。此情此境，使已在滇军闯荡摸索了10多年的罗炳辉十分愤怒与失望，他逐步认识到，旧军队内部各个派系军阀之间互相讨伐、互争地盘、各霸一方、尔虞我诈，其结果是战祸不断、百姓遭殃，于国于民全然无益，遂愤然于1929年初离开由滇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
下一步军旅之路该如何走?罗炳辉当时无明确目标。在走投无路之际，恰逢驻江西吉安的国民党滇军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将吉安八乡建立的乡联防靖卫队，改编为全县统一组织指挥的“吉安靖卫大队”，罗炳辉因其射击等军事技术出色，被邀请担任吉安靖卫大队大队长。1929年夏天，罗炳辉昔日在滇军结识的挚友赵醒吾为罗炳辉指航，引导其最终弃暗投明，脱离旧军队，走上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求解放的革命军旅之路。
赵醒吾系云南宾川人，上过军事学校，是滇系军阀队伍中为数不多的出色军事政治人才，曾担任朱培德的参谋及滇军将领杨池生的副官。朱培德和杨池生虽器重并赞赏赵醒吾的军事政治才华，但又忌才不重用他。1924年赵醒吾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隐蔽在旧军队内，秘密从事我党的统战工作。1929年春赵醒吾得知罗炳辉担任江西吉安靖卫大队长的消息后，根据以往对罗炳辉的了解，深知罗炳辉刚直不阿、生性磊落、追求进步，是经过教育转化可走上革命之路的统战对象。于是根据党组织安排，赵醒吾主动致函与罗炳辉建立联系，进而专程来到吉安与罗炳辉当面深入交谈。
两位昔日滇军挚友见面后，披肝沥胆、开诚布公地在吉安一连畅谈了3天。在谈话进入实质性阶段后，赵醒吾单刀直入地问：“国民党有政权，共产党有工农，究竟谁的力量大?”罗炳辉随即答到：“当然是国民党大了，党、政、军、经济等一切大权均在国民党的手里。但广大的工农拥护共产党，共产党的潜力是大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最终胜利将属于共产党。”看到罗炳辉对共产党有敏锐的正确的认识，赵醒吾毫不掩饰地说到：“我是受共产党中央的委托，专程来找你的，党中央认为你有条件参加革命。”经过赵醒吾的启迪和引导，罗炳辉表示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不久，中共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蔡升熙继续分别与罗炳辉进一步谈话。罗炳辉化名“罗南煌”，于1929年7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罗炳辉入党后的最初几个月，遵照党组织“保持灰色，发展武装，待机而动”的指示，继续担任吉安靖卫大队长，利用职务之便设法为党组织搜集和传送军事情报，并掌握控制好吉安靖卫大队这支拥有400多人的武装力量，待时机成熟时发动武装起义。到了1929年10月初，中共江西省委派赵醒吾通知罗炳辉：党组织决定由罗炳辉领导吉安靖卫大队举行武装起义。10月14日罗炳辉果断地发动武装起义，10月15日把吉安靖卫大队从吉安带到东固革命根据地，与专程赶来迎接起义部队的刘士奇、蔡升熙、曾山等会合，随后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五团，罗炳辉被任命为团长。
长征转战威震滇军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路线导致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军事战略转移，走上了极其艰险的长征之路。长征中担任红九军团军团长的罗炳辉，率领红九军团转战于云南省境内的宣威、东川（今属云南会泽县）等地，极大地打击和震慑了“追剿”长征红军的滇军及其它国民党军队。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转战云贵川期间，罗炳辉创造性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打狙击、作掩护，打击黔军、调动滇军，使红军逐步摆脱被动的军事局面。长征主力部队第一次渡过赤水后，蒋介石于2月2日重新调整“追剿”中央红军的军事部署，组成以“云南王”龙云为总司令、中央军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的专事“追剿”中央红军的第二路军，力图在云贵川地区彻底消灭中央红军。
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扎西地区后，驻防云南的滇军和当地国民党政府官员，听说罗炳辉率领善于打游击战的红九军团打回云南的消息，顿时引起一阵慌乱。云南《民国日报》对罗炳辉的军事谋略及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作出如下报道：“赤匪通过叙永后，意欲窜逃筠连渡江，被高、珙两县之川军防堵甚严，匪计不得逞。赤匪内有滇人罗炳辉，因熟悉本省地情，乃献计趁我军未到达前，拟由威信小道偷过盐津，西窜绥江，企图渡江入川。朱、毛各匪首乃亲率万余人，依计而行（叙永、筠连、高县、珙县在四川境内；威信、盐津、绥江在云南境内）。”
长征中，罗炳辉率部转战到哪里，就震慑到哪里的敌军，敌军对罗炳辉的悬赏缉拿就张贴到哪里。罗炳辉率红九军团在湖南境内转战时，湖南省军阀何键曾单独悬赏1万元缉拿罗炳辉，把罗炳辉列为“红军十将领”之一加以详细介绍，以便让国民党官兵能及时发现这位身材魁梧、又高又胖，体型易于被人识别的红军将领。在云南省境内登出的一次悬赏缉拿通告中，蒋介石和滇军欲在罗炳辉的故乡云南境内置其于死地，罗炳辉被列为二等“匪首”，名列林彪、彭德怀、董振堂（他们当时分别任红一、三、五军团军团长）之后，由此可见罗炳辉对滇军形成的震慑力量之大。
