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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中，信任不仅仅是个人认识问题，更是社会平稳运转的保证。事实证明，低信任社会是无法真正实现现代性的，这意味着，只关注资金、技术与管理，忽略了文化养成、文化积累和社会资本，在不久的将来，依然会遭遇这样或那样的困境。
书名：《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作者：（美）弗朗西斯·福山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提起弗朗西斯·福山，人们马上会想起他那著名的“历史终结论”。
在中国人看来，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实，有时间就有历史，历史不可能终结。
但在西方学者看来，历史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一个逐渐发展、逐渐进步的过程，如果没有进步，则历史也就终结了。正如苍蝇，我们不会具体描述它的历史，因为在完成最后一次进化后，这几十万年来它的行为就是在不断重复，并无发展可言，所以它没有历史可言。
黑格尔曾说：“中国本质上没有历史，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其中虽有偏见，却体现出西方人的历史观。
福山认为，人类已创造出最完美的政治制度，今后不会再有重大的、跨越式的发展了，所以历史将终结。
“历史终结论”出台后，引起巨大争议，促使福山部分修正了自己的思想，即：政治史确实终结了，但社会史还将继续，社会将变得更加丰富。在本书中，福山即将论述的重心聚焦在社会上。
所谓社会，就是共同生活的个体通过各种各样社会关系联合起来的集合。
对中国读者来说，社会可能是个费解的名词。因为古代中国社会相对孱弱，几等于无。黄仁宇先生曾有一个著名判断，说传统中国社会犹如三明治，两边面包很大，中间夹的馅料却很单薄，因长期缺乏中层，致无法实现精细化管理（即黄仁宇先生所说的“数目字管理”）。
过去五百年，人类走向现代化五百年，英国率先完成了历史性跨越，这被称为“英格兰模式”。但鲜为人知的是，在“英格兰模式”之外，还有一个“江南道路”。
“江南道路”指以珠三角、长三角为核心，当时中国也出现了资产阶级的萌芽。据麦迪森测算，在1700年至1820年间，中国GDP所占全球GDP比重从23.1%提高到32.4%，年均增长达0.85%，而整个欧洲仅从23.3%提升至26.6%，年均增长仅为0.21%。
从生产总量、交易网点密度、社会分工程度等方面看，“江南道路”曾远远领先于“英格兰模式”，可为何最终成功的却是后者？
对此，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是专制主义压垮了“江南道路”，有人认为是传统重农抑商的思维拖了后腿，还有人认为当时中国出现了环境瓶颈，因大量砍伐树木炼钢，致整个长三角基本上看不到自然森林，加上长三角、珠三角不产煤，制约了“江南道路”的前行……
福山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见解：掐断了“江南道路”未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
福山发现，华人企业有一个重大短板，就是做不大。一般华人的企业规模都比较小，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基本上是家族企业。
家族企业不奇怪，世界上绝大多数企业一开始都是家族企业。2002年美国家族企业中，董事会中仍留有三至四名家族成员的比例高达87.5%，但一般来说，美国企业到第三代时基本都已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可华人企业就不行，绝大多数企业到第三代时已经倒闭，所以我们有“富不过三代”之说。
不仅大陆的华人企业存在这一问题，海外华人企业也一样。
据调查，20世纪墨西哥的华人企业只相当于非华人企业资产的二分之一。在菲律宾，华人企业资产仅相当于非华人企业三分之一。
在台湾，58%的企业是小型企业，剩下33%是中型企业（需要指出的是，台湾中型企业统计标准很低，只要雇员在30人以上就叫中型企业），两个数据加起来，竟达91%，占据了经济的主体。从企业规模看，台湾公司仅相当于韩国的三分之一，台湾规模最大十家私人企业经营额仅相当于韩国最大十家的私人企业的百分之二三十，相当于日本最大十家私人企业经营额的百分之几。（福山书中引用的数据比较老，与当下情况未必相符）
为什么华人企业做不大？可参考当年闻名遐迩的王安公司。
王安是超天才，他到美国后完成了许多发明，后来开设王安电脑，一度压倒IBM，可全公司2000名员工中，138人需向他直接汇报。王安退休后，公司交给他的儿子，可他儿子的能力根本支持不了如此集权的体制，不断做出错误判断。很多创业元老劝谏王安，认为这样下去太危险了，可王安说：他是我儿子，我信任他。
几年后，王安公司倒闭，一个曾响当当的华人品牌就这么倒下。
福山认为：华人企业在升级中遭遇了巨大瓶颈，这与中国文化有关。中国人更喜欢家庭，只相信家里人，用福山的说法，叫“非道德家庭主义”。
