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金山，1949年11月出生，笔名金山、菊山。河南内乡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北师大文学院教授。1978年考入西北师大中文系，任校青年诗歌学会首任会长，与同仁创办诗刊《我们》。曾任西北师大文学院院长、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发表文学作品400多篇（首）、论述200万字。出版《中国新诗艺术论》《文学批评与文体透析》《陇东风俗》《1949-2000年中国诗歌研究》（主编）及诗集《象背上的童话》《看花的时候》《大地的年轮》等10余部。获甘肃省德艺双馨文艺家称号及全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表彰奖、甘肃省社科优秀成果奖等奖励多项。
　　问：有人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大学生诗歌的黄金时代，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答：20世纪80年代的确是大学生诗歌的一个黄金时代。我这样说有两个依据：一是就大学生诗歌创作的主体来看，当时大学校园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文学活动风起云涌，而且主要是诗歌方面的。那是新时期近40年以来校园诗歌创作最为活跃最富有生气的一个时期。二是就社会环境而言，那是一个全社会都关注文学的时期，哪家刊物发表了一首有影响的诗歌或一篇好小说，马上就会流传开来，不仅中文系学生要看，其它文理科大学生们也抢着阅读，并且社会上很多人都有阅读文学杂志的习惯，有了好作品，都要千方百计地找来一睹为快。尽管乍暖还寒时节，校园文学活动不时会有寒意来袭，但大学生诗歌照样迎风怒放。
　　问：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投身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诗歌生涯”。
　　答：我是1978年考进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那时学校还叫甘肃师范大学。当时，我在一个原先属于生产建设兵团建制的国营农场工作，在农场所在地甘肃省灵台县参加高考。我在灵台县400多名文科考生中成绩名列第一，但当年录取还讲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因此尽管成绩高，也只能上这所省属师范大学。
　　我们进校时，师资力量相当雄厚，记得在入学教育大会上，系主任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甘肃师大中文系比上不足，比下绰绰有余！”这是一所有着优良文化传统的老校，有着“甘肃诗人的摇篮”之美誉，进入这所大学无形中都会受到文化传统的濡染。恢复高考后的最初两三届学生，年龄差距相当大，既有十五六岁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也有30左右的老三届学生。有一些已经参加了工作，有了相当丰富的生活阅历，有少数人发表过作品，在文学圈子也算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于进是我1975年在甘肃省儿歌创作学习班上结识的诗友，老朋友相见，而且成了大学的同班同学，那高兴劲儿就甭说了。没几天，又见到了周永福和董培勤（笔名董朝晖），他俩是春季入学的，一个写小说，一个写诗歌，都在中文系甲班。我们虽然以前没有见过面，但是彼此的名字都是知道的。我们酝酿着想成立一个文学社团。这就有了新时期兰州地区最早的文学社团一一百花诗社的诞生。百花诗社1979年3月6日成立，5月出版《百花》诗刊第1期。
　　那个年代，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没有不想当诗人或者作家的。尽管入学教育大会上系领导一再强调同学们要树立师范专业思想，将来做一名合格的中学教师，可我们还是不甘心一辈子困在中学教室里，文学一直是四年大学生活的梦。记得有一次，我、周永福和朱子国去《飞天》编辑部，张书绅老师鼓励我们多写，并举了外省有些大学生的例子，说一寄就是厚厚的一沓子。我们非常激动，走出编辑部到公共汽车站，一路上都没有离开写诗这个话题，各自定下任务，相约相互监督。上大学那几年，除了上课，写诗几乎成了我的“第一要务”，师大图书馆的现当代诗集和诗歌理论著述差不多让我读完了，做了好几本读诗札记。四年里，发表了大约30首诗，2篇评论，但影响有限。
　　问：在大学期间，您参加或者创办过诗歌社团或文学社团吗？担任什么角色？参加或举办过哪些诗歌活动？