然而，云南国民党政府和滇军的悬赏不仅未能捉住罗炳辉，反而使罗炳辉愈战愈勇，连创骄人战绩。1935年3月底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期间，罗炳辉指挥红九军团在黔北地区执行诱敌任务。待完成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南渡乌江任务后，敌人已封锁乌江渡口，红九军团被隔在乌江北岸，恰在此时红九军团惟一的电台发生故障，红九军团与党中央、中革军委完全失去联系。罗炳辉果断指挥红九军团独立作战，布疑阵、出奇兵，转战云贵川边界，取得老木孔、毕节等胜利。
罗炳辉指挥红九军团转战云南期间，既有依靠快速勇猛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取胜滇军的军事记录，又有通过政治战和心理战，以文战而屈滇军的胜果。1935年4月29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相机占领云南东川城（今属云南会泽县），罗炳辉率部从云南宣威出发，于5月3日抵达东川。红九军团兵临东川城下后，罗炳辉得知守城的当地民团团长是他过去在滇军闯荡时结识的一位旧相识。于是他直接把电话线搭在敌人电话线上，与该民团团长直接通话。
罗炳辉说到：“老伙计，我是你的旧相识罗炳辉呀，现在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军团长，手下的兵嘛，不多，就是一个军团，我们要从你们这里路过，你看你们是打呢，还是投降?”对方一听是早已使滇军闻风丧胆的罗炳辉，震惊得半天未答出话来。
罗炳辉继续说：“怎么，不想跟我谈判吗?”民团团长回答说：“你要真是罗炳辉，我们就谈判，你要是假的，我还想打一打哩!”罗炳辉立即回击到：“那就打吧，我还不想认你这个孬种哩。不过我得给你说清楚，你那四百来人，一两百条枪，可是不经我打的。”对方很快软了下来：“不，不，可我怎么知道你真是罗炳辉呢?”
罗炳辉说：“你出来一趟，或是我进城来，不就认出我是真是假了吗?”对方立即说：“看样子你真是罗炳辉了，我马上出城!”
不一会，民团团长一行打着白旗走出城来，罗炳辉老远就认出了这位昔日滇军的旧相识，他迅速走上前去说到：“你们打白旗干什么，快收起来。既然是谈判，就不必打白旗了嘛。”就这么几句话，那位罗炳辉的旧相识便感觉到罗炳辉是在给他面子，于是态度诚恳地说：“贵军有什么要求，只要我们办得到的，我们尽力满足。”
此时罗炳辉却转变话峰，闭口不提我军的要求，而是煞有介事地向对方介绍起红九军团主要领导人的情况，进一步从心理上震慑敌人：“老伙计，别看他们（当时站在罗炳辉身边的红九军团其他3位领导）穿着不怎么样，可都是些非凡人物。我们的军团政委何长工，留法的学生；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留学苏联的；军团参谋长郭天民，1926年的老黄埔生。说到要求嘛，请我们的何政委说说。”
政委何长工接过话茬说：“你与我们罗军团长既然是老相识，就算是帮忙吧。第一，让红军进城，好有个住处，当然得是很安全的；第二，帮助筹备一点粮款，出门在外，只好走到哪吃到哪；第三，我们还想在贵地招点兵，希望东川当局不要阻挠。”
东川民团团长一听是这么几件事，连声说：“好，好，我们照办。我方的要求只有一条，希望保留我的民团。至于双方的安全，我把民团都搬出城去就是，不知可否?”罗炳辉说：“可以，民团是你们的饭碗嘛。”
第二天，红九军团在东川城内广泛开展群众工作，为群众分粮、分盐巴、分布匹衣服。东川城广大群众掀起了“拥红”高潮，3天时间内东川有15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红九军团还筹款10万元，最终打败了蒋介石及滇军企图“在会（泽）巧（家）间地区歼灭罗匪”的军事计划。
转战云贵川三省期间，红九军团从1935年3月27日与长征主力部队失去联系，到5月21日重新与长征主力部队会师，罗炳辉指挥红九军团单独行军作战55天，转战云贵川3省17县，行程1500公里，经历大小战斗20多次，在云南东川等地扩大红军2000多人，有力牵制了由国民党中央军及滇军、黔军、川军组成的十余万人“追剿军”的军事行动，为长征主力部队执行毛泽东及中革军委的军事方案创造出十分有利的军事战机。毛泽东及中革军委领导人称赞罗炳辉指挥的红九军团，是长征红军的“特别支队”、“战略骑兵”部队。
统战滇军鲜为人知
八年抗战的绝大部分时期，罗炳辉率领新四军官兵冲锋陷阵在血与火的抗日前线。然而被不少史学工作者所忽略的一段虽短暂而重要的历史是：抗日战争爆发初期的1938年1月至10月，罗炳辉根据党中央的安排来到武汉，以八路军副参谋长身份，兼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统战组组长，主要协助周恩来、叶剑英开展对滇军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以由原滇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为统战对象。在此期间，罗炳辉遵照周恩来指示，以云南同乡和滇军故旧的身份，成功地进行了对卢汉军长、一八四师张冲师长和一○八一团潘朔端团长及广大中下级军官的统一战线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罗炳辉曾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这段历史，至今鲜为人知。
