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熊十力思想研究》，令人感到熊十力的人格对于熊十力的哲学具有这样的意味如果他不是这样生存着，那么他的哲学就是大可怀疑的——而这也正是一般儒学的一个关键特征。
　　五四以来，中国绝大多数思想家都环绕救亡图存、发奋图强这么一个中心目标来开展他们的哲思，在这一点上熊十力也不例外。不过，熊十力与许多思想家的一个重大差别在于，当别人旨在追求国家的强盛时，他追求的是精神的强盛。具体地说，有关国家的强盛，人们容易归纳出许多普遍认可的标准，找到实现这些标准的有效手段。这种急功近利的动机，使西学成为熊十力所走的那个时代的热门，并依然是今天的显学。熊十力对此显然不以为然。他的不满与叛逆通过种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说，他并不以为当年北大的那些西装革履的教授真有什么学问，他对知识界广泛存在的浅薄与媚俗抱有一种深度的轻蔑。进一步地，在一片几乎可称之为“科学崇拜”的氛围中，熊十力强调科学的有限性。粗粗看上去，这似乎是一种中西之争。在当年乃至今天的学术界，这往往被简单地定性为中西之争，而且，它似乎不可避免地带有哲学上的民族主义的意味。在另一些时候，人们又把这种思想上的分歧定性为古今之争。但是，这类定性注定要被熊十力的彻底思考的精神所超越。熊十力对他的学说及目标具有高度的自觉性。他一生重复得最多的话是：“吾学贵在见体”。如果说，海德格尔曾以“存者的被遗忘”这一神秘短语表示他对精神界的忧思，那么，熊十力的“吾学贵在见体”则传达了他的骄傲，而且，这似乎是对海德格尔的一种奇特的响应。透过海德格尔，我们较易芟除加诸于熊十力身上的那些局限性十足的把握。海德格尔与熊十力都是直面人生问题的，也是直探哲学本原问题的。他们的哲学使命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重建主体精神。因此，海德格尔的批判锋芒理所当然地要指向现代的、科技的、日常的、现象的、治论的种种，而熊十力由于他所处的国度，所拥有的文化背景，他的锋芒也就指向了西方的——而这一点，实在是只具有附带的、从属的意义。也就是说，当熊十力要“重立大本”、探究“宇宙之基源”、“人生之根蒂”时，他并非要“立东方之大本”，“探东方人生之根蒂”。作为一个纯粹的哲学家，他的深思是关系到一般人类的。
　　我们可以认为，在熊十力的学说潜伏着一个这样的主题：本体的东西与现象的东西谁主谁从？看上去这与熊十力的诸多“不二”之说相违背，但熊十力显然把本体摆到主导的位置上。我还想，假如我们有机会向熊十力请教一个这样的问题：建基于本体论上的主体精神与事功层面上的现代化大业谁主谁从，他会如何作答呢？从他习惯于用传统的“范式”讨论问题，我们可以把上面的问题转换为内圣与外王的关系问题，猜测一下，熊十力会把内圣摆到主导的位置上。由内圣而外王，这是一般儒家的思维进路，而这一思想也确乎触及到往往会出现、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日常状态的“存在危机”与“形上迷失”：有现象无本体，有外王无内圣，有事功无精神，有物无我。在这个意义上，那种认为熊十力的哲学体系是针对“存在危机”与“形上迷失”而营构的看法，确乎是相当有价值的见解。也同样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与熊十力愈来愈具有现代意义。
　　这样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其命运却与某些天才艺术家相似。他们生前通常是落寞、潦到的，死后更要尘封相当时间，但这一切又似乎是为一个隆重的重新发现的节日所作的必要准备。熊十力现在仍处被发现的过程中，这在中国大陆尤其如此。在那些参与发掘、发现熊十力的工作中，《熊十力思想研究》凸现了具有思想浮雕意义的熊十力。这本书不仅详尽地再现了熊十力的种种思想而且遍伏着许多可以发挥开去的学术契机。
　　“再原儒”是作者的命题。熊十力曾有著作名之为《原儒》。让我们不要一概而论地把回护传统视为保守，正如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把范式革命视为进步一样。学术命题的意义，往往取决于它们与时代的关系。在一个生活空心化、时间失去历史性的时代，我相信“原儒”及“再原儒”这类面容沧桑的词语表达的是深厚的历史感、对历史的尊重以及尝试紧紧抓住存在之根的决心。
　　(《熊十力思想研究》，郭齐勇著，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