　　答：1980年春，甘肃省设在地区的3所师专的本科班合并师大，师大拥有了甘肃省最强的大学生创作阵容。我们和这些作者本来就有一定的联系，现在成了一家人，文学很快就把大家吸附到一块，凝聚成为一个群体。有这么多喜欢文学创作的同学，先得有一个阵地。起个什么名字呢，就叫“我们”吧。天水的同学特意回天水为“我们”的封面制了版，我从学生会借了一台老式油印机。10月的一个夜晚，《我们》在艺术楼212宿舍诞生了！迎着凌晨的寒风，带着一身油墨香，我和于进走在回南一楼宿舍的路上，欣喜地望一望星空，真有种解放了的感觉。《我们》后来虽然遭到挫折，但是她以自己的实力很快为文学界认可，转危为安（我已经在另文谈及，此处不赘）。《我们》一直顽强地生长到今天，成为西北师大校园的一道风景，这是我们在当初没有想到的。
　　当时，大学校园春光满院，社会上也是春潮涌动。创造的热情被压抑了那么多年，大家都想干些事情，吴辰旭、老乡、高戈等诗人领头，在兰州成立了甘肃省青年诗歌学会，并在地、州、市和高校建立分会。1980年底，甘肃省青年诗歌学会甘肃师大分会成立，我被推举为首任会长。《我们》，随之成为师大诗歌学会会刊。后来，民政部门规定不能成立跨行业民间组织，师大分会更名为甘肃师大青年诗歌学会。在诗歌的旗帜下，学会举办了一系列大型的文学活动，比如在初创期就和甘肃省青年诗歌学会、兰大诗社等联合，在省政府礼堂、宁卧庄礼堂、师大礼堂、兰大礼堂等场所，举办了“振兴中华诗歌音乐会”等多场大型诗歌活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除了举办诗歌朗诵音乐会之外，再就是举办文学讲座啦。当时，大学生们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对一切都感到新鲜。九叶诗人唐祈在文科楼101阶梯教室做“西方现代派与中国40年代诗歌”学术报告，兰大诗社来了两大轿子车学生，走廊和窗子外面都站满了听众。同样，兰州大学和西北民族大学有学术报告也邀请我们去听。
　　问：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人们最热衷的一件事是诗歌大串联，您去过哪些高校？和哪些高校的大学生诗人来往比较密切？和哪些诗人书信比较频繁？在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有情书吗？发生过浪漫故事吗？ 　　答：大学期间，与外地大学之间有一些联系，但是没有跑去串联。北京大学的李志红寄来《未名湖》让在兰州销售，那黑色封面上鲜红的刊名至今记忆犹新。还有一些大学之间的联系，时间长了已经记不清楚了。年轻的时候发表作品是非常激动的事情，我早期发表的作品曾经粘贴了几个本子。其中一个本子里有一页打印的用稿信，通知我的《草地》（外一首）被编入《全国大学生诗选》，要照片和附言，回信让寄辽宁大学中文系105信箱胡英才。但是这本书我一直没有见到，也许是流产了。
　　我上大学时已经成家，有思想没行动，生活中没有浪漫的爱情故事，但是也收到过准情书。比我年轻的同学中，倒有不少浪漫的故事，他们都乐意给我这个老大哥说。有个同学给兰州大学来听讲座的一个女生占了两次座位，那女同学来信感谢，几番鸿雁往复，那文字间就充满了浓浓的爱意。但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后来还是没有走到一起。
　　当时，我们与兰州地区的大学之间来往频繁，尤其是和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学院联系更是密切，大家都是好朋友。特别是有省青年诗歌学会的组织，大型的诗歌活动往往都是共同承办的。活动不只是限于大学的围墙之内，当时和社会上的作者来往也是比较多的。兰州工人文化宫周末的文学讲座吸引了不少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慢慢也形成了一个创作群体，其中成就最大的是阳飏、人邻和冷焰。阳飏真名张向阳，当时在兰州师专印刷厂工作；人邻真名张世杰，当时在西站货场工作；冷焰真名王常建，在某驻军炮团当管理员。他们三人办了一个油印的32开本的民间诗刊，叫《昨天·今天·明天》，大家简称其“三天”。“三天”的顾问是孙艺秋先生，孙先生和我们的顾问唐祈先生是老朋友，由此我们得以和三位诗友结识。我到师专印刷厂去找阳肠，阳飏用一大碗捞面招待我，那碗面真好吃，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1981年准备在兰州召开一个全国性的诗歌会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会议没有召开。但是有的诗人没有接到会议取消的通知，照样来了。听说北岛他们来了，我们邀请到学校玩。那天到师大来的有北岛、江河、杨炼和王家新，开了个小型座谈会，就诗歌这个话题漫谈了一通。北岛、江河、杨炼带了几本油印的个人诗集送给我们几个，我们把会刊送他们批评。中午，我们用兰州牛肉面招待他们，大家都说好吃，特别是杨炼，回到北京还念念不忘兰州的牛肉面。
　　问：您如何看待上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的意义和价值？