中国的全面抗战爆发后，有抗日爱国思想的滇军实力人物龙云，在1937年8月将原滇军的6个旅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下辖一八二、一八三、一八四3个师，由滇军将领卢汉（云南昭通人）任军长，滇军将领张冲（云南泸西人）任副军长兼一八四师师长。1938年春，一八四师行进至江西九江时，师政治部主任张致中（原名张永和，与师长张冲同为云南泸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通过“读书生活”出版社的黄洛峰，与中共驻武汉办事处取得联系。3月的一天，张致中与黄洛峰两位知己正在聊天，恰遇时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统战组组长的罗炳辉也来找黄洛峰。张致中和罗炳辉两位云南籍军人在武汉不期而遇，自然十分高兴。
罗炳辉动情地说：“当我听到云南部队已编成第六十军开赴前线杀敌的消息，很是高兴，作为云南人，我多么希望和云南的父老兄弟见见面。”张致中把张冲的政治倾向对罗炳辉作了介绍，并特意强调说：“张冲本人很倾向于进步，他希望与共产党建立联系，如果他来到汉口，是不是可以找您联系?”张致中此话正中罗炳辉下怀，身负抗日统战重任的罗炳辉当即欣然答应。张致中返回一八四师后，向张冲报告了他与罗炳辉的谈话内容。张冲对罗炳辉早已闻其名、仰其人，得知罗炳辉愿意与他建立联系，心中甚为高兴，连声说：“很好!很好!”
3月下旬的一天，张冲在张致中的陪同下，着便服来到武汉，与罗炳辉在黄洛峰的住处秘密会见，双方交谈十分融洽。罗炳辉指出：“祖国的一草一木都要为抗日所用，要爱护官兵，要使用好手中的武器。”张冲则向罗炳辉提出，希望能与当时在武汉的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见面，作进一步交谈。
罗炳辉遂转告叶剑英，叶剑英满足了张冲的要求。一天夜里，叶剑英、罗炳辉与张冲进行了面谈。在这次会见中，张冲向叶剑英、罗炳辉提出两点要求：一、他本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二、八路军、共产党选派军事及政治工作人员到一八四师工作。叶剑英、罗炳辉很爽快地答应了张冲的要求。
随后不久，我党从延安派共产党员周时英、杨华、张天虚、张子斋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薛子正等，到张冲领导的一八四师开展工作，在该师秘密建立中共党支部，还协助该师创办《抗日军人》报，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激励一八四师官兵坚持抗战，扩大了我党在一八四师的政治影响。
在武汉会见张冲之后，罗炳辉又陪同叶剑英来到孝感的第六十军军部，主动访问了军长卢汉，向卢汉及部分军官阐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此后罗炳辉身着便衣到孝感鸡公山，秘密到一八四师部队驻地访问，与张冲第三次会谈，进一步密切了我党与第六十军及一八四师团结抗战的统一战线关系。
罗炳辉多次与卢汉、张冲秘密会谈，做抗日统战的活动，难免会被国民党特务发现某些线索。蒋介石专门找卢汉谈话，提醒卢汉要严防共产党在第六十军搞统战活动。针对上述情况，卢汉与张冲商量后决定，采用更隐蔽的方式与罗炳辉保持抗日统一战线联系。
此后不久，第六十军奉命赴徐州参加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在这次振奋中国军民抗战决心的著名战役中，第六十军官兵奋勇杀敌，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谱写出一页可歌可泣的抗战胜利史。
在闻名中外的台儿庄战役中，第六十军一八三师一○八一团团长潘朔端身负重伤后，于1938年4月中旬来到武汉住院养伤。潘朔端系云南昭通地区威信县人，与罗炳辉家乡云南昭通地区彝良县很近。罗炳辉主动多次到医院看望潘朔端，作了多次推心置腹的交谈。罗炳辉给潘朔端分析全国抗战形势，阐述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潘朔端伤好临别时，罗炳辉意味深长地说：“你我同生在一块土地上，但愿将来能走到一条道路上。”罗炳辉在武汉期间与潘朔端的多次谈话，对此后潘朔端在整个抗战期间率领部队英勇抗战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抗战胜利后，滇军将领卢汉和张冲先后脱离国民党阵营，率领部队起义。1946年9月，在中共云南地下党帮助下，张冲借参加伪国民代表大会之机，脱离国民党阵营，奔赴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热情欢迎，于194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卢汉则在1949年12月9日率领5万多人，在昆明举行起义。
军旅绝笔电贺滇军
罗炳辉与潘朔端的多次会晤，不仅促使潘朔端在抗战期间积极率领滇军投身抗战，还促使潘朔端在抗战胜利后，面对蒋介石反动派发动内战的倒行逆施，于1946年5月30日率部在辽宁海城起义。
抗战胜利后，由原滇军改编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曾执行去越南接受日军投降的任务。此后蒋介石欲借消灭共产党之机削弱滇军，将第六十军调往东北内战前线。潘朔端时任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师长，该师师部及第五五二团驻防海城、第五五一团驻防鞍山。对蒋介石下令第六十军打内战，力图借打内战削弱滇军的卑鄙伎俩，潘朔端及其部队官兵十分反感。1946年5月30日，潘朔端毅然决然率领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师部直属队及该师第五五二团官兵举行海城起义。
