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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有两件大事笼罩在全人类头上。一是对席卷全球的H1N1流感病毒的防控和应对，二是对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期望与失望。尤其是后者，通过发达的、多元化的、普通公众可以接近的现代媒体，全人类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及其交织的利益之争，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在环境问题和环境责任问题上，发达国家的霸道、小岛国的无奈、发展中国家的团结抗争、中印巴南“基础四国”的互动、中国与列强的冲突、公众的愤怒……都被以放大的或者偏颇的形式，突兀地展示出来。
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我到清华大学法学院参加“全球时代下的行政契约”国际学术研讨会，顺便游览了圆明园，惊奇地发现，二零零五年争吵得沸沸扬扬的圆明园防渗工程问题还没有解决，迄今，圆明园多了一处新景观——圆明园防渗工程遗址！被防渗工程破坏的湿地等仍未恢复，甚至那些工程材料还未被清除。我当时站在“圆明园防渗工程遗址”上就想：在卫生、健康、安全、环境等公共问题面前，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需要引起警觉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思考问题的方法！对问题的讨论、争论，不能淹没、遮蔽对问题的解决。唾沫淹不死公共问题，对公共问题的解决只能寄望于正确思考和处理公共问题。那么，人类对环境问题是否有了较明确的解决办法呢？我以为，大致的思路已经清晰，即技术解和契约解两条道路而已。这一点，已被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人类思想家们所清晰地认识到了。
二零零三年九月十四日，美国环境思想家哈丁（Garrett Hardin）教授偕夫人自杀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校区的家中。哈丁教授享年八十八岁，自杀的原因是其一九五七年发现的小儿麻痹后遗症不断恶化身体健康。哈丁最著名的作品就是一九六八年发表的《公共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Vol. 162， No. 3859.Dec. 13， 1968）一文，再版达一百余次。《公共地悲剧》一文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文章中被中国人反复引用的是这样一段话：
理性的牧人将得出如下结论：对他来说，唯一明智的做法是为牧群多增加一头牲畜……可是这个结论被每一个人试用，每一个理性的牧人都共享这块儿公共地，因此悲剧发生了。每一个人都陷入到一个迫使他无限制地增加牲畜数量的机制当中——而他们所处的世界是有限的。在一个信奉公共地自由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追逐自己个人利益最大化，于是毁灭是所有人奔向的目的地。公共地的自由将毁掉一切。
哈丁的这段文字具有直观和感性意义，它能对环境恶化提供有力的警醒作用。哈丁教授一生想要处理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问题是，人类需要什么样的生态伦理？第二个问题是，公共地悲剧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美国一家出版社曾经问哈丁教授：“你如何定义伦理？”哈丁回答说，数个世纪以来人类所共同探索的一个古老问题是：一个人受自私动机（利己主义，egotism）驱动的程度有多大？一个人受不自私动机（利他主义，altruism）驱动，想帮助他人的程度有多大？哈丁通过解析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念和理查德·道金斯一九七三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中的母爱问题，认为单纯的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都是不能存在的，伦理学的主题就是如何平衡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
关于第二个问题，是哈丁教授《公共地悲剧》一文的主旨，他接受了核战争研究专家威斯讷（Wiesner）和约克（York）的专业判断：军备竞赛的困境没有技术解决办法，仅仅从科学技术角度去寻求核阴影下国家安全的办法，将会使结果变得更糟糕。哈丁教授认为公共地悲剧没有技术解（has no technical solution），“技术解”就是：只要求进行自然科学技术改变，人类价值或道德理念的方式改变是微不足道或者根本无需提及的。在哈丁教授看来，没有技术解决办法的问题首先就是人口过剩问题，《公共地悲剧》一文共有九个小标题，它们是：一、我们应该最大化什么？二、公共地中的自由悲剧；三、污染；四、如何通过立法进行节制？五、自由生育无法容忍；六、良心是一种自我净化；七、良心的病原性效果；八、相互同意的相互强制；九、必要性的再认识。循此思路，哈丁教授的学术主题一直集中在生态、人口理论、生态经济和政治科学领域，并将其拓展到对外援助、移民、堕胎和生育控制等问题上。
在哈丁教授看来，公共地悲剧发生的领域正是现代人面临的生死攸关的领域，为了避免悲剧，人类必须放弃靠技术手段的解决办法，转向社会道德和制度领域寻求解决办法，这就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公共价值和制度评价系统，道德价值是决定人类行为整个系统的一个函数。例如，哈丁在看待自由而过度生育问题时，不赞成《世界人权宣言》将生育定义为以家庭为基础的个人人权问题，他引用黑格尔的名言：“自由是对必要性的认识”（Freedom is the recognition of necessity），要求重新定义被滥用了的“权利”和“自由”概念。哈丁呼吁道德的限制作用、良心自我净化（Conscience is self-eliminating）以及“相互同意的相互强制”（Mutual coercion mutually agreed upon）。
哈丁教授的环境思想深深触及了公共哲学的精髓问题，也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面对复杂的公共问题时，人类社会的哲学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无论是罗尔斯的“新契约论”还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或者高塞尔的“协商而致的道德”（David Gauthier， Morals By Agreeme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都认为人类是能够进行社会合作的。共识（consensus）的重要性不可以被忽视，“共识”就是指一个协定或者共同的情感（威廉斯：《关键词——文明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二零零五年版，82页）。面对公共地悲剧问题，我们没有技术解决办法，公共悲剧问题只有一个“契约解”或者“合作解”。