　　答：80年代的大学生诗歌运动和强劲的新诗潮一起，荡涤着中国新旧交替时期的诗坛，为一种新的诗歌观念和诗美艺术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此为功绩之一；其二，从大学校园锻炼并走出了一批接一批的诗人，有力地改变了中国诗坛的阵容和中国诗人的文化构成；其三，从大学校园成长起来的诗人，直接主导了相当一个时期当代诗潮的流向，孕育了中国诗歌变革的因子。
　　问：回顾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
　　答：就我个人而言，大学生诗歌活动对于我诗歌观念的转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是1973年开始发表诗歌的，主要是受流行观念的影响。上大学看到《今天》上的诗，如大梦方醒：原来诗还可以这样写！深感前些年在创作上走了弯路。
　　当然，诗歌活动对个人素质能力等方面的影响也是重大的。当年的诗友、原兰州市市长、现任甘肃省政协副主席张津梁，有一次见到我说起当年诗歌活动对他的影响，说有了当年的那些阅历，使他今天在工作中遇到新的事物，不会轻易去否定它。我赞成他的看法。
　　我一直认为，人生与诗歌结缘是一种幸福。大学几年，搞了一些诗歌活动，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有的活动虽然夭折了，但回忆仍然美好。大概是1981年夏天，我们计划在黄河岸边搞一场诗歌朗诵篝火晚会，中午学校播音室广播了消息。弟兄们积极性很高，早早拉着板车把树枝堆在了黄河岸边。但是到了晚饭后，突然接到有关方面通知，不让在河边举办篝火晚会。因为那些日子黄河发大水，防汛任务严峻，怕对岸看到火光，以为发生什么紧急情况了。于是，我们几个人站在学校大门口，不厌其烦地告诉三五成群要到河边去的人们，因为防汛，篝火晚会取消了。
　　还有一件与诗歌有关的事值得说说。前面说过，我是1978年秋天入学的。到第二年，孙克恒老师从黄山会议带回来一个消息，全国一些高校要联合编辑一套系统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诗歌总集的任务交给了甘肃师大中文系。孙老师找了我、于进、王震、冯晓丽、李江卫、汪幼琴等同学参与这项工作，全是诗歌学会的会员，学生组由我负责。于是，我们就在老师的指导下，频繁地出入中文系资料室、学校图书馆和甘肃省图书馆，开始了紧张的资料查阅、摘抄、辨析、整理工作。到了四年级第一学期结束，兰州地区的资料已经查阅、整理完毕，并且提出了初选目录。负责这项工作的季成家老师派我和于进、王震春节以后到北京查遗补漏，并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我们3人约好过了春节就去北京。王震因为要争取以记者身份参加全国学代会和三好学生代表大会，先去北京联系好住的地方。我和于进约好乘同一趟火车，在车上见面。王震是全校有名的活跃分子，很有才华，机敏能干，我们到北京他已经联系好了，住团中央地下招待所，在团中央机关食堂吃饭。大学毕业后，王震担任《青年晚报》总编辑，把报纸搞得有声有色，后来调浙江科技馆工作，不幸因病英年早逝，很是可惜。那次在北京我们住了一个月，到北京版本书库、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了兰州缺失的资料；拜访了胡风、艾青、臧克家、吕剑、牛汉、绿原、徐放、邵燕祥、徐刚等诗人，又拜访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项目负责人、文学评论家张炯和谢冕等，征求了他们对选目的意见，还特意到天津拜访了鲁藜。那次北京、天津之行，留下了非常珍贵的记忆。
　　问：目前，诗坛上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是继朦胧诗运动之后、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前的一场重要的诗歌运动，您认为呢？
　　答：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因为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对当时和之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诗歌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个人倾向把20世纪80年代初的校园诗歌，看作以朦胧诗为主要标志的新诗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价值取向和艺术特征都大体趋近。80年代初大学校园诗歌活动盛行时，朦胧诗亦风头尚劲。
　　后新诗潮的出现的确来自校园诗人的新变，第三代诗人中的代表人物不少都是大学校园原朦胧诗阵营中的人。
　　1983年前后，大学校园出现了一种被称之为“热生活流诗歌”的诗歌现象，诗的内容多写当下生活，比如女吊车司机呀、脚手架上的工人呀，等等。但是这些诗歌还是一种宏大叙事，且有一种“媚”气。作为后新诗潮重要一支的“俗生活流诗”或叫“平民诗歌”、“口语诗”，无论价值取向或艺术特征，都与之大相径庭。