潘朔端率领部队在海城起义后，投身革命前曾在滇军一段时期的我军朱德总司令，于6月6日在祝贺潘朔端举行起义的贺电中写到：“滇军素具光荣的民主传统，抗战受降，立功甚伟。不意去冬云南忽遭变故，滇军被迫远道辽宁，以外国武器自残骨肉，事之可悲，宁有逾此。所幸兄军见义勇为，振臂一呼，揭和平之义旗，张滇军之荣誉，全国人民无不为之振奋。和平民主，光明在望，尚希共同努力，再接再厉，以竟全功。”
朱德总司令致电祝贺潘朔端举行起义4天后，罗炳辉（时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看到自己8年前作统战工作的滇军终于弃暗投明，走上革命道路，心情异常激动，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亲自拟定热情洋溢的贺电，祝贺潘朔端领导的海城起义成功。罗炳辉在贺电中说：“值此全国和平遭受严重威胁之时，吾兄顺应潮流，拥护真理，率部起义，使正义昭彰，至深敬佩。吾滇之先烈蔡锷先生而后，革命人才辈出，吾兄戎马倥偬，抗敌台庄、鄂南，转战西南各地，使日寇胆寒，国人赞佩。今得在和平民主大道上，共同携手前进，鹏程万里，胜利堪期，曷胜欣慰，谨电驰贺，并致慰问。”为尽力扩大对潘朔端起义宣传的力度和广度，罗炳辉还将上述电文同时发送给自己认识的滇军军官阅读。
6月18日，罗炳辉将军再次抱病驰电祝贺潘朔端举行起义。谁知仅仅3天后，罗炳辉因突发脑溢血而猝然与世长辞，电贺潘朔端起义的电文，竟成为罗炳辉将军辉煌军旅生涯的绝笔。
对潘朔端领导的海城起义，军史工作者作出如下评价：“这次起义开创了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起义的先例，它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反动集团，对于要求和平民主的广大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对于国民党军队中反对内战的爱国官兵也是一个楷模，它为后来的长春起义树立了榜样。”平心客观而论，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上，潘朔端之所以能首举起义旗帜，与罗炳辉曾深入作潘朔端的统战工作不无关系。而潘朔端领导的海城起义，则对后来六十军举行长春起义，以及对其他各支滇军部队举行昆明起义等，与罗炳辉抱病致电祝贺潘朔端举行起义，借以扩大潘朔端起义的政治影响不无关系。
戎马生涯堪称滇雄
1946年6月23日，罗炳辉追悼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临沂下半旗致哀，10万军民含泪送葬，送葬军民队伍长达数里。时任新四军军长的陈毅在追悼会上致悼词。能诗善文的陈毅军长挥毫创作《悼念罗炳辉将军》的长诗，其中八句为：
戎马三十载，
将军滇之雄。
反袁到北伐，
起义赣江红。
抗日君迈进，
饮马江南北。
苏鲁驰劲旅，
日伪告溃灭。
“戎马三十载，将军滇之雄”这两句悼念诗，言简意赅地勾画出罗炳辉与滇军曲曲折折、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罗炳辉是从民国时期以来形成的滇系军阀军队中走出来的一位不断追赶进步潮流、不断与时俱进的将领。他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滇军士兵，最终成为屈指可数的滇军雄才之一。
罗炳辉的传奇军旅生涯，不仅为我军广大指战员赞叹不已，而且也同样受到外国记者赞颂。曾在延安采访过罗炳辉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的前夫人尼姆·韦尔斯，在延安听到罗炳辉的传奇故事后，在《续西行漫记》一书中赞颂罗炳辉是“神行太保”。“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中国人对他都会感到亲切。他是中国人所爱的关帝型的英雄（指三国时期忠贞勇敢、足智多谋的军事将领关羽），是一个智勇兼全的人物。”
罗炳辉热爱他的故乡，投身军旅生涯的30年期间，始终如一地关心滇军部队官兵。故乡人民（包括原滇军中的进步官兵）也深深热爱罗炳辉，永远怀念罗炳辉。为纪念这位从民国时期的滇系军阀部队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罗炳辉故乡云南省昭通地区于1997年纪念罗炳辉将军诞辰100周年之际，在昭通市建成“罗炳辉将军广场”，在广场铸立罗炳辉将军铜像。除此之外，在罗炳辉生前战斗过的有关地方，也修建了罗炳辉将军纪念馆、纪念亭、纪念石雕像多处——安徽省天长县建有罗炳辉纪念馆；安徽省合肥市铸有罗炳辉铜像；山东临沂烈士陵园内建有罗炳辉陵墓、罗炳辉纪念亭和罗炳辉石雕像。罗炳辉纪念亭上方有“瞻容思功”的匾额。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时，罗炳辉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九师第二十五团第二营营长（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系由滇军朱培德部改编而成，朱培德任军长），第二营是由原朱培德警卫营改编而成，武器装备好，官兵军事技术过硬，部队战斗力强，罗炳辉率领该营随第三军直入两湖战场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在北伐战争中，罗炳辉的军事指挥才华得到全面提高。