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我到清华大学法学院参加“全球时代下的行政契约”国际学术研讨会，顺便游览了圆明园，惊奇地发现，二零零五年争吵得沸沸扬扬的圆明园防渗工程问题还没有解决，迄今，圆明园多了一处新景观——圆明园防渗工程遗址！被防渗工程破坏的湿地等仍未恢复，甚至那些工程材料还未被清除。我当时站在“圆明园防渗工程遗址”上就想：在卫生、健康、安全、环境等公共问题面前，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需要引起警觉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思考问题的方法！对问题的讨论、争论，不能淹没、遮蔽对问题的解决。唾沫淹不死公共问题，对公共问题的解决只能寄望于正确思考和处理公共问题。那么，人类对环境问题是否有了较明确的解决办法呢？我以为，大致的思路已经清晰，即技术解和契约解两条道路而已。这一点，已被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人类思想家们所清晰地认识到了。
二零零三年九月十四日，美国环境思想家哈丁（Garrett Hardin）教授偕夫人自杀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校区的家中。哈丁教授享年八十八岁，自杀的原因是其一九五七年发现的小儿麻痹后遗症不断恶化身体健康。哈丁最著名的作品就是一九六八年发表的《公共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Vol. 162， No. 3859.Dec. 13， 1968）一文，再版达一百余次。《公共地悲剧》一文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文章中被中国人反复引用的是这样一段话：
理性的牧人将得出如下结论：对他来说，唯一明智的做法是为牧群多增加一头牲畜……可是这个结论被每一个人试用，每一个理性的牧人都共享这块儿公共地，因此悲剧发生了。每一个人都陷入到一个迫使他无限制地增加牲畜数量的机制当中——而他们所处的世界是有限的。在一个信奉公共地自由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追逐自己个人利益最大化，于是毁灭是所有人奔向的目的地。公共地的自由将毁掉一切。
哈丁的这段文字具有直观和感性意义，它能对环境恶化提供有力的警醒作用。哈丁教授一生想要处理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问题是，人类需要什么样的生态伦理？第二个问题是，公共地悲剧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美国一家出版社曾经问哈丁教授：“你如何定义伦理？”哈丁回答说，数个世纪以来人类所共同探索的一个古老问题是：一个人受自私动机（利己主义，egotism）驱动的程度有多大？一个人受不自私动机（利他主义，altruism）驱动，想帮助他人的程度有多大？哈丁通过解析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念和理查德·道金斯一九七三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一书中的母爱问题，认为单纯的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都是不能存在的，伦理学的主题就是如何平衡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
关于第二个问题，是哈丁教授《公共地悲剧》一文的主旨，他接受了核战争研究专家威斯讷（Wiesner）和约克（York）的专业判断：军备竞赛的困境没有技术解决办法，仅仅从科学技术角度去寻求核阴影下国家安全的办法，将会使结果变得更糟糕。哈丁教授认为公共地悲剧没有技术解（has no technical solution），“技术解”就是：只要求进行自然科学技术改变，人类价值或道德理念的方式改变是微不足道或者根本无需提及的。在哈丁教授看来，没有技术解决办法的问题首先就是人口过剩问题，《公共地悲剧》一文共有九个小标题，它们是：一、我们应该最大化什么？二、公共地中的自由悲剧；三、污染；四、如何通过立法进行节制？五、自由生育无法容忍；六、良心是一种自我净化；七、良心的病原性效果；八、相互同意的相互强制；九、必要性的再认识。循此思路，哈丁教授的学术主题一直集中在生态、人口理论、生态经济和政治科学领域，并将其拓展到对外援助、移民、堕胎和生育控制等问题上。
在哈丁教授看来，公共地悲剧发生的领域正是现代人面临的生死攸关的领域，为了避免悲剧，人类必须放弃靠技术手段的解决办法，转向社会道德和制度领域寻求解决办法，这就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公共价值和制度评价系统，道德价值是决定人类行为整个系统的一个函数。例如，哈丁在看待自由而过度生育问题时，不赞成《世界人权宣言》将生育定义为以家庭为基础的个人人权问题，他引用黑格尔的名言：“自由是对必要性的认识”（Freedom is the recognition of necessity），要求重新定义被滥用了的“权利”和“自由”概念。哈丁呼吁道德的限制作用、良心自我净化（Conscience is self-eliminating）以及“相互同意的相互强制”（Mutual coercion mutually agreed upon）。
哈丁教授的环境思想深深触及了公共哲学的精髓问题，也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面对复杂的公共问题时，人类社会的哲学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无论是罗尔斯的“新契约论”还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或者高塞尔的“协商而致的道德”（David Gauthier， Morals By Agreeme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都认为人类是能够进行社会合作的。共识（consensus）的重要性不可以被忽视，“共识”就是指一个协定或者共同的情感（威廉斯：《关键词——文明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三联书店二零零五年版，82页）。面对公共地悲剧问题，我们没有技术解决办法，公共悲剧问题只有一个“契约解”或者“合作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