什么是“非道德家庭主义”？就是不承认普世道德，行事全凭亲疏，一旦出了家庭这个小圈子，便不愿对他人承担同样的责任，不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此，则社会呈现为低信任状态，降低了整体效率。
中国人创业时不太容易相信别人，只好全家一起上，可公司发展了，依然只依靠亲戚，无法引进人才，结果只能三代而终。
当然，中国人并非天生的“非道德家庭主义”者，而是几千年来，权力不断压榨个人空间。表面上，我们是所谓“家国同构”，但事实上皇权只负责收税，从来不承担任何责任，甚至不过多榨取已是天大的恩德，在这种局面下，除了家人，你还能相信谁？从唐代到清代，非节日期间三人以上喝酒都被认为是犯罪，除了家庭，还有什么社会组织可以依靠？
其实，不仅中国如此，法国、意大利南方也如此，因专制主义的戕害，那里的人们同样只被驯化为“非道德家庭主义”者，当地的企业同样规模较小，人与人信任度同样偏低，整体效率同样低下。
清末盛宣怀本是巨商，可他却把企业60%的资金挪成家庭内部基金，供亲戚子女使用，结果盛宣怀死后仅几年，好不容易集聚起来的这笔资金就被败光了。这些钱本可以支持发明，可以开办企业，可大清皇帝不承认私人产权，今天你是盛宣怀，明天你就可能成为穷光蛋，而真到那时，只有家人才是最可靠的。
正是“非道德家庭主义”，最终约束了中国走向现代化，使江南道路走向失败。
在本书中，福山颇具见识地提出：商业并不必然将一个国家带入现代化，进入现代化的前提是人的现代化。要达成人的现代化，必须有足够的社会训练，丰富和发达的社会自组织则是最好的培训所。是组织起来的人将商业扩大了，而非商业将人有机地组织起来。
在一个标准的美国社区，陌生人住进来后，很快就会有宗教组织、社区义工、邻居等登门拜访。美国人标榜个人主义，但有强大的社会组织习惯，美国许多社会组织已存在数百年。相比之下，一个中国社区则安静得多，人人都是“关起门来当皇帝”，楼道里有垃圾，人人都装作没看见。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才能创造出高质量的经济繁荣？又如何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超越文化桎梏的民族才有未来，福山的这本书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
作者：涩泽龙彦【日】
译者：林青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涩泽龙彦是日本现代著名小说家、评论家。书名所提的唐草，其实就是阿拉伯花纹，被认为是所有花纹中最具概念性的。不仅是书名，本书中的十二篇故事，也都出自书本或掌故。在最后一则故事的注释中作者提到，“序言是书的避雷针。书是一面镜子。一只猴子去照他，里面决不会显出圣徒的面孔来。”即使随意浏览，你也能从中找到随时令你灵光乍现的字句来。（答剌灵）
书名：《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作者：（美）弗朗西斯·福山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提起弗朗西斯·福山，人们马上会想起他那著名的“历史终结论”。
在中国人看来，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实，有时间就有历史，历史不可能终结。
但在西方学者看来，历史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一个逐渐发展、逐渐进步的过程，如果没有进步，则历史也就终结了。正如苍蝇，我们不会具体描述它的历史，因为在完成最后一次进化后，这几十万年来它的行为就是在不断重复，并无发展可言，所以它没有历史可言。
黑格尔曾说：“中国本质上没有历史，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其中虽有偏见，却体现出西方人的历史观。
福山认为，人类已创造出最完美的政治制度，今后不会再有重大的、跨越式的发展了，所以历史将终结。
“历史终结论”出台后，引起巨大争议，促使福山部分修正了自己的思想，即：政治史确实终结了，但社会史还将继续，社会将变得更加丰富。在本书中，福山即将论述的重心聚焦在社会上。
所谓社会，就是共同生活的个体通过各种各样社会关系联合起来的集合。
对中国读者来说，社会可能是个费解的名词。因为古代中国社会相对孱弱，几等于无。黄仁宇先生曾有一个著名判断，说传统中国社会犹如三明治，两边面包很大，中间夹的馅料却很单薄，因长期缺乏中层，致无法实现精细化管理（即黄仁宇先生所说的“数目字管理”）。
过去五百年，人类走向现代化五百年，英国率先完成了历史性跨越，这被称为“英格兰模式”。但鲜为人知的是，在“英格兰模式”之外，还有一个“江南道路”。
“江南道路”指以珠三角、长三角为核心，当时中国也出现了资产阶级的萌芽。据麦迪森测算，在1700年至1820年间，中国GDP所占全球GDP比重从23.1%提高到32.4%，年均增长达0.85%，而整个欧洲仅从23.3%提升至26.6%，年均增长仅为0.21%。
从生产总量、交易网点密度、社会分工程度等方面看，“江南道路”曾远远领先于“英格兰模式”，可为何最终成功的却是后者？