不料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朱培德竟然跟随蒋介石反共，将第三军中的共产党员杀害。此情此境，使已在滇军闯荡摸索了10多年的罗炳辉十分愤怒与失望，他逐步认识到，旧军队内部各个派系军阀之间互相讨伐、互争地盘、各霸一方、尔虞我诈，其结果是战祸不断、百姓遭殃，于国于民全然无益，遂愤然于1929年初离开由滇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
下一步军旅之路该如何走?罗炳辉当时无明确目标。在走投无路之际，恰逢驻江西吉安的国民党滇军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将吉安八乡建立的乡联防靖卫队，改编为全县统一组织指挥的“吉安靖卫大队”，罗炳辉因其射击等军事技术出色，被邀请担任吉安靖卫大队大队长。1929年夏天，罗炳辉昔日在滇军结识的挚友赵醒吾为罗炳辉指航，引导其最终弃暗投明，脱离旧军队，走上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无产阶级求解放的革命军旅之路。
赵醒吾系云南宾川人，上过军事学校，是滇系军阀队伍中为数不多的出色军事政治人才，曾担任朱培德的参谋及滇军将领杨池生的副官。朱培德和杨池生虽器重并赞赏赵醒吾的军事政治才华，但又忌才不重用他。1924年赵醒吾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隐蔽在旧军队内，秘密从事我党的统战工作。1929年春赵醒吾得知罗炳辉担任江西吉安靖卫大队长的消息后，根据以往对罗炳辉的了解，深知罗炳辉刚直不阿、生性磊落、追求进步，是经过教育转化可走上革命之路的统战对象。于是根据党组织安排，赵醒吾主动致函与罗炳辉建立联系，进而专程来到吉安与罗炳辉当面深入交谈。
两位昔日滇军挚友见面后，披肝沥胆、开诚布公地在吉安一连畅谈了3天。在谈话进入实质性阶段后，赵醒吾单刀直入地问：“国民党有政权，共产党有工农，究竟谁的力量大?”罗炳辉随即答到：“当然是国民党大了，党、政、军、经济等一切大权均在国民党的手里。但广大的工农拥护共产党，共产党的潜力是大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最终胜利将属于共产党。”看到罗炳辉对共产党有敏锐的正确的认识，赵醒吾毫不掩饰地说到：“我是受共产党中央的委托，专程来找你的，党中央认为你有条件参加革命。”经过赵醒吾的启迪和引导，罗炳辉表示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不久，中共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蔡升熙继续分别与罗炳辉进一步谈话。罗炳辉化名“罗南煌”，于1929年7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罗炳辉入党后的最初几个月，遵照党组织“保持灰色，发展武装，待机而动”的指示，继续担任吉安靖卫大队长，利用职务之便设法为党组织搜集和传送军事情报，并掌握控制好吉安靖卫大队这支拥有400多人的武装力量，待时机成熟时发动武装起义。到了1929年10月初，中共江西省委派赵醒吾通知罗炳辉：党组织决定由罗炳辉领导吉安靖卫大队举行武装起义。10月14日罗炳辉果断地发动武装起义，10月15日把吉安靖卫大队从吉安带到东固革命根据地，与专程赶来迎接起义部队的刘士奇、蔡升熙、曾山等会合，随后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五团，罗炳辉被任命为团长。
长征转战威震滇军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路线导致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军事战略转移，走上了极其艰险的长征之路。长征中担任红九军团军团长的罗炳辉，率领红九军团转战于云南省境内的宣威、东川（今属云南会泽县）等地，极大地打击和震慑了“追剿”长征红军的滇军及其它国民党军队。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转战云贵川期间，罗炳辉创造性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打狙击、作掩护，打击黔军、调动滇军，使红军逐步摆脱被动的军事局面。长征主力部队第一次渡过赤水后，蒋介石于2月2日重新调整“追剿”中央红军的军事部署，组成以“云南王”龙云为总司令、中央军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的专事“追剿”中央红军的第二路军，力图在云贵川地区彻底消灭中央红军。
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扎西地区后，驻防云南的滇军和当地国民党政府官员，听说罗炳辉率领善于打游击战的红九军团打回云南的消息，顿时引起一阵慌乱。云南《民国日报》对罗炳辉的军事谋略及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作出如下报道：“赤匪通过叙永后，意欲窜逃筠连渡江，被高、珙两县之川军防堵甚严，匪计不得逞。赤匪内有滇人罗炳辉，因熟悉本省地情，乃献计趁我军未到达前，拟由威信小道偷过盐津，西窜绥江，企图渡江入川。朱、毛各匪首乃亲率万余人，依计而行（叙永、筠连、高县、珙县在四川境内；威信、盐津、绥江在云南境内）。”
长征中，罗炳辉率部转战到哪里，就震慑到哪里的敌军，敌军对罗炳辉的悬赏缉拿就张贴到哪里。罗炳辉率红九军团在湖南境内转战时，湖南省军阀何键曾单独悬赏1万元缉拿罗炳辉，把罗炳辉列为“红军十将领”之一加以详细介绍，以便让国民党官兵能及时发现这位身材魁梧、又高又胖，体型易于被人识别的红军将领。在云南省境内登出的一次悬赏缉拿通告中，蒋介石和滇军欲在罗炳辉的故乡云南境内置其于死地，罗炳辉被列为二等“匪首”，名列林彪、彭德怀、董振堂（他们当时分别任红一、三、五军团军团长）之后，由此可见罗炳辉对滇军形成的震慑力量之大。
然而，云南国民党政府和滇军的悬赏不仅未能捉住罗炳辉，反而使罗炳辉愈战愈勇，连创骄人战绩。1935年3月底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期间，罗炳辉指挥红九军团在黔北地区执行诱敌任务。待完成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南渡乌江任务后，敌人已封锁乌江渡口，红九军团被隔在乌江北岸，恰在此时红九军团惟一的电台发生故障，红九军团与党中央、中革军委完全失去联系。罗炳辉果断指挥红九军团独立作战，布疑阵、出奇兵，转战云贵川边界，取得老木孔、毕节等胜利。
罗炳辉指挥红九军团转战云南期间，既有依靠快速勇猛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取胜滇军的军事记录，又有通过政治战和心理战，以文战而屈滇军的胜果。1935年4月29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相机占领云南东川城（今属云南会泽县），罗炳辉率部从云南宣威出发，于5月3日抵达东川。红九军团兵临东川城下后，罗炳辉得知守城的当地民团团长是他过去在滇军闯荡时结识的一位旧相识。于是他直接把电话线搭在敌人电话线上，与该民团团长直接通话。
罗炳辉说到：“老伙计，我是你的旧相识罗炳辉呀，现在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军团长，手下的兵嘛，不多，就是一个军团，我们要从你们这里路过，你看你们是打呢，还是投降?”对方一听是早已使滇军闻风丧胆的罗炳辉，震惊得半天未答出话来。
罗炳辉继续说：“怎么，不想跟我谈判吗?”民团团长回答说：“你要真是罗炳辉，我们就谈判，你要是假的，我还想打一打哩!”罗炳辉立即回击到：“那就打吧，我还不想认你这个孬种哩。不过我得给你说清楚，你那四百来人，一两百条枪，可是不经我打的。”对方很快软了下来：“不，不，可我怎么知道你真是罗炳辉呢?”
罗炳辉说：“你出来一趟，或是我进城来，不就认出我是真是假了吗?”对方立即说：“看样子你真是罗炳辉了，我马上出城!”
不一会，民团团长一行打着白旗走出城来，罗炳辉老远就认出了这位昔日滇军的旧相识，他迅速走上前去说到：“你们打白旗干什么，快收起来。既然是谈判，就不必打白旗了嘛。”就这么几句话，那位罗炳辉的旧相识便感觉到罗炳辉是在给他面子，于是态度诚恳地说：“贵军有什么要求，只要我们办得到的，我们尽力满足。”
此时罗炳辉却转变话峰，闭口不提我军的要求，而是煞有介事地向对方介绍起红九军团主要领导人的情况，进一步从心理上震慑敌人：“老伙计，别看他们（当时站在罗炳辉身边的红九军团其他3位领导）穿着不怎么样，可都是些非凡人物。我们的军团政委何长工，留法的学生；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留学苏联的；军团参谋长郭天民，1926年的老黄埔生。说到要求嘛，请我们的何政委说说。”
政委何长工接过话茬说：“你与我们罗军团长既然是老相识，就算是帮忙吧。第一，让红军进城，好有个住处，当然得是很安全的；第二，帮助筹备一点粮款，出门在外，只好走到哪吃到哪；第三，我们还想在贵地招点兵，希望东川当局不要阻挠。”
东川民团团长一听是这么几件事，连声说：“好，好，我们照办。我方的要求只有一条，希望保留我的民团。至于双方的安全，我把民团都搬出城去就是，不知可否?”罗炳辉说：“可以，民团是你们的饭碗嘛。”
第二天，红九军团在东川城内广泛开展群众工作，为群众分粮、分盐巴、分布匹衣服。东川城广大群众掀起了“拥红”高潮，3天时间内东川有15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红九军团还筹款10万元，最终打败了蒋介石及滇军企图“在会（泽）巧（家）间地区歼灭罗匪”的军事计划。
转战云贵川三省期间，红九军团从1935年3月27日与长征主力部队失去联系，到5月21日重新与长征主力部队会师，罗炳辉指挥红九军团单独行军作战55天，转战云贵川3省17县，行程1500公里，经历大小战斗20多次，在云南东川等地扩大红军2000多人，有力牵制了由国民党中央军及滇军、黔军、川军组成的十余万人“追剿军”的军事行动，为长征主力部队执行毛泽东及中革军委的军事方案创造出十分有利的军事战机。毛泽东及中革军委领导人称赞罗炳辉指挥的红九军团，是长征红军的“特别支队”、“战略骑兵”部队。
统战滇军鲜为人知
八年抗战的绝大部分时期，罗炳辉率领新四军官兵冲锋陷阵在血与火的抗日前线。然而被不少史学工作者所忽略的一段虽短暂而重要的历史是：抗日战争爆发初期的1938年1月至10月，罗炳辉根据党中央的安排来到武汉，以八路军副参谋长身份，兼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统战组组长，主要协助周恩来、叶剑英开展对滇军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以由原滇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为统战对象。在此期间，罗炳辉遵照周恩来指示，以云南同乡和滇军故旧的身份，成功地进行了对卢汉军长、一八四师张冲师长和一○八一团潘朔端团长及广大中下级军官的统一战线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罗炳辉曾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这段历史，至今鲜为人知。