对此，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是专制主义压垮了“江南道路”，有人认为是传统重农抑商的思维拖了后腿，还有人认为当时中国出现了环境瓶颈，因大量砍伐树木炼钢，致整个长三角基本上看不到自然森林，加上长三角、珠三角不产煤，制约了“江南道路”的前行……
福山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见解：掐断了“江南道路”未来的，是中国传统文化。
福山发现，华人企业有一个重大短板，就是做不大。一般华人的企业规模都比较小，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基本上是家族企业。
家族企业不奇怪，世界上绝大多数企业一开始都是家族企业。2002年美国家族企业中，董事会中仍留有三至四名家族成员的比例高达87.5%，但一般来说，美国企业到第三代时基本都已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可华人企业就不行，绝大多数企业到第三代时已经倒闭，所以我们有“富不过三代”之说。
不仅大陆的华人企业存在这一问题，海外华人企业也一样。
据调查，20世纪墨西哥的华人企业只相当于非华人企业资产的二分之一。在菲律宾，华人企业资产仅相当于非华人企业三分之一。
在台湾，58%的企业是小型企业，剩下33%是中型企业（需要指出的是，台湾中型企业统计标准很低，只要雇员在30人以上就叫中型企业），两个数据加起来，竟达91%，占据了经济的主体。从企业规模看，台湾公司仅相当于韩国的三分之一，台湾规模最大十家私人企业经营额仅相当于韩国最大十家的私人企业的百分之二三十，相当于日本最大十家私人企业经营额的百分之几。（福山书中引用的数据比较老，与当下情况未必相符）
为什么华人企业做不大？可参考当年闻名遐迩的王安公司。
王安是超天才，他到美国后完成了许多发明，后来开设王安电脑，一度压倒IBM，可全公司2000名员工中，138人需向他直接汇报。王安退休后，公司交给他的儿子，可他儿子的能力根本支持不了如此集权的体制，不断做出错误判断。很多创业元老劝谏王安，认为这样下去太危险了，可王安说：他是我儿子，我信任他。
几年后，王安公司倒闭，一个曾响当当的华人品牌就这么倒下。
福山认为：华人企业在升级中遭遇了巨大瓶颈，这与中国文化有关。中国人更喜欢家庭，只相信家里人，用福山的说法，叫“非道德家庭主义”。
什么是“非道德家庭主义”？就是不承认普世道德，行事全凭亲疏，一旦出了家庭这个小圈子，便不愿对他人承担同样的责任，不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此，则社会呈现为低信任状态，降低了整体效率。
中国人创业时不太容易相信别人，只好全家一起上，可公司发展了，依然只依靠亲戚，无法引进人才，结果只能三代而终。
当然，中国人并非天生的“非道德家庭主义”者，而是几千年来，权力不断压榨个人空间。表面上，我们是所谓“家国同构”，但事实上皇权只负责收税，从来不承担任何责任，甚至不过多榨取已是天大的恩德，在这种局面下，除了家人，你还能相信谁？从唐代到清代，非节日期间三人以上喝酒都被认为是犯罪，除了家庭，还有什么社会组织可以依靠？
其实，不仅中国如此，法国、意大利南方也如此，因专制主义的戕害，那里的人们同样只被驯化为“非道德家庭主义”者，当地的企业同样规模较小，人与人信任度同样偏低，整体效率同样低下。
清末盛宣怀本是巨商，可他却把企业60%的资金挪成家庭内部基金，供亲戚子女使用，结果盛宣怀死后仅几年，好不容易集聚起来的这笔资金就被败光了。这些钱本可以支持发明，可以开办企业，可大清皇帝不承认私人产权，今天你是盛宣怀，明天你就可能成为穷光蛋，而真到那时，只有家人才是最可靠的。
正是“非道德家庭主义”，最终约束了中国走向现代化，使江南道路走向失败。
在本书中，福山颇具见识地提出：商业并不必然将一个国家带入现代化，进入现代化的前提是人的现代化。要达成人的现代化，必须有足够的社会训练，丰富和发达的社会自组织则是最好的培训所。是组织起来的人将商业扩大了，而非商业将人有机地组织起来。
在一个标准的美国社区，陌生人住进来后，很快就会有宗教组织、社区义工、邻居等登门拜访。美国人标榜个人主义，但有强大的社会组织习惯，美国许多社会组织已存在数百年。相比之下，一个中国社区则安静得多，人人都是“关起门来当皇帝”，楼道里有垃圾，人人都装作没看见。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才能创造出高质量的经济繁荣？又如何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超越文化桎梏的民族才有未来，福山的这本书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
作者：涩泽龙彦【日】
译者：林青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涩泽龙彦是日本现代著名小说家、评论家。书名所提的唐草，其实就是阿拉伯花纹，被认为是所有花纹中最具概念性的。不仅是书名，本书中的十二篇故事，也都出自书本或掌故。在最后一则故事的注释中作者提到，“序言是书的避雷针。书是一面镜子。一只猴子去照他，里面决不会显出圣徒的面孔来。”即使随意浏览，你也能从中找到随时令你灵光乍现的字句来。（答剌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