中国的全面抗战爆发后，有抗日爱国思想的滇军实力人物龙云，在1937年8月将原滇军的6个旅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下辖一八二、一八三、一八四3个师，由滇军将领卢汉（云南昭通人）任军长，滇军将领张冲（云南泸西人）任副军长兼一八四师师长。1938年春，一八四师行进至江西九江时，师政治部主任张致中（原名张永和，与师长张冲同为云南泸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通过“读书生活”出版社的黄洛峰，与中共驻武汉办事处取得联系。3月的一天，张致中与黄洛峰两位知己正在聊天，恰遇时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统战组组长的罗炳辉也来找黄洛峰。张致中和罗炳辉两位云南籍军人在武汉不期而遇，自然十分高兴。
罗炳辉动情地说：“当我听到云南部队已编成第六十军开赴前线杀敌的消息，很是高兴，作为云南人，我多么希望和云南的父老兄弟见见面。”张致中把张冲的政治倾向对罗炳辉作了介绍，并特意强调说：“张冲本人很倾向于进步，他希望与共产党建立联系，如果他来到汉口，是不是可以找您联系?”张致中此话正中罗炳辉下怀，身负抗日统战重任的罗炳辉当即欣然答应。张致中返回一八四师后，向张冲报告了他与罗炳辉的谈话内容。张冲对罗炳辉早已闻其名、仰其人，得知罗炳辉愿意与他建立联系，心中甚为高兴，连声说：“很好!很好!”
3月下旬的一天，张冲在张致中的陪同下，着便服来到武汉，与罗炳辉在黄洛峰的住处秘密会见，双方交谈十分融洽。罗炳辉指出：“祖国的一草一木都要为抗日所用，要爱护官兵，要使用好手中的武器。”张冲则向罗炳辉提出，希望能与当时在武汉的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见面，作进一步交谈。
罗炳辉遂转告叶剑英，叶剑英满足了张冲的要求。一天夜里，叶剑英、罗炳辉与张冲进行了面谈。在这次会见中，张冲向叶剑英、罗炳辉提出两点要求：一、他本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二、八路军、共产党选派军事及政治工作人员到一八四师工作。叶剑英、罗炳辉很爽快地答应了张冲的要求。
随后不久，我党从延安派共产党员周时英、杨华、张天虚、张子斋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薛子正等，到张冲领导的一八四师开展工作，在该师秘密建立中共党支部，还协助该师创办《抗日军人》报，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激励一八四师官兵坚持抗战，扩大了我党在一八四师的政治影响。
在武汉会见张冲之后，罗炳辉又陪同叶剑英来到孝感的第六十军军部，主动访问了军长卢汉，向卢汉及部分军官阐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此后罗炳辉身着便衣到孝感鸡公山，秘密到一八四师部队驻地访问，与张冲第三次会谈，进一步密切了我党与第六十军及一八四师团结抗战的统一战线关系。
罗炳辉多次与卢汉、张冲秘密会谈，做抗日统战的活动，难免会被国民党特务发现某些线索。蒋介石专门找卢汉谈话，提醒卢汉要严防共产党在第六十军搞统战活动。针对上述情况，卢汉与张冲商量后决定，采用更隐蔽的方式与罗炳辉保持抗日统一战线联系。
此后不久，第六十军奉命赴徐州参加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在这次振奋中国军民抗战决心的著名战役中，第六十军官兵奋勇杀敌，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谱写出一页可歌可泣的抗战胜利史。
在闻名中外的台儿庄战役中，第六十军一八三师一○八一团团长潘朔端身负重伤后，于1938年4月中旬来到武汉住院养伤。潘朔端系云南昭通地区威信县人，与罗炳辉家乡云南昭通地区彝良县很近。罗炳辉主动多次到医院看望潘朔端，作了多次推心置腹的交谈。罗炳辉给潘朔端分析全国抗战形势，阐述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潘朔端伤好临别时，罗炳辉意味深长地说：“你我同生在一块土地上，但愿将来能走到一条道路上。”罗炳辉在武汉期间与潘朔端的多次谈话，对此后潘朔端在整个抗战期间率领部队英勇抗战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抗战胜利后，滇军将领卢汉和张冲先后脱离国民党阵营，率领部队起义。1946年9月，在中共云南地下党帮助下，张冲借参加伪国民代表大会之机，脱离国民党阵营，奔赴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热情欢迎，于194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卢汉则在1949年12月9日率领5万多人，在昆明举行起义。
军旅绝笔电贺滇军
罗炳辉与潘朔端的多次会晤，不仅促使潘朔端在抗战期间积极率领滇军投身抗战，还促使潘朔端在抗战胜利后，面对蒋介石反动派发动内战的倒行逆施，于1946年5月30日率部在辽宁海城起义。
抗战胜利后，由原滇军改编成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十军，曾执行去越南接受日军投降的任务。此后蒋介石欲借消灭共产党之机削弱滇军，将第六十军调往东北内战前线。潘朔端时任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师长，该师师部及第五五二团驻防海城、第五五一团驻防鞍山。对蒋介石下令第六十军打内战，力图借打内战削弱滇军的卑鄙伎俩，潘朔端及其部队官兵十分反感。1946年5月30日，潘朔端毅然决然率领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师部直属队及该师第五五二团官兵举行海城起义。
潘朔端率领部队在海城起义后，投身革命前曾在滇军一段时期的我军朱德总司令，于6月6日在祝贺潘朔端举行起义的贺电中写到：“滇军素具光荣的民主传统，抗战受降，立功甚伟。不意去冬云南忽遭变故，滇军被迫远道辽宁，以外国武器自残骨肉，事之可悲，宁有逾此。所幸兄军见义勇为，振臂一呼，揭和平之义旗，张滇军之荣誉，全国人民无不为之振奋。和平民主，光明在望，尚希共同努力，再接再厉，以竟全功。”
朱德总司令致电祝贺潘朔端举行起义4天后，罗炳辉（时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看到自己8年前作统战工作的滇军终于弃暗投明，走上革命道路，心情异常激动，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亲自拟定热情洋溢的贺电，祝贺潘朔端领导的海城起义成功。罗炳辉在贺电中说：“值此全国和平遭受严重威胁之时，吾兄顺应潮流，拥护真理，率部起义，使正义昭彰，至深敬佩。吾滇之先烈蔡锷先生而后，革命人才辈出，吾兄戎马倥偬，抗敌台庄、鄂南，转战西南各地，使日寇胆寒，国人赞佩。今得在和平民主大道上，共同携手前进，鹏程万里，胜利堪期，曷胜欣慰，谨电驰贺，并致慰问。”为尽力扩大对潘朔端起义宣传的力度和广度，罗炳辉还将上述电文同时发送给自己认识的滇军军官阅读。
6月18日，罗炳辉将军再次抱病驰电祝贺潘朔端举行起义。谁知仅仅3天后，罗炳辉因突发脑溢血而猝然与世长辞，电贺潘朔端起义的电文，竟成为罗炳辉将军辉煌军旅生涯的绝笔。
对潘朔端领导的海城起义，军史工作者作出如下评价：“这次起义开创了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起义的先例，它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反动集团，对于要求和平民主的广大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对于国民党军队中反对内战的爱国官兵也是一个楷模，它为后来的长春起义树立了榜样。”平心客观而论，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上，潘朔端之所以能首举起义旗帜，与罗炳辉曾深入作潘朔端的统战工作不无关系。而潘朔端领导的海城起义，则对后来六十军举行长春起义，以及对其他各支滇军部队举行昆明起义等，与罗炳辉抱病致电祝贺潘朔端举行起义，借以扩大潘朔端起义的政治影响不无关系。
戎马生涯堪称滇雄
1946年6月23日，罗炳辉追悼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临沂下半旗致哀，10万军民含泪送葬，送葬军民队伍长达数里。时任新四军军长的陈毅在追悼会上致悼词。能诗善文的陈毅军长挥毫创作《悼念罗炳辉将军》的长诗，其中八句为：
戎马三十载，
将军滇之雄。
反袁到北伐，
起义赣江红。
抗日君迈进，
饮马江南北。
苏鲁驰劲旅，
日伪告溃灭。
“戎马三十载，将军滇之雄”这两句悼念诗，言简意赅地勾画出罗炳辉与滇军曲曲折折、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罗炳辉是从民国时期以来形成的滇系军阀军队中走出来的一位不断追赶进步潮流、不断与时俱进的将领。他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滇军士兵，最终成为屈指可数的滇军雄才之一。
罗炳辉的传奇军旅生涯，不仅为我军广大指战员赞叹不已，而且也同样受到外国记者赞颂。曾在延安采访过罗炳辉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的前夫人尼姆·韦尔斯，在延安听到罗炳辉的传奇故事后，在《续西行漫记》一书中赞颂罗炳辉是“神行太保”。“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中国人对他都会感到亲切。他是中国人所爱的关帝型的英雄（指三国时期忠贞勇敢、足智多谋的军事将领关羽），是一个智勇兼全的人物。”
罗炳辉热爱他的故乡，投身军旅生涯的30年期间，始终如一地关心滇军部队官兵。故乡人民（包括原滇军中的进步官兵）也深深热爱罗炳辉，永远怀念罗炳辉。为纪念这位从民国时期的滇系军阀部队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罗炳辉故乡云南省昭通地区于1997年纪念罗炳辉将军诞辰100周年之际，在昭通市建成“罗炳辉将军广场”，在广场铸立罗炳辉将军铜像。除此之外，在罗炳辉生前战斗过的有关地方，也修建了罗炳辉将军纪念馆、纪念亭、纪念石雕像多处——安徽省天长县建有罗炳辉纪念馆；安徽省合肥市铸有罗炳辉铜像；山东临沂烈士陵园内建有罗炳辉陵墓、罗炳辉纪念亭和罗炳辉石雕像。罗炳辉纪念亭上方有“瞻容思功”的匾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